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动怒再派两个连 中央为何屡次加强京西宾馆保卫工作

中央为何屡次加强京西宾馆保卫工作

造反派到处冲击抓人，中央军委决定不许冲击京西宾馆

文革开始，一场打、砸、抢、抄、抓、关、杀的“红色恐怖”降临中国大地，并很快从社会转向党内。一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开始了一场对党的高级干部残酷的迫害运动。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等一批高级干部在得到中央保护后，1967年春天都住进了京西宾馆。

鉴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造反派到处冲击抓人，1月26日，中央军委对京西宾馆文化大革命做了专门决定。决定说：“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京西宾馆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军以下部队的办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战斗组织，不搞串连，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但就在军委的决定通告贴出去两个小时后，新疆农学院“红旗造反团”企图强行进入京西宾馆大楼揪人。宾馆警卫人员耐心但强制地劝阻。气急败坏的“造反团”涂抹了军委的决定，大骂宾馆“保皇”。

1月28日，总参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为了给总参管理局领导人施压(京西宾馆为总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包围宾馆，封锁出入口，还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总理、叶帅、聂帅无法离开宾馆。王新亭副总长严责宾馆领导出去做工作，让他们撤走。

我当时是宾馆负责接待工作业务的副主任，分管会议、客房、餐厅各科，责无旁贷。因为同是总参管理局的同事，互相认识，我就向他们说明军委的决定，并暗示他们的行为搞不好会“闯祸”，撤走为好。对方虽然高呼“砸烂杨军戈的狗头！”但也怕事态闹大，还是决定撤走了。


造反派屡次闹事，周恩来命令北京卫戍区接管京西宾馆

2月4日，新疆红二司要强行把接见他们的王恩茂同志从宾馆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愤，被我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制止。

2月5日，驻京文体单位“红色造反者”堵住宾馆出入口，强行检查进出车辆，他们抓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把我馆警卫科长抓走。

周恩来总理对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十分关心，2月7日零点，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1967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对京西宾馆实行军事接管。通告广贴宾馆各出入口。

当天下午4时，周总理委派秘书周家鼎对京西宾馆军事接管问题进行了检查，总理指示说：“接待室不能设在大楼，可以设在东小楼(即现在东大楼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备好。未经许可不能进入宾馆，不但前门不能进，后门也不能进，一定要管好。”

当天晚间，总理亲自到宾馆查看了通告张贴的情况，并指示：宾馆接待室安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一天我从总参管理局开会回来，见接待室外面紧紧围着一群人在争执，原来是广西造反派要把来接待室接见他们的韦国清同志抢走。韦国清同志被一个大个子紧紧扼住脖子，他的警卫参谋和我馆客房助理员陈回民同志竭力帮助他挣脱。在他们的外面围着一圈造反派，在造反派外面又围着一圈警卫战士，互不相让扭到一起，大约相持了20多分钟，在外围警卫战士的接应下，韦国清同志终于脱离险境。


武汉发生“七·二0”事件后，陈再道秘密进驻京西宾馆

7月23日，军委办事组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治委员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长巴方亭等人秘密住进京西宾馆，要求宾馆“绝对保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理解为什么应当“绝对保密”。除主任(老红军)、吴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长、警卫科长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客房、电梯服务员，也作了“绝对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卫局奉总理指示，直接派遣宾馆警卫科长李生同志去机场迎接。24日凌晨三点半钟，他们乘大轿车到达宾馆。从大楼东门(此门长期关闭，没有使用过)进入宾馆，乘坐宾馆东部平时为客人送饭的电梯上到九楼东半部入住，九楼东头会议室作为他们的临时餐厅，不去餐厅用饭。等把客人安排好后，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那时北京正在修地铁一号线，采用掘开式施工法，整个复兴路形成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进出宾馆只有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架桥可以南北通行。大约六点左右，忽听北面桥上人声鼎沸，上万人从桥北向宾馆冲过来，高呼着“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口号，我问冲在前面的人：“你们要干什么，”回答说：“我们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我心想：这事“绝对保密”，他们肯定并不知道真情，便故作镇静地说：“笑话.陈再道在武汉，你们来京西宾馆抓得什么陈再道？！”那人反驳我说：“你别骗我们，首长（江青）说了，陈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宾馆。”


“首长”泄密指示造反派冲击，京西宾馆死保陈再道

我撒腿就往大楼跑，想的第—件事，就是把客人转移到哪里，但苦无良策。电梯服务员见状出主意说：“杨(副)主任，别着急，先上电梯，我开到两层之间，把信号关闭了，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此法绝好：就这样把陈、钟二人藏起来后，我就急急下到一楼。

一楼大厅正在激烈的对阵，造反派人多势众，奋力往里冲。口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因宾馆预先作了防御准备，除了值班人员外，大部分职工也都赶到，加入到“抵抗”队伍，战士、职工拼命阻挡当面之“敌”，一楼大厅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统的，他们人多势众，冲不进大楼一层，就把地下室窗户玻璃打碎冲入地下室。

当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时候，警卫部队在大厅两侧通往地下室的东、西门，各派—个班防堵，死死抵住门，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冲。但终因力量悬殊，最终被造反派冲开，进入大厅。

此时，一个惊人的情况报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厅的屋顶，从那里可以跨入三楼客房317、319的阳台，虽然一楼大厅通往楼上各层客房的门被关死，但经过这两套客房穿堂而进，可以走向任何一层楼，进入任何一个客房。更严重的是，造反派此时互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说陈再道中等个子，圆脸，长有麻子。外号“陈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陈再道。我一下子惊呆了。317的客人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同志，他的长相与陈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错当陈再道施暴，问题可就严重了。后来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秦基伟同志一见造反派，就向他们亮明身份“我是秦基伟”，并且和蔼地劝说造反派要守纪律，要文斗不要武斗。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宾馆处理善后时，在宾馆办公室接了总理给他打来的电话。总理严厉追查陈再道等到京情况，是什么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议“不要追查了吧”！显然，不是什么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冲击京西宾馆的。果然，总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辽革站蹲点揪斗宋任穷，毛泽东动怒再派两个连

大约8月上旬，拥陈(锡联)反宋(任穷)的辽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辽革站)在京西宾馆警戒线外安营扎寨，要揪宋任穷同志。当时陈、宋都住在宾馆，他们既要揪宋，又不能伤及陈，以表示揪宋与陈毫无关系，因此只是虚张声势，不敢妄动。

但这毕竟是宾馆安全一大隐患，大意不得：宾馆大厅常有一个排守护门厅，夜间就地和衣而卧，一有动静，可以随时投入“战斗”。

辽革站数天“蹲点”，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宋任穷住在几层几号，什么时候冲击最好，走什么路线，用什么方式进入室内，用什么方法把宋劫走等等，做了详细计划。

8月21日凌晨两点，辽革站排除了哨兵的阻拦，突然发起冲击，把大楼卫兵推开，冲上六楼619房间，砸碎门上面的玻璃，人踩着人进入室内，整个行动十分神速，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宋任穷同志用绳子从六楼阳台上吊下去，由下面的人接应劫走。

“八·二一事件”也惊动了毛主席，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

摘自《炎黄春秋》杨军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