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54)
烟文化 刘振墉
[6797] (
写下这三个字完全是东施效颦。在报纸上常见到酒文化、沐浴文化、美女文化等等，所以我现在写出“烟文化”这个新词，也就不担心错到那里去。
我唯一的舅舅，是个弱智、残疾人。驼着背，身高不到一米六，一天到晚捂着胸口，口中像唱山歌似的呻吟：“我难过呀！我心里疼得难过呀！”再大把大把的吞小苏打，就这样在家人的照顾下，浑浑噩噩地过了一辈子。听我母亲说， 本来还有另一个健康、聪明的舅舅，可惜他的自尊心太强，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一件小事挨了大人的批评，觉得受了冤屈，就吞下一块大烟土，用死亡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的外婆家是乡下的土财主，几代人都是省吃省用，克勤克俭，家里从未有人抽大烟，那怎么就轻易地弄到大烟土的呢？据我母亲讲，当时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家里常年备有大烟，亲戚朋友，或者有身份、地位的人士上门，及时拿出来招待吸一口，就像现在给上门客人敬烟、倒茶一样，这样才叫做懂礼节，才不会无意中得罪人。我大哥的记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抗战前夕外婆去世的时候，西厢房是来客休息的地方，里面放着黑的烟土，白的吗啡，还有红色的“红丸”，客人们各取所好，大概就好比现在客人们各自挑选喜欢吃的水果、点心一样平常。
毕竟社会有了进步，而今人们已认定鸦片、吗啡，还有可卡因、摇头丸等是毒品，只能在地下活动，可是香烟又在我中华大地上漫延开来。现在，出租车里，旅馆房间里，饭店茶楼里，到处都能闻到阵阵烟味，甚至于医生在诊室里抽烟，官员在办公室里抽烟，凡是带空调的密闭场所，总能闻到香烟味。
我一直很纳闷，贩卖鸦片的是英国人，种植鸦片的是印度人，英国人和印度人并没有大吃鸦片，真正大吃特吃，而且视之为良药、为身份、为派头的却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中国人才受害最深。香烟情况又极其相似，我曾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住过一年多，那里是烟草产区，著名的万宝路公司就在州府里士满。万宝路通过合法出口和非法走私，每年销到中国来的烟应该是个天文数字，可是我看到当地人抽烟的却很少，公共场所更绝对没有人抽烟。超市里的商品何止几万种，全是开架任人自取，唯独香烟例外。美国的禁烟甚至禁到了万米以上高空的外国飞机里，那年我从上海乘国航的班机去纽约，几个男同胞在后面吞云吐雾，当快到阿拉斯加时，听到机上广播：“现在已进入美国领空，根据美国法律，机上禁止吸烟”，于是，我们的同胞纷纷捏熄了烟头。
以前看柏杨文章《丑陋的中国人》，心里很反感，特别讨厌这个标题，现在想想，柏杨的话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英国人和美国人往往是双重标准，鸦片和香烟这些有毒物品，对内努力禁止，对外大力推销，只要能赚钱，管它什么人道、人权，别人家每年因而死亡十万二十万人，与他何干？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爱，不能自尊，不能自制，总是麻木不仁，上当受骗呢？是否要从民族性，从文化传统上去找找原因！
最近在南非德班召开了有关禁烟的国际会议，中国烟盒上的精美图案受到了与会人士的批评，中国代表却辩称，包装上名山大川的图案，代表了中国的文化，如果印上难看的图片，将是对公众的不尊重等等。对后一说法，在下不敢苟同，而说烟盒上印制精美图画，是我国的文化传统，笔者倒深有体会。我幼年时热衷于收集烟片和烟盒，记得有一种《美丽牌》香烟，正面的图画已记不清了，可是上面的对联却印象十分深刻：“万寿山顶众香界，美丽名烟味最佳”。以致三十年后，我首次游颐和园时，进园后直奔万寿山，爬到众香界前面，将颐和园一览无余，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幸而我从少年起就对鸦片、吗啡深恶痛绝，联带对香烟也就极端厌恶。
“宣传”是咱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每年总有几次，分别对某个中心内容集中进行宣传。在一段时间里，全国的媒介，反反复复地，狂轰烂炸式地做宣传报导。但是，这么多年来，从未轮到禁烟这课题，却年年看到报导，说烟草业全年上交利税几百亿等，实际上是在为香烟做正面宣传。决定政策的人们之所爱，不是表示得清清楚楚的吗！
早就从别人的文章得知，国人曾将鼻烟壶制作成精致的艺术品，材质有水晶、琉璃、玛瑙等等，还有令人惊叹的内画技艺，可惜我没有收藏，在博物馆里又只能隔着柜玻璃，也看不出它的奇妙之处。不过今年我到古徽州（歙县）旅游，看到一张红木烟榻，大小跟床差不多，是供两个人横躺着抽大烟用的。从腿脚到靠背，都是精雕细刻，整个的雕工、漆工、镶嵌工艺，都让我叹为观止。
记得曾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例子。四轮马车或牛车，转弯时两个前轮必须同时转向，这样的控制装置，我们的老祖宗始终没能解决，还是近代引进的技术。这个例子是真是假我没有去查证，但中国的落后是肯定的，也是必然的。当全中国最聪明的文化人，都在为考取官位，而日夜背诵那毫无实用价值的四书五经时；当全国能工巧匠的绝妙技艺，只是用于满足少数达官贵人的享受与嗜好时，科学技术的落后也就在所难免了。
《联合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