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小县城

鄢陵，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大概8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了。周初，这里被封为鄢国，东周平王初改为鄢陵，汉初置县，至今已有2000多年。“郑伯克段于鄢”、“晋楚鄢陵之战”、“唐睢不辱使命”、“李白访道安陵（古鄢陵）”等著名历史事件均发生于此。由于靠近魏都许昌，这里留下了很多三国时期的历史遗迹。
鄢陵地处中原腹地，是农业为主的地区，盛产小麦、棉花、红薯、大豆、花生、烟叶等。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了延缓日军的南下推进，炸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把一片平原淹成了水乡泽国。黄河水退之后，肥沃的土地变成了盐碱地，黄泛区内庄稼难以生长，鄢陵深受其害，之后逐渐沦落成了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现代的鄢陵以花卉闻名，成为北方最大的花卉生产销售基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
1963年04月19日，我出生在鄢陵县城。六十年代的那个小县城，不比现在最普通的乡镇繁华到那里去。土街瓦房光秃秃的院落，就是那时候的写照。县城里的十字街是最热闹的地方，那里有几幢楼房，百货公司、土产公司，会聚了整个县的精粹。
隐约记得，我家住在十字街东边，临街的一个院子里。说是大院，其实就是两排瓦房，临街有一堵院墙，有一个门楼。院子的里面还有一深院落，住着县城的“电影队”。我家住在东边的两间房子里，记得小姨和姥姥同我们住在一起，母亲在东关的县医院上班，父亲在南关的棉麻公司工作，离得都不是很远。
没有忘记“电影队”，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在大院里烧胶片——电影胶片、成卷的，堆在院子里就那么烧，那火一点就着，冒着浓烟，闪着怪异的蓝色火焰。那种电影胶片，长长的一条，两边带着方孔，一格一格的小人画，孩子们都喜欢抢一些来玩。大人们总是呵责我们，骗我们说那些东西不能玩、有毒。我们问是啥毒，他就回答说——《刘少奇访问印尼》。我就心里毛毛的，不敢在玩那些胶片了，因为我知道，刘少奇是有毒的，印尼恐怕也不是什么好玩意。
那个大院里还住着几个军代表，绿军装、红领章、红五星的帽徽，左臂上还有一个红袖箍，大家都很崇敬他们。军代表很和蔼，跟我们小孩子一起玩。他们发给每个小孩子一个小的书包，红色的带子，红布的包包，包还有一个缀着“暗钉”的盖盖。书包里面装着一本“红宝书”——我认识里面的一些字，知道那是《毛主席语录》。军代表把我们组织起来，训练我们，让孩子们都斜挎着那个“红书包”，右手挥着“红宝书”，在院子里排队行走，忘记喊什么口号了。我排在队伍的前面，双手撑着一个竹竿，竹竿上面绑着一面小红旗，就那样一连玩了好几天。
有一天下午，军代表还让我们那样玩，孩子们照例在我家集合，等待军代表的号令出发。但是大家都很紧张，因为院子里来了好多好多陌生的大人，围起一个场子看着我们。吓得我们都不敢出去，军代表怎么命令也不管用了，家长们也过来好哄歹骗地，我们才勉强答应了。
我舞着那个带小旗的竹竿，心惊胆战地出门，刚走了几步，院子里的大人们就哄了起来，我回头一看——一个人也没有跟我出来！羞得我丢了那根竹竿，掉头一溜烟跑进了屋里，死活再也不肯出来了。。。
我想军代表因此生我们的气了，以后再也没有和我们玩过。有一次发毛主席的瓷像，轮到我领的时候，应该是那座毛主席挥手的全身像。他看到是我，转身拿起了另一尊，毛主席的半身像。我心有不甘地捧那座半身像回家，嘴里却不敢说些什么，以后再也没有理过那个军代表。
也许，固执和倔强是我的天生的本性。记得有一段时间，规定每天吃饭前，一定要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示”。小姨当时还没有参加工作，照顾我和妹妹，每天在家做些杂务，她经常“忘记”参加那个仪式。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就会让她补上，并以“绝食”要挟。小姨也是很倔强的，她总是找很多很多理由推三阻四，就是不做，我跟她吵架，爸爸妈妈有时候也帮她。我觉得她很“落后”，所以每天快做好饭的时候，我跟着她，盯着她的一举一动，一定要她向毛主席“请示”过后，才允许她吃饭，不然就夺她的饭碗。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贪玩了，有时候也忘记监视她的任务，在外面玩得他们喊我，才想起来回去吃饭，等我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已经“请示”过了。。。
县城里最热闹的那一次，是一个傍晚。十字街上人山人海的，百货公司的楼上垂下了两挂炮仗，还有几个人拿着“火铳”。我们就听到从西街那边，欢呼声喧闹声鞭炮声火铳声由远而近传了过来，也点燃了十字街的沸腾。一个红色的机器“吐吐吐吐”地分开人墙飞奔而至，就停在了十字街的正中间上。我们挤到前面观看，只见那机器还没有一个大人高，红色的壳，四个黑色的轮子，前面两个小小的，后面两个大大的，一个人坐在上面靠后的位置操作。那机器被围了起来，不让看热闹的大人们靠近，却有一个裹脚的农村老太太站在机器的前面，伏下身来抚摸着那红色的壳，脸上笑开了一朵花似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铁牛呀，铁牛。。。”
关于县医院的回忆，实在是记不起来多少。好像医院很大，路南路北都有院子，有常青的松树，有高高的楼房，还有青砖铺成的小道。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县医院玩，看见过一个架子车拉来一个人，说是怎么“武斗”被人家打的，我们吓得跑到楼上远远地看。架子车上那个人，大热天还盖着一床棉被，露出的那张脸色惨白惨白的，不知道谁从楼上扔下去了几张草纸，把他的脸盖上了，说是那人没救了。医院给人的感觉总是阴森森地，也传出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说哪个医生酒瘾大发，偷喝公家的“酒精”，喝到自己丢了性命。还听说哪个医生嘴馋，把人家大腿肉拿回去炒了吃，我就不敢去那里玩了。
父亲工作的棉麻公司，在县城南关，院子里高高地堆着棉包，像一座座小山一样。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坑塘，长着芦苇，里面的水清澈透底。有一条小铁路，绕过坑塘由西向东而去，那小火车，冒着黑烟，鸣着汽笛，哐当哐当地从那里经过，不知道开向哪里。小火车通常挂两截绿色的“票车”，是坐人的，后面挂的车厢，什么猪马牛羊木材棉花什么都装。小铁路再往南，就是大片的麦地了。
后来，小姨在最南边的公社找到了一个代销点售货员的工作，我们全家送姥姥回去山东的老家。记得大家都很不愉快，心情就像当时下雪的冬天。在许昌转大火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挤在候车大厅里取暖，那大厅中间砌了一个煤火炉子，被一群身强力壮的大汉霸占着，他们穿着在冰雪中踏湿了鞋子，把脚蹬在那火炉上烤，大厅里迷漫着阵阵的酸臭。忽然，其中一个大汉嗷嗷大叫，捧着脚跳了起来，空气中传来一阵胶皮的糊味。原来，那家伙的解放鞋底，被那炉口烫融了，我们都说那是报应。。。
接着，1970年，我家就下放到了张桥。再回县城，就是跟一个叔叔，趁人家的拖拉机，看了几场《卖花姑娘》——在电影机房，一场一场地连着看——我奇怪很多人都哭得希哩哗啦的，但也不得不装出一副难过的表情，眼泪却怎么也挤不出来。因为我的心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个老太太。是被老地主逼死的？还是被那粗大的籿米的木夯砸死的？
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那出生的地方！那个小城给我最美好最浪漫的回忆，就是十字街上卖烧鸡的小推车！那种一个轮子的推车，后面两个支腿，车子是玻璃的，晚上还点着煤油灯。透过那玻璃，那些烧鸡一个个黄澄澄油亮亮，透鼻的香味总是诱惑我在那里流连忘返。好像当时一个鸡腿才8分钱，但我从来没有吃到过，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