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范的信仰历程 (二 大学时期)

二 大学时期

到了大学，终于自由了，不用每天上课做习题。大学上课也允许不同的想法、也能接触到一些不同于正统观念的思想。在学习马列主义正统理论的讨论中，我慢慢发觉，马列主义经不起推敲，并不符合科学，而且互相矛盾。例如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一切，意识只是对物质的反映。我觉得就不对。我们每天上学学的是什么？我们所学的知识、科学就是属于意识范围，知识和科学都是自成体系，不是对物质的简单反映或者能动。但是对于物质和意识的产生的秩序我还是赞同的，就是物质在前，意思是后产生的。对于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我也不能赞成，我认为人的活动是由自己的思想支配的，就是说思想决定行动，并在行动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思想。不可能是行动决定思想。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根本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都产生在经济基础非常落后的地方，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上，我认为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每次生产力的大发展都是由于社会的变革、科学和思想的发展带来的，从来都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在政治上看，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都是专制国家，人民没有基本的权利。八十年代正是大学思想非常活跃的时候，我积极参加各种讨论、听各种演讲，很快我就把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那一套完全放弃了，认为还是五四的口号最好，那就是民主与科学。而且我们所最需要的是争取民主权利，反对专制、反对官倒。
在信主之前，我一直认为大学时代是我最有收获、最愉快的时期，我接触了很多新思想，也读了一些书。远志明他们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我喜欢读的书。我也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在学校的各种社团中，我们班就参与了二十多种社团的创建，我个人参与了人民大学演讲学会的创办工作。那时候我们的社会活动基本都是学当年共产党闹学潮的样子。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出去抗议游行。八七年的学潮使我也是心情澎湃，以为中国就要实现民主了。可是很快学潮就被压下去了，胡耀邦也下台了，公安局也开始调查我了，于是心情就郁闷。年底我们寝室八个人一起喝醉了，我醉了一个星期都没有恢复过来。
大学时期尽管有那么多刺激的事情，但是我大多数时间还是不愉快，心里很少有快乐的时候。后来看那时的日记，几乎都是“无聊”“没意思”等字眼。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图书馆读书、或者写一些批判的文章。当时心里并没有多少平静、快乐，每次活动刺激过后，觉得是无边的寂寞和烦恼。生活状况没有大的变化，主要靠勤工俭学来解决生活费。每天穿着一身又脏又旧的衣服在学校走来走去。别人都在忙着谈恋爱，我的自卑和无能使自己除了单相思外没有其他故事发生。寂寞的时候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到处溜达。在无聊的周末，我经常带上两个馒头和咸菜，骑车到香山去，在山里寂寞的混一天。有一段时间我们班几个人每天在楼下找块空地踢足球，我踢球不按规矩，经常把同学踢伤，大家几乎都怕我。踢了四年球，我连踢球的规则都没有弄清楚，纯粹就是瞎胡闹，打发寂寞的时光。为了筹集生活费，我还要经常找点活干例如卖书等。其实那时候的市场是卖方市场，只要有东西卖就能赚钱。可是我那时候似乎对赚钱不太感兴趣，只要暂时生活费有了，就不干了。大多数时间在想国家大事、在无所事事中度过。尽管也后悔，但是后悔完了还是老样，根本改变不了无聊的心情和寂寞的灵魂。寂寞、空虚、无聊是我大学生活的主旋律，不是像我以后吹嘘的那样，说大学生活是最愉快地生活。
大学时期所有的反思都只是限于思想、制度、学问等理性层面，这些东西根本不能使灵魂得到安慰。除了攻击、谩骂、苦毒能得到一些邪恶的满足外，似乎心里没有任何平安。我们的反思最高也就是回到五四，从来没有考虑信仰的问题、没有考虑灵魂的问题。尽管很多马列主义的东西我抛弃了，但是无神论我没有抛弃，还以为无神论不是马列独有的，是普世的观念。看来马列主义对中国人在信仰上的毒害远远大于在思想、制度上的毒害，现在大多数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基本都还是无神论，心灵空虚，互相争斗，没有自己的信仰立场，有时候居然跟着(法)(L)(功)这个所谓的宗教后面跑，非常可怜。相反，现在中国的很多当权者却有了信仰，他们信佛、拜偶像，祈求神佛保佑他们当官发财。相当一部分富起来的人也是灵魂空虚，跟着拜偶像。如果佛教有灵界的支持的话，支持中国佛教的一定是魔鬼。他们想方设法赚钱，为贪官污吏、不法商人提供属灵支持。没有公义、没有爱，因为他们远离了真神，必会受到神的审判。愿神饶恕他们、拯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