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底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提出统一后台湾可以获得的好处。
中评社╱题：两岸统一后台湾治理讨论之意义 作者：杨开煌（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授
【摘要】从现如今的台海局势，特别是台当局的挟洋谋独的种种作为，加上美国在“一中原则”上的疯狂挑衅，两岸关系已经是危如累卵，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的冲突。大陆民间的舆论普遍希望中共当局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尽快解决，尽早解决，以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中共中央虽然没有采纳网上民意，但也没有禁止民间要求“立即统一”的舆论；而是在不断展现“国家统一”的“战略自信”“战略定力”之余，透露了国家的高铁通台北的“交通规划”，以及持续引导舆论专注统一后“台湾治理”的面向。应该说，从以往对台政策的讨论，转移到统一后治台方略的讨论，这是中共布局“和平统一”的重大一步。代表中共尊重历史经验，学习历史教训，吸取历史智慧，完善台湾治理的决心。
一、从刘军川发言到刘结一的贺词
2021年10月底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提出统一后台湾可以获得的好处：“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两岸交流往来更加便捷，台湾同胞特别是广大青年来大陆发展的天地更加广阔”，“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台湾的文化创造将得到充分发扬”等①。当时刘军川的讲话似乎并未引起台湾多少注意，多数人不清楚刘为什么在大陆一片“武统”声中释出这些讲法。
2022年新年前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席循例发表了新年贺词，向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新年祝福，文中特别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真诚期盼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向前，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其后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在2022年第1期《两岸关系》杂志发表了《共担民族大义 共享盛世荣光》为题的新岁贺词，全文共约二千字，共七段：
第一段引用习的新年贺词，藉以说明两岸统一的大方向。
第二段阐述中国共产党有条件、有信心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以及推动国家统一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第三段阐述两岸统一的趋势及其必然性。
第四段约近500字的篇幅，即全文的1/4来说明国家“统一后台湾治理想像”，除了可以经济上获得更大更好的发展，在国际上获有尊严之外，主要点出“政治不受统‘独’纷扰，可以聚焦民生福祉群策群力，为老百姓多办好事、解难事、干实事”。这是全文最为特别的地方，好处之后，国台办再次正式宣示。
第五段誓言“搞‘台独’必遭迎头痛击，绝没有好下场”。
第六段回顾台胞对“国家统一”的热情，所以刘结一说：“我们秉持的‘两岸一家亲’理念不会变，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的政策不会变，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的举措不会变。”
最后呼吁台湾民众要“看清大势所趋、大道所归、大义所在……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襄祖国统一伟业，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可以说刘主任贺词的重点就在于罕见地、周延地阐述了中共未来治台的构想。同时，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前主任，现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也在同期的《两岸关系》杂志上发表题为《稳舵扬帆 勇毅前行》的新年贺词，文中提及海协会推动两岸关系的精神和原则是“心如大地者明，行如绳墨者彰”，“心如大地，就在于我们始终心系让两岸同胞都过上好日子，始终相信同胞，永远依靠同胞，真诚服务同胞，汇聚民意心声，熔铸强大力量，在风雨中保持定力，不惧波折，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引领两岸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行如绳墨，就在于我们始终坚守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为两岸关系发展明定规矩和底线，提供和平之钥稳定之基，为以和平方式消除政治对立实现国家统一展现广阔空间。”
从刘结一到张志军的新年贺词中，如果我们加以提炼就可以得出刘的重点为“统一”后的谋划，张的着眼在“和平交流”。他们的文章所透露的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统一”策略，依然是“和平统一”，这也实实在在展现了“祇要有一分和平统一的可能，我们就要尽百分的努力”的战略自信、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力。而所谓的“战略自信、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力”必然不是无所作为地等待，而是“积极布局，深入推动”和平统一的形势。我们从刘军川到刘结一主任的新年贺词，都明明白白地告诉台湾人民“国家统一的大业”已经启动，正在路上。
然而相对于中共对两岸和平统一情势的解说，中国大陆民间对当前的台海形势，似乎悲观得多，一般人的看法都认定大陆在对台政策方面，已经是仁至义尽。而台湾上下几乎祇是在经济上享顺差，政治上反中国，当前的台独当局更是公然倚美抗中，甘为棋子，不断挑衅，而美国的行径几乎到了无所节制地利用台湾牌，试探中国的红线，干扰中国的统一大业；总有一天或总有一次越过红线，则北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所以中国大陆民间都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崛起，为了民族复兴，应该尽早“武统”，以免在前进的道路上横生枝节，受制于人。
目前北京应对“武统”高涨的民意，其做法在舆论上不附和，但也没有完全禁止，在宣传上则引导关注统一后的治台方略。中共为什么有这些做法呢？一方面疏导“武统”的情绪，同时也是教育民众对“统一后治台”应有充分的认识，更重要应该是教育大陆民众，中共的解放军祇是用以“反分裂战争”，用以“扫除统一障碍”，而不是用以“逼统、促统”，清楚地划分“反分裂战争”与“武统”两类军事行动的差异，是坚持“和平统一”必要的逻辑自信和理论自信。
二、反分裂法中非和平手段之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瞭解，如今的中共十分强调“依法治国”，所以严格地讲“武力统一”的说法、想法都不符合中国大陆在2005年曾经由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这部法律的主要精神就是“和平促统一，实力反分裂”，故而主张国家统一的人，频频使用“武统”乙词，是极不恰当的，同时也很容易使我们对国家统一的工程，陷入自我的焦虑之中，我们重温“反分裂国家法”的立场，将有助于理解台办领导人的发言和贺词的基本出发点。
“反分裂国家法”中和动用武力最相关的就是“第八条 ”条文中明明白白是针对“分裂”，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具体有三种情况：
一是“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二是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三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以上三种情况，大致可以分别是对应台湾当局的“台独”挑衅，外国势力助长台湾分裂分子的作为、干预了中国的统一，以及“和平统一”完全无望。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在法律条文中，使用政治术语，而没有相应解释。一般在法律条文中，使用法律用语，并给予规范化的解释，以对应具体的社会行为，这样的法律才能有效运作。但是在“反分裂国家法”中有大量的政治词汇，而政治词汇则其定义的歧义性很大，在条文中，不论定“台独”、“重大事变”、或是“可能性完全丧失”都没有明确可以参照的定义。这样的法律在运作上，主要依赖的是行政裁量权，换言之，党中央把握了形势和情势的解释与行动权。
第二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的政治宣示更甚于法律解释，任何法律所规范的行为都是一般性的行为，至于个别的行为、措施，是否违法，都必须经由法条的攻防，最终作出司法决定。若就上述三组语汇，毫无疑问“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的解释空间最大，其实也最不可能发生，因此这第三种情况“条文化”的主要目的在于政治宣示；
一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完成中国的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和不变的决心。
二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掌握国家统一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的信心十分强大。
三代表了“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主要对象是分裂行径，而不是“促统”的手段。
第三从行政主导的角度看，任何时候我们去制定一部法律，其目的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行动，强化我们行为的合理化、合法化；中共当时制定“反分裂国家法”也就是为了使得中共在处理复杂的两岸关系上，不论使用和平手段或是非和平手段，都有法理依据，从而可以达到震慑“台独分子分裂国家”以及“外国反华势力干预中国统一”的行径。
简言之，“反分裂国家法”的最大意义，在于将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的同时，又宣布不放弃其他手段的政治构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化。但是我们也注意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处理两岸关系时，“不放弃武力”手段的想法，已经逐步从“统一”的需要，转为“反分裂”的手段，江、胡都明确说过，“武力绝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和外国势力。”所以，在国家统一的过程确实存在“用武”的可能，但绝不是“武统”，而是“武力反分裂”，否则就不符合“反分裂国家法”的基本精神。因为“武统”和“武力反分裂”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战争，我们不能将之混为一谈。“武统”是“以武逼统”，而“武力反分裂”是动用武力“扫除、消灭国家统一的障碍”。具体而谕：
后者是讨伐逆贼的正义之师，堂堂正正。而前者有时是政党之争，或是个人的权力之争。
后者是打破约束人民发展障碍，所以“反分裂”之战是为民除害，动武具有正当性。前者虽是扩大人民的发展，但不能强加于民，以武迫之，更易逆反。
后者是为了国家发展之必要的成本，否则国将受制于蛮夷，国亦不国矣，所以为了“利国利民，民必拥戴”。前者虽是为民谋福，但若进一步用武“逼统”，则使“被统一”方心中总存怨怼，难以长治久安，治理成本亦难估量，有可能是得不偿失。
犹是观之，大陆社会的动武之请，恐怕多因对分裂国家之怒，而忽视统一后治理之挑战。“反分裂”可以一举而成，但成功地统治则是必须几代付出。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对“用兵动武”是十分理性的、十分科学的态度，若“台独”当局或美帝挑衅越过红线，则“精准用武，清除内奸，驱赶外患”，必定是极重要的，甚至是唯一选项，也会毫不犹豫地行动。但“动武”祇是为了清除“分裂中国的因素”，扫清“国家统一的障碍”，而不“以武力统一”台湾，国家统一依然经由双方谈判加以实现。换言之，祇要反统一的障碍清除了，就应该回归“和平统一”的基调。虽然何谓“反统一的障碍清除”也有不同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最后都必须回归和平统一的政策，才是真正符合“合久不分，长治久安”的国家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的王道精神。
三、“统一后台湾治理”的借鉴
从现如今的台海局势，特别是台当局的挟洋谋独的种种作为，加上美国在“一中原则”上的疯狂挑衅，两岸关系已经是危如累卵，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的冲突。大陆民间的舆论普遍希望中共当局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尽快解决，尽早解决，以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中共中央虽然没有采纳民意，但也没有禁止民间要求“立即统一”的舆论；而是在不断展现“国家统一”的“战略自信”“战略定力”之余，透露了国家的高铁通台北的“交通规划”，以及持续引导舆论专注统一后“台湾治理”的面向。应该说，从以往对台政策的讨论，转移到统一后治台方略的讨论，这是中共布局“和平统一”的重大一步。代表中共尊重历史经验，学习历史教训，吸取历史智慧，完善台湾治理的决心。
从统治的角度来看，管理一个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理念的地区，是一道很难的政治考验，然而对中共而言，在当代历史中有三个相似的经验可以借鉴：
一是国民政府1945年收复台湾，国家统一的教训。
二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和西藏的经验。
三是香港1997年后，以“一国两制”的方案，回归祖国的经验与教训。
首先是国民政府在收复台湾议题上的教训。从现今的文献来看，国民政府是在1943年蒋中正指示在中央设计局内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以此作为规划收复台湾的机构。很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从国民政府后来的接收情况来看，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显然立足在对台湾的人民、台湾社会以及日本殖民遗毒完全不理解的情况下，从而把“统一工程”窄化为“接收工作”；基本上仅仅视为物质清点、日俘遣返、换人统治，而忽视不见了收抚民心才是重中之重。因而，光复不足18个月就发生“228事件”，以至于其后不论蒋氏父子对台湾现代化作多少贡献，中国国民党迄今依然身负恶名；这必然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完全统一，必须深以为惕的历史教训。
换言之，统一工程的顺利是建立在从台湾理解台湾，从台湾研究台湾的基础上。收人心，安民心是统一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减民利反增其利则人心归，依法而治民有所循则民心定。从此一角度理解，当前北京引导大陆舆论讨论统一后之台湾治理就是十分关键的一招。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开始关心、注意，自然而然办法就多了，出错的可能就小了，有利于统一之后的长治久安。
其次是中共的少数民族治理经验，其中特别是治疆、治藏。因为双方之间不仅没有国家认同，没有民族认同，没有文化认同，没有宗教认同，而且意识形态方面甚至存在一定的敌对性。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中共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传统，同时也加强了少数民族在普通话作为国家统一语言的情况下，保留、使用和发展民族文字、语言的权利；在国家法律的规范下，信仰宗教的权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疆、藏的经济，并发动全大陆的各省市、机关、院校对疆藏进行对口支援。当然，过程中并不可能一帆风顺，加上不同的外国势力的介入、收买和煽动，所以无论在西藏或新疆，都出现多次的动乱，在新疆更出现多起恐布分子的攻击事件，面对类似的社会暴乱，中共也出动武装力量，快速有效而坚决地控制局面，恢复正常作息。时至今日疆、藏地区局势稳定，政治安全，社会有序，经济发展，民族和睦等方面均大有进步。我们认为中共在疆、藏地区的治理过程中，必然积累许多宝贵的经验，肯定有益于统一后，因应台湾治理的各种情势。
其三是香港回归的经验和教训，香港回归迄今25年，其中最宝贵的经验是“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处理国家差异地区的“统一模式”。但是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2021年3月18日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中美会谈中，训斥美国政客所说的“我们把你们想的太好了”，我们忘记我们是和海盗、流氓的后裔打交道，而他们的政客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祇讲利益不讲道义”。
1984年北京承诺将“一国两制”的构想先在香港实施，邓小平承诺香港回归后，原来制度保持50年不变。当时香港制度是什么样子？是英皇派总督全权管理香港，英国人统治时期，港督在香港手握立法、行政、军队三大权，说一不二。香港人民没有选举权。香港社会不可以反英，香港人民的示威必须得到港警批准。
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的陈佐洱在2019年写过《香港永不再离开祖国母亲的怀抱——回眸回归前中英谈判的台前幕后》乙文，②揭露了末任港督彭定康的乱港阴谋。另外网路也有一篇名为“请回答1997：英国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 ”③的文章。综合其内容，港英政客彭定康的劣行，大致如下：
一是在政治方面︰1992年推出所谓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行政、立法两局分家、总督不担任立法局主席、以立法制约行政、降低投票年龄、所有区议员都由直选产生。立法会由70名议员组成，其中35名经地方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其余35名经功能界别选举产生。论者认为：把行政权分给了政务司，再把手下的“立法局”，变成独立于政府的“立法会”。权力一分之后，香港回归设立特首时，想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就千难万难了。
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上百年间，他们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所谓的民主、自由，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他们却突然“好心地”给了香港“民主”。
二是在社会方面：1992年，港英政府突然就变“开明”了，他们宣布解除社团限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注册，也不再取缔任何组织。
等到香港回归后，“香港外国记者会”就拿着英国人当年临时改的条例为依据，屡次邀请藏独、台独分子来演讲。
1996年底，距离回归祇剩下7个月了，港英政府却突然改了规矩，以后谁再想暴动示威，再也不用向警察申请了，而且想在哪儿搞就在哪儿搞。其目的何在，不言而喻。显然，回归后，香港地区的暴力示威，都是彭定康恶意种下的祸根。
三是安全方面：香港回归前，香港警队中有一个叫“政治部”(Special Brunch)的单位，专门负责特务活动，直接隶属于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为了帮助英国控制香港政府，每年都组织政府各部门的领导来培训，教这些人如何监视手下，让他们定期向英政府汇报工作。到1995年，政治部解散时，香港政府里的大多数官员，已经都在政治部工作过了。这些留任的官员里的一些人，其后成为专门给北京在港治理方面添堵的暗栓。
四是财政方面：1989年不向中方作任何通报，突然抛出了一个跨越1997年、耗资达1247亿港元（一说2000亿港元）之巨的“机场及港口发展策略”，动用几乎所有财政储备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举债，巧妙地使大把大把的香港金钱流向英国。在此情况下，彭定康之流还在大肆掏空香港财政，从93/94财政年度起福利开支便迅速上升，五年间在经常性公共开支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增长竟达66.5%。
其实，英国这个海盗民族在全世界各地被迫离开自己的殖民地之前，总会习惯性地给当地埋点雷。比如，英国离开中东、印度之前，把中东、印度分成了许多彼此仇视的国家，使之在英人离开后，陷入内斗、内乱之中，一方面使殖民地人民怀念英国的殖民；另一方面使殖民地的统治阶级不得不继续依赖英国。香港不得不交还中国之后，英国这个海盗民族就一直思考如何丑化香港回归后必然悲惨的宿命，以及如何保证中共统治香港后必然麻烦不断；然而，从香港回归到2010年之间，英国的努力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并没有使香港真正衰退，以至美国《财富》杂志于2007年7月号发文认为在经历了金融风暴和SARS侵袭后的香江浴火重生，今时今日的香港依然坚守着亚洲最具活力城市的地位。6月28日，《财富》在最新一期杂志上发表文章《OOPS！HONGKONG IS HARDLY DEAD》(哎哟，香港根本死不了)，在正文开头第一句即承认：“啊，我们错了！”④
但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美国对中国有了戒心。中国崛起的速度让美国惊讶，而且愤怒，于是英美两恶联手，狼狈为奸，藉香港的“修例风波”之机，利用香港的“一国两制”残留的方便性，和少数被殖民化的反华精英，蛊惑香港不满现实的青年发动“颜色革命”、制造社会动乱，甚且妄想引发“港独反中”的闹剧。所幸中共运用了法律手段，和平而顺利平息了暴乱，并逼使英美等邪恶势力不得不撤离香港，香港终得实行真正的、全面的、理性的“一国两制”，为“一国两制”的构想，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良好政治生态。
而中共在多次与英美等国正面较量之后，必然更加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伎俩和对抗的决心，而下一个战场显然地就是台湾，如何将上述的教训和经验总结，整理、形成统一后治理台湾的“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政策，以便更加成功地形成台湾方案，便是如今启动研究台湾治理的重要任务。这一步走好了，统一工程也就成功了一半。
具体而言，国民政府的治台是准备不周，研究缺位，人才不足，事权不一，内斗不已。所以中共为了未来有效治理，除了从80年代起就陆陆续续在大学，在相关机构成立研究单位，培育人才，而且长期交流，亦能深入瞭解台湾社会，这对未来的成功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如今又引导众议，广开言路，共谋善治之策，必然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在治疆、治藏的经验中，强调一国之内的自治权利，既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又尊重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自主性与宗教信仰的差异性，同时又大力协助少数民族现代化发展，使之在物质的发展上不致差距悬殊、造成人为的不平等；辩证地处理了复杂的民族矛盾。这一经验未来运用在治理台湾议题上，“强调一国，尊重差异”，使得台湾同胞真切地感受到不仅仅是作为台湾人的光荣感，更能体会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安全感。
在香港的一国两制实施的方案中，理解到“一国两制”的“两制之不变”，必须建立在“两制”对“一国”的尊重，没有一国，就勿须两制；换言之，统一后，台湾方案的“一国两制”，一定是有变，有不变。那些属于“国”的机构，代表主权的机构，一定变而且是立即就变，该拆的拆，该裁的裁，该并的并，该改的改，该降的降；这一部分不是协商的议题，而是执行的议题。其次由港乱所产生的新认识，如教育和选举方式，地区版的国安法，应该协商后必然要改的。当然，台湾毕竟在日本殖民统治和后来美帝间接殖民下，已逾百年，有些人其殖民性格深入基因，可比乱港分子；加上美、日在台均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治理台湾的问题，对比香港回归在治理人才的培养上应该摆上日程，如何清楚地分辨台湾人民合理的需求，和部分台湾人民心理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情结；如何认清外国势力在台的合法行动和非法渗透，都是治理者不可忽视的课题。否则统一之后，便不易长治久安。
同时，大陆社会热议统一后台湾治理，亦是一种对群众的社会教育，也让大陆同胞事前就能理解治台的方方面面：有利的条件，未来可能的困难，必须的治理成本和北京的事前预备等等，避免大陆同胞对治理台湾抱持某些固定的成见，造成不必要的治理压力。所以鼓励大陆热议统一后台湾治理，本身就是和平统一政治工程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结语：统一对中国崛起的意义
中国统一大业，从中国历史来说，是一种镌刻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基因，是中国人必须完成的使命；从当代中国崛起来说，是一项中美博弈中必定需要超越的课题，否则中国就绝对不能是没有焦虑的崛起。从未来中国人而言，也是这一代中国人可以一次交出的、唯一不变的、勿需后人再作增减的时代答卷和政治答卷。
因此，无论如何中国都必须完全实现国家统一，从邓小平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案以来，彰显中国不仅仅是必须统一，更加重要的是真心实意地追求“和平统一”。“和平统一”是伟大的政治工程，所以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所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为此努力不懈地推动实现。
“和平统一”是终结中国历史分分合合历史循环的终极答案。“和平统一”是建构国家长治久安、治而不乱的政治基础，所以完成国家的和平统一是中国历史的新起点。
“和平统一”是台湾人民生活幸福的转折点，祇有国家和平统一，才能让台湾人民真正理解“国家安全”“民族尊严”对人民生活幸福的根本意义。让台湾人民真正体会国家崛起对民族心理健康的真正作用。
更重要的是国家和平统一，将完全改变台湾在中国政治地缘的角色。台湾地位从清朝以来，一直被视为“孤悬海外”的边疆小岛，“江南四省之左护”，然而统一之后，台湾地位必然转为未来中国海权发展之先锋。反之台湾仍将容易为帝国主义所惑、为台独分子所绑架，不断滋事，深困中国于“第一岛链”之中。
所以当今中共并没有以“武统”做主张，也绝没有“武统”的规划，中国的“武力”祇用于“反分裂”，祇用于“清除国家统一的障碍”，如台独分子以及外国干预统一的势力敢逾越红线，必然迎来全面痛击。准此，赞成统一者应该用“武力反分裂”“武力清台独、清外力”，而不应有“武统”乙说，也不应用“武统”乙词。
注释：
①国台办副主任：统一后 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https://udn.com/news/story/7331/5854167，2021-10-30，联合报/记者林则宏。
②暗战！英国人想在香港埋这个雷，https://twgreatdaily.com/YeLvCGwBmyVoG_1Z5XdB.html，2019-07-08，上观新闻。
③请回答1997：英国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http://news.wenweipo.com/2019/07/14/IN1907140031.htm，2019-07-14。
④美国《财富》杂志就香港已死言论道歉，http://news.sina.com.cn/c/2007-07-01/035313347797.shtml，2007年07月01日，东方早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3月号，总第29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