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至少面临了12次核危机，5次是针对中国的 zt

中国的五次核危机



自1945年8月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在广岛、长崎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人类至少面临了12次核危机，其中直接针对中国的就有5次。

　　第一次：1950-1953年朝鲜危机

　　1950年10月25日，我志愿军入朝参战。在中朝军队凌厉的攻势面前，美军节节败退，一直退到三八进制线以南，美国部分高级官员甚至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苏联大规模入侵欧洲的前兆。“联合国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为挽救败局，乞灵于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亲自建议杜鲁门总统动用原子弹，企图遏制中朝军队的进攻。杜鲁门于7月1日下令秘密在关东地区部署原子弹部件，后因顾忌苏联的力量，杜鲁门拒绝了麦克阿瑟的请求。

　　1951年4月，志愿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攻势后，杜鲁门下令向关岛地区紧急运送核部件，9月-10月，美军举行了核战演习，且公开报道。一时间，核战争的阴云密布朝鲜三千里江山。对此，中国方面已有所估计并作出了相应的准备，同时通过舆论加以揭露。核战争在杜鲁门时代终于未敢在朝鲜战场上使用。1953年3月，刚刚入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又扬言要在“韩战”中使用核武器。然而慑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核实力，这位前盟军总司令最终未敢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1953年7月27日，中朝与美方终于达成了停战协定。

　　第二次：1955年金门马祖危机

　　1955年1月18日，我军解放一江山岛，2月8日-12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逃大陈岛等岛屿，美国认为中共将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担心美国可能会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之中。对此，美国采取了两手策略，首先向中国发出核威胁，3月1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被问及美国在亚洲的全面战争中是否会使用核武器时说：“我认为没有理由不能使用原子弹。”3月15日，杜勒斯又一次发出了核威胁，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

　　另一方面，美国又试图说服蒋介石主动撤出金门、马祖而固守台湾。4月20日，美方向蒋提出后，蒋坚决反对。艾森豪威尔深感沮丧地说：“我们仍然进退两难。”

　　关键时刻，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了重要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远东局势。”这个声明给缓和台海局势带来了转机。4月26日，杜勒斯表示将与北京就停火举行会谈，解放军对金马炮击立即减少，至5月中旬炮击完全停止，台湾海峡恢复平静。

　　第三次：1958年炮击金门危机

　　为打击国民党自1957年以来不断叫嚷“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1958年8月23日晚6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大小金门等岛屿，2小时内向金门密集发射炮弹4.5万枚，岛上国民党三位副司令当即被炸死。此时，美国又一位次举起了“核大棒”。

　　8月23日，艾森豪威尔主持会议，决定向台湾提供导弹、登陆艇，准备承担台湾空防，并作好打击中国大陆目标的准备，由驻关岛的战略空军B-47轰炸机负责投弹。据不久前解密的《1945年7月至1977年9月：核武器部署与监护历史》透露：一是在1958年台海危机一触即发时，美参联会曾计划对中国实施有限的核打击。二是美参联会主席特文宁在9月2日的会议上提出了核打击策略：“向大陆沿岸地区的5个机场先各投一枚当量为7千吨-1万吨的小型原子弹，看看中国的反应，原子弹的杀伤范围约约为5-6千米，放射性污染也不很多。”三是美国1958年在台湾部署两种核武器，分别是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和核炸弹。四是从1958年起，美空军不断派出具有核打击能力的F100战斗机到台湾轮换。

　　1958年9月4日，美国务卿杜勒斯又一次力促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同日，参联会主席向总统建议，授权第七舰队司令认为必要时可下令向中共方面投掷原子弹。

　　面对威胁，中国不吃这一套，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美国侵略者的这一套，只能去征服那些时刻准备向美国原子弹、氢弹投降的机会主义者。”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犹豫不决，态度先硬后软，借口会招致苏联的报复，称“对任何地区问题都不想使用核武器”，转而反对使用核武器。

　　9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中，除表达了中国维护主权完整的决心外，倡议中美恢复大使级会谈。9月11日晚，艾森豪威尔发表讲话，欢迎这一倡议。英、日、加、澳等盟国也公开表示不愿意卷入台海冲突。这次危机得以化解的最重要的原因，是9月底10月初毛泽东和中央意识到美国迫蒋介石放弃金马的意图是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于是重新考虑了立即解决金马问题的利弊得失，做出了暂不收复金马的决策。以后金门炮击打打停停，或暂停炮击一周，或暂停炮击两周，或逢双日不炮击，逐步降温，至10月25日，历时64天的金门炮战终于告一段落。

　　第四次：1963年欲对中国核设施的“绝育手术”

　　中国决心研制原子弹始于1955年初，也就是在第 一次金门马祖危机期间，美国多次威胁要对中国实施 原子弹攻击之后。1月14日，周恩来召集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地质部负责人刘杰、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等，详 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核材料、核反应堆、原子弹原理等。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正式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随后，有关机构相继成立，各项工作协调进展迅 速，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铀矿选冶提炼、生产裂变 材料浓缩铀的气体扩散工厂、引爆装置、原子弹“内爆” 法样弹设计、罗布泊试验场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工作相继展开并取得突破。1963年9月完成了原子弹图纸设计，1963年12月24日成功进行了聚合爆轰中子试验。

　　冷战时期一贯敌视中国的美国一直密切注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从1961年开始，美国利用从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多次飞临兰州等西北地区，还利用间谍卫星拍摄了多处核工厂及核设施照片。1961年1月，美军太平洋总部呈报华盛顿的报告中称：中国可能在1962年底试爆原子弹，将在1965年拥有小型原子弹。曾担任过肯尼迪顾问的罗斯回忆说：“中国将拥有核武器的消息把大家吓坏了。”肯尼迪说：“60年代最大的事件，也许是中国试爆核武器。”1961年10月，肯尼迪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说，“中国一定会制成原子弹”。同时又无中生有地说中国有了核弹后“整个东南亚将被中国吃掉”。

　　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强 调，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那么，怎么样才能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呢?当时 正值中苏关系破裂，美国觉得可以利用，最好苏美联 手，甚至采取军事行动，迫使中国签署核禁试条约，放弃原子弹计划。一个巨大的阴谋行动开始了。1963年 7月14日，美国特使哈里曼赴莫斯科，带来了肯尼迪 对付中国原子弹的计划。哈里曼问赫鲁晓夫：是否愿 意采取“美国行动”或“苏联行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 器。但是哈里曼碰了一鼻子灰。赫鲁晓夫拒绝把中国原子弹问题当做一个威胁，对与美国联手的计划也不 感兴趣。

　　美国人历来准备两手。在企图与苏联联手对付中 国核武器的同时，也研究了单独破坏中国核武器计划 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对罗布泊试验场等目标由美国 实施公开的常规空中轰炸，或由蒋军实施空中轰炸， 或实施秘密的地面袭击，或空投特种兵破坏。在制定 的美苏联手行动计划中，据透露，就有这样一种建议： 一架美国轰炸机和一架苏联轰炸机，一起飞到罗布泊 上空各自投下一枚炸弹，其中一枚是核弹。

　　与苏联联手计划告吹，单独干要冒很大的政治风 险和军事风险，美国无可奈何，终于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中国的核武器计划高速向前推进。1964年8月26 日，美国发布了中国原子弹研制情况的特别预估，其中 却有两个关键失误：一是认为中国原子弹不会在1964 年，而会在1965年爆炸，所谓依据是：在包头的一座钚 反应堆最快也要到1965年才能生产出足够的供装配原子弹所需要的钚；二是中国首颗原子弹将用钚并且是相对较为简单的“枪式”核弹，而实际上中国用的是技术先进、更为复杂的铀235“内爆式”核弹。

　　1964年9 月29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新闻发布会上突然宣布：“中国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进行原子弹试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位于塔高103米处 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题图)。中国的历史，从此增添了浓重而光辉的一页。 10月20日，美国情报官员说：“从中国核试验的放射性云的颗粒来看，中国原子弹的装料是铀，不是钚。这种原子弹的设计，比我们广岛原子弹还复杂。”

　　第五次：1969年中国面临“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是中苏两国矛盾长期摩擦并由苏方挑起的一个冲撞点。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方“吃了亏”。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让他们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到那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中国当然更不会像基辛格所说的“但愿中共领导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后扔掉”。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当中苏两国已进入战争边缘的时刻，苏联领导人出于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难免在袭击中国后遭报复等多方面考虑，突然采取了缓和措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时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经反复考虑，毛主席同意了这一要求。9月11日，双方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依旧。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改变了态度，趋于强硬，反映苏领导层内对华政策不一致，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在尼克松召集紧急国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后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为此，美国实施了三步曲：一是由于中美政府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安排高级官员会晤，要费很多周折，时间也来不及，我们可以把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拣起来，华沙会谈延续了15年，现在已经中断了两年，此时恢复，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可以安排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马上去办。这就出现了斯托塞尔尾追中国驻波大使的戏剧性事件。二是要利用齐奥塞斯库和叶海亚与中国的亲密关系，频频传递我们期望和解的诚意。三是为了远水解近渴立竿见影，美国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苏联已被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

　　1969年10月15日晚7时许，心慌意乱的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至于中国，正如10月15日晚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为平静后说的：“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四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柯西金谈话中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千米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弹实战性原子弹爆炸。

　　1969年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势开始缓和。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次核危机随之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