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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痛失亲子详记 —— 周秉德记述

(2007-02-11 14:03:00) 下一个

周恩来痛失亲子详记 —— 周秉德记述


(编者按)今年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26周年祭日,特发周总理的亲侄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社原副社长周秉德女士的这篇回忆文章以示纪念。

我自从12岁来到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身边,就知道两位老人家没有儿女,只有一位干女儿——我的维世姐姐。我和弟弟妹妹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中,两位老人家对我们都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同时又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对一些战友和烈士的子女,也常常关心、照顾、教育、培养。他们实际上是关心所有的革命后代。

1962年4月的一个周末,我又照例回到西花厅,只见院子里几株海棠树,盛开着一簇簇白色、粉色的花朵,使这古朴的院落增添了热烈、欢快、繁荣的气氛,一片生机盎然。

伯父从来没有什么周末休息,他有太多做不完的工作要做,现仍在外面办事,尚未回家。

伯母见到我,很高兴地听我谈了些工作、生活及我的父、母、弟、妹的近况后,又无不伤感地对我谈起了一些我从未听说,而又非常遗憾的往事:

“秉德,你一直以为我和你伯伯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吧?其实1927年4月我在广州时,生过一个男孩,因为这孩子体重太大,有10磅(相当于9.07市斤)超出正常标准,我在医院难产,三天三夜生不下来。虽然是德国的教会医院,条件算是好的,但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帮助,因用力过大,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成活!不然到现在也有35岁了,比你整整大10岁呀!”

听了这话我实在非常惋惜,不然我这位大哥,在伯父、伯母的培育下,如今一定会是位刚毅、果敢、英俊、热情、足智多谋的好大哥,他会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地工作……想着就不由得大叫:“太可惜了,太遗憾了!那当时伯伯见到自己的大胖儿子了吗?”伯母从容地说道:“那是大革命的年代,你伯伯已在1926年12月,由广州调到上海的党中央去工作了。我在医院由我母亲陪同。”接着伯母又严肃地回忆起这之后的往事:

“孩子没保住,我的身体虚弱,但却无法安心调养。当时正赶上‘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突然、大量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各大城市一片白色恐怖。你伯伯在上海已经转入地下,我在报纸上已经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广州也已吃紧。

“这时,一位打扮入时的贵夫人,戴着耳环、涂着口红,走进我的病房,我以为她走错了房间,可定睛一看,原来是陈铁军。她和我都是在我们党的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的,她平时着装俭朴,现在情势紧急,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她有意这样装扮,专门来通知我:现在上海、广州都发生反革命事变,党组织让我来通知你,赶快设法离开广州!随即我母亲在外面刚好收到你伯伯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让我们设法到上海,以我母亲的名义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找他。

“我在分娩时,孩子没能存活,我虽然难过,但对医生、护士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安慰她们说:我知道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医生、护士们对我很同情,很尊重,关系处得非常好。这时我只好把这紧急险恶形势告诉了我的医生王德馨,这位医生马上帮我想了个办法:医院定期派护士坐德国领事馆的船只去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她们可以把我打扮成护士,让我母亲扮做工友,乘坐德国使馆的小电船去香港。

“但当时还没到日期,当前怎么办?随时可能有军警来搜捕,这位医生又把我们安排在后院的一间小屋中,反锁着门,一天三餐都是护士送进来。

“果然,那天我刚离开病房,就有一名军官带了几十名士兵,冲进医院,追问邓颖超在哪间病房?王德馨医生回答他们:是有位姓邓的产妇,但孩子死了,人已出院了!军官就指挥士兵搜查,这时德国院长听到吵嚷声,走过来厉声喝道: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决不允许中国军队搜查!一见洋人出来,那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士兵灰溜溜地走了。

“几天后,我和母亲在巡逻军警眼皮底下,顺利离开广州,去了香港。又买船票去上海。海上风浪大,船颠簸得厉害,我又身体虚弱,真的把黄水都吐出来了。”

伯母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边走边说:“我们是5月1日到的上海,马路上到处是巡捕在巡逻,气氛很紧张。我们找到一个旅馆住下,母亲就去上海最大的《申报》登了寻人启事:‘伍豪(伯父的代号、笔名,当时国民党还不知道)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某某旅馆来,岳母振德(伯母的母亲名杨振德)。’

“你伯伯住在工人家的小阁楼上,仍在紧张地工作,那天他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很高兴,认为我总算脱险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仔细一看旅馆名字,却又大吃一惊。正是前一天,就在那个旅馆里刚刚抓走几个外地到上海来找党中央的干部。你伯伯马上派人赶到那个旅馆,把我转移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养病。过了两个星期,你伯伯找到一处隐蔽、安全的房子,我才跟他见了面。”

这段几度脱险的经历,当时已过去整整35年了,伯母讲起来已经很坦然。但我听了之后却久久不能平静,至今都无法不为伯父、伯母痛失爱子而惋惜,也为伯母的几次脱险而深感慰藉。

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伯伯会在伯母怀孕六个月时调离广州吗?如果伯父在伯母临产前守在身旁,完全可以提醒医生,使用产钳时,动作轻柔些,那么我的这位大哥该给我伯父、伯母带来多大的快慰与幸福啊!退一步说,大哥未能成活,至少伯伯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这肥肥胖胖的大儿子呀!

伯母在这过程中的几次遇险,如果不是她对人友善、可亲,几位医生、护士会冒着风险,为她做掩护吗?如果没有陈铁军烈士当时冒险送信,没有医生、护士的掩护,伯母在白色恐怖下,能脱离险境吗?在上海,如果不是伯伯及时发现那一旅馆的危险性,立即设法将伯母转移,她也可能同前一天的同志一样被抓捕,牺牲。

这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伯父、伯母经常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我们参加革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必要时,是不能考虑个人安危的。我们这几十年的革命,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是那些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他们英雄的壮举,用他们宝贵的鲜血和生命,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和安宁。他们的光辉形象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伯伯和伯母经常讲:我们能活到今天,只是革命队伍中的幸存者,我们要时刻想到他们。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考虑个人的得失呢?有什么权利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身心地为人民服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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