我的父亲 开国上将陈士榘

我的父亲 开国上将陈士榘


陈人康


　　我出生在解放初。对于父亲的业绩，我们是爱戴甚至是崇拜的。父亲同许多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一样，为了民族的独立和昌盛，忘我而英勇地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尤其父亲指挥作战的才华很受同辈战友的赞赏。但是，作为子女，我们又特别看重他在家庭中的位置。我们特别惋惜父亲没有处理好同母亲的关系，也使我们做子女的在很长时间内生活在他们“冷战”的阴云中。父母在晚年离异，后来几乎不再来往；只是三年前父亲去世，母亲怀着复杂的感情赶往八宝山与他的遗体告别。回首曾经与父亲度过的艰难与幸福的岁月，她不禁泪如雨下，多少年的恩怨在此刻突然消逝了。

在“文革”打倒老干部的狂风中，毛主席对父亲说：“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

　　父亲1927年入党，同年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40多年后，正是老干部纷纷被打倒、人人自危的时刻，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军队干部，谈八大军区司令调动，父亲当时是中央军委常委，但也惶惶不可终日，指不定哪天就被打倒。毛主席见到父亲，伸出大手握住父亲的手，说：“陈士榘同志，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这句话无疑使父亲的处境得到很大改观。父亲多次回忆起长征中他险些为中国革命闯下的大祸：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到了腊子口，有一天父亲为中央机关带路，用半天时间翻山越岭，突然发现一条烂泥浅滩不能过人，父亲急得满脸通红，六神无主，毛泽东连一句责备父亲的话都没有，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向后做了个手势，扭头就走。父亲为这件事后怕了一辈子，他说当时若碰上敌情，前无出路，后无部队，中国的历史将改写。但毛泽东第二天对父亲说：“昨天那程子路，小事一桩，我这个人一爬山就来精神。”我曾对父亲说：“主席如果在晚年也能这么宽宏地对待同志，不搞‘文化大革命’……”，父亲生气地说：“你们懂中国的历史吗？”他根本不容我同他讨论。主席对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一辈子，直到八十大几、弥留之际。

　　不少像父亲这样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都在心目中把毛主席视为神，甚至自己被打倒，他们也无怨无悔。

　　近年来，我们一些50年代高级将领的子女谈起往昔，都感到父辈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的精神品质与人格力量，但他们从传统到现代也隔着一道鸿沟。有位同是上将的儿子对我说：“你的父亲毕竟上过几年私塾，会写点东西，我的父亲读报纸都费劲，可他还领导着一个军种。‘文革’中他们被打倒是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努力。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真是勉为其难。”


一个工作狂的父亲，一个对妻子、子女缺少关心的父亲

　　父亲转战南北，直到30多岁还没有结婚。父亲任115师参谋长时，师政委是罗荣桓元帅。罗政委很关心父亲的婚事，劝他30多岁的人也该考虑了。母亲当时才17岁，她是从山东日照参加革命的，外祖父也是老党员，当时任中共日照县委第一任书记。母亲先在115师文工团，后在山东省军区机关电台工作，与父亲接触多了，父亲对她产生了好感，父亲曾想给她写封信，但如果不成对首长的面子不大好。一位干事发现了深藏在父亲心底的秘密，便主动牵线搭桥，把母亲的心说动了。罗政委与母亲谈话后也很满意，从撮和到恋爱再到结婚父母一共见了两次面，真是闪电战的速度。

　　战争年代，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共同的理想、艰苦卓绝的环境，更让他们相濡以沫。结婚第二年，母亲生了个女孩，不几天就死了，母亲泣不成声，刚强的父亲用独特的方式安慰母亲：“这就是革命啊，我们的同志每天都有牺牲的……”但父亲还是深情地久久凝视着埋葬姐姐的地方。

　　父亲是职业军事家，他把全部的心思用在打好仗、少伤亡、多歼敌上，他的战功是显赫的。解放后，父亲成了第一任南京警备区司令。

　　在我们的记忆中，一切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无论在南京，还是父亲调到北京当第一任工程兵司令，我们家属都是备受呵护。当然，那时的特权在今天看来也无非是吃得好点，没有一点奢侈。他当司令这么多年，只带我们全家在夏天避过一次暑，住在青岛一座俭朴的军营里。见到几乎所有的军人对他都敬军礼，都毕恭毕敬，我对父亲就更崇拜了。他真是个职业军人，对我们也总是一脸严肃，很少有玩笑，一副上级对待下级的样子。父亲是个工作狂，我们六兄妹生活、上学的重担就全落在母亲身上。我们谅解父亲，他的工作太繁忙了，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父亲1930年在中央苏区拔掉一颗牙，8年后毛主席在延安批下给父亲镶牙的金子，频繁的战事让他一拖又是8年，直到1946年秋父亲赴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周副主席让邓颖超找了个当地的名医，才镶上耽搁了16年的牙。解放后父亲也常常突然“失踪”，好多天不着家。那是1958年一年夏季炎热的中午，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父亲，让他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有重要指示。父亲马上赶去，毛主席、周总理、彭老总等坐在游泳池旁的一个棚子里，老人家穿着游泳裤，身披白色浴衣，对父亲说：“是我请你来的，正好有事跟你商量，郑州黄河铁路桥被洪峰冲垮，你们工程兵能不能在那里架座浮桥啊?”于是父亲很快赶到黄河，一待就是几十天。也是在那年夏天，中国导弹实验靶场第一期工程一定要在1959年6月1日前完成，父亲率数万工程兵大军，开到西北大沙漠，在这个“死亡之海”完成了两弹工程建设。


父亲是中央委员，母亲却因议论江青入狱，父亲还要坚持“革命原则”

　　母亲是在“文革”某一天突然被抓走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这源于工程兵的一场权力斗争。一位领导人一直觊觎着父亲的位子，当时如日中天的林彪与父亲关系不好，父亲又不是第四野战军的人，所以一度也岌岌可危，如果陈士榘家再有个反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离倒台也就更近了。

　　一场阴谋在暗中周密地策划开了。有人系统地搜集了母亲讲过的话：“江青是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毛主席同江青结婚前党内有很多不同意见。”她讲过江青在延安怎么追毛主席，讲江青神经不大正常。材料递到江青手里，她当然怒不可遏，亲自下令让公安部长谢富治逮捕母亲。

　　这一下的确让父亲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出于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拜，使他对母亲说的话很生气。他完全可以为母亲的冤案申辩一下，但他没有，同时迫于压力，他要求和母亲离婚。由于当时公检法也乱哄哄，手续始终没办。

　　母亲在狱中度过了数年，受尽了残酷的迫害，不仅身体坏了，神经也受到很大刺激。身心留下的病态至今也常常显露出来。

　　母亲出狱后问题并没有解决，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父母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也还不能团圆。而几年前母亲在狱中时，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军人闯入了父亲的生活中，母亲很生气，这更加剧了他们感情的裂痕，如果母亲理智些，可以用妥善的方式解决，但在狱中受到强烈刺激的她已不懂得什么克制了，她也向有关部门写信揭发父亲，而且不止一个部门，这使他们的关系雪上加霜。


我因炮轰中央文革，被父亲送入监狱，毛主席表扬父亲“大义灭亲”

　　一个家庭就这样无可挽回地面临破碎。

　　父亲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革命高于一切。父亲至死仍认为只有毛主席的学说才是最正统的革命思想。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思想，他可以赴汤蹈火，可以大义灭亲。对母亲的“反革命”罪行，他大义灭亲，对子女，他同样大义灭亲。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等标语。

　　因为大字报，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知道我父亲是仍然在台上的上将，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我可以放了。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押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一心忠于毛主席的父亲认为必须对我进一步审查，把我送回公安部，我又被关了40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了“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

　　父亲与任何首长没有较深的关系，他就崇拜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就跟着对，毛泽东错，他就跟着错。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要批判的人，他也绝不客气，从历史到现在，他都批判，为此他也无可避免地犯了政治错误，他的政治“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

　　父亲与母亲在80年代初，曾试图尝试破镜重圆的可能，因为毕竟年事已高，6个孩子也希望尽可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家。但母亲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便发泄和絮叨一下，父亲作为军人又有着刚烈的性格，他绝不迁就。短暂的聚会终于导致了彻底离异。

　　不久，一位在部队搞文艺的女性认识了父亲，并很快结了婚。父亲再婚后，我们很少见到他……

　　父亲结婚不久就搬出去了，他与子女联系也很少了，新的家庭使他焕发了青春。他把所有的感情投入到年轻妻子身上。他在妻子的陪伴下，游览了很多地方。每到一地，当地主要负责同志都去看望他，他总是回忆当年打仗的峥嵘岁月，他只有在这个时刻才仿佛找回了自己的价值。我知道有不少像这这样的家庭，在年迈的父亲结婚后，子女被一种“神奇”的力量隔开了，而奇怪的是这种神奇的力量会使双方的隔阂越来越大。我们想，只要他老人家高兴就行了，我们尽量不要给他增加烦恼。直到他去世，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份遗嘱和任何财产。我们并不希望得到什么珍贵物品(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我们只是希望他的心中还有子女。事实说明，他对新婚妻子的感情已远远超过对我们。我们聊以自慰的是，他的晚年是愉快的；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只见过他几次，尽管我们很想念他。不知与子女的疏远，他的内心又是怎样想的呢?

　　逢年过节我们去看老人家，他还是职业军人喜怒不形于色的样子，他不和我们拉家常，也不问我们干什么。有一次二哥说他没有工作，只能从外地运点小商品回北京卖，刚够养家糊口的。父亲对今天商品经济的语言已不懂，只是用他年轻时的术语对二哥做了评价：“跑单帮呢，也好啊。”

　　父亲86岁时已预感到将是最后一个生日，有人要为他摆几桌筵席，他说要发扬长征路上一碗野菜互相让着吃的精神，他让工作人员送来一坛清水，算是过了个生日，被誉为“一坛清水祝华诞”。

　　父亲90年代以后身体一直不好，他的正值中年的妻子对他照顾得很周到，使父亲还能保持较好的精神状态，一直到弥留之际，她终于忍不住问父亲：“你一辈子最爱的是谁？”她希望她的劳动与代价能得到父亲的认可，但父亲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毛泽东。”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将军，一个农民。

　　（摘自《蓝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