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2020民进党的选战策略分析 作者：王昆义（台湾），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教授
民进党核心的战法，就是利用去年九合一选举以来，民进党主打的“假新闻”为工具，再化身为各种谎言攻势，达到“谎话讲一百遍就是真理”的目的。所以，“抗中保台”也是一种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等“三战”的结合，而这正是民进党从陈水扁执政时期，就已经努力从解放军的战略学习而来的“无硝烟的战争”。他们以香港动乱作为思考的主轴，如果在投票之前蔡英文的支持度无法胜过韩国瑜，他们就会把香港“反送中”的示威模式搬到台湾。祇要激化台湾年轻人上街头不断地进行恶质性的抗争，就有可能制造骚乱，让选举环境变得更为复杂。民进党若没有赢的空间，也可以进一步操作紧急命令的发布，达到暂停选举的目的。
一、“抗中保台”策略的涵义
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表示，“抗中保台”将是台湾未来数年面临的任务，而不祇是民进党为了2020台湾大选所提出的一个口号。他还说，在“抗中保台”的目标下，可与任何政党、个人、组织合作。但是深绿人士却不以为然地批评说，已经步入中老年的罗文嘉，还拥有“文青式”天真烂漫色彩的想法，他真的以为光靠着“抗中保台”的选举路线，就可以达成民进党的选举目的吗？
的确，罗文嘉扬言在“抗中保台”的目标下可以和任何政党、个人合作没多久，“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就揭发蔡英文出访回台后，她的国安特勤人员竟然夹带九千多条私烟想要偷偷入境被查。但是这件案子被民进党以大事化小的方式处理，导致私烟案没有伤到蔡英文的筋骨，却造成时代力量整个党的裂解，这是台湾近来政坛发生的最可悲事件。
也就是走私香烟的官僚没事，揭发走私者却面临政党土崩瓦解的困境。所以民进党的“抗中保台”除了要对抗中国大陆之外，似乎也是裂解非民进党的新旧小绿政党的手法，虽然近来小绿政党频频成立，但是民进党对明年的总统大选看来也没在怕。
那么什么是“抗中保台”的策略呢？为何它具有这么大的威力？其实民进党核心的战法，就是利用去年九合一选举以来，民进党主打的“假新闻”为工具，再化身为各种谎言攻势，达到“谎话讲一百遍就是真理”的目的。所以，“抗中保台”也是一种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等“三战”的结合，而这正是民进党从陈水扁执政时期，就已经努力从解放军的战略学习而来的“无硝烟的战争”。可以说，民进党正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法，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二、民进党抗中的心理战
首先从心理战来看，所谓心理战，是指战争或对抗性竞争活动中双方心理上的较量。为取得胜利，双方通常都对对方施加心理刺激和影响。具体方法，包括渗透分化、伪装欺骗、心理威慑、感情伤害、暗示诱导等。可以说祇要能用到宣传或其他心理手段，影响对方的观点、情绪，并且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都可以称为心理战，而这也是最厉害的“无声的战争”。
民进党在“抗中保台”的大战略下，他们首先运用的就是心理战。从2019年8月起民进党就设定一个“红色渗透”的概念，并在台湾各基层举办各种进行“反红色渗透”的说明会，强调这是为了启动“民主防卫机制”，全面展开民主保卫战的做法。
民进党为此还不断地找绿营学者到党中央作各种分析与演讲什么是“红色渗透”的例子，例如7月17日就邀请台湾师大国际与社会学院华文系副教授杨聪荣专案报告“高等教育机构的红色渗透：民主防御机制的他山之石”；7月31日还邀请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教授董立文做专案报告“因应红色渗透之法制作为”等。
所以，“反红色渗透”就是一种心理战，在基层各地以及校园内宣讲大陆如何渗透台湾各阶层，如何要把台湾的民主偷走等，特别是还大量利用香港的“反送中”示威动乱，污名化一国两制，让台湾民众不仅对大陆产生“恐共症”，也产生反一国两制的心理。
民进党操作“红色渗透”的具体做法，除了在各个基层组织与学校宣讲之外，在党内也由新聘的副秘书长林飞帆邀请一些太阳花学运的小将组成选战策略小组，以年轻人的观点，提出一些不同于民进党老将的构想，以作为可能的选战策略。其中让人比较关切的是这批年轻而激进的小将，他们以香港动乱作为思考的主轴，如果在投票之前蔡英文的支持度无法胜过韩国瑜，他们就会把香港“反送中”的示威模式搬到台湾。祇要激化台湾年轻人上街头不断地进行恶质性的抗争，就有可能制造骚乱，让选举环境变得更为复杂。民进党若没有赢的空间，也可以进一步操作紧急命令的发布，达到暂停选举的目的。
民进党除了操作反红色渗透之外，他们也藉由网络的声量，透过香港“反送中”的游行，制造一种无根的“芒果乾”（亡国感的谐音）。而这个词汇最早是在年轻人的社群网站Dcard出现，当反送中活动刚开始时，有人上网发文，认为香港事件让自己深有“亡国感”，然后喊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最后写“2020坚定支持蔡英文”。因此，“香港反送中”与“支持蔡英文”就被民进党操作成同一件事。
其实，“芒果乾”不是一种“忧患意识”或“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简单的说是处于安定中仍不忘思虑急难处境的危机感。而在《周易》里面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让忧患与安乐形成一种辩证的逻辑关系。也就是作为政治主体，对忧患与安乐有一种识觉，在忧患尚未产生时未雨绸缪，因而能居安思危，在逆境中能动心忍性，在顺境中具有忧患意识，是理性精神的表现。可以说，当前民进党所制造的“芒果乾”，不过是一种“觉青”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想像，也是民进党转借来操作抗中心理战的手段，跟亡不亡国没有任何关系。
三、民进党抗中的舆论战
其次是舆论战，这是通过文字、声音和图像，藉由各种媒介为载体，达到威慑人的心理，伤人的精神，弱化人的智力，以致于摧毁一个国家或征服对手为目的。所谓的“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舆论的力量其实超乎一般想像。特别是当前“舆论战”的概念，已经进步到使用“新脑皮层战争”、“心灵政治”与“认知管理”，改变人们的认知与意识形态，化弱势为强势，所以当前的舆论战已经超越以往的“宣传战”。
民进党抗中的舆论战还是围绕在“反红色渗透”的大帽子下，不管是反红色媒体、反红色中资、反红色宗教、反红色地方团体，甚至反红色校园等，其实都是虚拟的战争，也是一种认知作战。
其中“反红色媒体”的操作，主要是设定台湾旺中集团所属的《中国时报》、《旺报》两家报纸，以及中国电视公司和中天电视台等两大电视频道为“红色媒体”，指称他们“收受中国大陆政府资金”，“置入中共要宣传的内容”。
为了加深“反红色媒体”的舆论战效果，绿营还在6月23日于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举行示威集会。主办者还强调，组织示威游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台湾岛上与中共有关连，甚至接受中共资助的台湾媒体消失，不要再“赤化”台湾的媒体空间。
大陆国台办对此提出批评说，民进党当局和岛内一小撮“台独”势力，害怕两岸走近走好，用“拆桥”、“毁路”的手段来阻止两岸之间相互瞭解，来割裂两岸同胞的亲情纽带，对那些能够“客观报导大陆真实情况和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媒体”，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大肆进行抹黑抹红，煽动围攻，现在更公然伸出黑手，进行打压和迫害、升高两岸对抗。
可以看得出来，两岸舆论战的较量将会持续在反红色媒体的主轴上，民进党为了达到“抗中保台”的选战目的，针对“红色媒体”进行持续的抹红，将是最廉价的手段。祇是，这不仅造成两岸的互信荡然无存，也在台湾内部制造世代对立的恶果，这也是民进党为了达到执政目的，不择手段的最好见证。
事实上，台湾从解严以后，媒体挣脱了威权体制的宰制，变成是反映各方意识形态的一个战场，不管蓝绿，祇要你喜欢，你想在媒体上表达什么样的意见，祇要不违反公序良俗，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媒体虽然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战场”，但这也正是反映台湾民主最可贵的言论自由精神。
但是，民进党执政3年来，由于执政不力，去年九合一选举遭到人民的唾弃，却不知反省，反而指称是媒体制造假新闻，误导民众认知政府的执政能力。于是，就像台湾的农委会还特别编列1450万元预算，作为买“网军”向假新闻宣战的利器，“1450”在台湾就成了民进党“网军”的代名词。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还亲上火线证实养“网军”的行为，并强调这是为了让误导讯息出现时，农委会能第一时间站出来正面迎战不实报导。
而蔡英文也曾声援反“红色媒体”说：“过去这段期间，境外势力，透过错假讯息，在网络、媒体散播，制造台湾内部的对立与分裂。”祇是媒体既然是造就各种意识形态的战场，不仅是“红色媒体”，“绿色媒体”也一样扮演对战的角色，民进党过去就以“绿色媒体”大打“舆论战”，并因此两度取得执政权，怎么现在反对党有样学样，也利用媒体跟民进党大打舆论战，就变成“境外势力”了呢？这也是民进党为了胜选的目的，全力操控舆论战，让台湾的威权体制有借尸还魂的可能性，这可是比抗中更可怕的转变。
四、民进党抗中的法律战
所谓法律战，是指依据国内法、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透过管道进行各种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法律斗争。它以法律对抗作为主要斗争手段，贯穿于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全过程，而且先于军事斗争展开，后于军事斗争结束，被称为任何武器都无法代替的“新式武器”。
而民进党采用的法律战，主要是针对台湾对大陆的交流层面。从今年初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习五条”之后，蔡政府为了强化两岸互动所谓的“民主防护网”，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快速地进行修法的行动。在完成“国安五法”修法之后，蔡英文更宣示，立法院下一个会期还要完成“中共代理人”修法。
“国安五法”包括今年5月7日三读的“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及“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案”、5月31日三读的“两岸条例增订第五条之三修正案”、6月19日三读的“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以及7月4日三读的“两岸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
这些法条的修正，除了把大陆、香港、澳门及境外敌对势力增列为外患罪的适用范围，还严格管制卸任高官与退休将领赴大陆参与政治性活动。甚至还将网络空间纳入国安范畴，让一些假新闻也可以变成国安侦察的对象。如此无限制的扩充，让台湾民主已经变成一个“紧箍式的民主”，严重地限缩台湾人民的自由权力。
而蔡政府想要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增订的“中共代理人”法条，规定台湾人不得与大陆党政军、团体、代理人从事危害国安的政治宣传，或参与会议发表危害国安的决议、共同声明、相应声明等。这种完全用一个类似“国安疑虑”的莫须有的语词，就可入人于罪，等于是想要斩断两岸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交流，这对破坏两岸关系甚巨。
而民进党政府操作的另一种法律战，也可从反对引发香港“反送中”抗争的箱尸案嫌犯陈同佳来台受审为例，原本港府拟安排陈嫌赴台投案，但蔡政府却不断地推卸责任，认为港方应该有法律管辖权，所以案子祇要在香港审理就可以。蔡政府的推托，使得原本一件单纯的杀人刑事案件，不仅在香港掀起勇武派暴力抗争的风波，在台港间也变成一个被政治化的案件。
先来看港台两方的说辞，香港方面说，对陈案没有司法管辖权。蔡政府法务部却反驳说，去年6月香港执法人员曾透过情资交换，向我方表示港方积极调查陈嫌，是否于香港境内串谋杀害计划，指若罪行一部分在香港发生，香港法律管辖此类犯罪，仍符合属地原则。
但是陆委会却不从刑事案件本身思考问题，反而在一日内连发两次新闻稿，指责港方不就案件执法，是推卸责任、别具用心，藉案件政治操作。这句“政治操作”何其沈重，其实最喜欢政治操作的反而是民进党，但他们却又害怕港府也可能来个“政治操作”，可见蔡政府有他们心虚的一面。
的确，蔡政府在见到政治操作无法得分之后，不得不让步，陆委会祇好说已透过既有管道机制，致函致电港府，将派员赴香港押解陈同佳来台受审，希望港方提供本案相关合法协助，并强调“香港不办，我们来办”。
尽管如此，陆委会还是要在口舌上占港府的便宜说，政府对本案自始至终立场一贯，司法单位已尽最大努力积极侦办，但港方迄今未提供本案任何在港证据，更漠视应追诉杀人犯罪的执法立场，在在显示其推卸责任、刻意放弃司法管辖权、别具用心。
陆委会还辩解，针对本案香港并非无管辖权，港府应秉持追诉杀人罪执法立场，依法律程序积极续押侦办。祇要港府提出请求，政府会在对等、尊严及互惠的基础上，提供相关证据，进行司法合作，让本案司法公义。
而更为恶质的是行政院长苏贞昌在立法院接受访问时，关于陈同佳案竟然说出：“现在看来政府步步为营是对的，原来早在几个月前，马英九的密友律师（陈长文）已经到香港为港府反送中解套来擘划，他的律师为凶手辩护，马英九再来扮演哽咽、同情被害家属，政协牧师居间跑腿、‘牵猴仔’(掮客)，国民党再来吆喝、唱和，现在照妖镜一照，魔鬼和魔鬼中的魔鬼一一现形。”把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说成是魔鬼，以律师出身的苏贞昌看来才是法律人的耻辱。而这也是民进党政府为了权力，不惜败坏法律正义的恶例，或者说是为打法律战，已经不顾法律是最后一道正义防线的恶例。
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为了达到选举的目的，已经不择手段地阻挠跟大陆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与文化活动，不惜为两岸关系埋下冲突的火种。所以，明年1月11日台湾的总统大选，将是决定两岸关系能否持续和平发展的关键之役。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12月号，总第26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