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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五十年 —— 纪念毛泽东生诞辰

作者简介: Ziming517， 21岁， 土木工程专业学生 志向参军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4岁的生日，在合上《远东：朝鲜战争》的最后一页之后我坐到了我的电脑桌前，用键盘敲击出我复杂的思绪。我出生于八十年代初，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并生活在日渐丰裕的物质环境中的一代。对此我既感到庆幸亦感到可惜，庆幸的是我出生在城市，出生在一个没有硝烟，没有饥饿，没有疯狂政治运动的年代，可惜的是我错过了轰轰烈烈，起伏跌宕的大时代，而且我从父辈那一代人身上再也找不到多少那个时代的痕迹。

　　今年的9月9日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逝世27年纪念日。从官方的媒体里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提及或悼念（也许是我没有注意到）的新闻。毛泽东这个名字到了今天更多的人只是把它作为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象征，而部分学者或精英们则惯于把它作为一个抨击昨日的社会以充实自己的论据的政治符号。无论怎样，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位伟人亲手缔造的国家里，我们至今大部份行之有效的制度，整个社会普遍的道德基础和日常生活中所习以为然的方方面面都留有这位伟人的影子，但他的名字以及影响却似乎逐渐在国人的思维中消失。当我翻开历史追寻及思考这个国家成长的历程后却发现，毛泽东这个名字以及它所象征的革命精神已经深深地熔铸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与政治文化之中！

　　“……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50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韩德强《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

　　1950年，是一个伟大新纪元的开端，同时也是初生的共和国所面对第一次严峻考验。

　　1949年宣布建国时，大陆上的国民党残部以及各地的土匪总数超过二百万，蒋介石仓惶逃到台湾岛上对反攻大陆残存幻想，西藏仍然处在封建的农奴制的统治下几乎与世隔绝，在经历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后的中国只有在东北日本统治时期留下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就是在这样一个满目苍夷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审视并着手重建一个强大的国家。

　　从1950年所颁布并实施的一系列的法规及决定有力地显示出新生的人民政府的胸襟与抱负：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在新政权强有力的管制下，仅仅用了短短三年时间，危害中国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就被禁除，几近绝迹。

　　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统一全国的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以做到全国范围内的国家财政收支平衡。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施。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由刘少奇支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在全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到1952年底，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地区外，基本完成土改。3亿多无土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田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约700亿斤粮食，地主阶级被彻底消灭。

　　1950年10月1日，从成都到重庆的成渝线建成通车。这条全长505公里的铁路是1950年6月开工，这是新中国建成通车的第一条铁路，也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并且没有向外国借款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1950年10月3日，新中国创办第一所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盟会元老吴玉章任校长。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全面治理淮河工程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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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正当国民经济一步一步地从崩溃的边缘走回正轨时，中国东北边境的邻国爆发了一场内战，并由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积极卷入而令新中国的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1950年10月3日，当收到金日成委托特使带来的请求中国出兵的急信时，毛泽东陷入了苦思之中。无用置疑，以中国当时的状况及设想不愿意同时也没有能力卷入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而且对手还是在二战中所向披靡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6月27日杜鲁门在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公然声称：‘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在使台湾‘中立化’的借口下，美国海军开进台湾并控制了台湾海峡。以朝鲜爆发内战为理由占领中国领土，这完全是一种践踏国际法准则的侵略行为。195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曾对美国的这种侵略借口加以有力地批判：‘各位代表先生，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

　　——徐焰《第一次较量》

　　但美国背信弃义地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横插一杠不由得深深地激发起了毛泽东以及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积压已久的民族自尊。当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首战云山重创美军骑兵第一师后，世界开始隐隐地感觉到一个巨人即将在北半球站起来。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朝鲜战争表明了中华民族已经彻底摆脱了百年积弱，成为世界上一股不可轻侮的力量。关于朝鲜战争的胜负有许多结论，但设想一下，一个完全没有重工业及百废待举的新生国家和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较量的结果是平手（姑且这么说吧，实际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师出鸭绿江，最后与联合国军僵持在三八线），比如就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在擂台上和泰森那样重量级拳王打成了平手，谁能说这不是他的失败呢？

　　或许直观的比较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其时，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达到8772万吨，小麦产量达到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的30％以上，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507亿美元。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价值为247亿多美元，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总量的70％。美国还是当时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水准最高的科技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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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50年，新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574亿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还不够美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尾数。以战争缴获为最主要军事武器来源的人民解放军是从使用大刀长矛作战的红军发展而来的，即便由于战争的胜利而使装备大大改善，而中国军队每个军70毫米的火炮也仅有190多门，是美军一个师装备的一半儿，而且大部分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旧式火炮。”

　　——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前言

　　“令人十分吃惊的是，中共军队充其量只有迫击炮，却在朝鲜打败了全世界军队中火力最强，又完全拥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中共军队使用的步枪和机枪，来源比较混杂。其中有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武器，有的则是二战结束时在满洲收缴的日本造的武器。他们拥有大炮不多，而且大部分留在了满洲。”

　　——节选自 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而对一个国家、民族落后的痛苦体味最深的，莫过于它的军队。

　　按西方的军史学界的观点，朝鲜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0年6月25日南北韩之间爆发内战起，朝鲜人民军以强大的攻势把南韩军队及美军压缩在釜山防御圈内至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港成功实施两栖登陆切断北朝鲜人民军的后勤与退路使北朝鲜军队在迅速溃败中北撤。第二阶段则是指从1950年10月25日美军与志愿军在云山地区的遭遇战开始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签订为止。而我们所说的朝鲜战争应是指第二阶段。而整个朝鲜战争的主体都基本集中在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这八个月里面，期间中国军队连续发起五次大型战役将战线从鸭绿江边一直推到38线附近，甚至曾经一度占领南韩首都汉城，最后由于军事上无法克服的困难尤其是后勤补给问题，最终与联合国军在“三八”线附近反复拉锯。余下的两年时间则在无数个小型战役中进行艰难的谈判，并最终于1953年实现停战。这便是对朝鲜战争的过程所作一个简要的概括。

　　以下是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部分的统计资料：

　　志愿军　　　美军其他国家
　　阵亡　114000余人　33629人合计兵员损失约为17200余人（不含南韩军队）
　　战斗伤亡减员　366000余人　20600人
　　负伤　383000余人次　103248人
　　被俘　21400余人　3746人
　　失踪　29000余人（包含被俘）　8000余人
　　合计　390000余人　169300余人
　　消耗各类物资　560万吨　7500万吨

　　从简单的数字中我们不能够得出什么深刻的结论，也无法显示出这场战争的残酷性。战争的车轮从来都需要无数士兵的鲜血去润滑，而我最关心的正是一个个普通的中国士兵他们在这场世界上罕有实力差距的战争中如何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支撑起民族的脊梁。直到今天，美国人用超级电脑都无法推演出为什么在当年上甘岭的战斗中美军会失败，那是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一个古老伟大的民族觉醒后所迸发出的力量有多么巨大！当我翻阅在图书馆里寻找到的许多关于这次战争的记述时激荡的思绪时常把我带回到五十多年前横尸遍野的朝鲜战场，我似乎亲眼看着巨大的美军坦克如何把中国士兵的身体卷进履带后又高高地抛起，看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在汉江边被美军飞机任意扫射而血肉模糊地倒下，看着那些衣衫褴褛的中国军人在行军途中因为耗尽最后一点生命而无声无息地倒下，漫天风雪瞬即便掩盖了他们的躯体…… 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这些到今天仍然能够从小学课本上见到的名字正是这支军队的缩影。五十年了，灵与肉早已化为明月与清风，就让我们摒除一会儿生命中的物欲回忆一下那个不可思议的年代吧：

　　“抗日战争其实是险胜惨胜，国民党军队被打的屁滚尿流。而同样是投降了中共的国民党军队却在朝鲜战争中把美军打的屁滚尿流。……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长战场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当29日上午10时，美陆战第一师发起八次冲击后，阵地上活着的人只剩下杨根思和两名伤员，所有的弹药已经打光了。增援部队尚在途中，美军又发起了第九次冲锋。这些身经百战的志愿军士兵对死亡和战斗已经习以为常，战斗对于他们就像农民的耕作，无所谓恐惧和紧张。当面临人员伤亡殆尽，不可能再次守住阵地的时候，杨根思最惦记的是将那挺贵重的重机枪带走交给后面的部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两名快耗尽体力的伤员受命带着重机枪离开时，只是冒着炮火站直了冻饿数天的身子，给连长行了个军礼作为永别。当美军再次冲上阵地时，杨根思引爆了炸药。随后不久，志愿军步兵们又顶着美军铺天盖地的炮火，向那个阵地发动了第十次反击……

　　12月1日，进至清津、惠山镇等地的美军开始向咸兴地区撤退，柳潭里的陆战第五团和第七团也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全力冲出包围，向下碣隅里靠拢。而志愿军的冻饿减员已达到惊人的地步，战斗异常惨烈、悲壮。坚守死鹰岭1519主峰的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临时拼凑的一支部队英勇奋战，用收集来的手榴弹，铺天盖地的投向冲击的美军，总共打垮了敌人8次冲击。这片阵地上的积雪被炮火烤化，冷风一吹就又把剩余60多名志愿军守军都冻在泥雪中。当美军突围行动开始后，他们中多数人腿已经冻得坏死，被结在地上动弹不得，只能看着美军丢弃冻坏的重装备，沿着死鹰岭山下公路向东撤退。最后这些生还者由团指挥所和医护人员撬开冰块背下来的。志愿军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二团第五连奉命在美军撤退途中设伏。当战斗打响后，却无人站起来冲锋。已经展开战斗队形的整整一个连的干部战士，全部冻死在简易的掩体中。一百多人的连队，幸存者仅仅是一个掉队战士和传达命令的通讯员。第六十师第一八零团二连在守卫黄草岭1081高地时全连都冻死在阵地上，许多士兵的手冻结在步枪上无法分开。这些顽强的士兵在连续几个昼夜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中，没有一点热食进口，依旧静静的埋伏在冰冷的雪地里。”

　　——节选自《清长之战》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著

　　“这是三连的最后时刻，也是那些亲眼目睹了松骨峰战斗的美国人记忆深刻的时刻。没有了子弹的中国士兵腰间插着手榴弹，端着寒光凛凛的刺刀无所畏惧地迎面冲了过来。刺刀折断了，他们抱住敌人摔打，用拳头、用牙齿，直到他们认为应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共产党员张学荣是爬着向敌人冲上去的，他已经身负重伤，没有力气端起刺刀，他爬到美军中间拉响了在牺牲的战友身上捡来的四颗手榴弹。一个叫邢玉堂的中国士兵，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浑身燃起大火，他带着呼呼作响的火苗扑向美军，美军在一团大火中只能看见那把尖头带血的刺刀。美军士兵在这个"火人"面前由于恐惧而浑身僵硬，邢玉堂连续刺倒几个敌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紧紧抱住一个美国兵，咬住这个美国兵的耳朵，两条胳膊像铁钳一样箍住敌人的肉体，直到两个人都烧成焦炭。

　　美军的第五次冲锋终于失败了。松骨峰的三连阵地上只剩下了七个活着的中国士兵。

　　松骨峰阵地依然在中国士兵手中。

　　松骨峰战斗最后结束的时候，一个从中国来到朝鲜的名叫魏巍的作家和一一二师师长杨大易一起走上了三连的阵地。阵地上，在几百具美军士兵的尸体和一片打乱摔碎的枪支中间，他们看见了牺牲的中国士兵仍保持着的死前热血贲张的姿态。他们手中的手榴弹上粘满了美国兵的脑浆，嘴上还叼着美国兵的半个耳朵。那个名叫邢玉堂的战士的尸体还冒着余烟，他的手指已经插入他身下那个美国兵的皮肉之中。作家魏巍将松骨峰战斗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通讯，名为：《谁是最可爱的人》”

　　——王树增 《远东：朝鲜战争》

　　“ 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

　　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这样做，很可能是想让俘虏深深感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

　　—— 马修． 李奇微 《李奇微回忆录》

　　今天，当我们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喜悦不已，为汹涌澎湃的物质狂潮所倾倒，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争得一席之位而殚精竭虑时，还有多少人会记起那些至今仍长埋在长津湖畔和马盖高原上的中国士兵，还有多少人能够想象得出那些穿着朴素军装的中国农民怎样啃着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玉米棒，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生活；怎样一边与无情的严寒作斗争一边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大炮吗？“喋血岭”、“伤心岭”、“喇叭高地”，这些名字的意义只有那些在当年残酷无比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美军老兵才能够颤抖着说出。在美国，朝鲜战争成为“被遗忘的战争”，就连商业触觉向来敏锐的好莱坞大导演们也从未踏足这片“禁地”。美国人真的忘记了吗？恐怕不是，只是现实与自尊之间的矛盾与难堪令美国人自觉地选择了遗忘。美国政府、美国军方、普通的美国人都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在当年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然取得这样一个难堪的结果。但可悲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它同样也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不同的只是它是被政府与媒体有意无意地忘记而已。在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几乎每次战斗都是以坚守阵地的最后一个中国士兵怀抱着爆破筒或成捆的手榴弹扑向敌人而结束。曾经在太平洋战争最残酷的岛屿争夺战中与誓死不降的日军精锐交手过多次的美军陆战队都被中国人即使在强大的火力面前依然一波又一波似乎永不停息的进攻精神所震撼。用一个美国老兵的话说：“……他们好像根本不把生命当回事！”每当我看到这些类似的回忆录时总感到无比的心酸，难道中国人的生命就真的如此不值钱吗，难道每一个死于敌人炮火之下的志愿军士兵不都是有父母生养的吗？就是因为装备的落后，不知道有多少志愿军战士被炸死轰死烧死，因为没有空军，后勤补给线受到美军飞机的严密封锁，无法为前线提供足够的御寒衣物，导致有近90％的志愿军战士身上有冻伤。强大啊，强大啊！中华民族自1840年开始便成为世界列强眼中的劣等民族、东亚病夫，如果说八年的浴血抗战令到中国在乱刀宰割中痛醒，那么在朝鲜战争中的奋力一搏才令中国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尽管满身伤痕，一无所有，但终于是用自己的双脚稳稳地踏在东方的大地上，用力地挺直了被压弯足足一个世纪的民族的脊梁！

　　半个多世纪过去，硝烟散尽，朝鲜三千里江山依旧秀美动人，那是因为有十四万的中华儿女已经化为她的一部分默默地守护着，其中有一个士兵的名字叫毛岸英。他是那个伟大邻国的领袖毛泽东的长子，是一个童年没有享受过一天父爱甚至是安定生活的苦孩子，他自出生那天起便随母亲杨开慧到处奔波逃难，八岁时连同母亲和两个弟弟被军阀抓去坐牢并亲眼目睹母亲被处决。日后一度与弟弟岸青（二弟岸龙病故）在上海四处流浪，以卖报推车为生，期间曾被巡捕殴打成脑震荡。毛岸英后来到苏联留学成为装甲兵上尉并随苏军攻入德国，一直至1946年才回到延安与阔别十八年的父亲毛泽东见面。

　　“抗美援朝开始后，毛泽东决定送儿子出国参战。江青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劝过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负责任务很重，不好离开，不要去参战了。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道理。给我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那一句：“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来了电报。叶子龙、同周恩来、江青商量一番、没有告诉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办完公到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叶子龙和江青才把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里。听到消息先是一怔，盯着江青和叶子龙一声不响。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没敢说一句安慰的话，不约而同垂下头。

　　于是，毛泽东眨了一下限，目光开始缓缓移动，望住茶几上的烟盒。他去拿烟，两次都没有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我忙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

　　屋里静了很长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能够听到的只有毛泽东咝咝的从牙缝往里吸烟的声响。陕北农民吸烟都喜欢发出这种咝咝声。大概是烟雾熏了毛泽东的眼睛，大概他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我见到毛泽东眼圈陡然一红，变湿了。

　　叶子龙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又沉默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用力拧熄在烟缸里，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我把头扭向一边，我哭了。

　　毛泽东没有哭，又吸燃一支烟，开始听江青汇报儿子牺牲的经过。我只听清几句：敌机轰炸，扔燃烧弹，毛岸英从防空洞里出来就没回去，烧死了。更多的话我没听到。因为我脑子里总是回荡着那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权延赤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的家族已经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在建国初期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却再次为民族的利益失去至爱的儿子，试问世上有那个国家的领导人（除了斯大林之外，他的长子二战中死于德国的战俘集中营）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上冷酷无情的战场，声称为维护南朝鲜的自由和独立的美国、英国以及联军中的各个国家的领袖又有那个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加这场所谓的“为自由而战”的战争呢？

　　在这场与世界头号强国的对抗中，新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得到了巨大的胜利。其代价是首先是遗留下台湾问题直至今天，其次打乱了新中国经济复苏的原计划，新中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并从此中国与西方隔绝了二十多年（其实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封锁）而且在亚洲面临日益紧迫的战略围堵。但相比之下其好处却更加巨大，首先是朝鲜一战战出新中国的军威国威，从停战的那一刻起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忽视中国的存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空前高涨，中国自近代以来首次成为左右世界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在与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军队长达三年的较量中令到中国军事思想产生剧烈的转变，并在战争中诞生并磨练出一支现代化的空军，而且也从此启动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战争的结果令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并于建国初期对中国实施全面的援助，为中国建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复苏国民经济并在高科技领域取得长足发展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朝鲜战争的影响一直持续多年，尽管建国以后经历多次政治动乱，边境战事不断，甚至中苏反目后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但都一直未敢叫板中国军队，原因就在于各国皆慑于韩战中中国军队之威。举一个很明显的事例，1982年，被誉为现代海战经典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远征万里的英国皇家海军成功地击败阿根廷海军向世界宣示对马岛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对于英国人引以为豪的东方明珠——香港却是如此顺利地交还给中国！难道这个在一百年前向中国倾销鸦片，作为八国联军中的一员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忽然之间大发善心吗？难道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还比不上大西洋上的几个小岛吗？历史证明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唯一的答案是实力！可以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显示中国巨大的战争能力，没有两弹一星显示出中国对高科技的驾驭能力，对核讹诈无所畏惧的气概，英国人是绝对不会如此轻易将其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的亚洲第一港——香港交还中国。中国之所以在毛泽东时期社会表面的动乱之下仍然能够维持整体大局的稳定，二十多年里在基本没有大的战事的和平环境下进行建设实在要感谢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出兵朝鲜的伟大决定！

　　还有一样奇迹是，尽管朝鲜战争延缓了国内的重建速度，而且朝鲜战争的军费最高时甚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但中国共产党一边在朝鲜应付美国军队一边应付国内的土豪劣绅和各式各样的投机资本家，在战争进行的三年内成功地复苏国民经济使之达到49年以来最好的状况，并学习苏联的经验拟定和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毛泽东身后为人诟病最多的是不懂经济、闭关自守以及发动文革。即使是许多曾经长期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那一代人也如此认为。就以我父亲为例，他解放前出生，十九岁进入国营企业，一直工作了四十年，可以说他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都献给了毛泽东领导下的那个热情高涨的年代。但每当问及文革与往事时，摇头及叹息是必然的反应。也许是对文革时社会上的倒行逆施以及身边的人事感触太深，以至它们几乎成为父亲对过去的全部记忆。对老一辈人的集体性失忆总是让我困惑不解，因为正是由于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热情忘我无私奉献才奠定了今日中国社会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那个时代生活的困难反而怀念昔日人人平等，尽管政治色彩浓厚但却健康高尚的社会风气，工人农民名副其实地成为自己主人。当我翻阅经济史卷，各种年鉴以及许多国内外学者对毛泽东统治的二十多年的经济成就分析后才对父亲口中的动乱年代开始有真正的了解，也正因为我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对那个年代缺乏感性的认识，因此能够以比较理性的态度去审视各种历史资料，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以下是我对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实施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这一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简要分析。

　　从1953年－1957年的“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主要依靠我国人民的力量，加上当时苏联等国家的大力援助，到1957年底胜利完成，使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确定。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21.3%上升到92.9%；建成了一大批重要工程，五年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5亿元，相当于1952年底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总值的1.9倍。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初步铺开我国工业布局的骨架。 “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为日后中国工农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工农业具体增长方面，根据中国《中国统计年鉴1985》列出的数据如下：

　　工农业总产值指数
　　（以1952年为100）

年份 工农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轻工业总产值 重工业总产值
1949 -- 56.3 ------ 67.4 ------ 40.8 ------ 46.6 ------ 30.3
1950 -- 69.5 ------ 79.3 ------ 55.7 ------ 60.6 ------ 46.7
1951 -- 82.7 ------ 86.8 ------ 77.0 ------ 81.0 ------ 69.7
1952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1953 --114.4 ----- 103.1 ----- 130.3 ----- 126.7 ----- 136.9
……
1970 --424.3 ----- 166.3 ----- 787.1 ----- 515.6 ---- 1290.2
1971 --475.9 ----- 171.4 ----- 904.4 ----- 549.1 ---- 1566.3
1972 --497.4 ----- 185.5 ----- 964.1 ----- 583.1 ---- 1675.9
1973 --543.0 ----- 193.2 ---- 1055.7 ----- 644.9 ---- 1821.7
1974 --550.6 ----- 202.1 ---- 1058.9 ----- 662.3 ---- 1792.6
1975 --616.2 ----- 202.1 ---- 1218.8 ----- 748.4 ---- 2093.8
1976 --626.6 ----- 207.1 ---- 1234.6 ----- 766.4 ---- 2104.3
　　注：本表按可比价格计算

　　社会总产值构成（以社会总产值为100）
　　单位：％
　　年份　农业　工业
　　1949　58.5　25.2
　　1950　56.2　28.0
　　1951　51.3　32.2
　　1952　45.4　34.4
　　1953　41.1　36.3
　　……
　　1970　27.8　54.8
　　1971　26.3　56.5
　　1972　25.5　57.3
　　1973　25.7　57.4
　　1974　26.3　56.2
　　1975　25.0　58.1
　　1976　25.4　58.1
　　注：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如果我们将毛泽东主导下的中国二十多年经济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话，它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置疑的。从1952年三年恢复时期结束算起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工农业总产值增长超过五倍（别忘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战略三步走中的第二步：实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也就是说用二十年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三倍），那么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改革开放之后被誉为腾飞或奇迹的经济增长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要成为现代化国家，工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数据中可以看到，1949年，工农业产值分别占社会总产值的25.2％和58.5％，而到了1976年这个比例几乎颠倒了过来，工农业产值分别占社会总产值的25.4和58.1。尤其是重工业总产值从1952年到1976年间以平均每年83.5％的惊人速度增长。

　　以下是几个关键部门的发展数据：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叁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叁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亿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叁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叁千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旧中国是一个工业近乎空白、科学技术落后的大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建立工业化的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如何兼顾农业、轻工业以及其他与民生相关的行业却是横在毛泽东眼前的一道难题。历史上有名的毛梁（漱溟）之争正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济工作中的主要矛盾。1953年8月11日，梁漱溟在政协扩大会议上发言，认为党中央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了工业与城市，因此近几年里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得很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依然很苦。毛泽东在当年9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以“仁政”为题的一段讲话便对梁作出了回应：

　　“……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得太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仁政的偏向。”

　　但事实上，在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基础建设方面所取得的真实成就还是应该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以下是1952年至1978年部分重要国民经济指标的汇总：

项目 单位 ---------- 1952年 -- 1965年 ---1978年
粮食 万吨 ---------- 16392 --- 19453 --- 30447
棉花 万吨 ---------- 130.4 --- 209.8 ---- 216.7
猪、牛、羊肉 万吨 -- 338.5 --- 551.0 ---- 856.3
原煤 亿吨 ------------ 0.66 --- 2.32 ---- 6.18
原油 万吨 ------------ 44 ---- 1131 ---- 10405
发电量 亿度 ---------- 73 ----- 676 ------ 2566
钢 万吨 ------------- 135 ---- 1223 ------ 3178
水泥 万吨 ----------- 286 ---- 1634 ------ 6524
机床 万台 ----------- 1.37 ----- 3.96 ----- 18.32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248.4 --- 697.1 ---- 1743
铁路 亿人公里 ------- 201 ----- 479 ------ 1093
公路 亿人公里 -------- 22.7 --- 168.2 ----- 521
水运 亿人公里 -------- 24.5 ---- 47.4 ----- 101
空运 亿人公里 --------- 0.2 ----- 2.5 ------ 28
输油、输气管道 亿吨公里 0.3 ----- 1.0
小学在校学生数 万人 - 5110 --- 11621 ---- 14624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万人 249.0 - 933.8 ---- 6548.3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19.1 -- 67.4 ----- 85.6
报纸出版数量 亿份 --- 16.1 ----- 47.4 ---- 127.8
医院病床数 万张 ----- 16.0 ----- 76.6 ---- 185.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 ，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如1954年12月25日建成通车的川藏（全长2255公里）和青藏（全长2100公里）公路，使西南叁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现在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1952年6月开始在城市居民中推行公费医疗制度，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以下。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泽东逝世时，既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


　　其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对日后工业布局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历时多年、规模空前庞大、涉及领域广泛的三线建设项目：

　　从1964年开始，以备战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国防科技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建设展开，这种大规模建设也称为三线建设。所谓三线建设，是以沿海、边疆地区向中国内地划分成三个区域，沿海和边境地区称为一线；四川、贵州、山西、甘肃、湖南、湖北等地区称为三线；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称为二线。同时，也把西南、西北地区（主要指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称为大三线，把中部及沿海地区的腹地称为小三线。三线建设初期的主要项目包括：四川、云南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成昆铁路，以重庆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和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空工业基地，酒泉钢铁厂等。中国近代以来内地工业与交通十分薄弱，三线的建设也曾被考虑为国民经济地区布局的重大举措，是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计划也考虑到照顾人民的生活，考虑到救灾救荒，毛泽东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三线建设的成就
　　首先，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显著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布局。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等五条铁路干线，形成了西南地区的交通骨干网络，改变了交通闭塞的状况，为该地区的矿产和资源的开发以及工业布局和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次，三线地区的大规模建设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一批以工矿企业为主的中心城镇，使广大地区包括一些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落后面貌，缩小了东西部的差距。在此期间，大量的工业西迁，同时也伴随着大量人才向西部转移和流动。经济中心的西移，改变了中国过去的工业布局，形成了比较好的生产布局。文革期间，内地工业的产值增长为143.9％，快于沿海工业的123.3％，内地的工业产值由1965年的36.9%上升为1975年的39.1％。

　　三线建设使中国的国防科技有了历史性的突破，1964年中国成功地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紧接着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1971年又发射了一颗开学试验卫星，1972年研制成功了一艘核潜艇，1975年发射额人造卫星正常运行后返回地面，中国成为第三个能够回收卫星的国家。这些成果的取得和三线建设是分不开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当年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还有以下的一些事实我们都不应该忘却，因为今天我们仍然受惠其中：

　　1956年1月1日起，《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全国性报纸的文字，由原来的竖排改为横排，这是我国报纸形式的一项重大改革。

　　1956年1月28日开始推行的《简化汉字方案》。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倡人死后实行火葬，并带头在倡议书上签名。

　　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通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为推广普通话、统一汉字读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8年，江西县率先消灭血吸虫病。血吸虫病曾长期在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流行，到五十年代初，中国差不多由1 /5的人口受血吸虫病的威胁。

　　1959年9月，由黄汲清、谢家荣主持的在松辽平原寻找石油的行动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松基三井“喷涌出滚滚原油。日后，这里诞生了中国的第一口世界级的大油田——大庆油田。

　　1962年中国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天花，而在十多年后的1979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病毒。

　　1965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密切配合，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力的结晶蛋白质。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这次访问意味着冻结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出现松动。同年9月29日中日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

　　1973年10月，我国科学家袁隆平宣告他们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了强优势的杂交水稻——籼型杂交水稻。这种杂交水稻单产比一般常规水稻增产20％左右，推广后获得大面积丰收，因而在国际上被称为“东方魔稻”。

　　至于毛泽东的另一个“罪过”，便是长期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作为一代开国的伟人而且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交手的经历中必然令到毛泽东深深感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性，而开放及对外交流则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有意将新中国建成一个对全世界开放的国家，而从未离开过中国土地的他甚至表达过要到美国访问的愿望。可惜，历史弄人，建国仅仅一年中美便在朝鲜兵戎相见，结果是世界第一强国在一个一无所有的新生国家面前丢尽脸面。朝鲜战争的结果使得新中国不得不全盘倒向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同时也令毛泽东对霸权主义产生根本的蔑视。在中苏友好的蜜月期苏联对华一五六项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础，而且大多数项目属于苏联最先进工业技术。就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相对收益而言，这段时间决不逊色于邓小平前十多年开放的成果。但随着自赫鲁晓夫上台，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终于在1960苏联单方面撕毁所有合同，并撤回所有的苏联专家，甚至不顾当时中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要求中国偿还朝鲜战争期间购买武器的贷款。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勒紧裤带也要把欠款还清！”确实，当年毛泽东面对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骨气仍然让老一代人引以为豪。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接近即将结束，但国内的仍然十分困难，而正在这时在中印边境爆发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却牵动世界神经的战争。战争以中国全胜结束，但结果却是中国没有收复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只是空有胜利者的头衔。对这场中国胜而不胜印度败而不败的的战争几十年来的争论不断，而持支持观点的人认为除了军事（主要是后勤）上不足以继续支持不断的胜利（当时印度已经向英美求援，要求紧急派出战机编队支援节节败退的印军）之外，而且当时国内的饥荒还没有结束，不可能将过多的精力投入一场外部战争。最重要的是当时世界上除巴基斯坦声援中国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对中国普遍加以谴责。当年中国军队打了漂亮的一仗，基本达到了毛泽东“和平三十年”的目的，但在中印边界上却有9万平方公里只是在地图上属于中国，直到今日。

　　时间走到1969年，中苏为了黑龙江上的一个0.7平方公里的小岛几乎大打出手。其时正值文革，国内狂热的反修反帝浪潮令情况随时有失控的危险。庆幸的是，全面战争没有引发，但无法下台的苏联自此在中苏边境一直集结着数十个机械化师，若以最快的速度计算只需十四个小时就能攻至北京。但双方背后庞大的核武库令谁都不敢轻启战端，出于面子，这些编制近百万但实际上不足满员率1/3的机械化师一直在边境保持到八十年代末。

　　从1964年起中国便对亚洲的同志加兄弟的北越政权施以长期、巨大、无偿的援助，越战表面上是美国为了继承法国在亚洲传统的殖民势力，实际上是中美两国争夺亚洲地区的战略利益。自建国以来中美两次交手，两次都以美国的失败告终，无可避免地使美国更加仇视中国——这个雄踞亚洲的庞大红色帝国。从朝鲜战争结束的那天起，美国都没有放弃围堵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菲律宾——台湾——日本——印尼的新月型包围圈便是这种战略围堵的明显体现。

　　1974年刚刚统一的越南迅速倒向苏联的怀抱，在西沙向中国主权提出挑战，两国海军于是在西沙海域爆发一场小型海战。从此中国的西南边境日渐紧张，中越边境摩擦不断，终于在1979年亚洲两个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燃起战火，这场战争亦即中国方面所宣扬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纵观历史，在毛泽东时期的二十多年，大小战事不断而且大都是中国迫于无奈去应战，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便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一支孤立的国际政治力量，实际上却是在美苏的夹缝中艰难求存。因为当时的两大阵营囊括了世界上差不多所有最主要的国家，而中国却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试问，中国可以向谁开放呢？美国作为战后最大的资金输出国和最大市场，不能为我所用，且尽力在技术输出上封锁中国。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技术禁运高达一百七十多项，而对其死对头苏联的禁运才一百五十多项。如果一定要开放的话，面临选择也不过是一些影响不大的国家，比如：朝鲜、古巴、巴基斯坦等还有那盏东欧的社会主义明灯——阿以巴尼阿。其实毛泽东一直没有放弃过开放的念头，相反他抓紧一切有利的机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科技去提高国内的生产力，但意识形态的差别是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在旧中国生活的经历使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在开放的态度上极为谨慎，尤其是绝对严禁西方思想的输入，如果要求他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几乎全面的开放是不现实的。但在中美建交的初期，毛泽东利用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友好气氛签署了一连串的引进协议，成套引进的当时先进的工业生产设备①，这批生产线从1972年起兴建至1979年基本完工，而正是因为这些大型的生产线的投产满足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激增的工农业需求，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足够的升力，而这些企业今天也已经成为我国工业体系的骨干之一。

　　①：以下是当年所引进的生产线的详细情况：

　　项目名称　建设地址　引进国别　开始建设时间（年月）　全部建成投产时间（年月）　自开始建设至建成累计投资（万元）
　　北大港电厂　天津　意大利　1974.12　1979.10　45873
　　唐山徒河电厂　唐山　日本　1973.12　1979.12　58672
　　元宝山电厂　赤峰　法国、瑞士　1974.9　1978.3　37194
　　南京钢铁公司氯化球团公司　南京　日本　1978.1　1980.12　13611
　　武汉钢铁公司一米七轧机工程　武汉　日本、联邦德国　1972.3　1980.3　276800
　　燕山石油化工总厂房　日本、联邦德国　1969.3　1976.12　261417
　　北京化工二厂　北京　联邦德国　1974.10　1977.1　212473
　　沧州化肥厂　沧州　美国、荷兰　1973.7　1977.4　24312
　　辽河化肥厂　盘山　美国、荷兰　1973.6　1977.12　34342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　吉林　联邦德国　1976.12　1983.12　68807
　　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　大庆　美国、荷兰　1974.5　1977.6　267447
　　南京栖霞山化肥厂　南京　法国　1974.9　1981.2　32128
　　安庆石油化工厂　安庆　法国　1974.3　1982.6　40526
　　胜利石油化工总厂　淄博　日本　1974.4　1976.7　26303
　　宜昌化肥厂　枝江　美国、荷兰　1974.10　1979.8　29875
　　洞庭化肥厂　岳阳　美国、荷兰　1974.4　1979.11　31329
　　广州石油化工总厂　广州　法国　1974.12　1982.10　50739
　　四川化工厂　成都　日本　1974.5　1976.12　16012
　　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泸州　美国、荷兰　1974.4　1977.3　20642
　　赤水天然气化工厂　赤水　美国、荷兰　1976.1　1978.12　17185
　　云南天然气化工厂　水富　美国、荷兰　1975.1　1977.12　18759
　　南京烷基苯厂　南京　意大利　1976.10　1981.12　26875
　　天津石油化纤厂　天津　日本、联邦德国　1977.6　1983.11　135819
　　辽阳石油化工厂　辽阳　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　1973.9　1981.12　290243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上海　日本、联邦德国　1974.1　1978.12　209175
　　长寿维尼纶厂　长寿　法国、日本　1972年2月　1981.12　96131

　　资料来源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1999年，中国经济出版社，第713－714页

　　毛泽东前半生是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无数艰难险阻养成了他蔑视一切权威、迎难而上的性格。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在他的带领下中国人凭着一股硬气和志气一次又一次地向世界证明中国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国、强国。在领土问题上毛泽东与小国从不斤斤计较，但和大国则寸土必争，中印边界纠纷以及珍宝岛事件就是充分的证明，这也正体现了毛泽东性格中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豪侠气概。在国防方面他高屋建瓴，当年面对美苏的核讹诈，毛泽东提出“当了裤子也要搞出来”的口号加紧对原子弹的研究，可见他对核武器的国防意义的理解是何等深刻！在从1964年到1967年不到三年时间内中国先后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氢弹以及实现核弹与导弹的结合，并于1970年成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枚人造卫星。从原子弹试爆到氢弹试爆，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近5年，法国是8年多，但是中国只用了2年8个多月，并且赶在法国之前成功试爆。这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骄傲的事情！正因为毛泽东把人作为一切工作的决定因素，他相信人能够创造任何奇迹，能够战胜任何困难，才会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去迎接挑战。建国以来一个个巨大的成功无不是在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上所取得的，这更使得毛泽东坚信人的精神人的智慧可以抵消任何巨大的物质优势。

　　而这也恰恰是日后大跃进中毛泽东以及数亿中国人的悲剧所在！

　　当我们尝试重新评价毛泽东时代，必然无法回避他晚年所犯下的错误。其实这样说似乎把那些历史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他的身上，我认为那并不公平，尽管毛泽东的责任不可推卸，但作为整个民族的反省难道不是更加重要吗？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永远交缠在一起，正如在亿万中国人中必然会走出一个毛泽东带领他的人民重建自尊，那么在民族崛起的过程中必然地要经历各种劫难，这不是毛泽东或某一个人能够改变的，因为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追寻理想的征途上必然付出的代价。
马寅初与“新人口论”
　　1957年7月3日，马寅初发表了著名《新人口论》。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长过快而资金积累太慢，主张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下降，这样就可以多积累一些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和科学研究，加速工业化进程。但他的“新人口论”很快便遭到批判。《新人口论》无疑是真理，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它是否具有执行的迫切性或可操作性呢？首先，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中国，人作为最大的资源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建设中的作用都是不容忽略的。而这些看似取之不竭的人力资源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土地上广袤的农村，莫讲要在拥有几亿人口的农村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难度有多高，即使能够成功推行它的成效也必须在十多二十年后才能够体现。其次，出身自农家的毛泽东切身体会到千百年来农民的宿命都是守在那一小片土地里终其一生，他们没有机会生活在五光十色的大城市里，没有退休金，没有机会享受国家提供的公费医疗，年老后唯一的依靠便是家中的子女。而且在农村里养育一个孩子成本跟养一只小猪差不了多少。毛泽东又怎么会忍心为此而剥夺农民年老后唯一的依靠呢？毛泽东十分清楚到是农民的巨大牺牲铺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但当革命成功后却又一次让他们作出牺牲，这是一生都对农民怀着深厚感情的毛泽东所绝对不允许的。事实上，在毛泽东逝世前的文革后期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因为六十年代初期的生育高峰所带来的影响已渐露头角。“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一个人的错误要一个民族用一个世纪去弥补”等类似的说法似乎已经成为毛要对今天中国巨大人口的现实而必须担上的责任的论断，我不敢说不对，但我只是想说无论我们任何一个人站在当年毛泽东的位置上时都未必能够作出更好的决定。
大跃进
　　“大炼钢铁”、“万斤田”、“十万斤田”…… 似乎成为大跃进的标志。用今天的目光去看待那一段历史总带有一种荒谬得难以理解的色彩，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从最高领导人到农村里的一个普通的农民都对一个伟大的理想坚信不疑。尽管荒谬，尽管讽刺，但我觉得绝不可笑，假如那些嘲笑的人们稍微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背景以及中国人为之而付出的代价的话。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五年合计钢产量1656万吨，等于旧中国从1900年到1948年49年间钢的总产量760万吨的218%，煤产量达到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工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都超额完成计划。

　　但毛泽东“只争朝夕”的气概并不满足于这个速度，他一生中所有伟大的成就都离不开人民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阶级的支持，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那支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农民军队击败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军队这更令他坚信“人”可以创造一切奇迹，因此自投身革命以来所一直酝酿的强国梦便有了实现的物质条件，那就是人——六亿五千万的人！
1958年，是一个几乎可以让中国过去数千年历史都黯然失色的年份，但同时也是一场巨大悲剧序幕。

　　1957年，中国的钢产量是535万吨，58年2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济计划部门在对原来的保守思想作了检讨之后，大胆地将1958年的钢产量计划定为624.8万吨，但到５月份，这个指标被提高到800至850万吨，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一次将1958年的钢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是1957年的一倍。

　　1958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高了奋斗目标，提出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到1962年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在若干重要产品和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据此，《意见》提出农业总产值五年增长2.7倍以上，1962年粮食总产达到15000亿斤，棉花15000万担，钢8000万吨，煤9亿吨，棉纱1600万件，五年基本建设投资3850亿元，重大建设项目1000个以上。

　　“1958年８月北戴河会议的公报，毛泽东发出了战略转移的命令：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钢铁的巨大需要和对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日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为了打赢这场只有四个月时间的钢铁翻番仗，毛泽东委派他最得力的助手周恩来担任钢铁大跃进领导小组”的组长；周恩来又将他的８位副总理全部投入这场战斗。兵分八路，每人监督和负责一个地区的炼钢运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要求全国的舆论工具把宣传的中心从农业转向钢铁……”

　　——赵启强《毛泽东扼住了历史的咽喉——1958年纪实》
　　 　　　　　　　
　　1958年，整个中国大地都沸腾起来，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田野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人们，到处都是土高炉，农民放下手中的农活，学生放下手中的课本，全部投入到这场浩浩荡荡的大生产运动之中。其场面之壮观，人民的高度组织性与自觉性是有史以来任何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无法想象的，而这只有毛泽东才能够做到，也只有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这个几千年来都是最温顺臣民的民族才能够做到的奇迹。

　　当然，真正的奇迹没有发生，但随之而来的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领导人都没有估计到的巨大灾难。正因为1958到1959年间对工业大量低效甚至无用的投入而忽视农业生产导致粮食的大面积失收（同时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卫星”掩盖了事实），而以1960年的春荒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瞬间把中国人从理想的天堂拉回了人间。１９６０年的粮食产量比翻番前的１９５７年还低了２６％仅１.４万亿吨，为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而重工业的年下降率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还有一个数字极少被人提到，那就是在从1960年到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中饿死的人口总数达到2000至4000万。2000至4000万，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伤亡了约3500人，而一次灾荒就夺去了几乎相同数目的生命，这里面又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天灾也好，人祸也罢，死去的数千万农民却是历史永远无法忘记的伤痛。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公开为这次运动所造成的后果负责，也没有人给予那些死者的家属一个讲法，更奇怪的是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并没有造成任何有影响的政治或社会动荡。

　　“1959年底，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捂馊，交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受到震动。他用颤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口粮，我们每个人都要吃……”
　　
　　我分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这窝头与河南吃的烤面包真是天地之差。
　　
　　我想起了马维带来的那个窝头，想起了毛泽东讲的“要想个办法”……
　　
　　毛泽东独自拿了一个整窝头。咬第一口，他眼圈红了。喉结上下抽动者，有些噎塞。咬第二口，泪花沾湿了睫毛。咬第三口，泪水已经哗哗地淌下来。
　　
　　他哭了。无声的哭是最沉痛的哭。我相信，他想到的决不止是农民受了苦，他一定还想到了河南吃的烤面包，在铁路旁的村子里吃的红烧肉，想到了一个领导者的责任，想到了他的美好理想与严酷的现实……
　　
　　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盘马齿宽（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我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呜？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带给毛泽东一网兜螃蟹。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可以看出作为大跃进的发起者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此时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但现实是无情的，那数千万条鲜活的生命成为了一段伟大历史的殉葬品。但大跃进并非全是荒唐与悲痛，其中也有值得我们称道的成果，比如当年及以后数十年中在全国各地由各级政府所发动的义务劳动高潮为基础建设节约了大量资金，具体点说，就是在几乎完全依靠人力的生产环境下，以义务劳动的方式发动群众建设了大量的水库、公路等，尤其是在西北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铺设铁路，挖掘隧道，架设桥梁等庞大复杂的工程都是由大量热情高涨的解放军工程兵去完成，其造价之低廉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绝对是无法想象的。也正因为这些几乎零劳动力成本的基础建设改变内陆地区交通闭塞的局面，同时也改善了农业环境。直到今天，在各地农村到处可见的水库很大一部分便是当年伟大的成果之一，可说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相比起现在屡禁不止的“豆腐渣工程”无法不使人感慨万千。

　　尽管那场伟大的运动已经远离我们，即使是亲历者也已淡忘，但当年整个民族为实现同一个理想时所投入巨大的热情和努力以及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都是不应该被嘲讽甚至忘却的。
文化大革命
　　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都似乎都集中在58年大跃进和文革动乱中的十年。至于为什么，从当事者的角度看来是因为文革中的混乱和动荡与之前的社会稳定，人心团结形的局面成强烈的对比，但历史的发展却违背逻辑，令人费解。从历史的角度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一大迷案，它的酝酿、爆发与瞬间结束都成为日后无数学者潜心研究的课题。

　　无可否认，文革是一场灾难，但它的影响却往往被人夸大。知识分子无疑是这场运动中受难最深重的一群，大量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与自豪的教师、技术人员、专家、文艺工作者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与折磨，甚至连曾经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被残酷迫害而死，大量的知识青年被下放农村，形成了一个带有深刻历史烙印的知识群体——知青。在文革后曾经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便是这个群体在文革中心灵写照。如果我们抛开文革中复杂的政治斗争、权力倾覆、勾心斗角单纯从运动本身的轨迹去考察可以发现，同时也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的特点——那就是斗争的矛头从来没有指向过广大的人民群众，尽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触及的知识分子与官僚在绝对数量上难以接受，但相对起占中国绝对人口比例的农民仍然只是一个比较小的部分。而无论是反右、四清还是文革，运动的重点都是在城市，尤其是在政治氛围浓重的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等，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所受到的冲击实际要比城市轻得多。今天我们之所以对文革形成的几乎全盘否定的印象那是因为我们获得讯息的媒体几乎都掌握在官僚、知识分子手里，当然他们对文革的态度会毫无保留甚至是不遗余力的向大众灌输，而那些对文革持截然不同态度的工人、农民却因为话语权的贫乏而失去表达意见的机会。当我们再从文革中各种现象去考察，文革本身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去摧毁国家的官僚制度与党的组织，最终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自发创造出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权。而文革的悲剧正是这一过程被四人帮等一类政治流氓所利用，他们在个人崇拜的幌子下恣意煽动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且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意图攫取最高权力。至此，毛泽东最初发动的那场带有启蒙精神的政治运动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疯狂与迷乱之中并最终演变成为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当年那些年轻狂热的“红卫兵”们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把曾经教导过自己的老师拖出教室施行无情的辱骂，殴打甚至残酷的人身折磨；一个个在革命年代忠心耿耿的老同志被强加罪名进行揪斗、批判，其子女亲人也被株连受罪，被强迫着与亲人“划清界线”；而那些出身不正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在文革中过着毫无权力的贱民般的生活，那些敢于质疑现实甚至揭露四人帮罪行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被长期流放、监禁、迫害甚至枪决。这些在文革中不断上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剧不禁令人心寒，令人困惑。正如冯骥才先生《终结文革》一文中所说：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嫉妒、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毛泽东头脑中封建专制的家长意识是的确加剧文革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并不是其发动文革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中始终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静态发展的阶段，而作为执政党只有不断保持革命的活力才不会蜕变成为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利益集团；另一个原因就是虽然农民在革命中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但始终无法摆脱其阶级局限性，无法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而知识分子作为相对独立于工人阶级的一群身上留有的封建主义遗毒应该被剔除并接受工人农民的教育，对于整个民族则要求破除一切迷信，包括对权威的迷信，对官僚的迷信，对党组织的迷信甚至于对毛自身的迷信，可以说，文革是一次尝试改造民族灵魂的实验。

　　文化大革命积极的一面是摧毁了解放后效仿斯大林模式而建立的官僚主义体制。把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平等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文化启蒙因素深深地播种到民族的精神中。但其失败的一面是在摧毁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并没有建立起具体有效的民主制度，而始终处于一种粗放式的革命状态，而且文革中的大民主是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尊严与人格作为代价。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整个中国社会一次人性的大检阅，是一个民族在革命的名义下践踏理性与良知的悲剧。文革是一个巨大的迷，要真实全面地评价它,也许需要在远离它一个甚至几个世纪之后的某一天方可理清当中的千丝万缕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我十分赞同冯骥才先生所说的一句话，因为它不仅适用于每一个曾经亲历文革的人而且更适用于我们整个民族：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结束语
　　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毛泽东时代并非传闻中所说的经济裹足不前，相反是一个高速工业化的过程，即使相比起同时期的任何国家其成效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之所以把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截然分开，并且给予后者极高的评价只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从恶劣的国际环境出发把建设立足于国防，重工业，科研等不能迅速直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但那是不得已的选择。而邓小平在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开放，大力发展轻工业，将高档耐用消费品引入普通家庭，令到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自然得到普遍的拥护。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就不会创造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由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成功，不仅缓解了财政状况，而且节省了一笔进口粮食的外汇，化解了改革开放初期“洋冒进 ”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如果没有朝鲜战争胜利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以及“两弹一星”的成功使中国拥有足以令对手畏惧的核报复力量，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时期相对稳定和平的建设环境；如果没有毛泽东时期领导人民义务修建的大量水利设施，难以想象今天层出不穷的“豆腐渣工程”会对中国经济建设造成多大负担；如果没有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只能是一句空口号；如果没有毛泽东时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如何满足改革开放工农业所需要的大量化肥、钢铁、以及各种化工原料？恐怕国家的外汇早已耗尽在购买各种大型生产线上面，而再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才能跟上工业发展的步伐。

　　“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旷新年 《毛泽东：一份沉重的遗产 ——为韩国〈进步评论〉作》

　　今天，面对大量工人下岗，社会弱势群体的日益壮大，社会贫富悬殊的急剧扩大，色情、毒品、犯罪的猖獗，各种根深蒂固的官僚腐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金融腐败，还有物欲横流造成年轻一代历史民族意识的淡薄，不由得对比起毛泽东时代，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但社会清明，官员廉洁，人民思想纯朴，社会财富分配比较平均；虽然远未完善但已形成体系的医疗制度为城市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已经深入民心，而今天层层回扣下造成的高额医疗费用不知剥夺了多少人治病的权利；毛泽东时代的初等教育取得的长足发展却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被人为摧毁，九年义务教育形同虚设。而教育产业化的提出更加剧了城乡教育的分化。从一篇网文中我们可以触其一二：

　　“１８亿人民币在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呢？据说，“希望工程”十年募捐的总额还不到１７个亿。根据“希望工程”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ｙｄｆｏｒｇ/ 介绍，在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年间，中国有中小学失学儿童和少年大约四千万人，而四百元人民币就能够支付一个失学儿童完成小学教育的费用。这么算来，１８亿元人民币恰好能够使四千五百万名失学儿童接受初级教育。再加上给清华的１８个亿，中国政府几乎可以还上从１９８６年起就积攒下的《义务教育法》欠账。（令人不解的是，《义务教育法》是中国人大制订的法律，教育部凭什么可以将它置之度外，而在没有人大授权的情况下，毫不吝惜地把巨额资金用来建设“一流”大学？这项政策的合法性本身就值得探讨，可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们是不会为此费心的。）中国有几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甚至要靠卖血来维持生存。河南省艾滋病大流行，就是贫民卖血交叉感染的结果。据说一升全血的价格只有３５０元人民币（见“人民网”２００２０６０７：老父卖血６年供儿上学，逆子抛荒学业游荡京城）。那么，１８亿元人民币可以购买五千万升鲜血，足以把北大的未名湖灌成血海！”

　　资料来源：网络

　　有一句人所共知的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生活的复苏同时也激活了体制内部的毒素，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迅速活跃起来。但腐败的根源不仅仅在于制度本身，更可深究到民族的根性与传统文化的沉淀。从近年来陆续揭发曝光的一系列贪污受贿的案件②中可以看出其明显的趋势，就是罪犯的权位越来越高，涉及的金额也越来越大，甚至达到天文数字；各种势力的相互纠缠勾结越来越紧密而且也越来越隐秘。在某些地方政治体制的僵化以及官僚与资本的同流合污甚至已经到达民怨沸腾的程度。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思考，我们还会有理由全盘否定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吗？

　　②附：近年来部分主要高级官员贪污的名单

　　典型案例统计表
　　犯罪人　　职务　　　　　　　　　　　　　　判决
　　胡长清　　江西省副省长 　　　　　　　　　 死刑
　　阎建宏　　贵州国际信托公司董事长　　　　　死刑
　　张德元　　湖南国际信托公司董事长　　　　　死刑
　　陈　铭　　北京电子动力公司总经理　　　　　死刑
　　郭子文　　中国煤炭销售公司总经理　　　　　死刑
　　林国悌　　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局长　　　　　　死刑
　　李连维　　甘肃省机械工业厅厅长　　　　　１５年
　　谢鹤亭　　广东天龙集团董事长　　　　　　　死刑
　　黄伟如　　湖北国际信托公司董事长　　　　１５年
　　戴天敏　　投资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　　　　　死刑
　　刘宜清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分行行长　　　　死刑
　　金鉴明　　贵州对外经协办公室主任　　　　无期徒刑
　　郭政民　　贵州省公安厅厅长　　　　　　　　９年
　　康　辉　　人事部工资福利司司长　　　　　１０年
　　褚时健 　　云南玉溪红塔（集团）董事长 　无期徒刑
　　胡建学　　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　　　　　　　死缓
　　曾锦城　　河南省周口地区行署专员　　　　１５年
　　朱胜文　　哈尔滨市副市长　　　　　　　　无期徒刑
　　欧阳德　　广东省人大副主任　　　　　　　１５年
　　铁　英　　北京市人大副主任　　　　　　　１５年
　　黄纪诚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１０年
　　韩福才　　青海省人大副主任　　　　　　　　８年
　　李效时　　国家科委副主任　　　　　　　　２０年

　　“但是，毛却是一位天才；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洞彻以至试图掌握更遥远的历史未来的神灵。他的洞察与痛苦，他所奋斗的目标，是远远超越于现实之上的。

　　因此，在尘埃落定的三十六年之后，我们惊讶地看到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变。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所有这些当时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作为一种政治语词出现（没有人真正理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发动文革所欲在历史中加以遏止的东西，而对大多数人在当时则似乎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似乎强不可摧的铁一般的现实！“

　　——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7个年头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份珍贵而沉重的遗产，是一份承载着民族自尊与自豪，自立与自强，不屈与抗争的遗产，无论认同与否，这份遗产都应该属于每一个中国人。

　　“当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对新旧中国作过这样的对比：‘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层层压榨之下暗无天日的社会。是一个农村整个破产，工业被帝国主义全盘控制的社会。用鲁迅的话说，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产生了新的世界观，在发达国家里产生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何炳棣教授说：‘毛主席将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忍辱待毙、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为艰苦卓绝、急公好义、勤仆俭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国。’”

　　——旷新年 《毛泽东：一份沉重的遗产 ——为韩国〈进步评论〉作》

　　——当遗忘已然成为历史与现实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时，惟有真诚的思考才能架起一条飘忽不定的小桥。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以及所有珍惜我及我所珍惜的朋友

作者简介:21岁 土木工程专业学生 志向参军
qq:15794805 愿结交天下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