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康斯坦丁是个叛逃到美国的前克格勃特工。他曾负责搜集中国情报。9月中旬，他在华盛顿对笔者透露，对华工作是克格勃最困难的行动之一，让中国公民充当间谍基本无望，克格勃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中国周边。
康斯坦丁今年54岁，发福得厉害，走起路来臃肿不便。在华盛顿的街头晃来晃去，有点像只企鹅。在一家日式餐厅坐定后，康斯坦丁几乎没看菜单就点好了餐。他喜欢日本清酒，几杯下肚，康斯坦丁向笔者讲起了冷战时期他在前苏联克格勃搜集中国情报的往事。
以请汉语老师为名，在东京招募中国特工
日本曾是克格勃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1980年至1985年，康斯坦丁被克格勃派往东京情报站，其官方身份是苏联塔斯社记者。他的主要任务是征募中国人做间谍。
开始，康斯坦丁的工作进展不大。1983年，他认识了一个在东京学习的香港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的属地。康斯坦丁认为这个香港人应该容易打交道，便带他去饭店，花数小时和他谈论中国艺术、历史和美食等。但当康斯坦丁谈到核心议题时，这个香港人变得警觉，康斯坦丁决定不再见他。
在日本的最后一年，康斯坦丁改变了工作方法。他以请私人汉语老师的名义和中国留学生接近。康斯坦丁特地把授课地点安排在豪华饭店里，学习之前先请中国留学生吃晚餐。留学生一般比较穷，他们会尽情享用美食。酒足饭饱后，待他们松懈下来，康斯坦丁便会借机说：“我们下次再讲课吧。今天为了补偿你宝贵的时间，我愿意支付100美元。”中国学生一旦收钱，就算被克格勃召募了。
康斯坦丁用这种方式找了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当“老师”。当然，他的汉语并没多大长进。
一开始，康斯坦丁会让留学生们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收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内共产党员的名单。这种信息虽然中方是保密的，但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看来并不算是国家机密，因此暴露的可能性很低。康斯坦丁向提供情报的留学生支付了报酬。此后，康斯坦丁对留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任务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这时康斯坦丁忽然意识到，“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他很怕为他留学生转过来对付克格勃，于是主动和其中大部分人疏远了。
招年轻学者做间谍，受到克格勃总部表彰
在日本期间，康斯坦丁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常到东京一些大学采访，努力想结识来自中国的实习生。在日本的中国实习生一般在40岁左右，有些已经是成熟的学者了，自然比一般的大学生更有“价值”。1983年，康斯坦丁结识了正在东京科技研究所实习的一位中国学者。
这位学者是光化学方面的专家，他的专业与制造武器相关。这令康斯坦丁如获至宝，他决心将这名学者发展成自己的下线。
康斯坦丁不仅用金钱向学者行贿，还投其所好帮他完成英语作业。这位中国学者虽然日语很好，但英语却很差。康斯坦丁自己忙着招募间谍，无暇做功课，于是把学者的作业转给了克格勃翻译局的同事，每件翻译支付100美元。
经过两年的“培养”，康斯坦丁终于说服这位学者充当克格勃的间谍，还要求他递交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康斯坦丁把协议书翻译成俄文，通过秘密外交信函交回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欣喜若狂，时任克格勃一总局局长的克留奇科夫亲自发函表彰了他。
间谍身份败露，狼狈逃回莫斯科
好景不长，这位学者在向克格勃出卖中国情报的同时，也捎带着向苏联提供一些日本方面的相关情报。这引起了日本反谍报机关部门的注意。当时，这位中国学者声称得到了一份“足以给中国带来道德上的打击”的情报。这可把克格勃乐坏了。克留奇科夫亲自拍板，决定把他培养成“超级间谍”，并引见给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
克格勃要求康斯坦丁教那位学者学习无线电密码知识，以便他能直接将秘密数据发到莫斯科。康斯坦丁买了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改装成收发报机。把中国学者带到公园里训练，因为“在公园里我们很不起眼”。
然而这项任务却彻底暴露了康斯坦丁的间谍身份。1985年7月的一天，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开始向日本东京发送无线电，目的是考核中国学者使用无线电密码的能力。无线电的内容没有实际意义，一个中年男性用俄语很慢地念出一长串数字：7、5、11……中国学者需要捕捉并记下这些数字。之后按计划，康斯坦丁会将他的笔记发回给莫斯科，以判别正误。
计划没能实现。日本无线电反间谍部门截获了这些电波，并当场抓住了他们。
康斯坦丁在两个小时后被释放。日本警方要求康斯坦丁第二天到东京的中央警察局。但克格勃的上级不许他去，他被强行送回了莫斯科。中国学者后来也被立即遣送回了中国。
负责中日、朝鲜半岛地区，对华情报工作屡屡受挫
康斯坦丁离开克格勃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克格勃科学技术情报部门当顾问，主要负责分析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方面的情报。
康斯坦丁透露，前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曾下令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开展对华情报工作。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克格勃的对华情报工作不仅在中国国内屡屡受挫，即便是在国外也常常是铩羽而归。上述那位学者只是一个个例。
一次，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国留学生，并用汉语跟他搭讪，中国学生很警觉，扭头就走。有时候，克格勃在参加国际会议的名单中发现曾接触过的中国学者。但“中国学者对克格勃‘老朋友’非常冷漠和谨慎，他们甚至索要克格勃官员的电话号码，这让克格勃官员因害怕泄露身份而逃之夭夭”。
康斯坦丁说，克格勃对华工作是最为困难的行动之一。这不仅因为让中国公民充当间谍基本无望，更因为中国人了解克格勃的思维习惯。
蒙古曾是主阵地，运送测谎仪到缅甸
康斯坦丁透露，蒙古曾是克格勃对华工作的主要阵地。蒙古被苏联认为是最亲密的“卫星国”，严重依赖苏联的经济援助，克格勃在蒙古“感觉就像在自己国家一样”。
蒙古安全部有大量苏联人，目标就是对华谍报工作。据康斯坦丁讲，苏联驻蒙古大使馆中的克格勃官员多达上百人。蒙古安全部所有部门负责人都配有苏联顾问。“这些顾问才是各部门真正的领导者。”但康斯坦丁说，蒙古安全部的很多官员有中国血统，他们会在暗地里破坏克格勃的行动。
为了开展对华情报工作，苏联还曾利用中缅边境宽松的通关政策派遣间谍，在缅甸开展对华情报工作。由于这些人中，有些也为台湾情报部门工作，克格勃还特地通过外交邮袋从雅希涅瓦(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情报部门总部)将笨重的测谎仪运到缅甸。测谎试验一般在苏联驻仰光的外交官家中进行，测试语言是汉语。
此外，克格勃还专门成立了哈萨克斯坦情报局。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被调到莫斯科，成了克格勃一总局六处的负责人，六处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情报机构。
康斯坦丁说，在冷战时期，克格勃对中国进行的情报活动很多。他透露说：“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华情报作业。”(本文作者是上海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秘书长、高级分析员)
克格勃已退出历史舞台
克格勃的全称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即是该委员会三个俄文首字母的音译。克格勃1954年3月12日成立，总部设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
克格勃曾有谍报人员50余万。据说，其中4万多人在苏联外从事间谍工作。克格勃分为4个局：第一总局为对外谍报局，第二总局是国内防谍局，第三局空缺，第四总局是边防总局，第五总局为秘密警察局。
克格勃设有专门“技术学校”，训练间谍。科目包括电报术、摄影术、窃听术、爆破术、密写术、毒杀术、外语、格斗、擒拿和射击。
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克格勃作为一个机构退出历史舞台。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继承了前苏联的情报力量后，在克格勃的基础上成立了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负责反间谍工作和国内治安的联邦安全局、负责对外谍报工作的对外情报局和负责保护俄罗斯要员的联邦保卫局。来源：世界新闻报
康斯坦丁今年54岁，发福得厉害，走起路来臃肿不便。在华盛顿的街头晃来晃去，有点像只企鹅。在一家日式餐厅坐定后，康斯坦丁几乎没看菜单就点好了餐。他喜欢日本清酒，几杯下肚，康斯坦丁向笔者讲起了冷战时期他在前苏联克格勃搜集中国情报的往事。
以请汉语老师为名，在东京招募中国特工
日本曾是克格勃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1980年至1985年，康斯坦丁被克格勃派往东京情报站，其官方身份是苏联塔斯社记者。他的主要任务是征募中国人做间谍。
开始，康斯坦丁的工作进展不大。1983年，他认识了一个在东京学习的香港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的属地。康斯坦丁认为这个香港人应该容易打交道，便带他去饭店，花数小时和他谈论中国艺术、历史和美食等。但当康斯坦丁谈到核心议题时，这个香港人变得警觉，康斯坦丁决定不再见他。
在日本的最后一年，康斯坦丁改变了工作方法。他以请私人汉语老师的名义和中国留学生接近。康斯坦丁特地把授课地点安排在豪华饭店里，学习之前先请中国留学生吃晚餐。留学生一般比较穷，他们会尽情享用美食。酒足饭饱后，待他们松懈下来，康斯坦丁便会借机说：“我们下次再讲课吧。今天为了补偿你宝贵的时间，我愿意支付100美元。”中国学生一旦收钱，就算被克格勃召募了。
康斯坦丁用这种方式找了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当“老师”。当然，他的汉语并没多大长进。
一开始，康斯坦丁会让留学生们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收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内共产党员的名单。这种信息虽然中方是保密的，但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看来并不算是国家机密，因此暴露的可能性很低。康斯坦丁向提供情报的留学生支付了报酬。此后，康斯坦丁对留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任务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这时康斯坦丁忽然意识到，“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他很怕为他留学生转过来对付克格勃，于是主动和其中大部分人疏远了。
招年轻学者做间谍，受到克格勃总部表彰
在日本期间，康斯坦丁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常到东京一些大学采访，努力想结识来自中国的实习生。在日本的中国实习生一般在40岁左右，有些已经是成熟的学者了，自然比一般的大学生更有“价值”。1983年，康斯坦丁结识了正在东京科技研究所实习的一位中国学者。
这位学者是光化学方面的专家，他的专业与制造武器相关。这令康斯坦丁如获至宝，他决心将这名学者发展成自己的下线。
康斯坦丁不仅用金钱向学者行贿，还投其所好帮他完成英语作业。这位中国学者虽然日语很好，但英语却很差。康斯坦丁自己忙着招募间谍，无暇做功课，于是把学者的作业转给了克格勃翻译局的同事，每件翻译支付100美元。
经过两年的“培养”，康斯坦丁终于说服这位学者充当克格勃的间谍，还要求他递交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康斯坦丁把协议书翻译成俄文，通过秘密外交信函交回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欣喜若狂，时任克格勃一总局局长的克留奇科夫亲自发函表彰了他。
间谍身份败露，狼狈逃回莫斯科
好景不长，这位学者在向克格勃出卖中国情报的同时，也捎带着向苏联提供一些日本方面的相关情报。这引起了日本反谍报机关部门的注意。当时，这位中国学者声称得到了一份“足以给中国带来道德上的打击”的情报。这可把克格勃乐坏了。克留奇科夫亲自拍板，决定把他培养成“超级间谍”，并引见给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
克格勃要求康斯坦丁教那位学者学习无线电密码知识，以便他能直接将秘密数据发到莫斯科。康斯坦丁买了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改装成收发报机。把中国学者带到公园里训练，因为“在公园里我们很不起眼”。
然而这项任务却彻底暴露了康斯坦丁的间谍身份。1985年7月的一天，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开始向日本东京发送无线电，目的是考核中国学者使用无线电密码的能力。无线电的内容没有实际意义，一个中年男性用俄语很慢地念出一长串数字：7、5、11……中国学者需要捕捉并记下这些数字。之后按计划，康斯坦丁会将他的笔记发回给莫斯科，以判别正误。
计划没能实现。日本无线电反间谍部门截获了这些电波，并当场抓住了他们。
康斯坦丁在两个小时后被释放。日本警方要求康斯坦丁第二天到东京的中央警察局。但克格勃的上级不许他去，他被强行送回了莫斯科。中国学者后来也被立即遣送回了中国。
负责中日、朝鲜半岛地区，对华情报工作屡屡受挫
康斯坦丁离开克格勃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克格勃科学技术情报部门当顾问，主要负责分析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方面的情报。
康斯坦丁透露，前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曾下令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开展对华情报工作。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克格勃的对华情报工作不仅在中国国内屡屡受挫，即便是在国外也常常是铩羽而归。上述那位学者只是一个个例。
一次，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国留学生，并用汉语跟他搭讪，中国学生很警觉，扭头就走。有时候，克格勃在参加国际会议的名单中发现曾接触过的中国学者。但“中国学者对克格勃‘老朋友’非常冷漠和谨慎，他们甚至索要克格勃官员的电话号码，这让克格勃官员因害怕泄露身份而逃之夭夭”。
康斯坦丁说，克格勃对华工作是最为困难的行动之一。这不仅因为让中国公民充当间谍基本无望，更因为中国人了解克格勃的思维习惯。
蒙古曾是主阵地，运送测谎仪到缅甸
康斯坦丁透露，蒙古曾是克格勃对华工作的主要阵地。蒙古被苏联认为是最亲密的“卫星国”，严重依赖苏联的经济援助，克格勃在蒙古“感觉就像在自己国家一样”。
蒙古安全部有大量苏联人，目标就是对华谍报工作。据康斯坦丁讲，苏联驻蒙古大使馆中的克格勃官员多达上百人。蒙古安全部所有部门负责人都配有苏联顾问。“这些顾问才是各部门真正的领导者。”但康斯坦丁说，蒙古安全部的很多官员有中国血统，他们会在暗地里破坏克格勃的行动。
为了开展对华情报工作，苏联还曾利用中缅边境宽松的通关政策派遣间谍，在缅甸开展对华情报工作。由于这些人中，有些也为台湾情报部门工作，克格勃还特地通过外交邮袋从雅希涅瓦(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情报部门总部)将笨重的测谎仪运到缅甸。测谎试验一般在苏联驻仰光的外交官家中进行，测试语言是汉语。
此外，克格勃还专门成立了哈萨克斯坦情报局。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被调到莫斯科，成了克格勃一总局六处的负责人，六处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情报机构。
康斯坦丁说，在冷战时期，克格勃对中国进行的情报活动很多。他透露说：“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华情报作业。”(本文作者是上海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秘书长、高级分析员)
克格勃已退出历史舞台
克格勃的全称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即是该委员会三个俄文首字母的音译。克格勃1954年3月12日成立，总部设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
克格勃曾有谍报人员50余万。据说，其中4万多人在苏联外从事间谍工作。克格勃分为4个局：第一总局为对外谍报局，第二总局是国内防谍局，第三局空缺，第四总局是边防总局，第五总局为秘密警察局。
克格勃设有专门“技术学校”，训练间谍。科目包括电报术、摄影术、窃听术、爆破术、密写术、毒杀术、外语、格斗、擒拿和射击。
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克格勃作为一个机构退出历史舞台。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继承了前苏联的情报力量后，在克格勃的基础上成立了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负责反间谍工作和国内治安的联邦安全局、负责对外谍报工作的对外情报局和负责保护俄罗斯要员的联邦保卫局。来源：世界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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