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那场中国知青返城的大风暴

1978年，那场中国知青返城的大风暴


　　作者：邓　贤

　　1、十字路口

　　1978年，当我告别生活多年的边疆农场，搭上一辆嘎吱作响的老“解放”在著名的滇缅公路上颠簸一星期，终于风尘仆仆地站在省会城市一座春光四溢的大学校门口的时候，北京城里的华主席正在亲切接见出席全国上山下乡座谈会的全体知青代表。

　　据说那天华主席兴致很高，操着山西口音讲了许多话，这些重要指示有的被报纸登出来了，有的没有登。《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指出：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华主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重要指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当时，“文革”宣布结束不久，中国大地乍暖还寒，十亿人民刚刚开始接受“实事求是”的思想武器。而这一年绝对称得上振聋发聩的大事就是给“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右派摘帽。

　　想想看，连右派和“天安门事件”都平了反，广大知青为什么还不能回城?难道上山下乡运动不是“文革”的产物吗?难道知青连右派都不如吗?北京城里那些人，他们难道听不见一千多万知青的强烈呼声吗?他们自己的子女为什么不下乡呢?

　　与全国拨乱反正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相反，各地知青形势愈加动荡不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这年十月，北京宣布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会议将以《纪要》形式发表纲领性文件，用以明确和指导今后若干年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一时间全国老百性的眼光都注视北京，人们在心中默默祈祷，因为北京召开的会议将决定他们以及今后若干代人的前途命运。

　　不料这个万众瞩目的历史性会议开成中国会议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马拉松会议，会议开了整整四十二天，虽然后来发表的《纪要》没有提及会议过程，但是我们仍然不难想象这是一场何等艰苦卓绝的思想交锋和拉锯战。《纪要》宣布，必须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今后若干年内，还将继续动员城市应届中学生到农村边疆上山下乡。《纪要》带武断地把数百万兵团(农场)知青与农村插队知青区分开来，称兵团知青的身份不再是知青，而将其划分为“国营农场职工”。

　　当我从广播里听完《纪要》，脑袋嗡的一响，我明白我的那些知青朋友完了。大头、四毛、胖子等等，他们永无出头之日。国营农场职工能享受招工、招干、招生、病退、困退、家照、顶替等等的知青政策吗?显然不能。也就是说，即使将来有了知青回城的政策，这几百万“国营农场职工”也将被排除在外。可是这些人包括从前的我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当知青，难道他们是来就业的吗? 　

2、请愿　　　

　　谁也没有想到，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尚未开完，它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就开始显露出来。

　　会议期间，西双版纳农场一个名字叫陈玲先的上海女知青因难产死亡。如果放在过去，这不过是许许多多知青死亡事故中的一起，最多是个医疗事故。然而在拨乱反正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大背景下，几乎所有知青都被自己姐妹的不幸死亡震撼了，他们从这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中读出自身的悲惨命运。积淤已久的怒火如地火喷发，这些从前的红卫兵扔下劳动工具，浩浩荡荡走上街头，他们不是造反和“破四旧”，而是展览命运和抬尸游行。知青打出的口号：

　　知青不是牛马!

　　知青要做人!

　　知青要回城!

　　消息传到昆明，几乎所有在校念书的知青大学生都无法安心学习，他们自动串联起来声援边疆知青。但是形势很快变得严峻起来，据说上面什么人下了命令，调动野战部队，封锁通往省城的江桥；又说知青已经罢工，要派代表到北京请愿修改《纪要》。还有消息称，那些代表中途被扣留起来了，上面已经对知青行动定了性。

　　转眼到了冬天，这年寒流来得格外早，遍地落叶在校园的寒风中瑟瑟发抖。一天夜里我从图书馆晚自习出来，经过半明半暗的银杏走廊，忽然一条黑影蹿出来把我的手抓住。等我定睛一看，不禁快乐地大叫起来，原来是大头!

　　半年多不见，我的朋友还是那么黑，那么瘦，头发老长。他穿一身单衣，在寒风中冻得发抖。我说：你怎么来啦?也不来信告诉一声，探家吗?

　　大头终于开口了，他像个电影上的大人物那样，用一种严肃腔调对我说：我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边疆知青同你说话。你是不是忠实地站在我们知青一边?

　　我几乎懵了。我委屈地叫起来：大头，我难道不是知青吗?你说什么啊!

　　大头继续向我宣布：为声援知青代表上京请愿，此前一个星期，边疆十万知青大罢工开始了!

　　这是1978年岁末的一天，我看见路灯下我的朋友大头像个职业革命家，他的脸因为献身一种伟大崇高的群众解放运动而释放出令人感动的神圣光辉来。我问他：这么说你要去北京了?去请愿?

　　他答：不是我，是知青代表。我只是个外围群众。

　　我怀疑地说：请愿……能成功吗?

　　大头深思熟虑地回答：大家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为没有及时听见我们广大知青的真实心愿，换句话说，我们广大知青的真实心愿没有及时和真实地被转达到北京，所以致使有关知识青年的政策路线一错再错。

　　我说：请愿目前进展如何?代表在哪里?

　　大头沉重地回答：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今天白天，代表的正当要求遭到拒绝。当地领导下令封锁一切交通工具，勒令请愿团代表二十四小时内返回边疆抓革命促生产。

　　我想起几年前“知青大逃亡”的失败下场，有种悲剧重演和鸡蛋碰石头的不祥预感。我说：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大头拖住我便走。他说：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到那里你就明白该做什么了。

　　我说：等等，我明天还有课。你说说不行吗?

　　他不由分说，好像我是他抓住的俘虏一样。 　

　羊方凹是昆明东郊的一处居民区和咽喉要道，北上的火车汽车都要从这里经过，由于人口稠密和交通复杂，所以每当列车通过都要提前拉响汽笛，然后缓缓而行，小心翼翼地出城。

　　岁末寒冬，天空开始飘下小雨雪，我跟随大头赶到羊方凹时，立刻被眼前壮烈的一幕惊呆了。我看见至少有一百多名知青代表沉默地绝食卧轨，他们有男有女，或坐或卧，身穿单薄的军衣，因为长途跋涉个个面色憔悴、营养不良。这些知青代表决心用他们年轻和脆弱的血肉之躯阻挡隆隆前进的历史车轮，以此宣告一千万知青回城的愿望不容漠视。 　　　
　　请愿团的红旗在寒风中猎猎飘扬，横幅展开来，上面赫然一排大字：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千七百万知青想念党中央!苍凉的歌声飞起来，歌声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知青代表反复唱起一首首我们熟悉的时代歌曲：《北京的金山上》、《红卫兵战士想念毛主席》、《国际歌》、《知青之歌》、《回家歌》等等，我心头一阵阵酸楚，眼泪悄悄流下来，第一列火车被迫停下来，继而所有北上的列车全都停开，交通大动脉遭到无情阻断。铁路惊动了，省城惊动了，北京也惊动了。大批军警赶来包围现场，当地领导也亲自赶来做劝说工作，现场架起高音喇叭，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广播各种通告和领导指示。但是与此同时，数量更多的当地市民，包括闻迅赶来的知青和知青家长，以及数也数不清的老百姓纷纷加入声援知青代表的队伍，整个羊方凹变成人头攒动的海洋。各种流言诽蜚语和小道消息像苍蝇一样在人们头上飞来飞去；据说当地驻军已经接到命令随时准备出动，大批武装民兵已经集合待命。又有更加惊人的消息传来，边疆十万知青已经浩浩荡荡向省城进发，扬言与代表共存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大头分配给我的任务是联络在省城念书的知青大学生，把他们动员起来以各种方式声援请愿团。其实不用我动员，几乎所有的知青大学生都自动加入声援代表的行列，他们书写各种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起草大字报，炮制各种《告市民书》、《告全国同胞书》、《告全国知青书》、《告知青家长书》等等，进行街头演讲，动员市民为知青代表捐物捐钱等等。那种轰轰烈烈和热血沸腾的场面，感觉像一场抗日救亡运动。

　　七十二小时以后，知青绝食卧轨终于惊动北京，一道电波打破僵局，北京同意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是代表人数须限制在三十人以内。

　　羊方凹响起一片欢呼，许多人拥上前去与知青代表抱头痛哭，他们用眼泪庆祝胜利。路障清除，第一列满载旅客的火车鸣响汽笛飞驰而过。我的朋友大头因为过度疲劳和虚弱，竟一头栽倒在路边睡着了。

　　当北上的列车带走知青请愿团代表，闪烁的车灯消失在烟雨迷蒙的远处，我的朋友大头也走了。他像个满心欢喜的大孩子，匆匆登上一辆开往边疆的长途客车，他要赶回去把代表北上的好消息告诉每一个知青。在他看来，代表赴京就意味着不久就要纠正《纪要》的错误政策和改变知青命运，几乎等于拨开乌云见太阳了。

　　不料知青请愿团此去杳如黄鹤，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在报纸上见到他们的踪影。《人民日报》刊登新闻说，一位老资格国务院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云南知青代表，领导人严厉批评了知青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责令他们回去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不料一个惊人的消息再次从边疆传来，作为对北京知青政策的坚决抗议，兵团知青集体大绝食，数千人已经到达绝食现场。绝食知青给北京发去电报，电报一共只有短短六个字：不回城，毋宁死。

　　听说绝食者中就有我的朋友大头。

　　我好容易才把长途电话打到农场，我听见大头在那边的声音像蚊子叫。我大声说：大头你绝食吗?

　　他在那头嘤嘤嗡嗡地回答：……三天了。

　　我焦急地说：你可不能蛮干啊!要是人死了，回城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提高声音回答：难道……中途退场吗?如果……决不屈服!

　　我无法说服我的朋友大头放弃绝食行动，看来知青已经决心以死相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担心的问题是，要是知青的电报没有及时送抗到党中央，或者被地方官僚阻拦，就是电报送达北京也没有及时得到处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没有上传下达，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讨论，如些等等，大头们不是只好被活活饿死吗?

　　我心里不寒而栗，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我的知青!

　　知青集体绝食的惊人消息在全国迅速传开，那时候民间传播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大字报，许多城市都辟有专门的大字报栏。知青绝食的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在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广大知青家长纷纷上街游行和公开集会，以各种方式声援边疆知青。他们最动情的一句口号是：请放我们的孩子回家吧。

　　最终拯救一千多万知青命运的不是我的朋友大头，也不是知青家长和老百姓，而是世纪伟人邓小平。据说他老人家顶住各方压力，勇敢地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这句名言在当时的社会上广为流传。邓小平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感谢邓小平，他拯救了知青，也拯救了中国。

　　浩浩荡荡的知青返城大潮汹涌而起。

　　十年前，知青运动风起云涌，中学生走出校门，打起背包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是一张张被太阳照耀如同向日葵一般明亮的脸庞。而今还是这些被称作“知青”的人群，他们经过整整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洗礼，如同一群群战场溃败的残兵败将，丢盔卸甲地逃回城市来。

　　我每天都要去到火车站为朋友送行。火车站成为一座临时舞台，知青在这里上演的人生戏剧名字叫做“谢幕”。一对知青恋人，原先说好分手，一个向东，一个往南，孔雀东南飞。但是女的忽然又不愿意分手了。两人在车站坐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早上男知青先登上火车，火车刚开走女的就撞了柱子，送进医院抢救。

　　还有一对知青，女的紧紧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婴儿只有几个月大，因为他们不是夫妻(结婚将失去回城的资格)，所以他们无法把多余人口带回城市，带回自己未来的新生活中去。女知青登车先走，她的哭声几乎撕裂整个车站的空气，但是东去的列车还是无情地带走了她。接下来北上的列车也要发车了，男知青起身上了一趟厕所，然后跟上登车的人流上了车。随着火车消失在远处，连最后一缕淡淡的青烟也消散了，候车室的硬木头椅子上只剩下一个不懂事的弃婴。婴儿转动小小的头颅好奇地朝着这个陌生世界张望，久而久之，他终于感到孤独和失望，于是“哇——”地一声抗议起来。还有许多知青，他们明明是经过千难万险才争取到回城的权利，明明欢天喜地地回家，返回故乡城市，但是临到办好手续买了车票却又痛苦起来，魂不守舍的样子，好像他们不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最大愿望，而是被迫选择了离开边疆一样。他们成群结队地围坐在火车站的广场上，一个紧挨一个，依依不舍地彻夜唱歌。那段日子，我常常都要同返城知青厮守在一起，倾听他们深情而悲怆的歌声，心情被一阵阵历史潮水冲刷着。我知道他们在用这种方式向一个已经结束的时代告别。

　　直到知青返城的大潮快要退尽，我的老朋友大头才步履蹒跚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看见他眼角忽然起了许多皱纹，一下子变成历经沧桑的中年人。原来他信守着一个承诺，那就是最后返城。直到连队空旷了，他独自钻进无人看护的橡胶林里大哭一场，胶林无语，好像这些三叶树都是遭遗弃的孤儿。

　　据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安置返城知青达七百六十万人。此后陆续返城约三百万人。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本文摘自《中国知青终结》，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