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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仙真人再读《围城》 (一、怎样读)

(2007-02-25 18:00:27) 下一个

假仙真人再读《围城》

(作者:假仙真人,200689日)

假仙真人人生第一定律——人生经历定律:

住在城里的人,有出来的,有不出来的;城外的人,有进去的,有不进去的。进进出出,出出进进;进了出,出了进。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经历大都如此。

假仙真人人生第二定律——人生愿望定律:

圈在城里的人,有想出来的,有不想出来的;城外的人,有想进去的,有不想进去的。想进,想出,不想进,不想出。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假仙真人人生第三定律——人生境遇定律:

城里的人,有想出来却出不来的,有不想出来却被赶出来的;城外的人,有想进去却进不去的,有不想进去却被逼进去的。要你进出,不想也得进出;不要你进出,想也不能进出。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境遇大都如此。

读了遍《围城》,写了篇“假仙真人批《围城》”,本想借网络讨个巧,不想没讨来好,反惹来一身骚。有人说,这种评法不合理。但是啊,法无定法,一切要以能否有效地传达出评论意见为准,而不是以合胃口对脾气为准。再说,《围城》的作者也曾提到:“读者于书,随心施为。所谓公认准确之读法,初无其事。读书乃自由操业。无人能命我当何所读或如何读也。”还有人说,有本事自己写本小说出来再说。实话实说,俺真被将着了:俺确实没有本事写,证明便是过去没有写过,现在也没有写。那个,那个肖伯纳不是早就说过嘛:有本事,写;没本事,评。那俺就继续评了哈:假仙真人再读《围城》。

一、怎样读《围城》

俺结婚十多年了,还没有想“出城”去,这对钱先生的“围城”理论是不是一种亵渎呢?问之于友,友曰:凡事都有例外,钱先生夫妇不也是携手慢慢变老的嘛。一语解千愁,顿时释然,可以继续安心地做俺的钱迷。不管俺个人是否想出城进城,都是对 “围城”伟大理论的佐证,因为例外造就规则嘛。这次底气更足了,来个再读《围城》。

有人对俺的《围城》读法有意见。网友的意见当然要考虑,那《围城》应该怎样读呢?揣着糊涂,到网上去寻明白,看看别人是怎样读的。寻来寻去寻到了,教人怎样读《围城》,北大教授写的。咱来看看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这位教授认为,读《围城》要读出三层意蕴,即社会反映层面、文化批判层面和哲理思考层面。咱就来看看这个最深层的哲理思考:

所以整个《围城》呢,如果把它抽象、高度地概括性,结构化,那就是发现写的实际上就是两个字叫“围城”。……实际上看完以后啊,小说的秘密,就写在这书的封面上,就是书名。要看完整本书以后,透过刚才说的那两个层面再来思考,才发现钱钟书是一个智者,他有对人生的思考,就写了《围城》。事实上钱钟书在该书一个情节描写中已点明了这个小说的含义。……(就是座谈鸟笼城堡那段)。其实这里呢就点明了整本书的秘密,所谓密码藏在这里,不仔细阅读,不透过刚才那两层,可能发现不了,这是更深一层哲理性意蕴的挖掘。

这个,这个,这个点题的东西,可能没有几个读者会错过的吧?俺想。电视剧不也是用这个点题的吗?就是开场那个男中音:围在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涉及到人生的愿望,当然可以看作是人性方面的哲理性思考。一本小说,能明确地给人以哲理方面的思考,应该说已经很难得了,作为读者按理说也应该感到满足了,但心里就是还有一丝遗憾。还遗憾什么呢?遗憾的是,这个道理或哲理,在外国文化里几百年前就被阐明了,是尽人皆知的谚语,独有咱国人还当个宝。也有一事让俺稍感欣慰,就是这个哲理,是咱中国人使用中国文字以小说的形式加以诠释,使其在中国广为人知,以至于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谚语。自豪啊!别人有的,咱都有,咱老祖宗那里都找得到——事实也好,幻觉也好,都可以让人快活一阵自豪一时。可是,就这么可怜怜的一点自豪感,也时时面临着被彻底摧毁的危险。

具体到哲理性思考,教授写道:

到底钱钟书要写什么,如果你读完这个小说以后,把它充分的简化,抽出几条来,我想呢可以注意两个词,或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呢叫“进城”,一个动作叫“出城”。这两个动作反复出现的,进城然后又出城,然后又进城,再进再出,整个小说就写这个。所以如果说把《围城》的结构,简化成类似于一个公式,那就是方鸿渐 = 进城 + 出城 + 进城 + 出城 + ……。……所以说整个方鸿渐的这个动作啊,他的经历啊,就是进城出城,出城进城。……所以整个《围城》啊就是这样,进城、出城、进城……

看到这些,真想骂上几句,批他个n.x.p.。上面刚刚讲过,人家钱先生想说的是“想进想出”,到这儿咋就变成“进进出出”这样的机械动作了呢?莫名其妙哇。你没看出这有什么不同?告诉你,这差别,就像是私情男女,“偷着”和“偷不着”的差别。一字之差,就与人的本性扯不上什么关系了,不过是些人类社会中的表面现象罢了。何其浅陋也!谁之浅陋?

先抛开这位教授的说法,咱自个儿按时间顺序来读读主角方先生所经历过的各种围城,看看能读出什么。

1.  方先生与周家小姐的订婚关系,可以看作一个围城。方先生想解除这个关系走出这个围城吗?想。但方老太爷的快信痛骂,以停款休学相要挟,把方先生吓矮了半截,忙写回信讨饶,从此死心不敢妄想。最后让方先生走出这个围城的,是周家小姐的意外病逝。这种类型,我们归之于“想而不能,意外出城”。

2.  方先生留学的欧洲,可以看作一个围城。这是他想进的吗?不好说,只能说是天上掉馅饼——周家把准备为女儿陪嫁办喜事的那笔款子给他做留学费,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想出这个围城吗?看不出有这个想头。不过银行里只剩下四百多镑,没钱继续呆下去了,不得不走。这叫做“意外进城,被逼出城”。

3.  小说开头那条船,可以看作一个围城。方先生在船上那真是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既快乐又风光的一段时光。他想下船吗?不想。但“船到码头车到站”,不下船不出城也不行。我们说这属于“不想也不行,随波逐流”型。

4.  方先生工作的上海,可以看作一个围城。他自己急着进这个城吗?说不好,如果不是自己在省立中学演讲什么梅毒和鸦片闹了笑话、不是日本飞机来投弹炸坍了火车站,他还不知在老家要拖到什么时候呢。他想出城离开上海吗?不想。但是问题是待不下去了:女人没了,挂名丈母娘恼了,挂名丈人送客了。这叫“想而不能,无奈出城”。

5.  方先生与苏小姐的亲密关系,可以看作一个围城。他想去联系上苏小姐吗?说不上想:他担心从此多事,但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他只得钻进去。他想出城吗?如果不是唐小姐的出现,他可能就想不出城了,聊胜于无嘛。但出城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只好算作“无奈进城,拼命出城”。

6.  方先生与唐小姐的恋爱关系,可以看作一个围城。他想恋爱唐小姐吗?想。妙龄少女,圆脸妩媚带酒涡,皮肤仿佛好水果,眼睛温柔又灵活。这样的女孩,谁个不想?他想结束这个恋爱关系吗?不想。但一切还是结束了,结束是为结束方苏关系所付出的代价。这叫做“拼命进城,无奈出城”。

7.  方先生教书的三闾大学,可以看作一个围城。他想去三闾大学吗?犹豫。对于三闾大学礼聘教授,方虽认为是增加身价的事,但一时也没有决定去不去。只是等到鸡飞蛋打之后,三闾大学的电报自动冒到他记忆面上来,他叹口气,毫无愿力地复电应允了。即便是已经坐到了船上,他还愈想愈乏味,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他想离开三闾大学吗?等到他认识到校长升他做教授已经变成是看得见吃不着的胡萝卜时,他不得不想离开了。正所谓“无奈进城,被逼出城。”

8.  方先生与孙小姐的婚姻关系,可以看作一个围城。他想走进孙小姐这个婚姻围城吗?一笔糊涂帐,既想又不想,彼此不讨厌。想,是因为在三闾大学还能找到第二个不让人讨厌的适婚女人嘛?不想,证据是他自己在外人的提醒暗示下认为是落入了别人精心设计的婚姻陷阱。他想结束这段婚姻吗?不想,至少直到小说结束前都没有想。这叫做“顺路进城,随波逐流”。

书读到这里,回头再看看,里面写的不像是“围在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至少具体文字已经表明,“想”的不多,而更多的却是“无奈”,是“不想”,是“被迫”。如果你仍然坚持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里面的人想出来而外面的人又想冲进去,那俺只能说:这部小说的叙事层面与其他层面严重脱节,也就是常说的“言行不一”。读到这里,感觉有必要为教授平反了,他的看法没有错,小说在讲故事层面上写的就是“进进出出”,而不局限于“想进想出”。教授还是教授。这种脱节,他看到了,列出来了,但就是不点破。咳,教授就是教授。

如果这个“想进想出”不是主题,那作者想写什么呢?作者在小说的序中明确指出: “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写的就是“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只不过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更为形象更为煽情更为通俗更能夺人眼球而已。说句不中听的话,又有几本书里没有写到“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

作者确实是对一些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进行了嘲讽,嘲讽了懦弱,嘲讽了妒忌,嘲讽了虚荣,嘲讽了自私,嘲讽了势利,嘲讽了功利,嘲讽了欺骗和自欺欺人等等。同时,小说似乎还少了些什么,比如,多的是嘲讽少的是同情,多的是刻薄少的是宽容,多的是轻蔑少的是尊重,多的是明哲保身少的是仗义执言。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属于人的基本根性。

这些基本根性,关乎人的道德层面,关乎人的生活质量。但对于人类来讲,比这些基本根性更为基本的问题,是生命的生存问题,是种族的繁衍问题,是民族的存亡问题。生存问题,与食欲联系在一起,与呼吸空间联系在一起;繁衍问题,与爱联系在一起,与情联系在一起。文学作品中,不乏对生命的讴歌,不乏对爱情的赞美。对个体而言,可以无自由毋宁死,但对于种群却不行。当时正值中华民族面临着重大生存危机之时,小说注重的只是人的基本根性,对其生死存亡漠不关心,这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这本书,在上世纪末才被挖掘出来,看来不是巧合,而是种族的生存问题解决之后,人们的注意力转到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上的必然结果。从那时起,生存已不再看作问题,忧患意识已经淡漠,醉生梦死再次光临大地。

对于《围城》文学成就,一直存在着争议。一种人把作者看成人,指出其小说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另外一些人,则把作者看成神,看成全能的智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对所谓的不足或缺陷,嗤之以鼻,认为是作者有意为之或不屑为之,“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就是这些人的典型心态。《围城》的走红,离不开群星毕集的同名电视剧,离不开作者的逸事,离不开作者家属的有关介绍,包括《记钱钟书和〈围城〉》和《我们仨》。而恰恰是这些小知识分子们,掌握了大众文学评价的话语权。平心而论,不能说没有爱屋及乌的因素在里面。

小说的写作手法,当然有其自身的特色。如果说整部小说是个包子的话,那书中的典喻修辞就是这个包子的褶。有人认为,书中的典喻令人目不暇给,洋洋大观,堪称典喻修辞学辞典。小说写得像辞典,俺不敢说这是对小说的夸奖还是贬损,但俺知道,包子好吃不在褶上。

还有,《围城》的写法,似乎在鄙视、蔑视一切人,包括读者本身,让你感到自惭形秽,让你时刻感到作者的超然高大,不由你不敬仰作者的智慧。俺要说的是:书,可以让读者站着读,可以让读者坐着读,可以让读者躺着读,但不能让读者跪着读。

小说,就先读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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