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兰西学士院的女厕所谈起……

(本文作者：让居易，转自：感觉法兰西系列网：www.france-en-chine.fr)


不知道是为什么，当2008年11月20日从法国各路媒体上听说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女士当选院士的消息后，我马上想到的却是法兰西学士院的女厕所(或借用“院士般”委婉的说法就是“洗手间”！)。

如众所周知(或“众所不知”)，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交椅(fauteuil)”与梁山英雄的座次那样，是编了号的。例如，蓝眼珠的已80多岁的老顽童小说家让•多尔姆松(Jean d’Ormesson)坐的是第12号；许多中国人都很熟悉的皮埃尔–让•雷米(Pierre-Jean Rémy)院士占居的是第40号；法籍华裔院士程抱一的座位是34；而刚当选的西蒙娜•韦伊女士接替的则是法国戴高乐时代的总理皮埃尔•梅斯麦(Pierre Messmer)在2007年8月去世后留下的第13号“交椅”。

不过，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专用洗手间的座椅究竟是否也编号？这倒没有考证，不好肯定。唯一可以断定的是：随着这第6位(第5位在世)女院士的入院，法兰西学士院女院士专用洗手间门上的标志大概可以不可逆转地用带复数的“Dames”，而且那无论是否编号的女厕“座椅”也不会再“形同虚设”了！

之所以产生这番奇怪的联想，是因为曾听说过有关法兰西学士院的这样一段“趣闻”：

1980年，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te Yourcenar)破天荒地作为第一位女院士进入法兰西学士院的时候，据说曾在其他39位男院士之间引起了一场极其严肃的讨论。促发这场讨论的主因是：法兰西学士院自从1635年成立以来，由于所有院士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所以院士们专用的洗手间就不存在性别区分问题。尤瑟纳尔的到来，把这几百年来男性的一统天下搅得混乱不堪，女性冲击波甚至直逼到了院士们的最后一个“隐秘活动”角落：洗手间！

遇到的难题不是如何把男女洗手间分开–这倒是桩无需院士们费神费力的简单事情–，而是在于该如何为当时还是唯一的女院士尤瑟纳尔专用的那一间洗手间命名？要是在其它任何地方，这大约也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的问题：只要在男厕门上写“男”，女厕门上标“女”也就无事了。可这毕竟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法兰西学士院！以严谨得一丝不苟出名的“不朽者(immortel)”们当时遇到了一个极其棘手的语言问题：在供39名男院士用的男厕门上用复数的“男士”–“Messieurs”那是没有任何争议可言的。可是，那间专供尤瑟纳尔一人使用的“女厕”门上应该标的“女”字，法文究竟该用单数的“Dame”还是复数的“Dames”？

345年以来一直以捍卫法兰西语言词汇与语法的纯洁性为神圣使命的院士们为此展开了一场剑拔弩张﹑史无前例的争论。主张单数的一派立足“现实主义”，认为既然学士院只有尤瑟纳尔一名女性，当然用单数就行；而推崇复数的那一派则以“Dames” 的“总括性”和“使用习惯”为论据，并强调应有“发展”眼光，想到未来的女院士……。就在两派相持不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据说，曾为尤瑟纳尔当选立下汗马功劳的让•多尔姆松(Jean d’Ormesson)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折中”方案：得了，干脆就在门上写上“Yourcenar(尤瑟纳尔)”，反正这是供她一人专用的“洗手间”！

不过，男院士们后来似乎有点失望。因为据说尤瑟纳尔当选后，除了在学士院“圆顶屋(La Coupole)”正厅下发表例行入院答谢演说之外，直到她1987年去世，总共只参加过一次于每星期四下午举行的院士活动。这便也意味着经过39位男院士们那么尽心认真地“正名”的那个女洗手间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同虚设”！

幸好，尤瑟纳尔当选8年之后的1988年，第二位女院士雅克丽娜•沃姆斯德罗密里(Jacqueline Worms de Romilly)“脱颖而出”。紧接着，现任“永久秘书”艾莱娜•卡莱尔–当戈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也于1990年进入学士院。从此，穿绿袍佩剑的女院士开始逐渐不再稀罕。而那些男院士们对学士院里用复数“Dames”标写的女厕所大概也已不再争议，并且习以为常了……！

所以，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将是“有资格”享用法兰西学士院标有复数“Dames”字样的洗手间的五位在世女院士之一。

说到“资格”，其实更是“当之无愧”的意思。因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们这一次选中的“良伴(bonne compagnie)”不仅仅是一位本身很杰出的女性，而且还是一个为所有法国女性的自由作出过不可磨灭贡献的人。

今年已81岁高龄的西蒙娜•韦伊是一位因生存经历独特﹑思想独立和行动自由而受到法国各界人士尊敬的女性和杰出的政治家。在漫长生涯中，她曾为保存纳粹种族大屠杀(shoah)的历史记忆﹑妇女事业和欧洲建设三大事业而积极奋斗，并作出了重大贡献。她在法国所享有的道德威望和影响力远远超过她所属的政党分野，长久以来一直被评为法国人最喜欢的政治人物。

西蒙娜•韦伊出生于一个崇尚共和的犹太家庭。童年时期生活在法国南方尼斯。1944年3月底，年仅17岁并刚刚获得高中会考文凭(Bac)的韦伊与母亲和其中一个姐姐一起被遣送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韦伊在集中营度过了13个月，并眼见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母亲因患斑疹伤寒而死去。从集中营生还之后，韦伊致力于揭露纳粹种族大屠杀，认为这不仅是“尊重死者的义务”，而且也是“对生者的一种警醒责任”。

1946年西蒙娜•韦伊与安图瓦纳•韦伊(Antoine Veil)结婚，并重新开始因入集中营而中断的学业。在获得法学学士和巴黎政治学院(IEP)文凭之后，西蒙娜•韦伊选择成为法官。

西蒙娜•韦伊三十岁时入法国司法部工作，开始公职生涯。最初在司法部负责监狱管理期间，试图改善囚犯的监禁条件；后来成了司法部长勒内•普莱文(René Pleven)的幕僚班子成员。

1974年，时任法国总统的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为了提高政府阁员女性化程度，专门任命西蒙娜•韦伊担任政府卫生部长。1975年，经过激烈斗争，并在左派议员们的支持下，西蒙娜•韦伊竭力主张倡导的一部关于人工流产(IVG)合法化的历史性法律获得法国议会通过。在关于这部法律的激烈辩论中，西蒙娜•韦伊曾遇到许多来自自己政治阵营的议员们的强烈反对，这些议员们曾把人工流产比作“合法的种族灭绝(génocide légal)”。

人工流产合法化法律是西蒙娜•韦伊政治生涯中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部法律彻底地改变了法国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对法国社会的现代化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但也成为以天主教教会势力为主的反对人工流产人士的主要攻击目标。尽管四十多年来，“西蒙娜•韦伊法律”早已深入人心，人工流产早已被大部分女性和社会所接受(据统计，法国每年大约有20万次人流手术，约40%法国女性曾作过人流)，但反对人士还依然存在：就在11月20日下午，西蒙娜•韦伊当选院士的当天，便有几十名反“人流”团体成员聚集在法兰西学士院门前示威，抗议西蒙娜•韦伊当选！

1979年，西蒙娜•韦伊离开政府，投身于她一生中的第三大事业：欧洲建设。她作为当时法国民主同盟(UDF)欧洲议会选举的选单领头人在欧洲议会第一次全民直选中获胜，并当选为首任民主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的议长，直至1982年。在此期间，西蒙娜•韦伊竭力捍卫欧洲联邦主义思想，使欧洲议会的权力获得加强。

1981年，社会党人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后，西蒙娜•韦伊对其采取温和反对派的立场。1984年和1989年，西蒙娜•韦伊还曾率领当时的保卫共和联盟(RPR)和法国民主同盟(UDF)的统一参选名单，连续两次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

1993年，当时的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杜(Edouard Balladur)召请西蒙娜•韦伊重返法国国内政坛，任命其担任社会事务﹑卫生与城市部长，使西蒙娜•韦伊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部长(Ministre d’Etat)。

1997年至1998年，西蒙娜•韦伊曾任法国移民融入高级委员会(Haut Conseil à l’Intégration)主席。1998年又被任命为宪法委员会(Conseil constitutionnel)的九名成员之一。在任期结束后于2007年支持萨尔科奇参选总统。西蒙娜•韦伊虽然支持萨尔科奇，但在移民政策和历史记忆等问题上曾多次公开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西蒙娜•韦伊在2007年夏天发表过一本题为《一生》(Une Vie)的自传，以感人而不妥协的笔触记述了她一生经历的各种“战斗”；该书在法国销量已达55万册，并被译成15种语言。

在法国，“不朽”不仅是一种至高的荣誉，而且也是一个新的冒险。西蒙娜•韦伊表示，自己截止目前的生涯经历都是以社会﹑卫生﹑监狱﹑经济等各领域的现实行动为特征，进入法兰西学士院这一可使“思想得到呼吸”的场所后，必将能更好地专注于思想……。

2008年11月23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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