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梅: 残疾人和健康人

残疾人和健康人 草梅 天气很好，决定推小女儿出去晒晒太阳，正好小学附近的森林旁有一条小径，我就去那里走走，碰到一群大约八、九的小孩，正在爬上爬下，远远地喊“BABY，BABY”颇为友好，他们的老师走过来和我说：“他们是特殊的孩子，他们的大脑受到过伤害，但他们一般都很喜欢小婴儿。”我喜欢这样的称呼“特殊的孩子”，所以需要特殊的照顾。噢，喜欢小婴儿，怪不得对着小女儿那么友好地喊呢。一会儿功夫，老师就带他们走了，他们一边欢快地跑跑跳跳，一边还在不停地喊“BABY，BABY”，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又一次被这个国家深深地感动。 任何一个初来加国的人，都会被这个国家对残疾人无微不至的照顾打动吧。且不说上有政府的税务优惠和各种津贴，下有所有停车场超大又近便的车位。你到停车场转了一圈又一圈，找不到一个空车位，只有最近最大的残疾人车位空着，可你也不敢停进去。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吧！你不敢停进去，也许是因为你有一颗体恤的心，也许是因为你怕罚款，据说罚款的数目还不小呢，动辄几百加元。 此外，社区中心、图书馆和公共厕所，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专门为残疾人设置的特殊装备和特别通道，他们可以尽他们所能地上厕所(谁都知道上厕所的重要性)、运动和读书等等，图书馆还有专门针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送书服务。 许许多多的民间慈善组织也都在自发、自觉、自愿地做着帮助残疾人和病人的工作。在这个时间有价的国度，却有那么多人愿意默默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为这个群体做一些事。许愿基金会(MAKE A WISH FOUNDATION)帮助数以千计的病孩和残疾小孩实现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的梦想，让这些饱受病魔摧残的孩子能够在那个童话世界一展欢颜；很多慈善机构在圣诞节期间都有专门的捐助项目，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一份圣诞礼物，可爱的圣诞老人尤其把病孩和残疾小孩的礼物放在心上呢！ 记得我第一次在这里乘公共汽车时，车到一个站时停了很久，我才注意到是因为有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要上车，司机正在启用专为轮椅族和推车族设计的升降梯，待那位坐着轮椅的先生沿着升降梯缓缓上车后，司机自己又亲自走下座位，帮那位先生系好轮椅族专用的安全带，全车人就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而那位先生的表情是那样得坦然，没有一点感激涕零的意思。当时我的震惊不是用语言可以形容的，这一系列对残疾人的礼仪，仿佛红地毯之于总统，是那样得庄严。他们就是这样给了我一次震撼教育，而那位轮椅先生的表情更让我琢磨了许久，一个社会要对残疾人的尊重到了怎样的程度，接受者才会有这样的坦然呢？ 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在国内时看过的一台电视晚会，那是一个专门为希望工程筹款的晚会，有许多准备捐款的企业，也有那些失学或濒临失学的准备接受捐款的孩子，当主持人告诉其中一个小女孩因为有人为她捐款她可以继续上学了，要她对捐款人表示感激时，那个小女孩感动地哭了。我却怎么也感动不起来，上学是法律赋予她的神圣权力，她不能上学，已经够难过了，为什么还有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扮演一个可怜的接受者的角色？对任何人都不应该这样，何况她还是个孩子。小女孩的泪眼，是一个提醒，提醒着大家，我们在对人尊重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健康人的基本尊重和照顾尚且如此，更遑论对残疾人？ 加国的残疾人真可以说是无障碍通行，印着轮椅的牌子就是他们的的尚方宝剑。因着残疾生病，他们的的生活不方便了许多；却因着种种规章制度和人们的爱心，他们的生活又方便了许多，残疾人和健康人的距离因此而缩短了。 很难想象在中国，残疾人是怎样上厕所的？又是怎样上楼梯的？北京已经是大都市了，一切也在向国际看齐，许多人行道上也有专为残疾人通过而设的通道，可我上次回国，却发现上面停满了车。 犹记天安门广场的残疾人通道第一次启用的情形，是以前总书记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的轮椅的第一个通过作为标志的，我知道邓朴方为残疾人这个群体做了很多事，可是以他的轮椅的第一个通过作为天安门广场的残疾人通道开始启用的标志，与其说是体现了对残疾人的尊重，不如说是包含了一种尊重官本位、尊上媚上的意味。 中国人和西人相比，似乎更喜欢求全，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不同想法影响了他们对待完全和残缺的不同做法，还是不同的现实强化了他们的不同想法？ 西人对残缺似乎没有我们那么在意。我曾不止一次听到周围的中国人甚至中文报纸议论过前任总理克里田的歪嘴，可他在加国政坛就歪着那张嘴驰骋了十几年，参加国事访问，大家也不觉得他在给加国人丢脸。 中国人的追求完全有很多的佐证。我们有“委曲求全”“求全责备”这样的成语；孩子拿回成绩单，即使得了95分，许多家长都会追问那另外5分是如何丢掉的；自己的孩子务求德智体全面发展，上名校，国内的独生子女政策更是强化了这种倾向，只能有一个孩子，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一个的完美，否则就是零，全或零，就是这么简单的公式。 学者周国平有过一个患眼底肿瘤的女儿，名叫妞妞。由于得了这个可怕的病，妞妞只活了一岁半，而且生下来没多久，妞妞就瞎了，周国平在要不要给妞妞动手术这件事上犹豫了整整一年多，到最后已经错失了手术的最佳时机。他痛析自己犹豫的真正原因是内心深处不愿意接受一个有残疾的女儿。可就是这短短的一年半的生命，妞妞可爱得都让人心碎，也彻底改变了周国平对完全和残缺的认识。他在“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中有是这样说的“全或无-----一个多么简明的公式，又是一个多么幼稚的公式！在这个非此即彼的公式中，生命固有的缺陷、苦难、辛酸被一笔勾销了。-----“全”只是理想，现实总是不“全”的，有缺陷的。”他又写到“那时我确实不懂得，一个残疾的生命仍然可以有如许美丽，如许丰盈。只是后来，妞妞已经成了一个小盲人，却以她的失明使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我以往的浅薄和自负，也看到了一个纵然有缺陷但依然美好生动的残疾人世界。 是啊，谁又是完美的呢？对残缺的在意，本身说明了自己认识的残缺。生活也从来不是充满了玫瑰色，就象张爱玲说过的“生命象一件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蚤子。”从一定程度上讲，每个人都是残缺不全的。欣赏残缺美就是欣赏自己，善待残疾人就是善待生命。记得女儿班上有个叫ECHO的小朋友，她有一点轻微的智力障碍，据说是因为妈妈生她的时候难产缺氧造成的，想一想“难产缺氧”，是不是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女儿告诉我，ECHO有时候随意乱涂，同学都说她画得好，大家都不愿意伤害她的感觉。 是啊，加国老百姓从心眼里很照顾残疾人，是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民心基础，加国政府就把对残疾人的照顾延伸到了更广的范围？对残疾人的照顾是人道，但对残疾人的外延扩大就既不人道，也不负责，同时也对不起有着体恤民心的老百姓。现在的加国把吸毒、酗酒也当成是病，也是残疾，这些吸毒的瘾君子和酗酒的“刘伶”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拥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政府却花纳税人的钱给他们补贴，这既是对所有纳税人的不负责任，包括对残疾人团体的不负责任。想一想，纳税人的钱，其中的一部分会用作补贴，这些钱是有限的，把羹分给了那一团体，这一团体是不是就得少分或不分？同时也是对这些瘾君子和“刘伶”们的不负责任。有人出钱养着，谁还想着出去找工作呢？退一万步说，如果吸毒和酗酒真的是疾病的话，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治不好这些病，还会染上另一种病：懒惰。前一阵自由党政府有一项改革，就是缩短发放补贴的年限，反对的有之，上街游行的也有之。能上街游行却不能出去工作？更离谱的是，温哥华市政府居然花费150万纳税人的血汗钱，建了一个给吸毒人士的免费注射屋，出发点是因为吸毒是一种病，得了这种病的人，他们自己也没办法，与其在外面吸不安全、不卫生的毒，不如政府花钱让他们吸安全卫生的毒。既然得了病，就应该治病，可以盖戒毒屋，那有盖免费注射屋的道理？ 有人吸毒，就是亲爹亲妈也不会给提供毒品，因为亲爹亲妈知道那样更会害了自己的孩子。可我们的温哥华市长李建堡居然还说，一个免费注射屋不够，需要设立更多的免费注射屋，因为需求很大，云云。呵呵，需求很大？要是没准儿那一天，把抢劫也当成了一种病，政府会不会花纳税人的钱建几个抢劫屋，里面塞满了金银财宝，让那些得了抢劫病的人在犯病的时候去抢，那样的需求会更大吧！一个肯定是不够的。 而中国对残疾人没有那么照顾，别说非分的毒品免费注射屋了，好多本分该有的残疾人设置都没有，所以许多残疾人只能靠自己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更强的毅力去生存、去发展，身残志坚的事例也比比皆是。 还真应了中国古人的话“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当然加国残疾人自立自强的例子也很多，象Terry Fox自己得了癌症，一条腿都残了，还在加国境内跑步为癌症病人募款，他的行动感动了无数的加国人，所以才有现在一年一度的Fox Run。我的意思是加国是对残疾人的外延进行了扩大，前面已提到，很不好，把应该自立的人搞成了不自立的人；中国呢，前面也提到，是本来应有的残疾人设置都没有，有点把残疾人当成健康人，对残疾人的外延进行缩小的意思，这样当然很不好，但至少没有把应该自立的人搞成了不自立的人那样不好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