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妈妈，近妈妈
─雅非─
我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来自中国广西的小女儿。她的英文名字是露依莎（Ｌｏｕｉｓａ）。露依莎今年八月就七岁了，我们领她的时候，她刚满一岁。也就是说，我们和露依莎已经一起渡过了六个年头。在这六年里，露依莎慢慢长大，我们逐渐成熟。我们无法想像没有露依莎的生活；我们从心底里感到，领养露依莎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最最美好的一件事。露依莎以她无比的活力和魅力，成了我们家所有人最喜爱的孩子。
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中国朋友都告诉我，最好不要告诉露依莎她是领养的。而几乎所有我认识的美国朋友都告诉我，要在露依莎还小的时候就告诉她她的身世。我呢，自然是听从了美国人的劝告。倒不是因为我不相信我的中国朋友，而是因为既便我不告诉她，她也会知道，因为只要她跟她爸爸在一起，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高鼻子、深眼窝、白皮肤，一个矮鼻子、浅眼窝、黄皮肤──藏不住嘛。
露依莎喜欢听故事。我们最喜欢讲的故事是她从中国来到我们身边的故事。每次讲，每次都有更多的细节，因为有不少细节都是在讲的过程中被回忆起来，在讲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了。露依莎对自己的故事熟悉极了，她时常在我们给她讲故事的时候插话提醒我们一些细节。比如，我讲到我们日日夜夜地盼望她的到来时，她就会说，你在枕头底下压了六个“ｗｏｒｒｙ ｄｏｌｌｓ”（拇指般大小的彩色木娃娃；领养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它们能帮助我减轻等待期间的心理负担）。比如我讲到那天接到那个激动人心的电话时，她就会说，电话打到Ｎａｎｔｕｃｋｅｔ去了（Ｎａｎｔｕｃｋｅｔ是波士顿南部的一个岛，我们每年夏天在那里渡假）。比如，我讲到我们手忙脚乱地拆开一个信封，在信封里发现一张极小的照片时，她就会说，照片上我伸出一点舌头（我妈妈看到照片时，指出这一点，有点担心）。我讲到我们急急忙忙去采购、打包，她就知道我们买了她至今每天睡觉还要抱着的那个绸布娃娃；我讲到我们在到达旅馆的当天就见到了她，她就知道她爸爸由于过份激动连摄像都忘记了，所以我们的录像片上就没有那个“历史镜头”；我讲到我们在回家的飞机上大部份时间都抱着她在机舱的过道上走动，她就知道那是因为她感到了“ｅａｒ ｓｔｉｎｇ”（不知道这个她是听我说的，还是她自己真的记得那种感觉）；我讲到她在机场受到她爷爷奶奶迫不及待、热泪盈眶的“接见”，她就知道指着那张照片，因为那照片得背景上有一个电子钟，记下了当天的日期和时间。（我每次讲，都强调那个碰巧闯入镜头的电子钟的重要意义。）
这些细节我们零零星星地给露依莎天天讲、月月讲，一眨眼就讲了整整六年。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意带她看一些有关孤儿成长的经典影视艺术作品，如《安妮》（Ａｎｎｉｅ，这是露依莎的最爱，我们带她看了舞台剧、电影，还常给她在车里听这个故事和音乐）、《斯徒尔特·李陀》（Ｓｔｕａｒｔ Ｌｉｔｔｌｅ，这是露依莎的第二最爱）、《奥列弗》（Ｏｌｉｖｅｒ Ｔｗｉｓｔ）等等。
经历了如此频繁、持续的“灌输”或“熏陶”，露依莎应该多少知道一点自己的身世了吧？从理论上讲，是这样。但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我私下里很清楚我讲给她多少，告诉她多少，也很清楚她知道多少，理解多少。我讲给她很多细节，却有意省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是整个故事的开端，是整个故事的关键。我一直在推迟将这个细节交付于她，是因为我觉得她一直年龄太小，还没有能力理解这个细节所包含的复杂意义。这个细节就是：在中国，有一位母亲给了她生命；在中国，这位母亲出于某种原因将她遗弃。这个细节，我说出来都觉得太沉重了，更不要提给一个年幼的孩子讲述了。
现在，露依莎快七岁了，对事物的理解力比以前强多了。我就想，或许到了该跟露依莎“摊牌”的时候了。我自己对这方面的留心探索和旁人的经验都告诉我，如果在孩子进入青少年时期再“摊牌”，那就会使他们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他们就会产生逆反心理。也许那些过来的人们是对的。也许，我应该早一点把那个沉重的事实教给和交给她，让她带着这个事实长大，那么，这个事实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她人生的一部分，就像她的鼻眼手脚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这个信念，或者说愿望，使我决定利用春假的时间，集中精力解决跟露依莎“摊牌”的问题。我从图书馆借来一大摞有关领养孩子的书，有成人的书，也有儿童的书。成人的书我看，为的是给自己准备些精神食粮。儿童的书我念给露依莎听──露依莎已完全可以自己读书了，但我决定这些书还是我跟她一起读的好。
有一本书叫《我的永久家庭》（Ｍ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ｓ Ｆｏｒｅｖｅｒ），书里讲有的家庭是通过生育组成的，有的家庭是通过领养组成的；有的家庭的子女长得像父亲或者母亲，有的家庭的子女长得不像父亲或者母亲…… 这些我都毫不犹豫地给露依莎念了、解释了。书里又说，那被领养的小女孩有一天突然想到自己的亲生母亲是不是也像自己一样有满头的黑发。念到“亲生母亲”（ｂｉｒｔｈ ｍｏｔｈｅｒ）的时候，露依莎插问：“Ｗｈａｔ’ｓ ｔｈａｔ？”我按着书上的说法，照葫芦画瓢地对她说：“就是在肚子里怀那个小女孩的妈妈。”（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ｗｈｏ ｇｒｅｗ ｔｈ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ｇｉｒｌ ｉｎ ｈｅｒ ｔｕｍｍｙ。）说完，我意识到自己停顿了、犹豫了…… 露依莎呢，只“噢”了一声，就没有再问下去。我则鬼使神差地匆匆翻页，继续念了下去。
我嘴上念着书，脑子里却炸开了锅：我不是想摊牌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露依莎的反应说明她只是把书上的故事看作是别人的故事，我不是完全可以抓住这个时机，“乘胜追击”，帮助她联想一下自己，告诉她，她也有一个在肚子里怀她的妈妈呀？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只感到心底里有一个阻力，它使我在那个思路上止而不前，它让我莫名其妙地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还有一本书叫《远妈妈，近妈妈》（Ｍｏｍｍｙ Ｆａｒ， Ｍｏｍｍｙ Ｎｅａｒ）。书里讲，一个叫伊丽莎白的中国女孩，她的养母告诉她说，她有一个近在眼前的美国妈妈，还有一个远在天边的中国妈妈。她从她的近妈妈嘴里得知，她的远妈妈也非常爱她，但不能养她。有一天，伊丽莎白在操场上玩。她看到一个中国母亲带着一个和她一样的中国女孩。她坐在滑梯顶上向她们招手，可她们没有看到她，也没有理睬她。伊丽莎白心痛地独自坐在滑梯顶上沉默了许久，直到她的近妈妈走过来拥抱她、安慰她。念到这儿，露依莎说：“Ｓｈｅ ｗａｓ ｓａｄ。”我只说了声：“是的”，便很快地又念下去了。
这一次，我没有停顿；我竟比前一次更加仓惶地逃过了这一段。我需要看到故事的结局──那个一般来说比较令人满意的结局。然而，即使是一个满意的结局，对我也已经太晚了：在那一霎那，我闪电式地经历了犹疑、混乱、伤心等种种心情，我也闪电式地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我决定，暂时不跟露依莎“摊牌”了。我不愿她这么小就经受如此的心灵创伤，更不愿她这么早就开始带着这个创伤成长。同时，我也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在念《永远的家庭》的时候没有抓住时机，“乘胜追击”了。那是因为我不知道露依莎有没有能力接受两个妈妈的概念，我更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把握将露依莎在感情上从我身边推向另一个母亲以后的那种局面。
现在我才明白，给孩子讲明身世这件事，真是说到容易做到难──非常之难！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难的事情！
要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就会选择永远不告诉她，因为我永远也不愿把心爱的露依莎从我身边推向一个没有名字、没有相貌并无从得见的“远妈妈”，我永远也不愿让即天真烂漫又聪明自信的露依莎体会到被遗弃的滋味，我永远也不愿看到露依莎为了自己的身世而不解、疑惑、失望和痛苦。
然而，这一切的不愿都不能“如愿”。我可以选择现在不讲，但我不能选择永远不讲。我可以保证她现在不痛，但我不能保证她永远不痛。或许晚讲不如早讲，或许长痛不如短痛，或许……
从现在起，我将每天都面临“摊牌”的挑战，直到我讲出的那天。这一次经历使我懂得，孩子和孩子不同，母亲和母亲不同，各个孩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更不同。我前面没有一个可以完全效法的榜样。我必须依靠自己──依靠对女儿的爱和对周围事物的敏感和直觉，去体察最佳的心情，去选择最好的时机和环境，把这张牌摊开。
朋友们，我知道你们也许帮不了我什么。但是，我请你们为我祝愿，为露依莎祝福。请你们愿我“心想事成”。请你们祝露依莎永远不悲伤、不痛苦，祝露依莎永远幸福。
（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于美国麻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