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献媚史 -- zt

郭沫若的献媚史

郭沫若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补充：６月５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５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郭沫若竟即席朗诵了此诗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机外有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今天我们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一个在头上，一个是在天安门前。”《歌颂群英大会》 ----“走资派，奋堂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更可笑这个善于见风使舵：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听到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九天，写下《水绸歌头粉碎“四人帮”》词一首，上阙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梁梦”。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则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还穷数年之精力作《武则天》以献内廷。 郭沫若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郭沫若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老郭这段话也很让人作呕。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麽生动，多麽潇洒，多麽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长春好，长春好， 汽车建厂第一早， “红旗”“东风”追“解放”， 全国公路已跑交。（郭沫若《长春行》） 完全符合毛主席不喜欢杜甫的科学构想 “杜甫是个大地主。 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卷我屋上三层茅， 据我所知，四川贫民最多一层草， 他有三层草，大地主无疑，领村的革命小将拿走他的茅草 是革命行动，我们应该为之欢呼。”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据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中的研究成果，杜甫的草堂比砖瓦房考究，实乃豪宅，非等闲之辈可以问津，有诗为证：“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当面为盗贼”，暴露了诗人地主阶级的本性.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 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 “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 “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和)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和)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 “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 “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和)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 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和)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和)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和)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和)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和)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 1995年11月28日）

“秦（始皇）曹（.）文化性格”

郭沫若这篇文章声称，要为曹.“恢复名誉”，却没说曹.原来到底有哪些“名誉”？这些名誉怎么失去的？现在需要恢复的是什么“名誉”？他为曹.翻案，却不知道翻那门子案？

郭此文称殷纣王、秦始皇也是“应该恢复名誉的人物”，说“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这“替”字，显示他完全以“暴君” 代言人自居，而不是采取保持距离的学者态度。这些暴虐帝王处于权力顶峰，一生享尽荣华富贵，酒池肉林，后宫三千，荒淫无度，狂征暴敛，杀人如麻，威福享尽，何来委屈？一个历史学者的职责，是以历史罪恶以警来者，还是辩护历史罪恶、为新暴君张目？

郭的翻案文章，有两个特点。其一，干脆不承认或抹煞历史事实，为暴君辩护(例如暴虐、残酷、淫乱诸行为）；其二，为他们涂脂抹粉，戴高帽子，把其行为说成为国为民、符合历史发展方向，把他们说成有进步作用的统治者，这就是毛时代带有浓厚中国秦始皇──曹.文化性格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为曹.翻案，当然不是郭等敢担待之事。他知道毛泽东对曹.有特殊好感，遂投其所好，摇笔为文。据毛的医生之一徐涛回忆，一九五四年毛在北戴河，总背诵曹.诗《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对他说过这番话：“曹.统一中国北方，创立了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阿斗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过了几天，毛查着地图说：“曹.是来过这里的。”“（曹.）上过碣石山。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这一年毛在北戴河停留最久，还登过碣石山，写了《浪淘沙·北戴河》。毛说，他喜欢曹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权延赤编，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一九九零年版，第..～六六页）。毛此词最早发表于《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这是郭的勇气和灵感来源，他需要有人撑腰。毛这段话，正是郭《翻案》一文基本观点。

当年夏天庐山会议风云突起，毛泽东对敢于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错误的彭德怀等人发动残酷斗争。郭沫若为历史暴君曹.翻案的文章、为秦始皇、商纣王“恢复名誉”的叫喊，为毛提供了振振说辞。毛在庐山八月十一日讲话以刚愎口吻洋洋自得道：“秦始皇不是骂了两千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骂了三千年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版第三四五页）言外之意，他不在乎人民骂，自以为靠一枝笔杆子就可以随意颠倒历史、将罪恶说成功绩。那股为暴君翻案的逆流和叫嚣，正是郭沫若所为（翦伯赞跟着他也写了一篇《应该替曹.恢复名誉》的文章）。

如果史学家或作家丧失清醒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成为给历史暴君扛宝剑、抬轿子的仆人，成为给女暴君（武则天）涂脂抹粉、戴钗缀环、化罪恶为功德的婢女，那纯属自取其辱。郭沫若的眼睛总盯在最高统治者的权杖和多变的面孔上，全不见大地一片血泪和苦难。一个没有良知却喜欢玩弄笔墨的人，终不脱暴君权杖下奴才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