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地震预测

 地震已经过去几日了，关于地震和地震预测的报道和讨论，我都认真地读了。目前来看，地震预测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世界上唯一一次准确的临震地震预测（对此也有异议）是中国的海城地震，当年《美国地震协会公告》曾评价说，“海城地震的预测，是结合了经验主义分析、直觉判断和好运气，这是预测地震的一次尝试”。

看看美国人是如何预测地震的吧，“三十年内加州会有强烈地震”。世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把地震预测当成国家的职责，他们只是把地震当作科学来研究。中、长期预报没什么用，世界上到处都是，没人当回事。要是发布相对短些的预报，比如， 1年内，发生X%可能性地震的消息就人心慌慌了，人们就无法正常工作学习了。地震短期临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精确预测地震的震级和时间目前根本无法做到。我觉得中国政府有点傻，把地震预测一件极难、极难的事揽在自己的身上当成政府的职责，是费力不讨好，做不好就挨骂，我为政府感到难过。

 我看到一篇06年《南方周末》的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访谈，写的很客观很翔实，里面提到了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它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灾害地震面前，科学、人和政府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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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我们知道1975年发生在辽宁海城的7.3级大地震，当地政府在震前3小时及时疏散了民众。在当时的预报水平下，是如何做到的？

　　专家：今天回过头看，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仍有很大的偶然性，它经历了一个长、中、短的预报过程。

　　很早李四光先生就关注到了郯庐断裂带，在辽宁和山东建立了地震监测机构，到了1973年观测到了一些异常情况，1975年初划定了重点危险区。

　　在邢台地震发生后，民间曾经总结了一句谚语，叫“小震闹，大震到”，海城地震恰好也是这种类型的地震，先是密集的小震，然后是突然平静下去，再接下去就发生大震。

　　临震前有一些征兆显露出来，我们马上派队伍到了营口。当时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一听说有地震，立即拍板，组织疏散民众，紧接着，地震就发生了。

　　其实，这个时候地震也有不来的可能。我们地震工作者怕看不准，犹犹豫豫，反而外行更敢决策。事实上，直到今天，海城地震算不算成功的预报仍有争议，有些科学家认为它的资料零乱、证据不全。

　　记者：但是外行的果断决策避免了重大伤亡，有文章称，否则至少有10万人死于那场地震。

　　专家：应该说，当时比现在更好决策，因为算的只是政治账，不怕交学费，报了不来就不来，不考虑经济损失。现在不一样，如果在上海这样的城市要大规模疏散一次民众，可能要损失上百亿元。

　　记者：但是青龙在唐山大地震中创造了奇迹。距离唐山只有65公里的青龙县，在那场大灾难中及时采取了防震措施，无一人伤亡。

　　专家：这个事情看似有说服力，实际上是“歪打正着”，同样是外行立了大功。

　　当时华北地区地震形势日益紧张，1976年7月14日，我们在唐山召开了一个“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大概在18日晚上，国家地震 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向大家介绍华北地区的地震形势，内容无非是最近华北的情况比较复杂，这一家有什么预测意见，那一家有什么预测意见。

　　青龙县派出的代表恰好是一位刚到地震办工作的年轻人，一听有地震，随即向县里汇报，当地的县委书记是工农兵学员出身，也立即部署防震措施。而唐山周边的其他区县也有人参加这个会议，但是他们都没有采取措施。

　　记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后给青龙县颁发了奖状，并邀请一些当事人到联合国会议上发言，你们怎么看待他们的做法？

　　专家：这个事情没有经过中国地震局，让我们很被动，但也不能说他们做的不对，毕竟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记者：我们注意到，有当事人自称预测到了某地会有大震，但是他们的意见往往被压制？

　　专家：所有的科学家都梦想着能准确预测一次地震，为人类作出贡献。哪怕仅仅是一次，也是他一生的荣耀。但是当时国家地震局并没有形成明确的预测意见，何来压制之说？

　　即使在30年后的今天，地震的短临预报技术依然没有突破，如果再来一次唐山大地震，也没有人敢保证他能准确预测。

　　地震预测意见该不该告诉公众

　　记者：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打通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信息壁垒，科学家可以自由地把预测意见告诉公众，由公众自己去判断、选择。

　　专家：这也不是负责任的做法。中国地震局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一些个人的地震预测意见，称在某地会发生8级地震。在我们自己的会商会上，也经常有专家提出个人的预测意见。如果这样的消息不经过滤，全部告诉公众，那人们每天什么事也不能做，全部躲地震去了。

　　像这样的事例有很多。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时，有个别专家认为哈尔滨有震情，很多民众听到消息，裹着棉衣在大街上过夜；2003年 SARS肆虐的时候，河南安阳出现地震传闻，有几十万人住在大街上；2002年西昌也有地震消息，当时很多人外逃，火车上爬满了人。

　　最后这些地震都没有来，把老百姓折腾得够呛。

　　记者：但是公众担心，在决策时过于求稳，而一旦地震来了不报，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会有更大的人员伤亡。

　　专家：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地震预报的准确性太低，10次决策可能只有1次成功。另外，如果政府正式发布预报疏散了公众，而地震没来，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涉及到赔偿的问题。

　　记者：那么政府一般采取什么措施呢？

　　专家：现在的做法是，对一些可能性不大的预测，政府一般采取“内紧外松”的措施。

 1998年春节的时候，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教授预测北京门头沟地区可能发生7.3级地震，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很多群众开始到天安门广场过夜。北京市委知道后很重视，召集中国地震局的专家会商。讨论后，大部分专家都否定了地震发生的可能，决定在电视上公开辟谣。

　　节目临近播出的时候，市里打来电话，要求暂停播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最后国务院还是决定播出这个辟谣节目，但是在内部并没有松懈，一方面通知医院腾出几万张床位准备接待伤员，同时安排武警战士全部坚守岗位准备救援。

　　记者：最后地震来了没有？

　　专家：没有。但是这些内部措施，也花费了政府大量财力。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很多地方发生地震传闻后，政府很快就出面辟谣，告诉民众近期不会发生大的地震，请民众安心工作生活。我的疑问是，既然地震预报的准确性很低，政府又凭什么发布“不会来”的预报呢？

　　专家：经过多年的积累，我们现在判定一个地区不会有大的地震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也就是说，报“不来”的水平要比报“来”的水平要高些。

　　实际上，我们也是担着风险做这个事。虽然说“来的可能性不大”，并不能100％排除“来”的可能。但是没办法，我们还是要捡把握性大一点的事去做，先安定人心。

　　“只有中国把地震预报当作一项政府职责”

　　记者：地震预报的成功率很低，为什么中国还要花费大量财力去做这个事情？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如何预报地震的？

　　专家：地震预报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是科学至今没有解决的事情，具有科学探索性；另一方面它有强烈的社会需求。

　　在历史上，我国是遭受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公众迫切需求在地震前能够得到告知。1966年邢台大地震伤亡5万人，周恩来总理3次到灾区，希望科技工作者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勇敢地投入到地震预报的工作中去。

 1960年代其他很多国家也遭受了大地震的袭击，伤亡惨重。从那时起，他们也开展了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地震研究工作。几十年后，地震预报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离满足公众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国外一些科学家前几年甚至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认为不可能作出地震的短临预报。因此，很多国家都是把地震预报当作科学探索的内容，科学家可以把预测意见发表在专业刊物上，但是一般公众看不到，只有中国是把它作为一项政府任务、职责来做。

　　记者：这门科学的发展前景如何？

　　专家：我们现在是边研究、边观测、边预报，从本质上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但是我们对地震预报并不悲观，相信揭示了地震的演化规律后，能够在预报水平上取得突破。

　　目前在有利条件下，比如地震发生地的监测台网密度比较高，对这个地区地层活动的研究比较深，再加上某些类型的地震在震前征兆明显，我们就可以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报。

　　自海城地震后，我们对发生在辽宁岫岩、云南孟连、新疆伽师、甘肃民乐等地的地震，都作了准确预测，最终由政府发布预报，及时疏散了民众。

　　记者：在地震预报水平如此低下的今天，如何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专家：中国大多数大城市都处于地震活动较为强烈的地区，地震安全形势很不乐观。我们现在提出要执行综合防御的方针，重视地震安全规划，加强防震减灾管理，建设、完善预防和应急救援体系。美国和日本就是通过这些举措，大大减少了人员伤亡。

　　一个初步方案是，先划出全国的地震重点监测防御区，由国务院发文给当地政府，明确规定在这些区域内必须采取的各项防震抗震措施。如果情况严重了，中国地震局将划出地震重点危险区，用不同的颜色代表危险的等级，及时向国务院发出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