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海归派”华罗庚的转变 (图)

早年“海归派”华罗庚的转变


1980年，华罗庚最后一次回到他的家乡金坛。不过此行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江苏地区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回家乡只是顺道。而大多人特别是老百姓熟悉华罗庚，也并不是因为他那几本流传青史的数学著作，却是因为他积极从事“双法”的推广。无论怎样，华罗庚在他最后的二十年里，不遗余力地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应用于工农业生产，这都是一件值得人思考的话题，毕竟他早年从事的是纯粹的理论数学研究。

我至今仍然记得，1985年的某一天，那时我在上小学，我的数学老师在上课前，忽然用一种有些悲哀的语调对我们说：“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金坛人的骄傲——数学家华罗庚同志在日本去世了，他是倒在讲台上的。”当时，我还小，并不知道华罗庚是个怎样的人物，怎样值得我们金坛人骄傲。上初中时，又在语文书上学到一篇华罗庚介绍“统筹法”的文章，这才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奇人、赤诚的爱国者、名头很响的数学家。后来，我又看到许多关于华罗庚的文章，但大多是站在主流的立场上，始终把华罗庚笼罩在“伟大”的光环之下，认为华罗庚积极推广“双法”，完全是一种为祖国、为人民的无私奉献行为。

然而，这正是我所疑惑的——我丝毫不怀疑华罗庚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决心，在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绝对在今日“海归派”之上；但我认为，我们研究历史人物，都不可忽视，再伟大的人物到底还是一个人。研究他们，就必须把他们当作一个正常的人来看待，才能还原出真实的历史。尤其在1950——1970年代，处处以政治斗争为纲，知识分子们首当其冲，被迫接受各种改造和批判，根本无法安心于学术研究。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之下，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作为人的首要权利——生存权，向政治低头。这也是我探讨1965年，华罗庚这位早年“海归派”转变的重要依据。他的转变究竟是个人的愿望还是政治的需要？



华罗庚学术生命的转变是在１９６５年，但根源却要从１９５０年说起。那一年，踌躇满志的华罗庚毅然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返回祖国，并发表了著名的《致中国全体留学生的公开信》，呼吁所有的海外留学生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热潮。可以说，华罗庚和钱学森是那个年代“海归派”的代表。

华罗庚在1982年曾经说过：“50年由美国回来时，好象入伍的新兵，斗志旺盛，一心想在祖国建设中尽一份力。”但国内的一切并非华罗庚憧憬的那样，他回国后首先经历了一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改造运动。如何适应新社会、新政治，是像华罗庚这样许多党外知识分子所困惑的，因为，他们实在不知道该向党坦白什么，他们到底落后在哪里。而且，华罗庚当时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与党支部书记吴肇直的关系并不是太好。吴肇直虽早年留学法国，但在解放前已入党；同时，吴的研究虽也深奥，但在国防科技上能用得上，还解决了不少大问题，因此，吴那时很受官方器重。而华罗庚的数学研究在一般人看来，是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的，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极为不符，受挫在所难免。

到了1957年，在那场反右运动中，华罗庚又成了数学所重点批判对象。一些与华罗庚平时一起研究的数学家为了自保或立功，对华罗庚进行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让华罗庚深感人心险恶、世态炎凉。事实上，从1958年，华罗庚的研究工作明显地放慢了速度。尽管在1962年，华罗庚曾以极大的勇气整顿数学所，提倡在研究实习员中进行基础课考试，成绩太差的调离，同时开辟“练拳园地”以增强学术空气。但好景不长，这样做法得罪了许多人，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这使得华罗庚非常灰心，他几次对他的研究生说：“数学所的所长我不干了，没什么关系，厕所也是所。”于是，他把工作重心转到中国科技大学。

但在那个年代，没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虽然，华罗庚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还于1963年、1964年先后提出入党申请，但都被拒绝了。所以，华罗庚在科大的日子仍旧经历着改造的痛苦。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华罗庚不能忽视的，华罗庚虽然伟大，但他毕竟是人。别忘了，华罗庚乃是一个少年得志之人，27岁即为教授，他回国前的学术道路可谓一路坦荡，顺风顺水。以他这样的历程所培养出来的心气，是不甘于被埋没、悄无声息的。更何况他还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早在1946年，华罗庚访问苏联时，苏联应用数学的发达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佳实例。但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国内掀起了反苏批修的风潮，苏联的经验是不可能公开学习的。于是，华罗庚便开始潜心寻找一条“中国特色”的应用数学之路。

１９６４年，华罗庚在一首《西江月》中写道：“勤学毛著脱凡胎，方能入得门来。”这似乎表明，华罗庚已经发现了一条脱胎换骨的康庄大道。同年，华罗庚带领中国科技大学部分老师和学生到西南三线建设工地推广应用统筹法，在修铁路、架桥梁、挖隧道等工程项目管理上取得了成功。这是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尝试。之后，毛泽东在给华罗庚的信上写道：“壮志凌云，可喜可贺。”１９６５年６月６日，华罗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统筹方法平话》，这是他数学普及工作正式开始的一个标志。随后，华罗庚将这篇文章整理成册，寄给毛泽东。很快，他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信中说道：“你现在奋斗，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最高领袖的肯定，无疑令压抑、彷徨多年的华罗庚激动不已，以致于他在１９７７年怀念毛泽东时，还写过这样的话：“在我愚昧无知的时候，是毛主席用自己的经历启发我觉悟。在我迷途知返，稍有所悟的时候，是毛主席用‘壮志凌云’来鼓励我前进。在我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是毛主席进一步教导我，要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此时的华罗庚全然没有了当年意气风发的独立人格。

为了毛泽东的知遇之恩，华罗庚在后半生，甚至不顾健康和家庭，四处奔波，积极宣传“双法”，并且“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今天，我们很难判定，华罗庚1965年转变之后所取得的成就，与他之前所取得的成就孰重孰轻。比起那些才华被政治斗争所淹没的学者，如郭沫若、费孝通等，华罗庚已算是幸运。但华罗庚的转变，向政治低头，多少说明了一个时代的悲哀，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国家应该铭记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