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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豹演义续 联合歼击轰炸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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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型“飞豹”发展历程和展望
空军的需要
三十二年前的1973年4月，北京召开的航空发展规划筹备会上重新提及了一个新项目，那就是在年初航空研究院指示研制的新型超音速战术轰炸机计划。在会上决定新型飞机适用于替换空、海两军的轰5和强5，并初步将新机定名为轰7，设计方案则是以轰5后继机方案为蓝本发展而来。
转年，西飞成立方案论证小组后，先后分别派人赴空、海军相关部队进行调查研究。空军先于1975年11月呈报了自己所需要的轰5后继机的战术技术要求，海军则在1976年3月上报数据。国防工办经过比对后认为空、海两军所要求的机型仅仅是作战使用的武器和一些机载设备要求不同，但是飞机的性能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转场航程2800千米以上，作战半径800千米以上，战斗重载最大马赫数0.9，高空无外挂最大马赫数1.5，载弹量3-5吨。因此 1976年11月，国防工办召集空军和海军在北京听取西飞对轰7的战术技术要求的论证和方案汇报，并明确指出：空、海两军采用同一个机种，通过设备调整来分别满足空、海两军的不同要求。
这次空、海两军需要的共用机体，让人很自然想到了6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推行的“经济效果”政策中最著名的重型战术战斗计划----TFX计划。当时的美国空军要求研制一种以对地攻击为主的超音速战斗机，以取代F-105甚至是B-52；海军要求研制一种以舰队防空和护航为主的战术战斗机，以抵御前苏联图-22M“逆火”对舰队的突击。当时麦克纳马拉要求减少机型以节约经费，最后决定在新发展成功的变后掠翼技术基础上，研制同时能满足两军要求的通用战斗机F-111。1961年未，美国空军和海军正式提出设计要求，由于任务上的差别，决定研制两种不同型别：以对地攻击为主的空军型F-111A和以对空截击为主的海军型F-111B，1962年11月美国国防部宣布通用动力公司为F-111战斗机计划的主承包商，主要研制A型；格鲁门公司为研制B型的伙伴承包商。首架F-111A于1964年12月试飞；首架F-111B于1965年5月试飞，但由于结构超重，性能达不到要求，导弹火控系统研制也遇到困难，最后于1968年停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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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新型吊舱
然而我国空、海两军共用的新型歼击轰炸机和美国的TFX计划存在着本质区别。TFX之所以没有成功完成是因为F-111主要需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兼顾的任务，那就是截击和突防。前者要求高升限、高机动性----低翼载；后者则要求低空、大速度----高翼载。说得更直白一些，那就是海军型的F-111B截击机就是要拦截F-111A这样的高速攻击机，而F-111A轰炸机就是要突破F-111B的防御。而让这两种飞机都能成功作战无异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而我国的新型战术歼击轰炸机与之不同，我国空、海两军提出的作战任务是相同的----远程打击。空军要求能够对纵深进行有效的快速轰炸，海军则要求对远海的敌方舰队实施高速突击。两者的作战任务都是低空高速对面打击，同时兼备一定的自卫能力。不同于美国的TFX，不需要具备远程截击和格斗能力。因此我国的新机方案是完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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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两军对作战对象和使用武器不同，因此对座舱布局的期望也有不同。海军型新歼轰机的攻舰任务几乎完全可以靠仪表完成，后座电子设备复杂，因此海军希望能够给后座武器操作员留出尽可能大的空间，即希望采用并列双座布局。而空军所要对付的目标是大规模的装甲集群和纵深防御工事，然而此时的防空武器已经非常完善，尤其是前苏联密集的防空火力网，几乎没有从高空突破的可能。因此空军型的新歼轰机需要作长时间的超低空高速飞行，而且要快速准确地投弹，因此两名飞行员的配合极为重要。基于这种情况，空军希望采用两名飞行员并排的并列双座布局。
说到空军希望拥有的并列双座布局，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全新的F-111战斗机采用的就是并列座舱，该机于1964年12月完成首飞后参加了 1967年的巴黎航展，在航展上F-111以其庞大的身躯和优异的性能而成为了当时最耀眼的“超级明星”。美国媒体称之为“20世纪最好的武器”。苏联代表团中有一个人此行专门就是冲F-111而来，此人是来自苏霍伊设计局的奥列格·萨莫伊洛维奇。萨莫伊洛维奇拍下了100多张珍贵的照片，并在笔记本上给每张照片都加了详细的说明，这些在后来设计苏-24（即北约情报中的苏-19）时都帮了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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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双座布局的空军型“飞豹”侧视图
但是F-111的核心电子设备没办法在航展上搞到。1967年7月1日，《纽约邮报》报道称，五角大楼将6架F-111Ａ战斗轰炸机派往越南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军方领导人看到这一消息立即展开对F-111的捕获行动，苏联专门更换了驻越南军事专家代表团领导层，由防空专家、最优秀的夜航专家弗拉第米尔·阿布拉莫夫将军担任专家代表团团长。
然而为了防止泄密，苏联专家需要完全可靠的渠道秘密进入越南，而且很可能要多批多次进入。同时如果一旦顺利搞到了F-111，那么回程的秘密运输将更加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圆满地完成任务，那就必须得到中国方面的配合。
在面临共同的帝国主义分子的疯狂扩张上，中国和前苏联永远是无间的战友。面对美帝国主义者在越南败露的狼子野心，中苏很快统一了意见，中方愿意配合苏联专家团的行动。但是此时的前苏联也已经慢慢蜕变，不再是能够包容一切的社会主义同盟领袖，处处防范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害怕中国获得F- 111技术后自行发展战术轰炸机，威胁苏联远东军区的安全，因此没有向中国透露这次行动的这正目的----捕获F-111，而是假称支援越南北部的防空力量以防止美国飞机侵入中国。
但是中国当时及时识破了苏联的谎言，但是为顾全大局并未当场戳穿，而是先配合苏联的工作，等到返回的时候再与苏联交涉。
1967年9月27日，43名苏联军事专家乘苏联飞机抵达北京，然后乘中国的飞机从北京到了与越南接壤的广西南宁。最后，分乘两架越南的安-24飞机抵达河内的加兰机场。
1968年3月17日，6架期待已久的F-111战斗机抵达泰国塔克利机场。在作战中先后有3架F-111分别在1968年的3月28日、3月 30日和4月22日损失。其中4月22日的F-111是被苏联方面完整“劫持”的。当时一架F-111Ａ正在执行任务，苏联专家通过无线电干扰切断了它与基地的联系，苏联飞行员驾机升空迫使其在北越的内排机场降落。执行迫降任务的飞行员就是安西菲洛夫将军。
飞机拿到了，机身和机组成员必须送到苏联。让F-111直接飞到苏联，两名战俘飞行员是绝对不可靠的。苏联专家希望能够走陆路经中国返回苏联。但是此时的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中国，也不愿意透露半点关于机密的F-111的任何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举步艰难的中国很难花费如此巨额而珍贵的资金秘密安全运送如此巨大而复杂的F-111来帮助一个根本不信任自己的伙伴。于是苏联于1968年5月7日，由“阿历克谢·托尔斯泰”号将拆解的F-111从越南的海防港运到苏联西伯利亚。
不过这次行动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成果。一方面，中国已经收到了空军战术技术飞速发展大潮的冲击，发展新一代新思想指导下的作战飞机势在必行，因而这次事件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歼轰7计划；另一方面，通过这次事件我方获得了一部分F-111的残骸，其中包括一个完整的弹射座舱。F-111的弹射方式非常特别，并不是单个飞行员弹射，而是整个并列座舱连同两名飞行员一同弹射，座舱落地后两名飞行员再爬出座舱等待营救．因此我方获得的座舱从飞机上弹射后安全着地，所以非常完整，对并列双座座舱的设计有很大参考价值。
通过对残骸的分析，我国立刻开始了对F-111的研究工作，并在仅一个月后的1968年6月就形成了完整的研究资料，为今后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夭折
经过长时间的方案酝酿后，歼轰7方案在1980年被批准以“一机两型”“串座先行”的设计原则进行发展。然而经过论证后普遍认为西飞技术储备不足，坚持慢速发展并列型方案也很难保证串座型的发展，因此空军要求的并座方案随后放弃发展。
重生
飞豹演义续 联合歼击轰炸机之路
空军型“飞豹”原型机
1988年8月，首批4架歼轰7总装完成。在后来的试飞中歼轰7曾利用符合挂架一次携带24枚普通航弹进行测试，但是一直没有进入空军服役。随后世纪交叠的中国空军需要具备新时代特征，向“攻防兼备”的新型空军转变。然而空军唯一的专职对地攻击机----强5，其过短的航程和打击半径严重限制了空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空军不得不将远程截击用的歼8II和广域制空用的“蓝鲨”安装上多管火箭发射器以期进行对地攻击支援。但是治标不治本，只是扩大了打击范围，但是打击精度和生存能力还存在一定问题。
有鉴于此，空军随后装备了“蓝鲨”MKK型多用途战斗机，提高了对地攻击能力。但是核心的精确打击能力仍旧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海军航空兵随后装备了能够实施精确打击的“蓝鲨”MKK2型多用途战斗机，具备了精确打击能力。不仅如此，“飞豹”的精确打击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在经过长年的研制经验积累和大力投入下，“飞豹”的电子系统和精确打击系统甚至超过了“蓝鲨”MKK2，面对攻击能力飞速发展的海军航空兵，空军也需要提高相应的实力以使得能够和海航均衡配合。这种特殊情况的出现催生了新型的“飞豹”。
某年初冬，在江南某机场，南空航空兵某团机场上，一架深灰色的新型歼击轰炸机从机场上轰然起飞。这就是最新的空军型“飞豹”。此次改装的新型 “飞豹”歼击轰炸机是根据空军提出的“预先接装，领先使用”原则下进行的。由于新型机尚未定型，部分参数指标还需要进一步改进。而且改装分批分次进行，新老机同场训练，难度很大。这些在我军装备中都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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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豹”05号原型机曾为空军型的火控系统做过试验
“飞豹”空军型完全有可能按照作战领域、作战需要衍生出相应的改进型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战略轰炸型。
随着防空武器水平日趋提高，常规的战略轰炸机形势也日趋恶劣。亚音速的高空轰炸机在现代战场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虽然B-52战略轰炸机至今仍在服役，但是只能对阿富汗、伊拉克等没有防空能力或防空力量已被破坏的对手，而无法突破火网密集的东欧和亚洲地区。与此相对应，我国的轰6亚音速战略轰炸机不仅速度慢，而且载弹量也不是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模仿F-111A改进为FB-111的模式，在“飞豹”的基础上发展新型的战略轰炸机。
主要改进是改装机载设备，加装导航／轰炸系统，武器投放计算机，攻击雷达，地形跟踪雷达和雷达高度表等。发展为一种新的中程超音速战略轰炸机。能够大机群以高空高速和低空高速突防，对目标进行大规模突击空袭。携带30枚250千克航弹，对敌方据点发动猛烈的突然袭击。
“飞豹”核攻击型
我国承担战术核攻击任务的主要是轰6甲亚音速核轰炸机。此外我国还曾在七十年代试验过用超音速强击机甩投核弹进行攻击，但是没有批量装备。随后战术核打击任务由空军转交至二炮完成。
然而核攻击机并不是淘汰的机种，迄今为止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多用途战斗攻击机仍旧承担战术核打击任务。这一机种没有被淘汰，正是因为核战争是谁也不愿看见的，但是必要的威慑必须存在。而核攻击机比战术导弹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核攻击机是能够最是被召回的”，一方面完成了末端核威慑，另一方面可以选择不进行核战争。
而“飞豹”凭借广大的打击半径，完全可以在战略轰炸型的基础上经过简单的改装发展出一种核攻击型。
“飞豹”伴随电子对抗型
由于“飞豹”常常大机群突袭敌方防空火网，因此需要一种速度、航程以及飞行性能相似的电子对抗飞机，执行远距干扰、突防护航和近距支援任务。
主要改进是增加电子战设备，改进环境控制系统，重新安排座舱布局并加装或换装一些电子设备。在执行远距干扰任务时，“飞豹”伴随电子战型在已占区上空敌方地面武器射程之外实施干扰，使己方的攻击机的飞行路线和机动形式不被发现；在执行突防护航任务时，同攻击机一起突入敌人防线，连续实施干扰，直达重要目标，造成敌防空系统发生混乱，延迟失误或丧失能力，保护自己的攻击力量；执行近距支援任务时，伴随攻击机一起出击，利用自己的干扰能力，使敌方雷达陷于瘫痪，与此同时，攻击机向目标投射武器。
“飞豹”反辐射型
仅需要对电子系统进行相应调整，挂带反辐射导弹，参加对敌防空雷达的第一波次突袭。
“飞豹”防空型
英国在“狂风”IDS的基础上通过加长前机身，加大垂尾后掠角，改换电子设备和雷达，重新设计了防空型的“飞豹”ADV。而“飞豹”机身庞大，气动外形不用作过多改变，仅通过改换雷达和电子设备，挂载中程空空导弹，承担远程截击和防空巡逻任务。
以上面对不同任务的各种改进，都是经过对模块化设备的换装，就能让空军型的“飞豹”歼击轰炸机可以承担多种任务，取代我国大量的第二代歼击机、截击机、强击机和轰炸机。同时增大生产量，降低成本。而且可以将后勤压力降低，整体上将经费压力降到最低。而且“飞豹”歼击轰炸机布局常规，飞行品质优良，便于各部队改装。
而最关键在于空军型“飞豹”歼击轰炸机满足大规模生产需要并能够迅速形成巨大的战斗力，能够发动对航母特混舰队的大规模饱和攻击，并能对大陆纵深目标进行迅速而毁灭性的打击。这一迅速崛起的力量将另任何妄图阻挠中国统一的帝国主义分子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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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型“飞豹”发展历程和展望
空军的需要
三十二年前的1973年4月，北京召开的航空发展规划筹备会上重新提及了一个新项目，那就是在年初航空研究院指示研制的新型超音速战术轰炸机计划。在会上决定新型飞机适用于替换空、海两军的轰5和强5，并初步将新机定名为轰7，设计方案则是以轰5后继机方案为蓝本发展而来。
转年，西飞成立方案论证小组后，先后分别派人赴空、海军相关部队进行调查研究。空军先于1975年11月呈报了自己所需要的轰5后继机的战术技术要求，海军则在1976年3月上报数据。国防工办经过比对后认为空、海两军所要求的机型仅仅是作战使用的武器和一些机载设备要求不同，但是飞机的性能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转场航程2800千米以上，作战半径800千米以上，战斗重载最大马赫数0.9，高空无外挂最大马赫数1.5，载弹量3-5吨。因此 1976年11月，国防工办召集空军和海军在北京听取西飞对轰7的战术技术要求的论证和方案汇报，并明确指出：空、海两军采用同一个机种，通过设备调整来分别满足空、海两军的不同要求。
这次空、海两军需要的共用机体，让人很自然想到了6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推行的“经济效果”政策中最著名的重型战术战斗计划----TFX计划。当时的美国空军要求研制一种以对地攻击为主的超音速战斗机，以取代F-105甚至是B-52；海军要求研制一种以舰队防空和护航为主的战术战斗机，以抵御前苏联图-22M“逆火”对舰队的突击。当时麦克纳马拉要求减少机型以节约经费，最后决定在新发展成功的变后掠翼技术基础上，研制同时能满足两军要求的通用战斗机F-111。1961年未，美国空军和海军正式提出设计要求，由于任务上的差别，决定研制两种不同型别：以对地攻击为主的空军型F-111A和以对空截击为主的海军型F-111B，1962年11月美国国防部宣布通用动力公司为F-111战斗机计划的主承包商，主要研制A型；格鲁门公司为研制B型的伙伴承包商。首架F-111A于1964年12月试飞；首架F-111B于1965年5月试飞，但由于结构超重，性能达不到要求，导弹火控系统研制也遇到困难，最后于1968年停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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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新型吊舱
然而我国空、海两军共用的新型歼击轰炸机和美国的TFX计划存在着本质区别。TFX之所以没有成功完成是因为F-111主要需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兼顾的任务，那就是截击和突防。前者要求高升限、高机动性----低翼载；后者则要求低空、大速度----高翼载。说得更直白一些，那就是海军型的F-111B截击机就是要拦截F-111A这样的高速攻击机，而F-111A轰炸机就是要突破F-111B的防御。而让这两种飞机都能成功作战无异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而我国的新型战术歼击轰炸机与之不同，我国空、海两军提出的作战任务是相同的----远程打击。空军要求能够对纵深进行有效的快速轰炸，海军则要求对远海的敌方舰队实施高速突击。两者的作战任务都是低空高速对面打击，同时兼备一定的自卫能力。不同于美国的TFX，不需要具备远程截击和格斗能力。因此我国的新机方案是完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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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两军对作战对象和使用武器不同，因此对座舱布局的期望也有不同。海军型新歼轰机的攻舰任务几乎完全可以靠仪表完成，后座电子设备复杂，因此海军希望能够给后座武器操作员留出尽可能大的空间，即希望采用并列双座布局。而空军所要对付的目标是大规模的装甲集群和纵深防御工事，然而此时的防空武器已经非常完善，尤其是前苏联密集的防空火力网，几乎没有从高空突破的可能。因此空军型的新歼轰机需要作长时间的超低空高速飞行，而且要快速准确地投弹，因此两名飞行员的配合极为重要。基于这种情况，空军希望采用两名飞行员并排的并列双座布局。
说到空军希望拥有的并列双座布局，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全新的F-111战斗机采用的就是并列座舱，该机于1964年12月完成首飞后参加了 1967年的巴黎航展，在航展上F-111以其庞大的身躯和优异的性能而成为了当时最耀眼的“超级明星”。美国媒体称之为“20世纪最好的武器”。苏联代表团中有一个人此行专门就是冲F-111而来，此人是来自苏霍伊设计局的奥列格·萨莫伊洛维奇。萨莫伊洛维奇拍下了100多张珍贵的照片，并在笔记本上给每张照片都加了详细的说明，这些在后来设计苏-24（即北约情报中的苏-19）时都帮了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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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双座布局的空军型“飞豹”侧视图
但是F-111的核心电子设备没办法在航展上搞到。1967年7月1日，《纽约邮报》报道称，五角大楼将6架F-111Ａ战斗轰炸机派往越南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军方领导人看到这一消息立即展开对F-111的捕获行动，苏联专门更换了驻越南军事专家代表团领导层，由防空专家、最优秀的夜航专家弗拉第米尔·阿布拉莫夫将军担任专家代表团团长。
然而为了防止泄密，苏联专家需要完全可靠的渠道秘密进入越南，而且很可能要多批多次进入。同时如果一旦顺利搞到了F-111，那么回程的秘密运输将更加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圆满地完成任务，那就必须得到中国方面的配合。
在面临共同的帝国主义分子的疯狂扩张上，中国和前苏联永远是无间的战友。面对美帝国主义者在越南败露的狼子野心，中苏很快统一了意见，中方愿意配合苏联专家团的行动。但是此时的前苏联也已经慢慢蜕变，不再是能够包容一切的社会主义同盟领袖，处处防范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害怕中国获得F- 111技术后自行发展战术轰炸机，威胁苏联远东军区的安全，因此没有向中国透露这次行动的这正目的----捕获F-111，而是假称支援越南北部的防空力量以防止美国飞机侵入中国。
但是中国当时及时识破了苏联的谎言，但是为顾全大局并未当场戳穿，而是先配合苏联的工作，等到返回的时候再与苏联交涉。
1967年9月27日，43名苏联军事专家乘苏联飞机抵达北京，然后乘中国的飞机从北京到了与越南接壤的广西南宁。最后，分乘两架越南的安-24飞机抵达河内的加兰机场。
1968年3月17日，6架期待已久的F-111战斗机抵达泰国塔克利机场。在作战中先后有3架F-111分别在1968年的3月28日、3月 30日和4月22日损失。其中4月22日的F-111是被苏联方面完整“劫持”的。当时一架F-111Ａ正在执行任务，苏联专家通过无线电干扰切断了它与基地的联系，苏联飞行员驾机升空迫使其在北越的内排机场降落。执行迫降任务的飞行员就是安西菲洛夫将军。
飞机拿到了，机身和机组成员必须送到苏联。让F-111直接飞到苏联，两名战俘飞行员是绝对不可靠的。苏联专家希望能够走陆路经中国返回苏联。但是此时的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中国，也不愿意透露半点关于机密的F-111的任何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举步艰难的中国很难花费如此巨额而珍贵的资金秘密安全运送如此巨大而复杂的F-111来帮助一个根本不信任自己的伙伴。于是苏联于1968年5月7日，由“阿历克谢·托尔斯泰”号将拆解的F-111从越南的海防港运到苏联西伯利亚。
不过这次行动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成果。一方面，中国已经收到了空军战术技术飞速发展大潮的冲击，发展新一代新思想指导下的作战飞机势在必行，因而这次事件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歼轰7计划；另一方面，通过这次事件我方获得了一部分F-111的残骸，其中包括一个完整的弹射座舱。F-111的弹射方式非常特别，并不是单个飞行员弹射，而是整个并列座舱连同两名飞行员一同弹射，座舱落地后两名飞行员再爬出座舱等待营救．因此我方获得的座舱从飞机上弹射后安全着地，所以非常完整，对并列双座座舱的设计有很大参考价值。
通过对残骸的分析，我国立刻开始了对F-111的研究工作，并在仅一个月后的1968年6月就形成了完整的研究资料，为今后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夭折
经过长时间的方案酝酿后，歼轰7方案在1980年被批准以“一机两型”“串座先行”的设计原则进行发展。然而经过论证后普遍认为西飞技术储备不足，坚持慢速发展并列型方案也很难保证串座型的发展，因此空军要求的并座方案随后放弃发展。
重生
飞豹演义续 联合歼击轰炸机之路
空军型“飞豹”原型机
1988年8月，首批4架歼轰7总装完成。在后来的试飞中歼轰7曾利用符合挂架一次携带24枚普通航弹进行测试，但是一直没有进入空军服役。随后世纪交叠的中国空军需要具备新时代特征，向“攻防兼备”的新型空军转变。然而空军唯一的专职对地攻击机----强5，其过短的航程和打击半径严重限制了空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空军不得不将远程截击用的歼8II和广域制空用的“蓝鲨”安装上多管火箭发射器以期进行对地攻击支援。但是治标不治本，只是扩大了打击范围，但是打击精度和生存能力还存在一定问题。
有鉴于此，空军随后装备了“蓝鲨”MKK型多用途战斗机，提高了对地攻击能力。但是核心的精确打击能力仍旧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海军航空兵随后装备了能够实施精确打击的“蓝鲨”MKK2型多用途战斗机，具备了精确打击能力。不仅如此，“飞豹”的精确打击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在经过长年的研制经验积累和大力投入下，“飞豹”的电子系统和精确打击系统甚至超过了“蓝鲨”MKK2，面对攻击能力飞速发展的海军航空兵，空军也需要提高相应的实力以使得能够和海航均衡配合。这种特殊情况的出现催生了新型的“飞豹”。
某年初冬，在江南某机场，南空航空兵某团机场上，一架深灰色的新型歼击轰炸机从机场上轰然起飞。这就是最新的空军型“飞豹”。此次改装的新型 “飞豹”歼击轰炸机是根据空军提出的“预先接装，领先使用”原则下进行的。由于新型机尚未定型，部分参数指标还需要进一步改进。而且改装分批分次进行，新老机同场训练，难度很大。这些在我军装备中都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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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豹”05号原型机曾为空军型的火控系统做过试验
“飞豹”空军型完全有可能按照作战领域、作战需要衍生出相应的改进型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战略轰炸型。
随着防空武器水平日趋提高，常规的战略轰炸机形势也日趋恶劣。亚音速的高空轰炸机在现代战场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虽然B-52战略轰炸机至今仍在服役，但是只能对阿富汗、伊拉克等没有防空能力或防空力量已被破坏的对手，而无法突破火网密集的东欧和亚洲地区。与此相对应，我国的轰6亚音速战略轰炸机不仅速度慢，而且载弹量也不是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模仿F-111A改进为FB-111的模式，在“飞豹”的基础上发展新型的战略轰炸机。
主要改进是改装机载设备，加装导航／轰炸系统，武器投放计算机，攻击雷达，地形跟踪雷达和雷达高度表等。发展为一种新的中程超音速战略轰炸机。能够大机群以高空高速和低空高速突防，对目标进行大规模突击空袭。携带30枚250千克航弹，对敌方据点发动猛烈的突然袭击。
“飞豹”核攻击型
我国承担战术核攻击任务的主要是轰6甲亚音速核轰炸机。此外我国还曾在七十年代试验过用超音速强击机甩投核弹进行攻击，但是没有批量装备。随后战术核打击任务由空军转交至二炮完成。
然而核攻击机并不是淘汰的机种，迄今为止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多用途战斗攻击机仍旧承担战术核打击任务。这一机种没有被淘汰，正是因为核战争是谁也不愿看见的，但是必要的威慑必须存在。而核攻击机比战术导弹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核攻击机是能够最是被召回的”，一方面完成了末端核威慑，另一方面可以选择不进行核战争。
而“飞豹”凭借广大的打击半径，完全可以在战略轰炸型的基础上经过简单的改装发展出一种核攻击型。
“飞豹”伴随电子对抗型
由于“飞豹”常常大机群突袭敌方防空火网，因此需要一种速度、航程以及飞行性能相似的电子对抗飞机，执行远距干扰、突防护航和近距支援任务。
主要改进是增加电子战设备，改进环境控制系统，重新安排座舱布局并加装或换装一些电子设备。在执行远距干扰任务时，“飞豹”伴随电子战型在已占区上空敌方地面武器射程之外实施干扰，使己方的攻击机的飞行路线和机动形式不被发现；在执行突防护航任务时，同攻击机一起突入敌人防线，连续实施干扰，直达重要目标，造成敌防空系统发生混乱，延迟失误或丧失能力，保护自己的攻击力量；执行近距支援任务时，伴随攻击机一起出击，利用自己的干扰能力，使敌方雷达陷于瘫痪，与此同时，攻击机向目标投射武器。
“飞豹”反辐射型
仅需要对电子系统进行相应调整，挂带反辐射导弹，参加对敌防空雷达的第一波次突袭。
“飞豹”防空型
英国在“狂风”IDS的基础上通过加长前机身，加大垂尾后掠角，改换电子设备和雷达，重新设计了防空型的“飞豹”ADV。而“飞豹”机身庞大，气动外形不用作过多改变，仅通过改换雷达和电子设备，挂载中程空空导弹，承担远程截击和防空巡逻任务。
以上面对不同任务的各种改进，都是经过对模块化设备的换装，就能让空军型的“飞豹”歼击轰炸机可以承担多种任务，取代我国大量的第二代歼击机、截击机、强击机和轰炸机。同时增大生产量，降低成本。而且可以将后勤压力降低，整体上将经费压力降到最低。而且“飞豹”歼击轰炸机布局常规，飞行品质优良，便于各部队改装。
而最关键在于空军型“飞豹”歼击轰炸机满足大规模生产需要并能够迅速形成巨大的战斗力，能够发动对航母特混舰队的大规模饱和攻击，并能对大陆纵深目标进行迅速而毁灭性的打击。这一迅速崛起的力量将另任何妄图阻挠中国统一的帝国主义分子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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