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林彪办公室的秘书－－－张云生

ZT说明：林彪打仗确实厉害，战功显赫。林彪政治上确实不怎么样，这个贴子可以窥见一斑。

逃出林彪办公室的秘书－－－张云生 作者：任 龙2007年01月12日14:36

　　林彪，曾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十大元帅之一，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红得发紫的人物。“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是对他当时形象的真实写照。就是这样一位曾被写进党章的“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可靠接班人”，却在1971年9月阴谋杀害毛泽东未遂，于9月13日带著老婆儿子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落了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的可耻下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3事件”。

　　林彪作为当时中国政坛的“第二把手”，专门有一个办公室，他的老婆叶群就是林彪办公室主任。毛泽东曾批评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林彪办公室有一批秘书人员专门为林彪和叶群服务。林彪和叶群是怎样对待和使用秘书人员的？林彪办公室的秘书们在那样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是怎样开展工作的？曾给林彪当过四年多秘书的张云生，有著奇特的经历。笔者只选取几个镜头，或许能使读者从中窥见一斑。

　　 〖为林彪“讲文件”〗

　　1966年8月17日，吉林省军区干部处刘处长通知党委秘书张云生：“刚才接到沈阳军区干部部的电话通知，决定调你到林副主席办公室去当秘书。军区要求，你今天下午先到沈阳，明天去北京报到。”张云生虽然感到非常突然，但因任务重大而紧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来不及细想，便匆匆起程了。

　　到了沈阳，张云生这个小人物却受到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的接见。曾副司令自我介绍说，长征时他在林彪手下当过参谋，因此，林彪很了解他。不久前林彪在大连疗养，叶群让他在东北部队中物色一名能讲文件的秘书。他责成军区政治部物色，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张云生。曾副司令员感慨地说：“给林办选秘书，比选状元还难呐！”

　　曾副司令员的话并不过分。后来张云生才知道，叶群为“林办”选秘书规定了许多条件：不是林彪带过的部队，不能去选；在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北京高级干部中有熟人关系的，不能用；不会讲普通话的，不用；性格不随和的，不用；喜欢多嘴多舌的，不用；水平低的当然不行，但职级太高的也不能用。此外，还有一般机要秘书必须具备的政治条件、业务条件、身体条件等。这样苛刻的条件，能够到“林办”当秘书的人选就廖廖无几了。张云生能够被选为“林办”的秘书，当时他确实感到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8月19日，张云生乘发自沈阳的快车到达北京，先去军委办公厅报到，然后由办公厅秘书处的宋处长带路，来到林彪的临时住地??人民大会堂。宋处长把张云生介绍给“林办”秘书阳地，说：“你们和张秘书谈谈吧，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阳秘书点点头说“好”。宋处长走后，阳秘书和张云生坐在一个角落的沙发上，促膝交谈起来。

　　“你来得好，我们这正需要人呢，现在有些拉不开栓了。”阳秘书介绍说，林彪办公室共有6名秘书，他本人兼“林办”党支部书记，主要精力放在支部建设上，经常在毛家湾（林彪住地）守摊；赵根深是负责讲文件的秘书，李春生是帮助林彪读书的秘书，李文普是负责警卫工作的秘书。此外，还有两名秘书正在陕西农村参加“四清”。以前林彪任国防部长时，大量的日常工作由军委办公会议在挡第一线，“林办”的工作量不大。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情况变了，林彪一跃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加上“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高潮，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也就显得空前忙碌起来。光说讲文件，赵秘书一个人就忙得不可开交。因此，阳秘书说张云生的到职“正是时候”。

　　根据叶群的安排，张云生到“林办”后的主要任务是给林彪“讲文件”。张云生虽然当过多年的秘书，但从来没听说过秘书要给首长讲文件。难道林彪自己不亲自看文件？秘书怎样讲文件？他这个新手只好向老秘书恭恭敬敬地请教。赵秘书告诉他，林彪自己从来不看文件，全听秘书讲。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林彪眼睛不好，看文件吃力，而且这是林彪独特的工作方式。林彪认为，每天文件如山，如果把很多精力用在看文件上，那是最不上算的事。需要几小时看完的文件，听秘书讲几分钟或一、二十分钟，就够了。难怪叶群把它作为林彪的一条“先进经验”到处宣传呢！

　　张云生问：“每天有多少文件？”“以前不多，但现在的文件看不完。中央收发电，军委收发电，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以及三总部的文件，还有外事文电、新华社内参，再加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文电，每天往少里说也有十来万字，多时可达到二、三十万字。”赵秘书介绍说。

　　“这么多的文件，怎么看、怎么讲呢？”张云生又问。赵秘书说：“都看都讲是不可能的，只能从中选最重要的，抓住要点来讲。”张云生说：“我看都很重要，该怎么办呢？”赵秘书笑着说：“重要之中还有更重要的，不可能同样重要。比如关于人物，涉及中央和省级以上干部的，就比一般干部更重要；关于事件，涉及全党、全国、全军的，就比局部的问题重要；关于动向，涉及某种新的趋势、新的苗头的，或有可能引起重大后果的，就比一般动向重要。不是最重要的，可以不讲；有些可以积累起来，待材料丰富后再专题讲。”

　　张云生接著问：“讲文件，是不是选几份重要文件，念给首长听呢？”“不！”赵秘书皱皱眉头：“要照念文件就坏事了。一念文件，首长听后就会紧张、出汗，那就砸锅了。以前有几个新来的秘书，就是由于照念文件，首长听后出了汗，被立即打发走了。”张云生不禁吃了一惊。又问道：“一天讲几次，一次讲多长时间？”“现在首长一天最多听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讲一、二十分钟，最多不超过半个小时。”听完赵秘书传授“讲文件”的要诀，张云生心中有数了。

　　仅仅过了两天，林彪突然提出要听张云生讲文件，张云生当时的心情，比参加考试还紧张。赵秘书安慰他说：“沉住气。首长可能是想见见你，听听你的口齿怎么样。你找两份好讲的文件，赶快熟悉一下，讲几句就行了。”什么文件好讲，张云生一时辨认不出来。还是赵秘书帮他从文件堆里选出两份单页的动态性文件，说：“就讲这两份吧。一是比较短，容易看，容易讲。二是其中内容都与首长有关，首长比较感兴趣。三是最新的动向，与我讲过的内容不重复。”两份文件都是外电对于北京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大会的反应和评论。张云生事先已看过，因为要给林彪讲，他又重新看了一遍，并在重要的语句下面划了铅笔线，以防讲时遗漏。

　　时间到了。赵秘书领张云生来到西大厅叶群临时用的休息室，既不报告，也不敲门，很随便地就进去了。一进门，就见林彪和叶群都在里面坐著。“张云生同志来了。”赵秘书报告之后，就自动退出去了。

　　“一零一（叶群对林彪的称呼），这是新从东北调来的张秘书。”叶群坐在里边的沙发上，微笑着向林彪介绍说。林彪坐在左边的沙发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他挥手示意让张云生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

　　“张秘书是东北人，说话容易懂。”叶群的用意是叫林彪先不要讨厌这位新来的张秘书。她接著对张云生说：“张秘书，你讲几份文件，让首长听听。”

　　“我想着重讲一下外电对北京‘八一八’天安门大会的反应。”张云生说。

　　“好。”林彪点点头。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后，外电反应很强烈。”张云生尽量沉住气，压慢语调，显得自然，而不是在念文件。“外电普遍注意的是三点：一点是出场领导人名单的排列。首长被排在仅次于毛主席的第二位，我们报道时又称首长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外电认为这表明首长已处于毛主席接班人的地位。外电也很注意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认为他现在已经失宠了。第二点，很注意首长在天安门大会上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表明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造反，也是掀起对毛主席的新的个人崇拜。第三点，注意‘文化大革命’今后的动向。”张云生讲了几分钟就收口了。

　　林彪听后立即表示：“你讲的我听得懂。还有什么？”张云生说：“没有了。”叶群明白了林彪的意思，对张云生说：“行了，你可以回去了。”

　　张云生回到办公室不久，叶群就走进来说：“小张，首长说对你讲文件很满意。现在咱们人手少，老赵一个人忙不开，从明天起你就正式上阵吧。”

　　就这样，张云生成了给林彪讲文件的秘书。由于文件太多，张云生和赵根深作了进一步分工：张云生上午讲，着重讲“文革”动向；赵根深下午讲，着重讲军事和国际动态。为了给林彪讲文件，两位秘书每天都必须拼命阅读文件，把当天的文件都看完。林彪当时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叶群规定，除特殊情况外，林彪听秘书讲文件，都是让内勤临时去叫。内勤不叫，秘书不能擅自闯进来。特别是林彪正在吃饭或吃饭后半小时内，是不能和任何人谈话的，更不能听文件。据说如不这样，林彪就会“出汗”，而林彪一旦“出汗”，那责任是谁也负不起的。一次，张云生进了浙江厅，见林彪正在厅内踱步散心。便向他敬了个军礼，他示意张云生坐下，而他自己却仍然踱来踱去。“以后你们来讲文件，不要敬礼。”林彪说，“我一见人敬礼，就紧张，就出汗。”张云生连声说“是”。

　　张云生坐著讲文件，林彪却站著听文件。他一边听一边踱著步，手里摆弄著一盒特制的高级火柴。他擦著一根火柴后，立即将它吹灭，把刚熄灭了的还冒著白烟的火柴头放在鼻子底下嗅一嗅，就扔掉了。然后又擦第二根、第三根。

　　其实，林彪耐心听讲文件的机会并不很多，自己感兴趣的，听一听，不太感兴趣的，就把手一挥，秘书只好一翻而过。有的文件只能点个大意，有的只是点点题目，有的甚至连题目都没念完就被他挥手停讲了。不管怎样，当时他一天能听秘书讲一、两次文件还算是好的，到了后来，他几天才听一次，甚至一个多星期才听一次。林彪为什么对文件越来越不感兴趣？秘书们当时都摸不透。直到“913事件”发生后，人们才从林彪的整个行为中窥见了他阴暗的内心世界。

　　〖给林彪“拉条子”〗

　　1966年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叶群从外边回来， 急匆匆地召集秘书们开会。她说：“主席决定最近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和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参加。主席让首长在会上讲话，另叫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在会上作两个月运动的总结。首长要讲话，讲什么？负责讲文件的赵秘书和张秘书要帮助拉个条子。你们要抓紧，不要误了事。”

　　会后，张云生问赵秘书：“主任讲‘拉条子’，拉什么条子？”“拉条子就是写简要的讲话提纲。”赵秘书解释说，“因为提纲用的语言非常概括，是一条一条式的，所以首长和主任都说‘拉条子’。”赵秘书继续说，“首长讲话不愿用稿子，向来喜欢自己顺口讲。听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军委办公厅费了好大的劲给他准备了一份讲话稿，他根本不用。他后来在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自己准备的条子，一发挥就是一大篇。‘518’讲话时我赶上了。主任叫我们几个秘书帮助拉条子，结果是白费劲。只有主任帮助收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变资料，倒还用上了。”

　　张云生说：“我们这次帮助拉条子，不又是白费劲吗？”赵秘书说：“白费劲也得干！都是主任在张罗。她说，不管用不用，反正得准备。就是用不上，对首长讲话有点启发也是好的。”于是，他们两人经过研究，认为林彪讲话的内容离不开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但从林彪所处的角度，对“文化大革命”应该讲些什么，实在心中没底。为了交差，只好东抄西引，由张云生执笔，写了足有四、五千字。

　　一天，郭秘书从林彪那里回来，通知张云生和赵根深：“首长听说你们拉成了条子，叫你们去谈谈。”于是，两位秘书带著“条子”来到了林彪的会客厅。

　　“把条子念给我听听。”林彪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说。两位秘书坐在林彪对面的沙发上，由张云生开始念那已经拉好的“条子”。

　　“都是些废话！”张云生只念了一部分，就被林彪挡住了。他显然对这个“条子”很不满意，“这是在作官样文章，不是拉条子。你们写的那些，可以去掉百分之九十九，留下百分之一就够了。不要写那些连成片的话，不要抄报纸上的那些官样词句。真正有用的话，有几句就够了。”林彪这一盆凉水，浇得两位秘书透心凉。回到秘书办公室，仍然不知所措。倒是叶群进来给他们鼓了鼓气：“不要怕失败。他（指林彪）准备他的，你们准备你们的。要看看主席的批示，看看中央文革的文件，别怕重复，只要不捅漏子就行。”

　　于是，两位秘书又振作精神，重新给林彪“拉条子”。直到林彪即将出场讲话的那天早晨，叶群才叫两位秘书把新拉的“条子”给林彪送去。林彪看后的反应如何，秘书们不便去问。但据内勤透露，林彪在那个早晨是够忙乎的。他守著一叠白纸，自己冥思苦想了一阵，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别人弄不懂含义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推到地毯上，他再接着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张白纸上写几个字，同样推到地上最后，林彪让内勤将地上的纸拣起来，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这就是他自己准备的讲话“条子”。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张云生后来看到了。他们准备的“条子”林彪根本没有用，只有一句像是他们“条子”上的话，那就是林彪开头讲的：“这次会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

　　〖叶群逼他摹仿林彪字体〗

　　摹仿领导字体签批文件，历来是秘书人员的大忌。然而，在毛家湾，竟然会发生林彪和叶群要求秘书摹仿领导字体的荒唐之事。

　　随著“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林办”文件的收发量越来越大，林彪的批件也随之增多了。林彪的批示，例如“呈主席阅”、“同意”、“呈主席批示”等等，过去都由林彪亲笔签批。他喜欢用一种特制的绘图用红色油笔，字体奔放，线条粗犷，特别是“林彪”两个字，他往往写得比鸡蛋还大。对林彪来说，这本来是件不容推托的事，但在叶群的鼓动之下，他也要秘书人员代劳。

　　1967年初的一个中午，张云生给林彪讲完文件后，叶群对他说：“首长最近批给主席看的文件太多了。不批不行，批多了，他又好出汗，出一次汗就是一场病。能不能劝他少批一些字呢？”张云生说：“这话只能由主任去说。作为秘书，首长要批什么，我们不能劝阻。”叶群说：“那倒是。但是能不能想个办法呢？我看你们学一学首长的字体，除非特别重要的文件，一般由你们代他批个字就可以了。”张云生说：“这恐怕不合适。何况首长的字体很独特，我们怎能学得像？”叶群说：“我看行。他常写的字就那么几个，容易摹仿。这个事，我看老张你就干吧！”张云生推托说：“我不行，我写的字，自己都不愿意看，怎能仿好首长的字呢？”叶群说：“我看你准行。这样的事非同小可，我信不过的人，还不放心让他干呢！首长的身体不好，从照顾他的健康出发，叫他多活几年，你们还不高兴吗？就这么定了，你学学看。”张云生只好答应说：“试试吧，我不一定行。”

　　过后，张云生把林彪批过的字都用软纸复写下来，然后学仿。仿了几次都不像，秘书们看后都哈哈大笑，说：“这哪像首长的字体？这是典型的张体！”又经过几天，仿得有些像了。但张云生的心里总不踏实，想推掉这个差事。于是，他故意把头几天歪七歪八仿林彪的一些字送给叶群去看。叶群失望地问：“不能仿得再像一些吗？”张云生笑着摇摇头：“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还是选的比较像的几张，其余的更不像样。”叶群也笑了：“实在仿不像，这不怪你。”张云生如释重负，从此再不受仿字的折磨了。然而，此事并未罢休，原来叶群另寻替身了。保密员小李因写得一笔好字，又比较单纯、老实，叶群就把仿字的任务交给他了。小李年轻，经叶群几句表示“信任”的话引诱，仿得挺积极。这个青年也确有仿字的才华，没有几天的功夫，他仿林彪的字，就连经常和林彪打交道的秘书们也难分真假了。


　　张云生感到，此事让一个年轻人去干也不合适。一次，叶群到秘书办公室来，张云生和于秘书带头提出了这个问题。其理由是：这样做，将造成中央档案的混乱。于秘书也说：“真弄乱了，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们承担不起，我也承担不起。不过我请示过首长，是首长批准的。”叶群说完，硬拉张云生和小李一起去与林彪对质。

　　“一零一呀，因为怕你出汗，叫小李学仿你的字体，这样，只要你交待怎么批，就不用亲自动手了。这是不是你同意的？”

　　林彪说：“是我同意的，怎么了？”叶群说：“没怎么，你说是你同意的就行了。”

　　叶群把张云生和小李拉到走廊，说：“怎么样？你们都听到了吧！真是首长同意的。没有首长点头，我不敢那么干。你们不要以为什么事都是由我当家，我才当不起这个家呢！”小李显得挺高兴：“只要首长同意，我就不怕什么了。”

　　事后，张云生提醒小李说：“为了将来少找麻烦，你还是私下备个案为好。”


　　 〖在“林办”值班〗

　　到“林办”工作后，随著时间的推移，张云生渐渐摸到了一点“规律”：林彪这个人，整天沉默寡言，叫你摸不着头脑；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重视，因此对一些琐事也不计较。叶群这个女人比较难侍候。你有事不报她，她责怪你“封锁”、“误事”；如果告诉她，只要她心不顺，就会以各种借口叫你难堪。

　　一天下午，总政治部肖华主任来电话找叶群。张云生说叶群正在休息，希望他过一会儿再来电话。肖主任说事情紧急，拖了会误事。张云生便通过内勤叫醒叶群，接通了肖华主任的电话。事后叶群把张云生训斥了一顿：“张秘书，你是叫我们活，还是不叫我们活呢？”叶群继续说：“肖华来个电话，你就把我叫醒，我一天忙得要死，连午休一会儿都犯法吗？”

　　“肖华说他有急事，我才让内勤叫主任的。”张云生解释说。

　　“有个屁急事！”叶群挖苦说，“我知道，你们当秘书的也难。人家是堂堂的总政治部主任，你们怎么敢得罪呢？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林办主任，算不了什么。”“我们今后一定注意。”张云生也学乖了。

　　从此叶群规定：今后在林彪和她休息时，除了毛主席和江青外，不管什么人来电话，不管对方说多么急，都必须等他们起床后再报告。

　　很快问题就来了。1966年11月的一个深夜（此时林彪已从大会堂搬回住地毛家湾），张云生正在值班，接到南京军区张才千副司令员的紧急电话，说有急事要请示林彪和叶群。张云生说：“首长和主任正在休息。您有什么事，可以对值班秘书说，我作好记录，等首长和主任起床后立即报告。”“那就等不急了。算了！”对方不高兴地放下了电话。

　　过了几分钟，张副司令又来电话：“张秘书，我把情况对你讲讲，你看不找林副主席能行吗？”原来，是驻浙江某部的一个连队，全副武装，不经请示，胁迫一名部队首长带他们到南京军区来，非要抓走军区的一名科长不可。张副司令气愤地说：“我们是部队，这样干怎么行呢？都这样不就乱了吗？你说这事急不急？”

　　张云生说：“确实急。请您先放下电话，稍等一会儿，好吗？”对方放下电话后，张云生仍然感到左右为难：叫醒林彪和叶群吧，叶群早有规定，分明是往枪口上撞！压到明天再说吧，南京急得火烧眉毛，张副司令正在电话旁等回音张云生急中生智：找总理！于是，他马上拿起电话问总机：“请你问问总理休息了没有？”“总理还在工作。”总机告诉张云生。“那好，请接总理！”张云生兴奋地说。

　　“我是周恩来，你是哪里？”电话里传来周总理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我是林彪同志的秘书张云生。”

　　“噢，张秘书，有什么事吗？”

　　张云生把张才千副司令刚才的电话内容重复了一遍，同时也把林彪已经休息的事告诉了总理。总理果断地表态：“好，这件事由我来处理。”

　　“谢谢总理！”张云生放下电话，心中悬著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张云生电话询问南京方面，张副司令高兴地说：“总理来过电话，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放下电话，张云生心里想，还是我们的总理好啊！

　　第二天，张云生把此事的处理经过报告了叶群，叶群说：“你没有叫醒我，这就对了。”张云生又报告了林彪，林彪只是冷冷一笑，一声不吭。

　　1970年，是林彪反党集团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并遭到惨重失败的一年。这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后，林彪即于4月11日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假意建议毛泽东再任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林彪集团并不甘心失败，又于同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突然袭击，利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挑起事端，制造混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驳了陈伯达等人的谣言和诡辩，亲自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叶群也被迫作了检查，使林彪反党集团又一次遭到沉重的打击。已在林彪叶群身边工作了四年的张云生，对这个显赫家庭有了深入的认识，再加上不堪忍受叶群的骚扰，张云生主动向叶群提出调离林彪办公室的请求。叶群经与林彪商量后，同意他离开毛家湾。叶群最后对他说：“我们好离好散。”

　　1970年11月17日，张云生离开毛家湾，回到沈阳军区工作。与其说他是“正常调动”，倒不如说他是用“金蝉脱壳”之计，逃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林彪办公室。

　　一年后，毛家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张云生庆幸自己“先走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