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饱了吗？”Vs“喝汤了冇？”

“吃饱了吗？”是狮城华人常用的问候语之一。

初到狮城，对这个“问候语”颇有不适。这里是南方的南方，坡人饭量极小，每餐那一份一小瓯瓯米饭，实在难以盛满俺那可以装下两大海碗烩面的肚子。适逢有人问候：“吃饱了吗？”答曰：“呼呼哩，八九成。”对方似乎无动于衷，竟无一人关心地问：“再来点？”于是，日后也学会了嗯嗯哈哈地马虎应答——毕竟，肚子是自己的，饱不饱自己晓得，与别人关系不是很大。

“吃饱了吗？”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坡人的问候语，恐怕无法考证了，估计正是坡人走向温饱的时期，大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而这句问候之后，或许还有后续的问候。在我的家乡，也是那个时候，也有类似的问候语——“喝汤了冇？”

那个时候，物质极度贫匮，老百姓大多食不裹腹。一般的晚餐，只是喝汤就咸菜，没有一点“硬食”。所谓的“汤”，是“面汤”——烧开一大锅水，一小把玉米面或红薯面，用水化开倒了进去，再等到沸腾，就成了面汤。一锅面汤，就是一家人的晚餐，喝几碗，就成了“水饱”，暂时糊弄一下饥饿感而已。“汤”、“菜”、“馍”或“面条”，是中原的饮食习惯，“喝汤了冇？”——等于问你吃饭了没有。

中原虽然贫穷，民风倒是憨纯。如果你回答：“冇呢！”，对方一定会拉你——“走！家去！”不由你分说的。到家，就是“客”，主人宁可挨饿，对“客”是不敢怠慢的，粗茶淡饭一定管你个饱。中原地区曾经流传过一个儿歌，就能说明这一点——

客来了，先坐下，

装袋烟，沏壶茶，

问问小鸡杀不杀。

小鸡说：一天给恁放个蛋，杀我不胜杀那雁；

那雁说：天冷我就飞回家，杀我不胜杀那鸭；

那鸭说：我的嘴扁皮子薄，杀我不胜杀那鹅；

那鹅说：我的腿短脖子长，杀我不胜杀那羊；

那羊说：四只白蹄往前走，杀我不胜杀那狗；

那狗说：看家看得喉咙哑，杀我不胜杀那马；

那马说：又能犁地又能骑，杀我不胜杀那驴；

那驴说：拉磨拉得呼噜噜，杀我不胜杀那猪；

那猪说：喝哩恶水吃哩糠，杀我恁就开开腔。

唧咛唧咛见阎王。

大刀切得棋子块，

小刀切得柳叶长，

配上葱，加上姜，

一口一口喷喷香。

当然，普通的“客”，是享受不到杀鸡宰鸭的待遇的，那个时候，时兴“割资本主义尾巴”，鸡鸭在农村也是稀罕物呢。小时候在村里借读小学，离家里远，遇到风雪雨雾的坏天气，总有村里的同学拉去家里吃中午饭——赶上啥饭吃啥饭，玉米面的窝头加辣椒蒜泥，红薯叶面条管吃个饱。偶然，还能得到一个煮鸡蛋吃——这已经是很好的招待了。不逢年不过节，要吃个鸡蛋也不容易。

吃饭的时间到别人家“串门”，叫“赶饭时”，有明显“蹭饭”之嫌，并不讨人喜欢。但是，主人即便千万个不情愿，也得好吃好喝地招待。如果在吃饭时间偶遇朋友，主人则会千方百计地要拉你回家吃饭——招待朋友是一种荣幸，朋友多了主家面子也有光。如果遭到拒绝且无正当理由，主人会觉得是莫大的耻辱，甚至有反目成仇的例子。

来到二十一世纪，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新加坡正在从“小康”转向“发达”国家。人们的餐饮习惯也有进化，食物不说，单单看那细节——已经从单手“筷子”，变成了右手“筷子”左手“汤勺”——一旦“筷子”换成了“叉子”，估计就是“发达”社会的标志。而从“温饱”奔“小康”的中国，正在沉溺于发扬光大“酒桌文化”之中。

时代在变迁，文化在发展。“喝汤了冇？”，在家乡已经很少听到，一些年轻人，甚至不太清楚其中的含义。“吃饱了吗？”，在新加坡，也仅仅限于老一辈之间的问候。如今，年轻一代的相互问候，基本被“嗨！”，“Hallo！”取代，即便是这样的问候，也逐渐变得很少极少，很多也是点头致意了事。

人们居住在十里八户的乡居，相见却很亲切；集中在火柴盒一样叠起来的楼房，距离近了，接触多了，相见却显得陌生。人们之间，心与心的交流，正在渐行渐远。这社会，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