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浓于水 转藏分享1

　　血浓于水
　　水重于酒
　　酒終于情
　　情重于山
　　中国人讲究“血浓于水”，对于遗传子（基因）看得很重。因为父系的基因Y染色体只传给男性，所以千百年来“重男轻女”的封建儒教迷信思想延续。普通人口中说的只养女儿是“绝种”之类的概念。古代人中国人犯法要株连九族，是为了不让他相同基因遗传后代。不过照此逻辑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唯一“国策”的“独生子女”下，中国人口一半的基因“失传”了（男女比率各占一半条件下）。
　　如此这般，一代，两代，多代人传下去中国人的血就会被稀释或单一化，会成为“民族危机”，好在现在已经打破并终止了独生子女政策，否则长此以往，中国人的足球世界杯决赛则是世世代代都不可能实现的幻梦了。
　　日本人口出生率虽然下降，但那些能生的群族还是在进行“扩大再生产”式地生育。很多体育项目时有兄弟姐妹争牌夺冠的报道。

　　转藏分享：巴人三叠(上) ：楚系汉源 巴为楚师
　　巴是楚文化上源，而楚文化是后世汉文明上源。赫赫有名的楚国，其存在历史不过800多年。而按甲骨文的记载，巴国有1700多年的辉煌历史！
　　远古的巴国是一个在历史上甚为传奇的国度，巴人作为一个远古族系，曾经创造灿烂可媲美中原的民族文化。巴人的出身是相当正的——祖先有“太暤氏”说（《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说（《华阳国志·巴志》载）。
　　数巴并立 分建多国
　　古时的巴人多聚居在出产盐卤与丹砂之地，以善制盐精铜冶炼采丹砂炼水银而著称。在殷商武丁王朝时，因探制这几种战略物资而与中央王朝发生多次激烈对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五片关于“巴方”（方国）的记载，其中一片七字完整记载了“武丁妇好伐巴方”。
　　丁是殷商中期的中兴君王，妇好是武丁的爱妾兼大将，也是古代不多见的有封地、一生战功累累的女将，生前曾多次带兵与不服中央王朝的巴人征战，死后葬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1976年被发掘出来，并出土了近2000件珍贵文物。
　　西汉刘向的《世本》，记录了远古巴人立国一场景：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被称作夷水的清江下游长阳武落钟离山，上古巴族五大姓商定以投剑和赛舟决定部族首领，看谁能将短剑掷中半山腰的石穴，看谁能乘陶船于夷水中而不沉，连胜者即为五族之君。结果务相（巴务子）获胜，做了史称“廪君”的五姓族君，又称向王天子，部族共同体统称为“廪君族”，是原始巴人族群核心的巴、覃、向、郑、樊“内五族”。居于渝、鄂、湘、夷等地被廪君族逐渐融合征服兼并的土著部族，构成了巴人外族。
　　在巴人的传说中，开国的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巴人因此自称为“虎（音读作巴）人”。“巴”就是“虎”，是巴人称呼虎的一种发音，如巴人后裔土家至今称赞小孩虎头虎脑，说成是巴头巴脑，巴成了这个族群的族名。
　　《后汉书·南蛮传》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因此巴文明覆盖区一直流传“还人头愿”人祭习俗，湘鄂西在这点上基本一致。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记载：“明万历年间，永顺土司祭祠时，杀人献首于其庙……闻楚檄外，保靖、石砫、酉阳诸土司皆然。”直到民国时期，在七曜山（齐岳山）区的马武、沙子、黄水一带还流行着“还人头愿”，不过因文明的演进而进化为用人血、猪羊血或草人代祭。
　　西周初分封的1800多个小国，在西周到东周不断兼并的大鱼吃小鱼中，到春秋后只剩下10个，到“战国七雄”时，七国之外其实还另有两个小国巴国和中山国（在燕山深处）存在。巴比战国七雄中一半国家亡国要晚。
　　由于巴是一个以武立国、逐盐则居且不断迁徙的族群，因此从巴国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一个稳定的疆界，其疆域一直处在剧烈的变动中。有据可考巴人沿清江向上夺取盐阳（可能是建始）和盐水（利川古称盐水县），然后沿长江故道大溪转进三峡，夺取巫溪巫山巴东和云阳一带的盐泉，另一支从利川顺乌江支流郁江下彭水，夺取了郁山盐泉。获得了立国之本后，巴人在巫山建立了它的第一个王国都城夷城（在巫山）。后来巴国的重心随着逐盐而居，不断向长江中上游川江段的川东井盐富集地迁移。先后在涪陵、丰都、重庆、阆中建立过王国都城。
　　春秋时汉水中上游活跃着巴人八大部族之一的庸人，其建立的庸国与楚国是近邻。庸巴楚因地域交错，争夺盐资源，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巴、楚数相攻伐。”巴国开始的力量还可与楚抗衡，公元前789年巴人攻伐楚国的那处（在今荆门那口）；翌年败楚师于津（在今江陵县境）；公元前377年，巴、蜀伐楚取兹方（今松滋县），巴的势力曾远达江汉平原。巴人治蜀与庸巴
　　自古巴蜀不分家，巴人治蜀是远古亦然的事。很早建立蜀国的蚕丛部族，属巴人远支，后来代蚕丛治蜀的是来自滇北被称为杜宇族的，历三世后于公元前676年再被巴人鱼凫族（鱼凫族在奉节一带建立过另一个小型的巴人古王国夔巫国）所逐，鱼凫族首领是杜宇朝开峡江凿通巫山、治水有功的鳖灵，鳖灵也曾因治巴蜀水患有功而当上杜宇朝的宰相，后强迫杜宇“禅让”。史载杜宇亡国后退回发迹地滇东北昭通一带，曾多次图谋复国，终至无望，传说死后化为啼血子规（杜鹃鸟）。李白的《蜀道难》里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商隐也有《锦瑟》诗说：“望帝春心托杜鹃。”
　　鳖灵成了新蜀朝的开明帝，开明王朝共传12代360年，至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今人总把巴蜀混为一谈，其实巴蜀自古非一国，巴蜀大以涪江为界，巴蜀也并非同一种族，后西晋时期李特建立的成汉政权也是巴人治蜀（称前蜀），巴人治蜀总时长或超千年，巴蜀早成一家。
　　近年，在成都闹市发掘出土大片船棺葬群即是明证，墓主人的遗骨带有明显的二次迁葬的性质。这一考古发现，印证了古书中关于蜀王杜宇“禅让”给巴人鳖灵（即新蜀开明）的故事，也印证了不少学者关于巴人建立了蜀国开明王朝的研究结论。今天的重庆人总是很不服气成都人，四川与重庆的足球德比，总是非同寻常地火爆，这里面潜藏着远古巴蜀对立的情结。
　　后世出土的广汉三星堆青铜遗迹震惊世界，那种完全不同于以往中国发现的任何文化种类的青铜器，被惊为天工之作，产生了“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二河流域西来文明”的说法，还有当地自恋的媒体将之归结为“外星文明说”，因为三星堆显现的那种高度文明不可能孤立存在，一定有个文明传承的来源。专家们却忽视了要早于楚文明上千年的巴文明对蜀地的影响、以及巴人治蜀数百年所带来的巴蜀文明的融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所表现出的那种奇丽想象与夸张变形的铸造手法，带有鲜明的巴人烙印。考古学家有一种认为是巴人蚕丛族和鱼凫族创造了三星堆文明。
　　巴人善于筑城和冶炼，史有明载，那个创造了“庸人自扰”成语典故的巴人庸国，就是因为善于铸造铜器在春秋早期就被称为“镛人”，又因为善于建造城池攻守之道，被称为“墉人”。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汉水支流堵河流域的上庸，在尧时是尧帝长子丹朱的封地，古载丹朱在此“发明围棋”，与父亲帝尧战于丹水之滨。古史还有评载说：“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由此看来，可能并非一个帝王公子发明了围棋，而只是丹朱在自己的封地学会了庸巴发明的围棋，并把围棋带进了宫庭广为传播，丹朱充其量是最早的围棋热心推广者。商朝末年，庸作为数巴并立时一支重要部族从周武王伐纣，《尚书》上记载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建周后庸和巴一起被封为子国（庸都故地在今湖北竹山县一带），巴庸一时成为周王室控监南方的重要力量和藩屏，这前后就是史称“数巴并立”的时代。庸国的疆域也拓展至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今重庆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秭归、巴东等县，整个秦岭东南山地和大巴山区大部为庸地，都城方城筑在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至今仍屹立不倒，显示了庸人筑城的高超技巧。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严重灾荒，后来的春秋五霸的楚庄王，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但楚的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原本在大国间采取“朝秦暮楚” 左右逢源的庸国，错误地判断了形势，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会聚到选（今枝江）伐楚。庸军攻势凌厉，楚军七战七败，危若累卵。史载“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
　　楚庄王派使请巴、秦出兵。楚国的援兵和刚刚吞并了巫咸国的巴师增援赶到，探知了庸军虚实的楚将师叔说：“我军已七败，庸人正十分骄傲，恰逢大王和援兵赶到，正是发动反击总攻的好时机。”巴秦楚联军多路反攻，庸军一路败逃回国。这战例被后人总结为兵法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楚人将七连败总结为“诱敌深入”，是拉长战线伺机反攻。但如果不是因为三国联军，恐怕也不能取得胜利。
　　史载数次巴楚联合作战中，“巴师锐勇楚人惊”。在春秋中早期时，楚尚不是大国，巴国更像是带头大哥，联合作战中往往巴师为主，楚师为辅。到公元前611年，楚秦巴三国联军伐庸，兵锋未至，恐惧亡国的庸国人已达到“庸人自扰” 、“一夕数惊”程度。联军很快攻入庸都方城，庸国遂灭。巴国据有庸人在三峡区间的盐泉膏腴之地和大巴山地，秦分得了秦岭南麓的安康地区，楚国获得了汉水中上游地区。楚庄王也从此步上春秋五霸的舞台，实现其“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雄图抱负。楚兼并庸国后吸收了庸巴文明，国力大增。
　　在庸、巴、蜀、夔巫等巴人建立的子国先后败亡后，庸人中有一支远走东南瓯越（福建）山地，成了后来的百越中的越人一支，这个外来民族以善冶炼青铜器著称，最初被称为“钺人”，钺与镛意义相通，都是指善于冶炼青铜的意思，钺是一种青铜兵器，这也显示了以武立国、精于冶炼的巴镛人的一个特性，在古代，钺越二字相通，钺（镛）人后来才被叫成越人。这支越人是巴人后裔，武夷山区一带存在大量秦汉以来的悬棺崖葬，与巴人风俗一般无二，就是明证。
　　船棺葬是巴人最明显的特征。诗圣杜甫多年住在奉节，他的诗里有1/3的作品作于三峡寓居期间，奉节的杜甫草堂才是正宗的草堂。诗圣晚年将死之时，身上居说仅有几两银，他追寻巴人最杰出的文豪屈原的足迹，从沅江溯源到了溆浦，再沿潇水进湘江看潇湘汇流，租了小渔船顺湘江而下，想在江流飘摇中死在这条人文旖旎的河流上，那原意也是多年寓居巴人地域，终从巴人习俗以船为棺葬身江海的意思了。屈子的巴风楚韵
　　谁想得到后世楚国的爱国大诗人屈原也是巴人呢？那时长江北岸的大宁河、香溪，是穿越大巴山通往巫咸与庸国的二条水运便道，地理上河谷也是峡山险阻的便利通道，屈原先祖伯庸，原为庸国国君，公元前611年庸国被秦楚巴三国联军所灭，庸国大族沿这条水道迁徙到长江三峡秭归。他的出生地秭归县乐平里，就在进入庸国的这条古道上的香溪入长江口附近。1997年在乐平里的一次考古发掘，暴露在世人面前的，几乎全是巴文明的遗存，印证了这一带是巴人故地的说法。从乐平里溯香溪十多公里就是昭君故里，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也是巴人呢。
　　流传至今的川江号子，唱法和古老的巴歌相似；代表屈原文学成就的骚体格式“赋”《楚辞》，特别是《九歌》，也与历史上的巴歌有着不解渊源。屈原的系列“骚体”作品，以奇异的想象、奔涌的激情、梦幻般意境、雄阔的场景和瑰丽灿烂的色彩，为中国浪漫文学树起一面旗帜。他那充满了巫韵氛围的话语王国，几乎就是远古峡江巴人习性风物的生活写照。这种以个人的苦难化为灵魂苦吟的浪漫诗派，在《楚辞》诞生前没有先例。一种高度发育的诗歌体裁突然出现在华夏的土壤里，屈原诗歌中那些绚丽灿烂梦幻斑斓的色彩，是从哪里汲取的养料呢？重庆师范大学教授管维良等专家认为：能为屈原的诗歌提供如此养料的源文化，只有远远早于楚文化的巴文化！从文化源头上来说，那《楚辞》更应称为《巴辞》。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屈子与楚同姓，楚王姓熊不姓屈，屈是楚国贵族大姓，按古史记载的简约与严瑾来解读，说“屈子与楚同姓”，那就是说他不是楚“屈”，而是赐姓的“屈”。屈原入楚廷，虽深受楚王器重，但一直处于被朝廷重臣和宗族亲贵排斥的窘境，“出身论”也许才是解读屈原在楚廷一直郁郁不得志的真正原因。
　　屈原在故国败亡的情况下，不得不到与巴合力瓜分了庸国的楚国谋仕，才高八斗的他在楚国，又被视为是“非我族类的巴人”。他虽身为广义上的巴人，但巴却是合谋吞并了他的祖国庸国的“同宗敌人”。巴楚说是敌人，但巴风楚韵对他却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与文化传承关系。这种现实的荒诞，带来的精神煎熬与灵魂冲突，伴随屈原至死，也体现在他的不少作品中。
　　据说打丧鼓源于庄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箕踞放盆而歌。”事实上巴人丧鼓远远早于庄子时代。巴人丧鼓传唱庭生了一部神话叙事史诗，学者胡崇峻上世纪80年代在神农架深山老林里发现一部以七字一句、叙述史前至明代的手抄本创世史诗《黑暗传》，后胡再走访近200名神农架深山民间歌师和老人，搜集8种文本，总计3万多行的《黑暗传》。这部神话史诗唱本分为《先天》、《后天》、《翻天》、《治世》四大部分，内容包括了宇宙和地球的形成，人类起源，社会进化，三皇五帝的来历一直到明清各历史时期人物和事件，如同一部简易中国通史。它的发现得到中国学界和德、英、法、奥地利、丹麦汉学家的高度重视，誉为“中华民族的史诗”。原中国神话学会会长、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临终前，写信给致力于《黑暗传》研究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守华，认为“《黑暗传》属于汉民族神话史诗”。但《黑暗传》首先应该算是巴人的史诗。后陆续在神农架发现的《太阳经》、《太阴经》、《太阳太阴经》等巴人古歌、木刻珍本，学者、专家誉之为中华民族文化“活化石”。
　　学者刘不朽将《黑暗传》与屈原《天问》作了比对，认为连发关于宇宙与人类起源、历史故事174问的《天问》，与《黑暗传》有很深渊源。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李尔重认为“《黑暗传》比《离骚》的铺叙和想象能力，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华中科大教授张良皋著述要为巴人土家讨回屈原和王嫱（昭君）。他从“五帝”前混沌的历史中，找到了华夏文化最重要的上源应在武陵巴域，武陵巴域的核心区就在今天清江峡谷一线和湘西北的一带，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和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明”，以及此前的中国远古人类文明，都烙有巴文化印迹。　
　　巴蜀图语“卐”字符
　　《宋玉答楚王问》载关于巴人《竹枝词》的对话：“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那时巴地歌舞《下里》、《巴人》，在楚人的郢都一时风靡，千人同舞满城传唱，而楚地歌舞《阳春》、《白雪》，和者不过寥寥数十人。可见当时的巴文明对楚人的影响，这也是成语“下里巴人”的来历。黄牛峡谣“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可能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巴歌了。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表现了何等诗情画意的巴风楚韵。它是由贬谪三峡为官的唐大诗人刘禹锡，从巴人古老的七言俚歌“竹枝歌”中，搜集整理并进一步发扬光大而成的一支流派，并最终演化成一支诗体奇葩。“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可能目前所知最早流行在峡江间的巴人七言竹枝词俚歌了。宋代黄庭坚谪居彭水郁山时，也留下了“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竹枝词》名句。后世流行于川东峡江的《竹枝词》，其发源地原在清江流域一带，是巴人古老文明遗存和诙谐浪漫个性的结晶体现。这种人文底蕴，也带来了后世三次三峡诗潮高峰，奉节因此赢得诗城美誉。
　　2001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陕南安康市坝河的山水丛林之间，发现巴人祭祀物和巴人文字，这些文字与符号目前尚弄不清含义，但很可能添加巴人形成过自己的文字的证据。此前在长阳发现的巴人古印章上的文字，专家们认定是失传的巴文。华中农大教授萧洪恩经多年调查，在恩施发现一批朱砂书写的古怪“方块字”，一般在6画至14画之间，残存30余册。书写者是陈光祥的爷爷陈武秀（1943年去世）。这些小册子带有百科全书性质，涉及医药、天文、地理、星象、巫卜等方面内容。认为陈书的发现，“巴人无文字”定论即告终结。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三峡宜昌西陵峡段长江边的杨家湾，发现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比甲骨文的出现早了二千多年。杨家湾出土陶器上发现的170多种符号中，部分符号的特征与甲骨文有明显的类似。这一发现将原始汉字的起源上推到距今6000年以前。
考古在城背溪文化（在今湖北宜都市境）、大溪文化中又找到了巴文化大量的遗存。发现早在7000年前，就有一支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了。实证考古证明约7000年前，生活在峡江流域的巴人就已开始使用陶刻符号。更让人惊奇的是，某些符号竟与代表中国最早成熟文字的殷商甲骨文如出一辙。
　　令人吃惊的是在西陵峡中的杨家湾发现早于佛教出现三－四千年的“卐”字符（印度佛教传入时以右旋为上，这个符号改为“卍”，意思是“吉祥海云相”）。专家们解读是“巴蜀图语”里的象形会意字，是“火或太阳的象征”。这个字符因其具有的神秘象征意义，后被希特勒选做了纳粹党旗标志。 
　　很久以来，汉字被视为黄河文明的“专利”，考古界一直不认为巴人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或者文字。这些迄今为止研究巴人文化所发现的最有价值的文物发现，证明中华文明多元融合。在对远古巴人图语和陶刻符号的探索中，专家们隐约分析出巴人与后来产生的汉字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虽不能直接证明是巴人发明了汉字，但考古证明远古巴人对“汉字的形成”贡献了智慧。巴人的历史并非“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是没有后世流通“汉字”的记载，是一段因文化断层而被我们自己弄丢了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