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

“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

作者：陈益南

　　在历史事件中，有时，常常是由细节穿透了很多轰轰烈烈的表象，而凸露
了真理。

　　六十多年前发生的“西安事变”，之中所有的主要当事人，包括寿高百年
的事件主角张学良将军，均已离世，其过程的梗概，也已大致清楚。但是，对
这一事件，及其过程中各重要情节的深层次动因，是否也已全弄清了呢？

　　近日，新读到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之中，对某些细节的真相，
深为震憾。由此，加深了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画页的理解，也加强了对“
历史”之丰富的认识。

　　（一）张学良曾要求参加中共

　　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确，是一个行事常有独到处的热血东北汉子。

　　他除了在生活上曾是极为随心所欲任意放纵——在年少时，吃喝嫖赌毒，
无所不为，也无所顾忌，而且，也从不遮遮掩掩伪充君子；但为戒毒，他却又
能以常人难有的意志，度过地狱般的治疗期。

　　在处理军务政务时，也更常是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不理旁人如何评说——
逆父意始终赞颂郭松龄，为固帅权断然诛杀杨宇庭，求统一毅然将东北易帜，
还有“西安事变”的贸然发动与果断结束，无不体现了他敢作敢为、勇担责任
的做事风格。

　　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半年，即１９３６年６月，仅万余人马的中央红
军，还尚未完全摆脱长征险境，而在陕北刚刚立足之际，统率有二十多万东北
军的张学良，便在与中共方面接触数次，并读了一点唯物辩证法之类的书后，
竟然以堂堂原国民政府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与东北军统帅之身份，向尚处危难境
地之中的中共，提出了申请加入中共的要求。

　　此事，再一次体现了张少帅独往独来的性格。

　　对于张学良主动要求加入中共的举动，中共领导高层自然非常高兴。

　　１９３６年６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接到了派驻东北军的中共代表刘鼎的密
电，报告说张学良已提出申请，要加入中共，请中央定夺。

　　仅隔一天，即７月２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便在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
中，“通知”说，“拟允许其（张学良）入党”，因为，这对于中共来说，是
“有益无损的”。

　　可见，在收到刘鼎的报告后，中共中央便立即讨论并决定了允许张学良加
入中共。

　　但是，在此电发出后一个半月的８月１５日，共产国际却在一封给中共中
央的来电中，批评了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做法。

　　这一来，张学良加入中共一事，究竟是否成为了事实，或已为共产国际所
阻止而未兑现？便成了个历史谜团。

　　六十多年来，“西安事变”的各方参与者，已谈了很多事变的经过。可是
，对张学良是否加入中共一事的秘密，却从来无人论及。

　　当时与张学良事有关的中共领袖们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叶剑英，还
有刘鼎等，生前都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张学良入党的公开说法，现在他们均已去
世，张学良本人也不在了，而中共与国民党两方面，至今也均未完全公布“西
安事变”及其前后的官方档案材料，因而，张学良是否加入中共一事，确成了
一件悬案。

　　张学良最终是否成为了中共党员的历史事实，目前，虽暂无法弄清楚，但
，从现在已知的某些侧面，却还是能看出这件事真相之若干蛛丝。

　　首先，可从有关时间上推断一、二。

　　刘鼎向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要求入党的电报，是６月３０日到达陕北中央
的。

　　张闻天向共产国际报告，通知“拟许其（张学良）入党”的电报，则是７
月２日。

　　两封电报的间隔时间，只有一天。

　　看来，在这间隔的７月１日中，中共中央无疑已讨论决定了张入党的事。

　　而到共产国际回电，批评允许张学良加入中共之时的８月１５日，离中共
中央作了决定之日，则已过去一个半月。

　　在这一个半月中，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系密切，商量了许多大事。因此，
对于张要求入党之事，中共显然是不可能回避的。婉拒，还是批准？都得须给
张一个答复。

　　当时的境况，是既不可能拖到一个半月后，再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才去
答复张学良的。

　　也不可能在作决定让张学良入了党之后，又劝其退党。

　　因为，做出这两个“不可能”之一，都有可能让张学良丢失对中共行事的
信任。

　　同时，也不符合当时尚弱小的中共，极力图谋扩大力量的迫切愿望之现实
。实际上，毛泽东在７月１日那天，给在西征前线的彭德怀的电报中，便告知
了：在东北军上层长官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

　　这个东北军“上层”，是指张学良的可能性，应该很大。

　　因为，另一名东北军主要上层人士王以哲的入党，还在张学良申请之后的
二个月之时，并非在７月初。

　　因此，可能有的一种历史情况是：让张学良做了一名中共“特别党员”。

　　这种只与中共高层联系，而不公开中共党员身份，以利于在国统区与国民
党军中继续潜伏工作的“特别党员”，其实，在中共为数不少。甚至，连鼎鼎
大名的郭沫若，他那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就从大革命失败后，一直隐蔽到他
辞世前不久。虽然，在１９５８年时，他曾以民主人士身份，公开举行过一次
积极申请加入中共的活动。

　　还有一位历史大名人杨度，那位极力鼓窜袁世凯做皇帝，以实现其君主立
宪理想的“筹安会”首脑，后来，竟也戏剧性地成了中共党员——当然，是不
公开身份的中共特别党员。

　　杨度大约是在１９２９年秋，中共地下首脑机关还在上海时，加入中共的
。而直接领导杨的，则是兼着中共中央特科主任的周恩来及其助手潘汉年。当
时中共的处境还是比较危险，力量也很弱，象杨度这种名人及通硕大儒能加入
中共，对中共在国统区联系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社会人士的支持与同情，
以及为中共搜集特别情报，是有着不小的影响与作用的。杨度加入中共后不久
，于１９３１年病逝，当时，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了吊唁。

　　但杨度的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只到八十年代时，才由文化界名人夏衍在
临终前披露（夏衍曾接手潘汉年与杨度保持秘密联系），并说了是周恩来在生
前曾交待过他的：杨度是中共党员以及杨为党做过一些工作的情况，适时要公
布于众。

　　这样，今天的人们，才知道曾鼓吹君主立宪的杨度，居然还有过改为信奉
共产主义的传奇经历。

　　至于国民党军队那些高级将领中，平日根本不与中共组织接触、而只在关
键时机显身手的中共特别党员，那就更是大有人在了。如在淮海战役中，率部
起义的国军战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以及１００师师长廖运周等，原本就
是中共党员。他们其实不是什么起义不起义，而是属归队性质。

　　其实，当时，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张学良的亲信部属、六十七军军长王
以哲，在张学良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后，他也秘密参加了中共，成为了中共的
特别党员。对于王以哲的这个身份，甚至连当时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们都
不知道。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当有关部门认定王以哲的中共党员身份时，那
些已成为中共高级干部的原东北军人士，都纷纷表示不相信。幸亏，当年代表
中共派驻东北军高层，并直接秘密领导王以哲的叶剑英健在，出面讲话证实此
事，中共的党员烈士名单中，才有了王以哲的地位。

　　另外，张学良可能确加入中共的事情，还可从张学良自７月３日后，即中
共中央７月１日讨论并决定了张要求入党之事后二天，至“西安事变”爆发后
的电报信件往来中，看出些眉目。

　　在这些电文与信件中，双方不是互称“同志”，即称“兄”了。亲密热情
之情，跃然信件电文中。

　　７月３日，也即中共中央发电报向共产国际通知拟允许张加入中共的当天
，刘鼎奉周恩来电令召，从西安动身前往中共中央驻地陕北安塞汇报时，张学
良便写了一封给周恩来的信（当时张学良与中共的领导人中，只与周恩来会过
面），交刘鼎送周。

　　张学良信的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
双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
特此敬祝

　　努力

　　并乞代问侯诸同志为盼

　　弟 张学良 启

　　尔后用 李毅

　　以后，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联系，便称用“李毅同志”了。

　　照理，此事中的刘鼎（解放后曾任国家重型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是完全
知道张学良加入中共一事的。但直至他于１９８６年去世，他也没有公开向人
说过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张学良还在台湾被软禁着，老蒋虽已死，小蒋却仍持父命，没有给
张以自由。若说出张学良有参加中共一事的细节，那显然只会害了张的。因此
，只要张学良没有获得彻底自由，只要张学良还身在台湾，这件事的确是仍不
能透一点风的。

　　现在，不仅曾参与知道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一事的中共要人们，都不在世
了，连张学良本人也于一年多前离开了这个世界。因此，张学良究竟最后是不
是确参加了中共？这件悬案，便永远不能由活人来解答，而只能在今后的某时
，靠中共与国民党两方公开原有的机密档案，靠张学良生前是否还遗留下什么
尚未公布的资料，来予以破解了。

　　不过，如果，张学良真是在当时加入了共产党，那么，对“西安事变”中
的某些动因，恐怕就得加用这把新钥匙（张学良在事变前就已是共产党方面的
人），来解说某些事，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了。


　　（二）宋庆龄的某种神秘身份

　　孙夫人宋庆龄的身份，难道还有什么可疑之处？难道还能是假孙夫人不成
？！

　　当然不是！宋庆龄为世人所知的一切身份，都是无可怀疑，也无可指责之
处。

　　这里要说的，是她尚为人鲜知的一种身份：宋庆龄在１９３０年代左右，
在路过苏联时，便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她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而且，在共产国际与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也曾有她的轨迹。

　　宋庆龄逝世后，曾在上海从事过中共地下工作的廖承志，在生前的一篇纪
念回忆文章中，曾透露过她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找他的事：

　　１９３３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
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家后，记得是５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
母亲的客厅……当时，只剩下我两个人了。

　　她面色凝重，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我今天不能待久。我是代表
最高方面来的。”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她说，随后又补充：“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声来——当时廖承志无疑异常吃惊。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
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我回答：“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
写给你。”

　　“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后，她……取出一根纸烟，
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条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走出了公
馆大门。

　　１９２８年５月初，宋庆龄从莫斯科移居德国柏林时，斯大林曾会见过她
。尔后，１９２９年夏她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其间８月，国民党上海
警备司令杨虎曾向法国巡捕房控告她家装有秘密电台，宋庆龄也没有否认。

　　１９３１年夏，宋庆龄因母丧再次从欧洲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
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此会谈内容，一直没有公布过。

　　宋庆龄回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著名的特工佐
尔格相配合，营救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夫妇。

　　１９３６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
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中。而宋庆龄也就是通过这部电台，保
持了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为共产国际向中共传递必要的信息。

　　“西安事变”前后那段时间里，中共对待事变的态度之所以发生１８０度
的转变，就与宋庆龄传递的电文有关。

　　在“西安事变”刚发生时，中共高层无不欢欣，拍手称快，一派坚决“杀
蒋”“审蒋”的呼声。

　　然而，没过几天，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态度，却改为“与张、杨商量，如蒋
能答应联共抗日等项条件，并有相当保证后，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这是何故？

　　与宋庆龄的神秘身份有关。

　　当时，宋庆龄在上海。“西安事变’发生当天（１２月１２日），时任国
民党财政部长、同时又是宋庆龄的姐夫的孔祥熙，在当晚来见宋庆龄，请她在
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
：”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
此。”

　　反蒋褒张立场，坚决而鲜明。

　　然而，第二天（１３日），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又来了个令人不可思
议的１８０度大转弯。

　　１３日，宋庆龄突然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总干事胡子婴找到家中
，并将“西安事变”之事告知了他。胡子婴听后，以为宋庆龄对此事必然会高
兴万分，谁知，她却深为焦急地问胡，是否可以陪她去一趟西安。

　　胡好奇地问：去做什么？

　　宋庆龄竟回答：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然后，宋庆龄就向胡子婴解释为何不能杀蒋等道理。

　　胡子婴认为她说得对，便回家准备，拟陪宋庆龄去西安。

　　可是，当晚八点，宋庆龄却又打电话通知胡：不去了。

　　宋庆龄在１２日与１３日两天的表现，为何如此反常？

　　其实，是因共产国际与斯大林，来了电报，而且，这电报是坚决谴责张学
良，支持蒋介石的。

　　无疑，宋庆龄在１２日从孔祥熙处得知“西安事变”后，当天即会向莫斯
科报告。而且，看来，最迟１３日晚八点之前，她便收到了共产国际与斯大林
向中共的指示电。因而，她便在转发电报的同时，了解到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
立场，也只能遵照莫斯科的指令精神办事了。

　　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高层，当然收到了宋庆龄从上海转发来的共产国际
与斯大林的指示电。

　　斯大林在这封电报中，对共产国际下属一个支部的中共，态度是很专横霸
道的。

　　据斯诺在一本书中透露，斯大林在电文中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
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就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当时尚在陕北保安的中共高层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到，斯大林这封电
报，使中共领导都觉得简直是“天翻地覆”了，毛泽东还急得“踱来踱去”。

　　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当时，只能服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

　　于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的立场，便发生了悄悄的转变。

　　因此，宋庆龄确实以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过一
次并不令她高兴的作用。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当时并没有任何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的宋庆龄，却作
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名次仅次于毛泽东），到苏联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
的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毛泽东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坐在了毛
的身旁。

　　对此，当时的人们都以为，宋庆龄能够参加这种会议，是凭其中华人民共
和国副主席与中苏友协会长的身份，而很少会有人知道，她实际是以一个老共
产党员的地位而与会的。

　　１９８１年宋庆龄逝世时，中共中央宣布接纳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当然，这只是一次向世人正式公开她的共产党员身份的仪式。


　　（三）张学良为何坚决执意要送蒋介石去南京？

　　“西安事变”由军事政变式的兵谏开始，经过十四天的跌宕起伏，最后，
却以张学良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的出人意外的悲剧而结束。之中，最让后人
摇头叹息，也最让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事情，便是张学良为何要做出这明显
会于他不利的“送蒋”不智之举？

　　照理，事变以放蒋为终点，也属张杨举事已准备了的结果之一。

　　因为，“西安事变”的初衷，就是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只要蒋介石
能答应这些目的，“就让蒋介石活着进来，也要让他活着回去”（杨虎臣语）
，仍拥戴蒋为领袖，都早已是张杨作了思想准备的。只是，中共、杨虎臣与蒋
介石宋美龄这三方，谁也没想到，张学良在最后时刻，却硬要坚持演出这“送
蒋”一幕。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使共产党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

　　但，“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曾威风凛凛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从此步
入了地狱人生。

　　不过，仔细分折，毛泽东对“西安事变”于中共的意义之评价，当然确是
极属中肯。但，最终让张学良倒霉以后大半辈子的原因，则不完全是其发动了
“西安事变”，而应该是他在事变末端的“送蒋”。

　　因为，有过反蒋行动者，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并非一二。如桂系李宗仁白
崇禧，粤军陈济堂、张发奎，湘军唐生智，还有曾“蒋、冯、阎大战”中的冯
玉祥、阎锡山等。这些人几乎终生都对蒋不满，更发动过反蒋之战，但是，蒋
介石在很长时期内，还得与他们共事，用心敷衍，最后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李宗仁这些人自始自终都不放弃手中的兵权实力。往往在反蒋事败
之后，通电下野也好，归顺中央也罢，那手中的派系军队，却仍设法牢牢予以
控制，不容蒋氏染指。

　　张学良的人生失误，大概就是败在了他一时冲动，没有象李宗仁等那样，
坚持旧中国军阀们的生存法则：手中有兵，才有地位。

　　由于张学良对东北军的长期掌控，使他在东北军的领袖权威，无他人能替
代。故当张学良自投罗网被蒋介石囚禁后，东北军因种种原故，便内部生变，
而无人能统一收拾分裂局面，结果，二十多万东北军，很短时间内被蒋氏分而
解决，飞灰烟灭。至使张学良没有再能让蒋氏生畏耽心的本钱了，因而，这命
运便生生被捏在了蒋介石的手中。

　　其实，张学良在刚被囚禁时，也深知只有东北军的存在，才会有他的自由
前途，故，当他听知东北军内讧，激进的少壮派枪杀了稳重的王以哲将军之时
，便连忙让人告知东北军诸将领：唯东北军团结，才有他张学良归来之时！

　　可是，虎已入牢笼，其任何观念、指示、影响，均已鞭长莫及！张学良这
只老虎，若仍在西安，其威其猛，便不能不让蒋氏有几分畏怯。可是，既落平
阳，还有什么可说？最后，竟弄到跌入连区区一个看守他的小特务刘乙光，都
可以在囚禁地，常常与其老婆一道，凌辱欺负得昔日的少帅与赵四夫人，只能
在暗中痛哭泪流的惨境了。

　　张学良并非一介书生，他很早便随父征战，也带兵多年。在其父死后，为
了不致让“摄政王”模样的杨宇庭夺去东北集团帅权，他权衡利害后，毫不犹
疑，即行速速诛杀之最烈手段，除去后患，而拒绝了稍为和缓的削权撤职等方
式。可见，张学良对送蒋氏回南京之前，不会只有书生之见。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张学良一时冲动，做出件显然丧失理智的蠢事呢
？

　　首先，张学良是一个性情中人、热血汉子，这是所谓内因吧。毕竟，已为
很多事实证明的哲理“性格决定命运”，并非无稽之谈。对待同一件事，不同
性格的人，处理的方式，确会有差异。

　　但是，触发这性格起作用的所谓外因，则是导致某件事滑入某种结果的具
体关键。

　　这些促使张学良冲动失智的外因是什么呢？

　　是“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国内国外因素的某些反应。

　　在谋划扣蒋的事变计划时，张学良想：蒋介石不抗日，老是还打内战，我
们现在扣住他，逼迫他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件事，应该是很得国内外
人心的吧。特别是那些学生娃娃，不是天天在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
抗日吗？

　　不料，“西安事变”爆发后，远不是张学良事前所想象的局面，而是：

　　（１）全国舆论，除中共红军控制区外，基本都是指责张杨与事变，同情
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电报，如雪片般飞来。

　　当然，这是由于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背叛张学良所致。黄
于事变当日（１２日）接到张学良电令后，不仅没有遵电令调动军队对付中央
军，反而向中央军巩洛警备司令告了密。结果，南京方面在张杨致中央政府的
通电尚未到达时，那儿就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变。因而，当日，南京政府一方
面，向西安方向调动了拟进攻的军队，另一方面，便迅速控制了宣传舆论，不
让西安方面的任何消息进入南京，或不能在南京露面。

　　这样，张杨便先在舆论上输了一着。

　　而这呈一边倒的拥蒋骂张杨的舆论浪潮，却使张学良大吃一惊。

　　（２）张学良原以为他们扣蒋后，其他派系与地方军阀，如李宗仁阎锡山
张发奎刘湘冯玉祥等，便会通电支持，因为，平日他们就对蒋有怨，也都指责
蒋不抗日。

　　可是，张杨全国通电后，竟无一党国要人与地方实力派响应，连事前曾向
张表示过赞同的阎老西，也装模作样公开发电连问张杨数个“乎？！”，不肯
支持事变。

　　对此，张学良也有些瞢了：怎么会这样呢？

　　（３）苏联内部及公开舆论都指责咒骂张杨，说“西安事变”是日本走狗
张学良的罪恶妄图。

　　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前八个月里，与中共取得联系沟通后，中共曾告诉
他，只要他张学良的东北军割据西北，与红军一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苏联便
会是他的最坚强后盾，会象支持新疆的盛世才那样，给予张学良在包括军事物
资在内的任何支持。如当年４月９日，张学良首次在延安秘密会见周恩来时，
张就着重向周问苏联能否“真心”援助他之事，周当即保证：“苏联必助中国
”

　　而在当年９月，张学良还派其秘书栗又文（是中共党员）到了新疆，向驻
疆的苏联教官安德烈夫转递了给斯大林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报告，当时苏联方面
也答应帮东北军在甘肃平凉建兵工厂的事。

　　可是，自“西安事变”第一天起，事情恰恰相反。事变不仅没能获得苏联
的叫好，倒反遭来严厉的指责。

　　苏联的变化，当然主要是来自斯大林一贯以苏联利益至上的沙文主义观念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凡不利于苏联的事，他是不管符不符合国际革命原则
的，只会首先以苏联的利益为重。“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担心由此导致
中国分裂，被日本人钻了空子，从而使苏联在其远东地区便要单独面临直接同
日本人干仗的危险。因此，他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可是，苏联这远出乎张学良意外的态度，对当时张学良，却是一个巨大的
打击，使他立马有些惶恐了。因为，背后没有了强大支持，张学良以前所有的
种种计划，都将有可能是无根之木。

　　（４）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态度也改变了。

　　在事变后的前几天，中共对张杨扣蒋的“西安事变”欢欣鼓舞，在１２月
１７日致张学良电文中，还说：要张学良在紧急之时“诛之（蒋）上为”，１
７日夜，到达西安的周恩来，还与张学良商定向来西安的宋子文提出的条件，
只同意由宋子文而不是蒋介石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

　　然而，三天之后，即１２月２０日之后，中共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改变，
由甚至可以“诛之为上”的立场，转变为主张释蒋拥蒋以避免亲日派主掌南京
中央政府的“和平”方案。因此，中共便由原来的与张、杨结盟的“三位一体
”中的一方，转变为事变的局外“调停方”了。

　　前文已述，中共的转变，实乃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所迫，而非中共中央的本
意。

　　但，面对这最大的变故，张学良则先震惊，再忿忿，而后负气、冲动了。

　　特别是在２２日那天，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明确请按原定计划，公开成
立中共、张、杨“三位一体”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而中共在第二天，即２３日
回电，却委婉表示不同意公开成立这一政权后，张学良的心情可想而知！

　　后来，张学良在一些场合确很有些伤感地说了：

　　“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张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
宋黎回忆文章）

　　“周恩来比我还‘和平’……”（张的东北军高层亲信高崇民文章）

　　１９９１年５月张对来访的东北老乡曹长青等人抱怨：“当初周恩来说捉
蒋时，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时，又是头头是道。”

　　虽然，张学良诸多讲话中，对周恩来人品上是持钦佩赞扬态度，但，对“
西安事变”后中共未能实践某些约定，他无疑是很有些不满的。

　　实际上，张学良对中共的巨大支持，不仅体现在他发动的“西安事变”，
从而逼迫蒋介石确停止了剿共政策，使中共能得以有陕北这个地方进行休整壮
大。当时，更体现在张对中共红军的种种实际物资援助上。

　　１９３６年秋，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红军，由于国民党的围堵封锁，陕北那
地方本就贫穷之极，致使当时红军的粮食与冬衣没有着落，严重地威胁到红军
的生存。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电请其速送“五万、十万都要快”的援款，却迟
迟未达。是张学良，他知道后，即派人送去一万套冬装，数万双鞋，大批粮食
与数十万元巨款。雪中送炭，确帮了中共与时仅数万红军的一个大忙。

　　对此，中共领袖们确也有些感到“对不起”张学良。

　　周恩来就在不同场合向人说过：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并在后来一提到张学
良时，他总是很动情，并时常流泪。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初，当国民党云南将领
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时，周连忙向毛泽东建议：用卢汉起义时所扣押的国民党
元老张群，向蒋介石换回已囚在台湾的张学良。毛泽东也立即首肯并下指示。
可惜，因张群对卢汉将军个人有昔日之恩，毛周的指示尚未到时，他早已将张
群私下给放了。周恩来闻此，只能仰天长叹。

　　不过，不要说是周恩来，就是整个中共中央，在处理“西安事变”后期的
态度，都并非哪个人的品格或个人认识决策所为，确全因是“政治”，因为，
中共当时还绝不能得罪斯大林。所以，周恩来后来在力劝张学良不要去送蒋介
石时，说了句：政治是象钢铁般无情啊！

　　据有些心理学家分折，对一个人精神上最大的打击，并不是敌对者的强大
与其攻击，也不是旁观者的冷脸冷笑与讽剌，而最大的打击，是来自于他的亲
人、密友对其态度或对其原先有过的承诺的改变。

　　所谓“万念俱灰”的心态，就往往产生于这种时侯。

　　张学良当时会如何想呢？试折一下：

　　面对全国拥蒋而反张杨的舆论浪潮，虽出乎意料，但，尚不要紧：国人现
在是不了解情况，而时间，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还可以等。

　　各地方实力派均不作声，隔岸观火。也不怕。本来，对他们就不抱太大希
望，何况，随着事态的发展，相信他们的“中立”不会持久。

　　苏联的态度，则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炸碎了张学良的美好远景发展蓝图
，期望背靠苏联而建立大西北国防政府，进而向全国推进抗日体制的计划，看
来是不行了。不过，虽然如此，退而想之，无非是重新计划再从头另谋良策而
已！东北军的发展，也不是靠苏联才到今天的局面的。

　　然而，中共诸位同志态度发生的转变，中共竟由“同谋者”的“三位一体
”之一的身份，却转变为这个事变的旁立者、调停者，反变为比我张学良还要
对蒋“和平”者，这就太让人伤心了！这，“三位一体”还有什么意思呢？又
怎么还能存在下去？

　　本来，即便遇到了天大的困境，就算是苏联现在不支持不理解，但，只要
中共与张、杨象事变以前那样，捆成一把，仍有二十万东北军、几万西北军、
几万红军联手在一起，在中国又还会怕谁呢？又何愁没有机会给我们呢？

　　可是，如今，中共变成了旁观者，此事对动摇杨虎臣以往的想法，肯定无
益有害。现在，在世人眼中，此“西安事变”，兵多将广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
，便成了实际上获罪的一个“孤家寡人”。整个“西安事变”的结果，也已违
三方商定的初衷：不是理直气壮地逼蒋氏联共抗日，而是在反被外界压迫下，
乞求蒋氏停止内战而抗日了。

　　既如此，不如干脆做事做到底，亲自送蒋回南京，只图以此来洗刷自己发
动事变并无个人私心！至于以后怎么办？先不管了。

　　杨虎臣说：你们讲和平，实际就是牺牲我！

　　是呀，怎么能牺牲虎臣呢！我是大头，他是最小一方，事既已如此，真要
牺牲，当然就得牺牲我张学良了！否则，堂堂张学良如何能立于天下呢？！

　　当然，张学良到底真正如何想的史实，现在并不得知。

　　但，上述四点原因，特别是因中共突然改变立场，很可能，就是促使 ３
６ 岁的他，做出糊涂一时的负气冲动的历史性一举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