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了（二）：有点晕

刚刚正式开始新的工作不到一周，我发现自己已经坐在合伙人投资的一个民营企业的董事会会议上，而我对这个企业所处的行业、自身发展的历史、和我方的合作关系等等都还只知道一鳞半爪。就这样也得上，边做边熟悉边学，从第一天开始就必须创造价值。没有人逼我这样，只是自己害怕将来会悔恨浪费时间罢。离开中国快十年了，有很强烈的重新了解中国的需要。

于是开始那三两个月，很忙，忙着见不同背景不同关系可能会起不同作用的人。工作时间很混乱，晚饭后才开始去喝茶谈事的时候很多，周末的下午也经常在酒店大堂的茶座聊天度过。但总的来讲，没有太多的饭局，更没有必须喝酒的时候。做资方自然有这样的先天优势吧，谁付钱谁点歌。

一段时间下来，最令我吃惊的，莫过于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中间贪污的普遍和大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态度。中国有腐败绝非新闻，但达到过其门必扒层皮、在其位必谋其私的地步，至少对我而言，还是相当的震惊。对于国企高管以权谋私的行径，我多少还觉得部分原因是薪酬和激励机制本身有问题：企业高管的不合理高薪在美国已经是完全不新的事实和社会问题，且越监管越离谱；中国的国企高管并不乏功高才足人士，但限于国营体制，正当的工资和奖金比起国外的同行来差老远去了。然而，政府官员时刻等候机会做钱权交易的心态，和不是做不做只是什么时候做的现实，突然面对面接触到，让我竟有手足无措之感！

其中最让我无言以对，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正常的……

也有人说：这样还算不错，他们拿了钱起码要做事，或为了拿钱还会努力尽量把事情办成；这样，有一部分资源是浪费掉了，但效率反而有提高，比没浪费社会资源但什么事情都无法推进好……我不能说这总说法一点道理都没有，但还是觉得很晕。如果我是个唯结果论者，我就可以同意这种说法并照“章”办事，结果好了一切都好嘛；如果我个方法论者，我会坚持“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的原则，牺牲生意结果也要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或者，我是个务实主义者，走钢丝一般打擦边球……问题在于，诚实地讲，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选择推迟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先把重点放在没有法律和道德争议的项目上，也即，民企的投资。这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我发现自己常常乘坐支线小飞机，出没在三线四线城市的简陋机场，颠簸在县乡级公路上，住在一晚上几百块钱人民币的总统套房里……和民营企业家打交道的经历一言难尽。他／她们是很复杂、差异性很强的一个群体，成功和失败的原因都各不相同，不好简单概括。

如果一定要说，我倒是逐渐发现民企掌门人大多有些“赌”性，而且通常，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何做到风险控制和果断勇进两条腿同时走路，是民营企业面临的原则性问题之一。

转念一想，何止民营企业。风控和勇进代表的是排斥性很强的两种风格：稳健 vs. 冒险，程序化系统化 vs. 灵感和直觉，法制 vs. 人制，等等。企业文化的转变和手法的随机应变，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