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是澳大利亚开创性的一周，取得真正成就的一周，也是揭露澳大利亚一些弱点的一周。
3月13日，总理霍华德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签署了澳日联合安保声明这一历史性文件。它并没有提供相互安全保障。很少现代安全协议是这样的。澳美联盟也没有正式提供安全保障，但通过堪培拉和华盛顿的共同解释它事实上有这种保障。
霍华德政府希望该联合声明是一个正式的条约。这将提高它的地位，并让它更有活力。反对派领袖陆克文（Kevin Rudd）却反对这样一个条约。他反对一个包括共同安全保障的条约，反对把联合声明规定具体化的正式协议。
这似乎是因为这样的条约可能惹怒中国。事实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立即批评澳日联合声明。这样，陆克文的的立场似乎是我们过去所说的芬兰化（Finlandisation）。有段时间芬兰受到巨人邻居苏联胁迫，尽管在名义上独立，但外交政策却服从苏联的否决。
本周显示，患上这种芬兰化综合症的并不止陆克文一人。
3月15日，我的同事山纳汉（Dennis Shanahan）披露美国曾提出把日、美、澳之间的三边安保对话扩大到印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而且将让这四个民主大国走到一起。由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印度是地球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确实是一个豪华阵容。
尽管堪培拉在原则上不反对这个想法，但它却拖拖拉拉，没有进展。唯一的原因似乎是这可能会惹怒中国。因此尽管霍华德政府挑战中国的反对追逐与日本的新战略关系，但却怯于在印度走同样的路。
堪培拉内部对印度有一些惯性，甚至有一些反印度情绪，特别是在外交事务上。首先是冷战的残余，当时印度不仅被看作是亲苏联国家，而且天生是难以对话的国家。
第二是西方外交部门的阿拉伯传统，在这个例子中有一种奇怪的亲巴基斯坦情绪。当然巴基斯坦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但阿拉伯式的冲动倾向于浪漫化所有中东和南亚伊斯兰国家。
三是核不扩散的阿亚图拉们，他们不能容忍印度拥有核武器，但对中国拥核却很轻松。这种情绪常常造成外交外贸部的错误。
但在这些日子里，外交外贸部反对印度的最强烈基本因素是中国的游说。
2004年南亚海啸后首次出现印－日－美－澳对话制度化的构想。在美国的倡议下，四国组成核心小组尽快向受灾人群派发援助。它们很好地合作，不知不觉中造就了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点。
澳大利亚妨碍这种机遇是极愚蠢的。此外，考虑到三方对话只是对话--不是协议或条约，远没达到同盟的程度--没有人有理由反对它。中国人一直在疯狂地组建各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组织、对话和伙伴关系，当中就包括上海合作组织。
因此澳大利亚决不应该羞于和民主国家同道联合。和印度一起的安排对澳大利亚来说是珍贵的，如果我们不参加，我们就没有份了。
自然，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疑虑谴责这种想法，因为它会令中国难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怀特（Hugh White）愚昧地表示这是美国新保守派"遏制"中国的阴谋。谴责美国遵循遏制中国政策的人不是严肃的战略分析家。
遏制是源自苏联时期的一个特定用语。这是西方用来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战略，而且它包括经济遏制。
中国没有从事军事扩张，所以遏制的部分不适用，而且美国对中国有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因此它肯定不会尝试在经济上遏制中国。怀特把遏制作为假想对手，反对任何中国可能不喜欢的政策。但芬兰化有它的代价。中国那样的硬制度让提前叩头看起来聪明，避免明显的代价，但民主却是一种软制度。意见是扩散的，民主同道可以理解这种感受。
但软制度也要求代价。如果新德里认为堪培拉对拥抱与印度的新关系并不严肃，那它会后退，它的战略阶层还会令澳大利亚不得不付出代价。
民主国家如同专制国家那样可以有长久记忆。霍华德政府在与日本的联合声明上干得很好，如今应该拥抱四方对话
3月13日，总理霍华德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签署了澳日联合安保声明这一历史性文件。它并没有提供相互安全保障。很少现代安全协议是这样的。澳美联盟也没有正式提供安全保障，但通过堪培拉和华盛顿的共同解释它事实上有这种保障。
霍华德政府希望该联合声明是一个正式的条约。这将提高它的地位，并让它更有活力。反对派领袖陆克文（Kevin Rudd）却反对这样一个条约。他反对一个包括共同安全保障的条约，反对把联合声明规定具体化的正式协议。
这似乎是因为这样的条约可能惹怒中国。事实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立即批评澳日联合声明。这样，陆克文的的立场似乎是我们过去所说的芬兰化（Finlandisation）。有段时间芬兰受到巨人邻居苏联胁迫，尽管在名义上独立，但外交政策却服从苏联的否决。
本周显示，患上这种芬兰化综合症的并不止陆克文一人。
3月15日，我的同事山纳汉（Dennis Shanahan）披露美国曾提出把日、美、澳之间的三边安保对话扩大到印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而且将让这四个民主大国走到一起。由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印度是地球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确实是一个豪华阵容。
尽管堪培拉在原则上不反对这个想法，但它却拖拖拉拉，没有进展。唯一的原因似乎是这可能会惹怒中国。因此尽管霍华德政府挑战中国的反对追逐与日本的新战略关系，但却怯于在印度走同样的路。
堪培拉内部对印度有一些惯性，甚至有一些反印度情绪，特别是在外交事务上。首先是冷战的残余，当时印度不仅被看作是亲苏联国家，而且天生是难以对话的国家。
第二是西方外交部门的阿拉伯传统，在这个例子中有一种奇怪的亲巴基斯坦情绪。当然巴基斯坦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但阿拉伯式的冲动倾向于浪漫化所有中东和南亚伊斯兰国家。
三是核不扩散的阿亚图拉们，他们不能容忍印度拥有核武器，但对中国拥核却很轻松。这种情绪常常造成外交外贸部的错误。
但在这些日子里，外交外贸部反对印度的最强烈基本因素是中国的游说。
2004年南亚海啸后首次出现印－日－美－澳对话制度化的构想。在美国的倡议下，四国组成核心小组尽快向受灾人群派发援助。它们很好地合作，不知不觉中造就了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点。
澳大利亚妨碍这种机遇是极愚蠢的。此外，考虑到三方对话只是对话--不是协议或条约，远没达到同盟的程度--没有人有理由反对它。中国人一直在疯狂地组建各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组织、对话和伙伴关系，当中就包括上海合作组织。
因此澳大利亚决不应该羞于和民主国家同道联合。和印度一起的安排对澳大利亚来说是珍贵的，如果我们不参加，我们就没有份了。
自然，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疑虑谴责这种想法，因为它会令中国难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怀特（Hugh White）愚昧地表示这是美国新保守派"遏制"中国的阴谋。谴责美国遵循遏制中国政策的人不是严肃的战略分析家。
遏制是源自苏联时期的一个特定用语。这是西方用来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战略，而且它包括经济遏制。
中国没有从事军事扩张，所以遏制的部分不适用，而且美国对中国有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因此它肯定不会尝试在经济上遏制中国。怀特把遏制作为假想对手，反对任何中国可能不喜欢的政策。但芬兰化有它的代价。中国那样的硬制度让提前叩头看起来聪明，避免明显的代价，但民主却是一种软制度。意见是扩散的，民主同道可以理解这种感受。
但软制度也要求代价。如果新德里认为堪培拉对拥抱与印度的新关系并不严肃，那它会后退，它的战略阶层还会令澳大利亚不得不付出代价。
民主国家如同专制国家那样可以有长久记忆。霍华德政府在与日本的联合声明上干得很好，如今应该拥抱四方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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