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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了吗?”Vs“喝汤了冇?”

(2006-12-06 07:03:20) 下一个

“吃饱了吗?”是狮城华人常用的问候语之一。

初到狮城,对这个“问候语”颇有不适。这里是南方的南方,坡人饭量极小,每餐那一份一小瓯瓯米饭,实在难以盛满俺那可以装下两大海碗烩面的肚子。适逢有人问候:“吃饱了吗?”答曰:“呼呼哩,八九成。”对方似乎无动于衷,竟无一人关心地问:“再来点?”于是,日后也学会了嗯嗯哈哈地马虎应答——毕竟,肚子是自己的,饱不饱自己晓得,与别人关系不是很大。

“吃饱了吗?”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坡人的问候语,恐怕无法考证了,估计正是坡人走向温饱的时期,大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而这句问候之后,或许还有后续的问候。在我的家乡,也是那个时候,也有类似的问候语——“喝汤了?”

那个时候,物质极度贫匮,老百姓大多食不裹腹。一般的晚餐,只是喝汤就咸菜,没有一点“硬食”。所谓的“汤”,是“面汤”——烧开一大锅水,一小把玉米面或红薯面,用水化开倒了进去,再等到沸腾,就成了面汤。一锅面汤,就是一家人的晚餐,喝几碗,就成了“水饱”,暂时糊弄一下饥饿感而已。“汤”、“菜”、“馍”或“面条”,是中原的饮食习惯,“喝汤了?”——等于问你吃饭了没有。

中原虽然贫穷,民风倒是憨纯。如果你回答:“呢!”,对方一定会拉你——“走!家去!”不由你分说的。到家,就是“客”,主人宁可挨饿,对“客”是不敢怠慢的,粗茶淡饭一定管你个饱。中原地区曾经流传过一个儿歌,就能说明这一点——

客来了,先坐下,

装袋烟,沏壶茶,

问问小鸡杀不杀。

小鸡说:一天给恁放个蛋,杀我不胜杀那雁;

那雁说:天冷我就飞回家,杀我不胜杀那鸭;

那鸭说:我的嘴扁皮子薄,杀我不胜杀那鹅;

那鹅说:我的腿短脖子长,杀我不胜杀那羊;

那羊说:四只白蹄往前走,杀我不胜杀那狗;

那狗说:看家看得喉咙哑,杀我不胜杀那马;

那马说:又能犁地又能骑,杀我不胜杀那驴;

那驴说:拉磨拉得呼噜噜,杀我不胜杀那猪;

那猪说:喝哩恶水吃哩糠,杀我恁就开开腔。

唧咛唧咛见阎王。

大刀切得棋子块,

小刀切得柳叶长,

配上葱,加上姜,

一口一口喷喷香。

当然,普通的“客”,是享受不到杀鸡宰鸭的待遇的,那个时候,时兴“割资本主义尾巴”,鸡鸭在农村也是稀罕物呢。小时候在村里借读小学,离家里远,遇到风雪雨雾的坏天气,总有村里的同学拉去家里吃中午饭——赶上啥饭吃啥饭,玉米面的窝头加辣椒蒜泥,红薯叶面条管吃个饱。偶然,还能得到一个煮鸡蛋吃——这已经是很好的招待了。不逢年不过节,要吃个鸡蛋也不容易。

吃饭的时间到别人家“串门”,叫“赶饭时”,有明显“蹭饭”之嫌,并不讨人喜欢。但是,主人即便千万个不情愿,也得好吃好喝地招待。如果在吃饭时间偶遇朋友,主人则会千方百计地要拉你回家吃饭——招待朋友是一种荣幸,朋友多了主家面子也有光。如果遭到拒绝且无正当理由,主人会觉得是莫大的耻辱,甚至有反目成仇的例子。

来到二十一世纪,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新加坡正在从“小康”转向“发达”国家。人们的餐饮习惯也有进化,食物不说,单单看那细节——已经从单手“筷子”,变成了右手“筷子”左手“汤勺”——一旦“筷子”换成了“叉子”,估计就是“发达”社会的标志。而从“温饱”奔“小康”的中国,正在沉溺于发扬光大“酒桌文化”之中。

时代在变迁,文化在发展。“喝汤了”,在家乡已经很少听到,一些年轻人,甚至不太清楚其中的含义。“吃饱了吗?”,在新加坡,也仅仅限于老一辈之间的问候。如今,年轻一代的相互问候,基本被“嗨!”,“Hallo!”取代,即便是这样的问候,也逐渐变得很少极少,很多也是点头致意了事。

人们居住在十里八户的乡居,相见却很亲切;集中在火柴盒一样叠起来的楼房,距离近了,接触多了,相见却显得陌生。人们之间,心与心的交流,正在渐行渐远。这社会,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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