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的蒋经国与台湾

1949年以后的蒋经国与台湾


建立国民党的“革命史观”

1950年对于蒋氏父子而言，前途仍然黯淡无光，然而在混沌中一切又好像是新的开始。大批国民党党政军人员遭解放军俘虏，成为阶下囚，幸存者许多逃亡到香港和美国，因为逃到台湾可能意味着很快还要再逃一遍，群聚台湾的国民党干部大部分是经过考验的。

这一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将军中政工制度彻底改造，在军中恢复国民党团的活动，由党员出任辅导长，各级军官的命令均需得到各级辅导长的签署始得生效，以严格贯彻对军人的教育、监督以及反情报工作。1951年，蒋经国在台北近郊成立政工干校，培养具有现代知识学养的高级政工人员，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日后不仅进入军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同时也被分配到新闻、文化、出版、电影、表演团体等机构，以控制和主导整个社会心灵的塑造。1952年10月，蒋经国以"总政战部"主任的身份在台北近郊的北投复兴岗宣布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以取代过去失败的三青团组织，这个组织以号召各校学生青年参与"革命救国"为目标，深入各个学校。寒暑假期间，"救国团"举办各种军事战斗的研习营，让青年怀着革命朝圣的心情深入山间乡野，告诉青年们要以服务人群为远大的志向。因此，"救国团"组织的青年服务队会到偏僻的农村为孩子们提供义务教学，为老人们提供文康娱乐，或写信慰问前线战士。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在使青年们由献身服务人群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正直廉洁的性格，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在引导青年们青春叛逆的本能进入追求社会正义的热情与实践中，"救国团"同时也灌输应对"领袖"毫无条件服从的观念。这套心理训练的技巧使得青年们成为"政治领袖"忠贞不贰的捍卫者。仔细分析，这确实是很微妙的心理状况。青年们同时具有叛逆的热情以及追求正义的勇气，他们的冲劲和勇气是年长的人所不具备的，但因为人生经验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做不同的参照，因此理性冷静思考的定性较为不足。蒋经国以国民党的历史为基础创造一套国民党的革命史观，尽管这套国民党的革命史观无法解释为何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几年失去人心，兵败如山倒，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因为任何革命史观的本质为信仰，只要透过一套方法让一个人的灵魂从上到下感到着迷和幸福即可。在浓烈的情怀中，没有人会真正地探索史观理论中的漏洞；相反地，任何怀疑者将被视为学习不力，或犯了根本的道德错误。必须承认，"救国团"组织深深影响了一整代的台湾青年菁英，他们的确变得比较有修养，行事比较正派，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他们思考的创新能力较为不足，二十年后有可能成为顽固不冥的守旧分子。


进行政治迫害

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蒋经国已充分地掌握了政战、情治和青年组织，加上1950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另外，同一时期，大批的中共地下党人遭到逮捕处决，左翼青年被送到绿岛再教育，社会上充满着政治肃杀的气氛，政治犯妻离子散的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他们被蒋经国无情地迫害，更痛苦的是在群众中孤立无援，无法像当年在大陆那样，虽然遭到迫害却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们在台湾发展所赖以的社会土壤和空间，实际上已被蒋经国填满。因此，尽管他们受到压迫，但来自社会底层的同情和声援却少得可怜。可以说，在台湾岛内的这一部分的斗争上，蒋经国占尽了上风。


蒋经国的家庭生活

在美国人眼中，蒋经国是一个神秘的特务头子，冷酷无情，他的苏联背景让美国国务院始终无法真正的放心。不过在战略上，蒋经国毕竟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人宁愿多看他好的一面，希望向他推销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终"感化"他。《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他形容蒋经国手握大权，被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仇视，却竟然敢轻车简从，不带任何保镖四处走动，跟一般人一样出入餐厅。马汀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一下"。跟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他们很惊讶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居家的简朴，这位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住宅毫无大官的气派，远不比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蒋经国通常穿着中国长衫，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满屋乱跑。有时候，蒋经国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而且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这也是蒋经国家庭生活最快乐的一段时期，这时蒋氏夫妇已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孝文、大女儿孝章、二儿子孝武、小儿子孝勇。家里经常会来客人，有时候是中国友人、美国访客，有时候是随同国民党来台湾的少数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过圣诞、办舞会，谈些苏联旧事，留下许多照片。

这就是国民党新型独裁者的形象，跟美国人以前所习惯看见的右派法西斯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后者坐大车、住大房子、排场十足，身旁跟着全副武装的保镖，仿佛随时可能遭到暗算。蒋经国完全是相反的状况。


对付自由派人士

至于对美国，蒋经国在苏联度过青春岁月时，早就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套批判的世界观，他在对"救国团"学生做内部演说时，常常同时批判"红色帝国"(苏联)和"白色帝国"(美国)。同时由于劳动阶级的世界观，他对美式民主以及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也抱着某种定见，认为后者虚伪、软弱而且带着浓厚的投机色彩。事实上，经过几年的作为，蒋经国已无任何左翼的挑战者，足以构成政治障碍的只剩下有美国政府暗中撑腰的高层党政军人士。长期以来，国民党内一直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学人，他们一直相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导因于缺乏民主，因此国民党在台湾重整江山首先在于民主建设。蒋经国显然对这种看法不屑一顾，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闹，使得国民党不知吃了多少亏，因此也没有把自由派知识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间，他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展开实际组党行动的雷震等人。蒋经国所运用的斗争手法十分简单；先逮捕对方的一个部下，进行拷问，找到一堆的"证据"，已"证实"此人为中共潜伏在台湾的间谍，然后再扯出一大串人，最后再以"包庇特务"的罪名将对方拘捕。几乎所有研究台湾史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蒋经国是1950年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的最主要执行人，所有重要的政治案都有他的影子，他应为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菁英人士家破人亡的悲剧负最大的责任。


被认为是“对台湾贡献最大的人”

最近十年在台湾任何一个有关"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始终稳居首位。1960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在有力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到了1960年代末期，赤贫人口大幅降低，许多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就往美国跑，人民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的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如果说美国人努力影响蒋经国的看法，他们显然没有白费功夫，蒋经国几次访问美国，眼见美国生产力的强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国式的管理不是从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在这种遵守公共约定的自觉中，人人追求创新，力争上游。这种现象对于一向习惯于苏联式思辨的蒋经国而言，确实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说服力的仍然是发展的事实本身，在美国受教育的知识菁英开始发挥影响力，他们根据所学结合台湾的情形所制定的发展方案，确实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会财富累积迅速。这样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视美式管理背后的思维逻辑，一开始是经济的，接着便是政治的。


管理整个政府

1969年，60岁的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接手管理整个政府。在这之前，他已拥有完整的党政军资历，当过"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军退休人员辅导会"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台湾"外交"刚好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力量加强，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使得中美战略联盟的空间扩大。1972年蒋经国接任台湾"行政院长"那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上海公报》，接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外交"上受到严重的打击，面临了空前的考验。这年蒋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蒋经国独撑大局，1973年，在台湾社会处于强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际，他宣布提出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预计在五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入高度开发的社会。事实上，由1950年到1970年大约二十年间，台湾已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累积，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这或者也是现代史的首次，接下来势必要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他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事实上，他的考虑是多方面的。简易地说，当外在局势难为时，蒋经国将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并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

毫无疑问，无论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那是台湾历史上的黄金岁月，走过那一段路的台湾百姓都记得，自己如何买下第一间漂亮的公寓房子，创办第一间公司，接到第一张海外订单，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等等。


全面起飞

1980年代是台湾全面起飞的年代，无论是经济、科技、艺术、出版、电影、流行音乐都表现出高度的创造力。人民求知若渴，知识性的杂志、书籍和在职进修皆风行一时，而且受到广泛的讨论。过去"藏富于民"的做法逐渐形成了"藏智于民"的结果。如此噪动的社会反映在政治上一样是生动有力。1977年，因桃园县长选举发生了"中坜事件"、1979年非国民党人士在高雄游行引发了"美丽岛事件"，接着反政府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受政府管制的杂志如雨后春笋，内容许多是批评政府或揭露蒋家的秘闻。尽管有些是明显的胡诌，但在政府公开的打压下，大家反而激起一睹为快的欲望。许多文化商人便利用这种被封馆关门的边缘发了大财。对于异见人士的活跃现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士一开始马上联想当年在大陆的情形，并主张用强硬的手段对付。起初蒋经国也严厉地镇压，并且惯性地认定人民会站在他这一边，然而这一次人民并不必然会站在他这一边。人民已不像过去那样因为生活的改善就对政府感恩戴德，他们变得更富裕的同时，也变得更聪明、理智。这批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政府与异见人士之间常常扮演着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评判标准仍然是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社会变得更多元，涌现了许多类似消费者、环保、妇女、伤残者等等中间组织，社会管理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细腻，因此过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员传达指示以统一行动的方式也成了社会进步的阻碍。过去满怀理想、朝气蓬勃的政工人员现在已是中年人了，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受到尊重，他们的指示不再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事实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员看来像是无一技之长，只会官场逢迎而且一旦丢了工作就没地方去的可怜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已日见成熟了。大抵上，中产阶级要求更开放、更专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规范，因此他们会支持异见人士的冲撞，不过同样的，如果异见人士丢石头，烧车子，他们也会强烈谴责，并立刻站在政府这一边，因为社会动荡同样威胁他们的利益。因此，中产阶级要求在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开放政治民主，这种特性会促成政府持续开放政策，同时也迫使异见人士在体制内进行和平改革，并接受他们所参与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规定。

此时蒋经国显然明白了，过去在大陆，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饿肚子，要求有饭吃，而且他们会跟任何提供粮食的政党走，而且为了不饿死，他们无从选择是和平或暴力的手段；今天在台湾，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够温饱了，也够聪明了，他们所掌握的财富与知识的资源越来越与政府等量齐观，因此他们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政党不再是他们的主人，而不过是他们利益的代理人，因此上街是为了确立所有人都有选择利益代理人的权利，所有政党代表社会群体利益的竞争必须是和平和公平的。简易地说，人民饿肚子上街游行与人民温饱后上街游行，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蒋经国晚年的时候，糖尿病一直缠着他，令他痛苦不堪，也可能影响他的心智判断。不过历史证明，他绝没病昏头。1987年，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月，终于决定顺势开放报禁与党禁，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政党政治，他开启了现代宪政的大门。

在中国大陆，不少人对1949年后的台湾存在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那不过是小朝廷的后段戏，或者是一个被赶到海岛的独裁腐败政权的苟延残喘的故事罢了!然而"苟延残喘"四个字绝无法解释台湾日后在经济、科技、流行文化上的一些表现，这中间必然存在某种被长期塑造过的意志。而蒋经国正是台湾半世纪历史中最关键的人物。

（文/秦风，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