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军人兵痞，自觉政治隔离

      职业军人应进行政治隔离
      项羽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出身，和刘邦这个典型的政治家相争，最后的命运是自刎乌江。蒋介石是一个典型的军校毕业的军人，和政治家的毛泽东针锋相对，到最后的命运是被赶到台湾这个孤岛。民国共和时期、南北军阀割据时期的军人“大总统”们没有一个是身不败名不裂的。
      军人们往往依靠战争的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最终灰头土脸。麦克阿瑟凭借占领日本的“成功经验”和威望，希望在朝鲜复制第二个日本。虽然一度战局成功，仁川两栖登陆，将战争推向高潮，然而政治野心愈益狂妄，要挟总统，对中国“全面战争”还动议采用当时解决日本战争的大规模屠杀手段扔投原子弹。
     1951年4月11日，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下令解除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权。麦克阿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颇具民望的战争英雄，事发时正担任朝鲜战争联合国军总司令，导火索是他公开发表与政府政策抵触的声明，杜鲁门的做法一直是政军关系争议话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是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指挥，战争结束后负责占领日本。1950年6月朝鲜入侵韩国引发朝鲜战争后，他担任防守韩国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在他的主持下，联合国军于1950年9月15日两栖登陆仁川并立刻扭转战局，人们把他誉为军事天才。大胜的麦克阿瑟遵照总统命令全面攻入朝鲜，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战争并连续挫败联合国军攻势，麦克阿瑟被迫撤出朝鲜。1951年4月，战局陷入胶着，但麦克阿瑟的公开声明越来越令杜鲁门无法忍受，最终决定解除他的指挥权。美国参议院军事和外交委员会联合调查军事局势和解职的具体情况后认定，“解职麦克阿瑟将军没有超出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但令民族自豪感深受冲击”。
    美国有“政军分离”的传统，但大批美军赴海外作战时往往难以坚持。“文官控制军队”原则在美国根深蒂固，但军事技术的日趋复杂已经导致军事专业化。《美国宪法》强调分权，总统是三军统帅，但招兵买马和发动战争的权力属于国会，这种限制同上述实际情况结合，导致文官越来越难以控制军队。杜鲁门通过私下与顾问沟通解职“不尊重总统权威”的麦克阿瑟，维持总统身为最高统帅的威信。
    解职麦克阿瑟的消息在日本引发巨大震动。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向麦克阿瑟表示感激，昭和天皇亲自到大使馆探视，这也是日本天皇史上首次面见没有特殊职位的外国人。《每日新闻》的报导称：
    解职麦克阿瑟是战争结束后最令人震惊的大事。对于日本人民而言，他不是征服者，而是伟大的改革者，是高尚的政治传教士。他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物质援助和民主改革，更是新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他是真正理解日本处境的美国人，会永远得到我们的爱戴和信任。
   麦克阿瑟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讲话，他在这场著名的《老兵不死》（Old Soldiers Never Die）演讲中宣示：
    有人竭力扭曲我的立场，有人说我是战争贩子，这和真相完全背道而驰。我比绝大多数在世的人更了解战争，没有任何说法——绝对没有任何污名会比战争贩子的指控更令我反感。我长期主张彻底废除战争，无论是对朋友还是敌人它都伤害极大，根本无助于解决国际争端……但战争一旦强加到我们身上，那就别无选择，必须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迅速结束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胜利，而非旷日持久优柔寡断。面对战争，胜利无可替代。
      李奇威已经做好“坚固行动”（Operation Rugged）攻势准备，请麦克阿瑟授权启动。1951年3月15日（联合国军第二次收复汉城次日），记者向杜鲁门询问联合国军是否会再度获许进入“三八线”以北，总统回答“这是战地指挥官考虑的战术问题”。麦克阿瑟随后授权李奇威进攻，目标位于“三八线”以北，用于确保汉城供水。他授权前没有同首都商议，直到1951年4月5日进攻开始后才告知。联合国军稳步推进期间，杜鲁门于4月11日解职麦克阿瑟。
    空军攻势在1951年4月7日晚收尾，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快速航母特遣部队第77特遣舰队（Task Force 77）离开日本海韩国水域开往台湾海峡，其中包括拳师号和菲律宾海号航空母舰。4月11日上午11点，第77特遣舰队在台湾西岸附近巡航，在中国大陆东岸开始“空中阅兵”。与此同时，约翰·A·博莱号驱逐舰（USS John A. Bole）抵达距汕头市海港仅4.8公里的指令位置，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用40余艘武装戎克船组成舰队将其包围。第77特遣舰队“空中阅兵”的位置离汕头市还很远，近两小时后特遣舰队军机才出现在汕头附近，令中方船只及汕头市意识到威胁。东京时间15点（北京时间14点）后不久，麦克阿瑟正式收到离职通知，但他在约半小时前便已得到消息。两小时后，约翰·A·博莱号驱逐舰启程离开，双方均未主动攻击。作家詹姆斯·埃德温·亚历山大（James Edwin Alexander）表示，麦克阿瑟无疑是用驱逐舰及其将士作饵，挑衅中方攻击美国军舰来扩大冲突。
    1951年4月6日早上，杜鲁门在办公室与马歇尔、布拉德利、艾奇逊和哈里曼开会，商讨如何处理麦克阿瑟。哈里曼强烈支持开除麦克阿瑟，但布拉德利反对。马歇尔需要更多时间考虑，艾奇逊个人认为应该解职，但此时没有表态，而是警示总统这将是“您担任总统期间最重大的战斗”。次日再度会晤时，马歇尔和布拉德利仍然反对解职。4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来到国防部长办公室与马歇尔会面，每人都表示“从军事角度”有必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他们也都表示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军事需要并不是最重要的考虑方向。他们担心“如果不解职麦克阿瑟，很大一部分人会指称民选官员已经失去对军队的控制。”4月9日，杜鲁门和四名顾问再度会晤，布拉德利告知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各成员的看法，马歇尔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杜鲁门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所有人一致认为应该解职麦克阿瑟，四人都是如此建议”不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各成员后来在面对国会作证时坚称，他们当时只是“同意”而非“建议”解职。
   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起草向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由布拉德利签名发布：
身为合众国总统和三军统帅，我非常遗憾地解除你作为盟军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远东美军司令的职务。
   你需立即将指挥权移交马修•李奇威中将，同时授权你发布必要命令前往想去的地方旅行。
   我的替换原因会在你收到上述命令的同时公之于众，并纳入下一条信息。
   1973年，《时代杂志》发文引述杜鲁门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表述：
   我开除他是因为他不尊重总统权威，不是因为他是狗娘养的蠢货，虽然他就是，但对将军来说又不犯法，不然半数甚至四分之三的将军都得进监狱。
  杜鲁门 “决定不能再为了大家面上好看一点等待佩斯部长亲自下令”，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如下声明：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公职方面无法全身心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鉴于《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的具体职责，以及联合国赋予的额外责任，我决定必须更换远东地区指挥。因此，我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权并指定马修·李奇威中将接替。
    充分和激烈地辩论国家政策是我们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要素，但更基本的原则在于，军事统领必须遵守根据法律和宪法向他们发布的政策与指示。一旦发生危机，这种考量尤显重大。
    麦克阿瑟已经充分确立伟大统帅的历史地位，国家对他在重大职责岗位上的杰出贡献深怀感激，为此我重申，对必须采取如此手段深感遗憾。
    麦克阿瑟和夫人此时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出席招待联邦参议员沃伦·马格努森（Warren Magnuson）和西北航空执行副总裁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的午餐会，将军的副手、曾于1942年和麦克阿瑟一起逃离科雷希多岛的“巴丹帮”成员西德尼·霍夫（Sidney Huff）上校从商业电台广播中听闻解职消息。霍夫马上告知将军夫人，后者转告麦克阿瑟。日本的广播电台马上播放消息，正式通知还要再过半小时才送到。
    “文官控制军队”是美国建国时期就确立的传统。杜鲁门1965年出版的回忆录表示：
如果我们的宪法只能保留一项基本要素，那就是“文官控制军队”，政策由民选政治官员而非将军制订。然而，麦克阿瑟将军反复表明他不接受政府政策。他一次又一次的公开声明不但令盟友误解我们政策的真实方向，还从事实角度与总统政策抵触……如果我容许他这般反抗民政当局，我就有违维护与捍卫宪法的誓言。
    布拉德利指出，中共也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半岛，没有攻击联合国军空军基地或港口，也没有打击他们眼中日本的“特权庇护所”。他们认为不值得扩大战争，但承认如果中共升级冲突或是无意谈判，他们也做好了扩大战争的准备。此外，他们不认同麦克阿瑟对韩国和中华民国国军实力的评估。布拉德利表示：
    红色中国不是想要主宰世界的强权。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麦克阿瑟的）如此战略将令我们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卷入面对错误敌人的错误战争。
    军事和外交委员会的结论是：“解职麦克阿瑟将军没有超出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但令民族自豪感深受冲击”。还称“麦克阿瑟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军事战略没有严重分歧”，建议“合众国永远不应再度未经国会同意卷入战争”。2006年，美国发生所谓“将军起义”事件，共六名退休将领呼吁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辞职，指责他在军事计划和战略方面的无能表现。现有道德体系迫使还在服役的将领公开支持政府政策，哪怕他们内心认为这些政策可能对国家造成重大后果并导致军人丧生。如此体系和政策逃不过公众批评，政治讽刺作家斯蒂芬•科拜尔在乔治•沃克•布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彼得•佩斯海军陆战队上将参加的白宫晚宴大加嘲讽。拉姆斯菲尔德于2006年11月辞职。2008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海军上将在良知推动下发表公开信，提醒所有军人“美国军队必须始终与政治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