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接受中评社专访（中评社 郭至君摄）
中评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 徐梦溪 郭至君）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举办前夕，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阎学通接受中评社专访，他在此深度剖析了中美关系现状、中美竞争未来的走势和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并分享了对中美贸易冲突、中美竞争中的台湾因素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大国战略竞争的看法。
精彩观点：
◆中美贸易摩擦将是长期的，特朗普执政期内结束的可能性不大。中美贸易冲突向其他领域的扩散的势头不可阻挡。
◆中美竞争看起来表现在经济领域，但背后更深层次是技术创新的竞争。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时代，而且是一个缺乏历史相似竞争经验的时代。
◆我们必须放弃传统地缘战略观念，运用新的范式理解无线领域的大国战略竞争。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技术变化速度加快，对社会影响的速度加快，社会变化速度就会加快，这要求纠偏速度和创新速度也要加快。
◆在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上，我们要特别明确对主权的认定。我们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怎么确定它的主权范围，就是哪些算作主权，哪些算治权，恐怕我们得有区分。
◆大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减少考虑意识形态的趋势下，越不考虑意识形态的，越能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越考虑意识形态的，越不能最好地制定维护自己本国利益的外交政策。
◆未来向对手搞经济制裁的现象会越来越多。
世界和平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会协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承办，是中国第一个高级别非官方年度国际安全论坛。本届论坛以“稳定国际秩序：共担、共治、共享”为主题，讨论聚焦大国关系和AI技术。论坛将于7月8日至9日在清华大学举办，吸引多国驻华使领馆关注，已有50余位驻华大使确认出席。
中评社：您如何评价今年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阎学通：首先，中美贸易冲突仍在继续，这是因为双方还没有解除已增加的关税。中美贸易冲突从去年5月份正式开始到现在，实际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眼前的状态是继前两次起伏后暂时停止升级。有人说现在中美之间达成了贸易休兵，这个说法不太恰当。实际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仍在进行中，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冲突暂时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不再升级，即中美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得到缓解。打个比方，如果在战场上，双方现在的冲突仍然在师团建制的水平上小规模开展，还没上升到集团军对抗的水平。
第二，现在中美贸易冲突向其他领域扩散的势头不可阻挡。中美贸易冲突已不仅是贸易领域里的贸易赤字平衡的问题，而开始扩散到了技术领域。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开始要在世界范围内“封杀”华为，在某些领域里要阻止跟中国的技术交流和合作，以遏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上升速度。下一步有可能扩散进入的领域是金融领域。
第三，中美贸易冲突对世界的影响已经不是潜在危险，而变成了一个现实。中美之间发生了贸易冲突，很多国家今年的对外出口和进口都受到影响，连阿根廷的铜出口收入明显减少。也就是说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对世界的影响是现实的，证明中美关系确实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们之间的冲突和合作对全球的经济都会产生影响。
中评社：去年世界和平论坛上，大家担忧中美贸易摩擦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否将要到来？各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应？
阎学通：今年跟去年的形势不太一样。去年大家担心中美贸易冲突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危机感非常强；今年由于中美贸易冲突对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大家看到影响比预期的要小，所以现在大家对中美贸易冲突的全球性影响的体会更接近实际情况，恐慌心理比去年要弱一些。去年的恐慌源自于大家怀疑会发生跳水式的或硬着陆式的危机，而现在认识到，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一定是负面的，经济增长会缓慢，但不会立即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再者，由于中美两个经济体量太大，这些国家既没有能力来推动中美两家和解，也没有能力加速中美之间的冲突，所以多数国家都是在被动接受冲突影响，采取策略减少冲突带来的伤害，和利用冲突给他们带来的机会。
中评社：您如何判断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向？要结束中美贸易摩擦需要哪些条件？
阎学通：我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能结束，中美贸易摩擦将是长期的，虽然是有时限的，但至少特朗普在任期间难以结束。中美贸易冲突的趋势应该是个上升趋势，不会是一个下降和缓解趋势。
特朗普执政期内结束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意味着，无论中美双方在贸易谈判中是否达成协议，都很难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问题，因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不执行达成的协议。当一个达成的协议得不到有保障的执行时，那么协议达成和达不成的效果基本是一样的。所以客观来讲，特朗普的战略目标是“让美国更伟大”、“美国第一”，其基本战略是单边主义策略，即集中美国的全部优势压迫对方，迫使对方让步的策略。他的目标和他实现目标的策略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将持续，程度将更严重。那么达成和达不成协议，对双边关系就不会产生重大的战略影响差别。
中评社：您曾说过中美竞争的核心是在经济竞争而不是在军事竞争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阎学通：第一，国际社会、战略界和政治家们对核武器是终极武器的认识越来越成为一个常识。人们对核武器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刚有核武器时，人们以为核武器和其他的武器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威力大一点；后来逐渐认识到，核武器是一种终极武器，用这种武器进行战争的话，双方都没有赢家，这是一个新的认识进展；再往后，人们认识到非但没有赢家，这种武器很危险，可能会把全人类消灭掉。当核武器是终极武器成为一种常识，就决定了有核武器国家之间不会进行直接战争，因此，核武器保证了中美之间不发生直接战争。
第二，代理人战争不适宜今天的国际战略竞争。原因是用这种战争方式不能增加国家财富，也不能增强国家实力。而大国竞争的就是实力，实力比别人强大，权力才能多。在数字经济时代，战争不能增强实力，这就是为什么运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来竞争的手段变得越来越不适宜。
第三，为什么代理人战争对增加大国实力的作用在下降，其中很重要一点是，因为现在财富更多来源于数字经济，不是来自于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在财富增长中的所起的作用呈下降趋势，而不是上升趋势；现在数据成为资源，有运用数据能力就能使之变成财富，大国竞争需要自身有运用数据的能力，于是，运用数据的技术能力变成了一个竞争核心。而代理人战争无法帮助一个国家提高自身的网络技术能力，所以代理人战争手段不适合今天这个时代。现在，竞争看起来表现在经济领域，但实际上背后更深层次是技术创新的竞争。
中评社：您认为中美经济竞争重心在数字经济上，尤其是在通讯技术上，这会对地缘政治产生什么影响？
阎学通：这个问题特别的好。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时代，而且是一个缺乏历史相似竞争经验的时代。
地缘政治的概念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们在地图上分析和认识国际政治，所以地缘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基于平面的战略概念。人类有了飞行能力后，竞争开始进入空中，地缘政治的概念就显现出其认识缺陷，原来的一些地理障碍消失了，地缘政治的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
今天，人类来到“无线世界”（Wireless World），类似一个四维世界。无线世界不受地理和自然资源限制，人们在网络中的活动空间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大幅下降，而且数据越用越多，这意味着，用当年那些自然环境影响地缘政治概念，是无法理解网络中的竞争的。
所以任正非说过去人类理解的只是在大气层内的资源，现在是往太空去了，那是几千公里。如果把地球上最高点珠穆朗玛峰约8.9公里和2000公里以下的低轨卫星相比，就像在比较一个纸板和一个箱子，后者的竞争的空间是前者的200多倍。这就出现了原来的地缘政治概念无法用于理解今天的战略竞争，也无法用于设计今天的竞争战略的情况，所以我们得放弃传统地缘战略观念，运用新的范式理解无线领域的大国战略竞争。
现在我们需要不断从具体的竞争中总结经验，发现规律。比如美国通过网络方式破坏委内瑞拉的水坝、电站，网络战天天在发生，这在地缘政治中是无法理解的。我们需要从研究的角度理解无线领域中的大国战略竞争和自然地理中的区别。
所以这次世界和平论坛期间，我们组织了多场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在改变人类生活的同时，很可能改变大国竞争背后的某些规律，创造一些新的规律。这新规律我们没认识到，还没观察不出来，所以更没有解释能力。
中评社：对于这样的变化，中国应该如何做准备？
阎学通：每个时代的大国战略竞争都处于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个时代，它的特殊性在每个时期是不一样的。那么共性什么？就是需要创新，有纠错能力，及时发现自己制定的战略的错误并进行调整，创造新的办法来应对。简而言之，就是要创新再纠错，纠错再创新，不断循环。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从数字经济角度看，技术变化速度加快，对社会影响的速度加快，社会变化速度也会加快，就要求纠偏速度得加快和创新速度得加快。
中评社：在中美关系中，台湾因素是美国牵制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美竞争越演越烈之际，台海形势会如何变化？
阎学通：美国利用台湾问题给中国制造困难，这一点是必然的，但目前美国利用台湾问题也是有限度的，限度就在于它也不愿意因为利用过度，导致在台海地区跟中国发生战争。所以美国会把握这个度，既要给中国制造困难，还不能够引起双方发生战争。所以从这意义来讲，台湾问题是我们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障碍，目前为止，这个障碍我超越了我们的和平统一能力。所以，这个问题未来有两个方向，一是下决心武力解决，另一个是继续拖下去。
中评社：您曾说如不能武力阻止“台独”，不排除台湾“和平独立”的可能性，现在您如何看待这种可能性？大陆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
阎学通：台湾“和平独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因为双方都不想发生战争，如果不发生战争，实际台湾搞“和平独立”的机会就来了。此外，总体来看，台湾在“和平独立”的道路上仍然在向前发展，没有停滞，速度是有时候快一点，有时候慢一点——民进党执政期间就快一点，国民党时期就慢一点。也就是说，不会因为国民党执政，“台独”的势力就停滞不前，只能说它发展速度缓慢，但仍然在向前发展。
现在应该说找不出特别好的办法能阻止台湾渐进主义的“台独”政策，有一点能做的就是在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上，我们要特别明确对主权的认定。我们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怎么确定它的主权范围，就是哪些算作主权，哪些算作治权，恐怕我们得有区分。也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在主权问题上要坚持原则和立场，在治权问题上，我们可以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情与台湾行政当局发生冲突。
中评社：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中小国家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情况。这会如何影响全球地缘政治？
阎学通：在两极格局下，中小国家都必然面临着选边的政治压力，只是这次中小国家做出的选择和冷战期间在美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一样。美苏时期，他们的选择原则是以意识形态划界；这次中小国家的选边不以意识形态为基本原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是根据具体问题上的利益，选择支持中国还是美国，就是问题型选边。比如，德国在5G问题上跟中国一致，就站在中国一边，在关于中国以市场换技术问题上跟美国利益一致，就站在美国一边。而且不仅西方国家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也这样。所以现在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或者受本国政府意识形态的影响呈下降趋势。
在大国制定外交政策时减少意识形态的考虑这个趋势下，越不考虑意识形态的，越能有利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越考虑意识形态的，越不能最好地制定维护自己本国利益的外交政策。
中评社：距离去年的世界和平论坛已经整一年时间，从国际安全局势的演进看，能否请您简要总结过去年的特殊之处，并展望接下来一年的走势？
阎学通：2018年大家在讨论不确定性，都认为特朗普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2019年的情况是，大家习惯于不确定性，并认为要在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制定外交政策。这一年中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不那么遵守已经做出的外交承诺，不再那么严格遵守自己跟其它国家签订的协定，违约的现象明显增加。比如前两天日本停止对韩国三星供货，这是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就是因为5G竞争，政府出面违反协议，这已经说明了趋势——未来向对手搞经济制裁的现象会越来越多。所以如果说2018年，大家还在批评美国单边主义，今年已经变成仍然批评单边主义，但是实际上开始采取单边主义政策的国家越来越多，就像谴责作弊的人很多，然后发现作弊的人也越来越多；谴责腐败的人也很多，然后发现搞腐败的人也越来越多。去年跟今年的区别就在于此。
中评社：美国带头搞单边主义，其它国家跟随，这会否引起“乱象”，您如何看待之后的趋势？
阎学通：整个趋势就是大家越来越不严格遵守国家规范，秩序的混乱程度呈上升趋势，所以这次世界和平论坛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现实，和面对这一现实怎么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全世界没有任何力量，甚至全世界团结起来都抑制不住美国的单边主义。比如朝核问题，过去多边会谈很多年没有取得成果，但自从改为双边会谈，反而取得了进展，所以说多边主义是一个弱化趋势，单边主义是一个上升趋势。
中评社：您刚刚提到现在缺少是一种领导力量来缓解秩序乱象。您之前出版的新书《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是否提出一些解决方法？
阎学通：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制度决定论。过去认为制度是决定性的，这本书是说如果制度是决定性的，那么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形势应该不会发生变化，但我们发现，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实力增长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甚至有时候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降。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人认为美国制度完善，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变了，美国制度没变，但美国国际领导力下降了，原因是什么呢。
所以这本书挑战了制度决定论，提出了政治领导决定论，就是国家的强大与否是政府政治领导力强弱的结果，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否是国际领导的类型决定的：如果国际领导提供道义型领导，全球秩序就稳定；如果它提供强权型领导，这国际秩序就不稳定。现在因为美国领导性质变化了，不是原先那个提供稳定国际秩序的自由主义领导类型，领导变了，所以国际秩序也就跟着变了。
中评社：这本书和您的上一本著作《世界权力的转移》都是以“道义现实主义”为核心理论来写作的，相比较来说，这本书有哪些新的观点和思想？
阎学通：这本书实际上是在《世界权力的转移》基础上做了改进。第一，对道德的层次做了划分，包括对个人道德、国家道德和世界道德的区分，不同的层次道德标准不同，责任也不同。比如，作为个人需要对家庭负责，而不是对别人的孩子负责，但对自己家的不负责；一个国家的领导是对本国老百姓负责，而不是对别国老百姓负责；对世界领导人，如果是联合国秘书长就得为全世界负责，而不能因为他是哪国人，他就只为该国利益服务。所以不同层次的政治单位决定了道德标准不同。我在这本书里做了这个区分，解决了从领导来讲，我们怎么来判断政府领导是一个有道德的领导还是一个没道德的领导。
第二，更加明确地对国家层次的领导和国际体系层次的领导不一致的原因做了解释。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体系，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一个是无政府的权力体系，不同体系的领导类型不同。在这里，在国际层次领导类型中我还增加了一个昏庸型，使类型划分更细致，同时明确了划分标准类别的原则。更加突出的一点就是，统一了大国领导和体系变化之间的关系，只有大国的领导才能在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上同时发挥作用，解决了三个分析层次的理论统一和贯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