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16日
批“三家村”揭开文革序幕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在查阅资料，写批判文章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
1961年，《前线》刊物请邓拓开辟一个杂文专栏，邓拓约历史学家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轮流撰稿。栏目定为《三家村札记》。《三家村札记》及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的《燕山夜话》，对老毛在大跃进以来的好大喜功和不良作风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深受读者欢迎。
老毛何等人物，这口气憋了几年，终于爆发了。1966年3月28日至30日，老毛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拖了半个月，《北京日报》被迫对“三家村”进行批判。 老毛嫌批得不深刻，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等文章，断言这些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扬言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般认为这是文革这场浩劫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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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邓拓：《专治“健忘症”》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所患的病症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谁要是得了这种病症，就很麻烦，不容易治好。
得了这种病的人，往往有许多症状，比如，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做过的事更记不得了。因此，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
明代陆灼的《艾子后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可以当做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他写道：
齐有病忘者，行则忘止，卧则忘起。其妻患之，谓曰：闻艾子滑稽多智，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师之?其人曰：善。于是乘马挟弓矢而行。未一舍，内逼，下马而便焉。矢植于土，马系于树。便讫，左顾而睹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几乎中我?右顾而睹其马，喜曰：虽受虚惊，亦得一马。引辔将旋，忽自践其所遗粪，顿足曰：脚踏犬粪，污吾履矣，惜哉!鞭马反向归路而行。须臾抵家，徘徊门外曰：此何人居?岂艾夫子所寓耶?其妻适见之，知其又忘也，骂之。其人怅然曰：娘子素非相识，何故出语伤人?
看来这位健忘病者的症状，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但是，我们还不能估计这种病症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据中国古代医书记载，患这种病的原因确有两类，因此，就表现出两个极端化的症状。如据《灵枢经》所载，这种病的一个起因，是由于所谓气脉颠倒失常，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说话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还有另一种病因，则是由于脑髓受伤，一阵阵发麻，心血上冲，有时不免昏厥，如果不早治，必致成为傻子。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
那么，对这种病症，难道就没有一点积极治疗的方法吗?当然不是。比如，古代有的巫医，主张在发病的时候，马上用一盆狗血，从病人的头上淋下去，然后再用冷水冲洗，可使神志稍清，一次不愈，则连治三次。不过这是巫医的做法，没有科学根据，不足置信。现代西医的办法，有的是在发病的时候，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不过这种办法一般的也不敢采用。
我近来翻阅《黄帝素问》，发现其中对健忘症有比较多的解释。如说：“春脉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颠疾”。又说：“经脉血气上逆，令人善忘。”“肌肉阳气竭绝，令人善忘”，我觉得这几条说的比较概括。又按明代流行的《圣惠方》所载，治健忘症有两个特效的药方，抄录如下：
一、巴戟天丸，专治健忘之症：巴戟天半两，石菖蒲、地骨皮、制远志、白茯神各一两，人参三钱，共为末，粘米粉同白茯苓末一两作糊，以菖蒲汤调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
二、丹参饮子，治健忘，令人聪明善记：石菖蒲一钱，丹参、当归、白术、天冬、麦冬各一钱半，贝母、陈皮、知母、甘草各七分，黄连、姜汁炒五分，五味子九粒，水半盏，姜一片，煎八分，不拘时温服。
这两个药方，对于健忘病者是否完全适用，需要请高明的医师指导，病家不要自己做决定，尤其是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