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悲剧的发生过程与人物素描(续二):李录柴玲方励之
润涛阎
接上回
(十四)李录、柴玲、港支联
李录是在四二七大游行时到北京的南京大学学生,也是21通缉学生中唯一的外地学生。到北京后,李录走访北京各个高校自治会,广泛结识北京学运骨干,尤其与柴玲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绝食后不久,李录在五月十五日清晨建议柴玲与他一道组建绝食团指挥部,参加指挥部的条件是准备自焚﹑绝水和卧路。此举让绝食团几位发起人措手不及,广场指挥权落入绝食团指挥部手中,为日后运动组织的进一步混乱埋下隐患,包括绝食团发起人对指挥部人员的各种「政变」和绑架活动。
五月十九日李录得知政府即将宣布戒严,与指挥部柴玲﹑张伯笠等招集广场各校代表八十余人通过复食,二十一日在广场举行婚礼,当晚力主指挥部「转入地下」,次日见戒严被北京民众阻拦回到广场。二十四日广场指挥部成立后,李录主要负责各校代表组成的「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二十六日反对当时北大和北高联主席杨涛提议并得到指挥部其他成员通过的「空校」撤离方案,并于次日与王军涛等人达成协议坚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召开。五月底反对与北高联的合作案。
到巴黎后,李录参与发起「民主中国阵线」但后来未加入。随后流亡美国,出版英文自传「移山」,英美电视网BBC和NBC据此拍成同名记录片,是首部八九民运人物传记片,在九四年国际人权电影节放映。李录学业优异,一九九六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士、MBA和法学JD三个学位,后利用在美国建立的广泛关系在纽约开设风险投资公司「喜马拉雅」任总裁,并任「中国人权」理事,早年常参加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的游说活动。 (引自64memo.com/89)
李录在北京坚持几天后南下,六月中抵达香港,七月初至巴黎,对媒体称「亲眼所见,以人格担保,广场上至少死亡数百人,街道上至六四凌晨则在二到三千,以后无法估计。」
【常见误解】许多人将广场婚礼的主角李录﹑赵敏同封从德柴玲混淆,封柴当时已婚一年,是李赵的伴郎伴娘,指挥部张伯笠签发的结婚证书,证婚人柴玲盖的章。赵敏、李录在南京大学读书,赵是研究生,比李录大几岁,六四后嫁给一位美国人,后随夫到波士顿。李录于二○○○年结婚,妻子也是南京大学的同学。
王丹柴玲与乌尔凯西等学生领袖的简历则不需要介绍,大家都清楚。
下面的文字摘自草虾先生的博文(内容是否靠得住尚不清楚,只是提供了看问题的另一角度):
香港支联会从这场运动一开始就介入了。学生募捐的钱90%来自香港支联会。香港支联会驻京代表成了学生领袖的参谋。
是不是由于港支联的意思,柴玲等才拒绝撤出天安门广场?有迹象表明这一点。请看柴玲,吾尔开希等人的第一次逃跑:
1989年5月19日晚上,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柴玲,吾尔开希等高自联的头头吓得一人发了一千元,赶紧逃命。当时柴玲宣布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要大家赶快疏散。他们把这一千元叫作保命费。所以5月20日和5月21日,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刘刚等许多高自联的头头都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但也不在家里。可是在5月22日,他们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两天,他们在哪里呢?怎么又不逃跑呢?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他们当初准备往哪里逃跑呢?
有一个高自联常委的活漏了天机:他骂道“香港支联会真不是东西,是支持我们,现在捅了漏子,就不管我们了。”
在5月20日和5月21日这两天里,有些高自联头头要求港支联协助他们逃亡美国,但是港支联不肯答应。为什么不肯答应?港支联说,仅仅戒严令还不足以说明你们有危险。
换句话说,还没死人呢!鉴于柴玲的逃跑,她被撤除高自联总指挥的职务,由王丹任总指挥。
5月24日在王丹的主持下,高自联常委会通过了定于5月30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并且通知了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和香港支联会,要他们在5月30日前游行一次。(中国留美学生就于5月28日,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地举行了大游行。) 港支联眼见北京学生运动越出了它的操纵,就派特派员紧急飞北京。他与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秘密会谈,作了一场丑恶的交易。首先,由柴玲发难,猛烈攻击王丹是右倾分子、投降主义。
经过高自联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推翻了原定于5月30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同时撤了王丹的职,由柴玲重新担任总指挥。此外,柴玲又在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加上了“要李鹏下台”一条。这就使学生运动打上了死结。人们要问为什么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有这么大的能量呢?一是由于他们控制了募捐来的钱,二就是他们与港支联的特别关系。
王丹当时说”中国的民主需要长期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这次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反官倒和反贪污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政府在新闻控制上也有所开放。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不但会有学生流血的危险,而且会葬送这次运动的已经得到的成果。”王丹的这些非常正确的观点被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
从这时开始北京学生运动已经完全变成港支联向北京政权发难的工具。港支联就是要制造北京的流血。他想用北京的流血来引起香港居民对97回归的恐怖感,甚至想借此让国际社会阻止中国收回香港。港支联首先买了很多帐篷,让学生晚上睡好觉,白天也好休息,这就留住了大批外地学生。外地学生主要来自辽宁和天津的高校。此外还发钱下去给各校代表去买吃的。但是仅仅有吃有睡还不足以留住学生,还必须消除学生对戒严的恐怖感。所以港支联通过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高自联的头头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假消息,以蒙蔽学生和市民。
其中最严重的是假造了所谓叶飞等七名将军,向中央提交“以老军人的名义认为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军队绝不能对人民开一枪。我们建议军队不要进京”的意见书。这个消息是由天安门广场高自联广播站首先广播的,又由高自联发到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消息。如果不是高自联捏造的,请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回答:你们从哪里来的消息?在这同时,还捏造了所谓“70%以上的副部级,80%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500多名将军,更有300至400对军队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消息。
他们是怎么捏造这些假消息呢?一个曾任高自联宣传组的女学生说:有一天,李录给了她许多名字和电话号码,李录说这都是老干部,有的还是副部级和将军。李录叫她打电话采访。每一个人都问两个同样的问题 1) 对学生运动支持不支持? 2) 对戒严部 队如果向学生开枪如何看法?
所有的回答几乎都一样 1)他们都说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2)他们都坚决反对戒严部队向学生开枪。但是也几乎所有的人都劝告她,学生还是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好,有意见以后再谈。这位女学生说有好多电话还是秘书回答的,她把所有电话记录都给了李录。经过高自联头头的修改,就变成了所谓70%以上的副部级,80%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500多名将军,更有300至400对军队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新闻消息。并且删除了这些干部都主张学生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忠告。
许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家长们要他们子女撤出广场是怕子女被打死。许多学校的老师们劝告学生们撤出广场也是他们被打死。许多政府干部劝告学生们先撤出广场再说也是从他们的安全着想。可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只听头头的话。他们对头头们捏造的假消息坚信不疑。有人为柴玲,吾尔开希,李录辩护说“他们推翻了原定于5月30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寄期望于万里通过人大取消政府的戒严令。”
请看历史事实:5月28日,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加拿大接见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代表。留学生代表狠狠告了李鹏的状。说戒严法没有经过人大批准是违反宪法的,并要求万里取消政府的戒严法。万里答应一回国立即召开人大紧急常委会研究戒严法的合法性。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万里从来没有对留学生代表说戒严法是非法的,只是说研究研究。
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万里说了“为了防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他要留学生代表转告。北美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立即把与万里谈话的详情FAX给北京高自联。但是谈话一到北京全走了样。高自联的头头首先把万里说的“为了防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的话删除了。剩下的话又变成了“人大委员长万里将回国主持人大紧急常委会,取消戒严令”,这条消息一广播,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一片欢乐,大家沉浸在一种虚假的胜利之中。万里在5月31日回国,到上海时就下了飞机并发表了支持戒严法的声明。天安门广场上学生情绪先是失望,继而一下子又愤怒到极点,骂万里变了立场。如果说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推翻了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寄期望于万里取消戒严法,那么为什么在万里声明支持戒严法后还坚持留在广场上呢?难道他们不怕死吗?柴玲在64前的一次接见美国电视新闻的采访节目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节目是专题介绍学生领袖柴玲的。其中有一段对话如下:
美国记者问:现在已经戒严了,你们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危险呢?柴玲答:是的。我们有很大的危险。我很难过,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可能会为这场运动流血死去。说到这里。柴玲居然哭了起来。美国记者又问:那么你想不想死呢?柴玲一边哭一边答:不!我要活,我还很年轻。
这段对话说明了两个事实:1.在万里发表了支持戒严法的声明后,高自联的头头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清清楚楚知道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可能会流血死去。2.柴玲不想死的。看来吾尔开希,李录也是不想死的。柴玲现在口口声声说美国电视台错误地翻译了她的话。但是美国电视节目只是把她的声音略为降低,再加上英文翻译。英文翻译的声音要比原声延迟一至二秒。所以我们能很清楚地听到她讲:“不!我要活。”
6月1日和2日,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64头头对如何阻止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作了严密布置。还指定专人负责把守一些街口。这些被指定负责把守的学生们都感到很光荣,他们很有一股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精神。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开始了。
89年6月2日深晚到3日凌晨,北京高自联开了最后的常委会。会上由吾尔开希重点发言。吾尔开希对大家说:”根据可靠情报,明天戒严部队要进行武装清场,一定会发生流血死人的。”吾尔开希又说“这次运动已经失败。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改革,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体制外的革命。我们今后所要作的是打倒共产党的体制。”柴玲,李录也作了慷慨的发言。
李录接下来宣布高自联指挥部成员立即撤出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发了逃命钱。逃亡的方向是美国。吾尔开希对逃亡路径及联络方法作了细述。先南下广州,然后由港支联接应。于是在6月3日凌晨三点左右,柴玲和大部分高自联指挥部成员乘着天安门上的学生正在睡梦之时,偷偷地撤离广场,走上逃亡美国的不归路。一个姓郭的头头在临跑前,突然良心发现。他说:“学生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是可以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李录说:“不行!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我们就撤不了!”柴玲说“我们提前撤是为了保护火种”于是这最后的良心也被狗吃了。
这时港支联的阴谋就完全清楚了。先由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用豪言壮语把上千的学生骗在天安门广场,然后在武装清场之前,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再来个金蝉脱壳之计,逃之夭夭,使上千的学生陷入生死的困境。
6月3日天亮以后,高自联指挥部只留下吾尔开希和李录二人。他们留下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学生们知道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们已经跑了。他们知道,如果学生们一旦发现头头跑了,他们也会跑的,就会对部队清场不抵抗。中午12点,北京电台与电视台开始不停顿的广播戒严指挥部的通告。吾尔开希和李录也迅速地撤离了广场。下午,戒严部队开始向天安门广场推进,一些学生与市民拚死阻止部队推进,一场流血开始了。虽然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全跑了,但是负责阻止部队推进的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还在忠实地执行头头的命令。而在64死亡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担任阻止部队推进的。我想如果他们知道头头已经跑了,恐怕就不会拚死去了。也许丁子霖的儿子就是这么死的。
戒严指挥部显然下达了开枪的命令。一批戒严士兵又来到木樨地,他们命令学生与市民撤除路障,但是学生与市民拒绝服从。于是士兵就开枪。有几个学生与市民立即倒下,被别人马上送去医院,路障就打开了。这个血戒一开就很难收住。
戒严士兵用冲锋枪开路打死学生的消息很快传遍天安门广场,当他们要向柴总指挥请示怎么办时,发现总指挥部是空的总指挥部外面聚集了许多学生。高自联头头丢下学生先逃跑的消息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陷入一片混乱。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候德建就出来当上了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最后的临时总指挥。候德建说:现在天安门已经被包围了,逃是无法逃了根据我们台湾对付戒严法的经验,我提三点建议:1,大家不要走动,统统坐下。2,大家不要讲话,更不能喊口号。3,大家千万不要向士兵扔东西。他说,这样做,台湾士兵就不会向老百姓开枪,我想大陆士兵也不会的。
虽然有人说这是投降,但是候德建的三不主义还是为天安门广场的多数学生所接受。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最终恢复了理性的思维。等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只见天安门广场上千学生黑压压一片片坐在地上(往往几百人一片)没有一点走动,也没有一点声音。戒严士兵就把学生门分片包围起来。有一个女学生说:当时叫我们女学生坐在外圈,理由是怕男学生与士兵冲突。当士兵拿了冲锋枪把我们包围时,我怕死了。后来,听到:“预备!”的命令。我面前的士兵都把枪举了起来。接下来就听到,震耳欲聋的枪声。我就马上趴在地上。心里直叫换“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等枪声停了下来,我知道我还活着。看看旁边的女学生也活着,但脸色苍白抬起头看看后面的男生们也个个活着。再看看前面的戒严士兵,有几个竞然咧着嘴笑。这我才知道是开枪吓我们的。但是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去!过了一会儿,戒严指挥车的喇叭叫高自联的头头走出来,连续叫了几个人的名字,包括柴玲王丹刘刚等人。当时没有人走出来。再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向戒严指挥车走去,一边走一边叫:“我是候德建!”候德建后来对人说戒严指挥问他高自联的头头哪里去了,几点走的等问题。候德建向戒严指挥说:他以学生的临时指挥身份表示无条件接受戒严法并要求准许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
再过了一会儿,戒严车喇叭又叫了:“凡是能走动的学生排好队,从东南方向撤出天安门广场。”
东南方向的戒严士兵让开一个小的通道还有便衣拿着照片观察走出的学生们,显然是要抓高自联的头头们。起先秩序还可以,但是很快由于大家要抢先撤出,队伍就混乱了一片乱糟糟,争先抢后,许多人的鞋子也挤丢了。也不敢拣,怕被后面拥上来的人踩死。这就是天安门运动的最后一幕。
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有没有打死学生呢?候德建说没有。很多在场的学生说没有。但是伤是有的。特别是纪念碑旁边的学生。这是由于子弹打在纪念碑上,散成小的细粒,又打在学生的身上。有人的腿就给弹粒打跛了。但是当时戒严部队的确是朝天开枪。柴玲在美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你早就逃走了,你怎么知道血流成河的?你们与港支联精心设计了一个可能会血流成河的死亡陷阱,但是它被候德建的三不主义破解了。当你柴玲在3日凌晨三点逃离广场时,你不是拒绝叫学生撤出吗?那时要是学生们撤出了广场,路障也不需要了,守卫路障的几百市民也不会死了。什么叫保护火种?你的命比这上千的学生的命还重要吗?64死亡的学生与市民是要反贪污,要反官倒,要民主但是他们被愚弄了,被欺骗了,被诱进了一个死亡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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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毕。
下面由润涛阎本人谈论一下封从德为柴玲的辩护。封从德坚持说柴玲是最后跟随学生一起撤出广场的。
目前我们无法得知封从德的说法是否当真。假如当真,问题就出来了:当戒严部队问侯德健学生们的头头哪里去了时,没有一个学生领袖出来与戒严部队谈判学生撤出的事宜,唯有侯德健自称临时学生领袖。学生领袖们的责任感都到哪里去了?
封从德的说法站不住脚的另一证据在于:李录与柴玲逃到海外后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而在场帮助学生撤出的侯德健说广场没有死人。从广场撤出的学生们也说死人发生在木樨地等长安街上,而非广场。
显然,在最后清场之前李录柴玲都跑掉了,否则他们就会跟侯德健谈论是否该撤退,而且侯德健也会拉着他们去跟戒严部队谈判。李录柴玲在逃跑前和逃跑后显然没有预测到半路会杀出个程咬金---侯德健,阻止了广场清场时的大屠杀。
我上面引用的网络文章内容,大家都应该在24年后的今天对此基本上有了共识。然而,对于柴玲“让别人死自己活”的结论值得进一步推敲。
大家之所以达成了“柴玲要学生死自己活”的共识,有两个根据。然而,在润涛阎看来,这两个根据都站不住脚。
先说第一个根据:柴玲逃到海外,而长安街死了三百。以此说明柴玲是“让别人死自己活”。
如果从结局反推动机,得出“柴玲要学生死自己活”的结论,是违背逻辑的,虽然柴玲本人无法反驳,就因为结局是她活了下来。
如果我们反问:当柴玲逃跑的时候,她是根据什么预测到她一定不会被抓到?甚至在她逃跑过程中不被军人打死?她没有逃跑成功的经历,北京也不是在香港边上,按照常理判断她当时并不能肯定在邓小平镇压成功后她能跑到国外。因为十个月后她跑到了国外,就反推她当初百分之百肯定不会在被抓捕时丧命,是对柴玲的不公平,也是对真理的轻渺。
第二个根据是:柴玲的录音证据确凿无误地讲出了她预测到广场会发生大屠杀,而她还是不让学生撤,并说自己不想死。
他说自己不想死,这是她的实话,但不想死就不死?如果认为她说不想死就死不了,那就把她看成了神。她并没有说她死不了。她也没说其他学生都想死。假如柴玲在逃跑途中被杀掉了,那她就成了民主英雄。
当然,柴玲的话中的确是想让学生牺牲掉。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她自己为何在5月20日失踪两天后突然改变了当初她同意的“5月30日学生们都撤出广场”的决定。
以润涛阎之判断,柴玲在她说出学生们会死在广场,但她不想死时还有一句话她没说出口。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测,她也就无法把那句话说出来了。
24年过去了,没有人提到柴玲没说出来的那句话是什么。搞不出那句话是什么,就无法解开两大谜团:一个是上面说的,柴玲为何突然改变观点而不让学生撤出广场;另一是:柴玲为何在国内颠簸了十个月才跑到香港的?而李录很快就到了香港。
我不知道柴玲是否来我的博客,如果她来,她一定从内心里承认润涛阎下面的判断是准确的:
这里首先需要推理出:“港支联跟柴玲讲了什么让她决定让学生们去死?”那无外乎一点:“不要害怕戒严部队在广场大屠杀,如果你们撤出了,遭到秋后算账的是你柴玲,你的前途就完了。可如果不撤出一旦发生在广场屠杀学生的流血事件,全国人民就会行动起来。一个北京市都要三十万野战军,全国只要十个大城市闹起来,野战军就不够用了。何况军队里也不都是愿意杀人的。三十八军徐勤学抗命的事就会在各地发生。到那时,你柴玲就不是天安门广场总指挥了,而是全国民主运动总指挥!而且,对学生大屠杀后的中共会很快垮台!”
虽然我上面的话未必一字不差,但内容应该是准确的。这需要柴玲本人以后给出说法以证明润涛阎此判断是否准确。
这就是权力的魔力。邓小平为了个人的权力不被政敌夺走而大开杀戒,柴玲也害怕失去权力,为了权力,她照样不怕流血。当然,她也未必不担心她会被杀掉,只是权力的魔力让她认为为此可以去冒被杀死的风险。而李录没有得到过最高权力,也就没有被权力的魔力所浸淫到一条路走到黑的地步而立刻按照港支联的安排逃到了国外。
柴玲当时每天开广场上的扩音喇叭讲话时的第一句话总是:“我是总指挥柴玲”,其感觉跟说一不二的邓小平一个级别的,对权力的享受不差于此时的邓小平,甚至有高过邓小平的倾向,大有毛泽东刚打下天下时站在城楼上高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威风。这样的权力才开始,她怎么可能放弃?誓死也要保卫这样的权力。对参与了政治的人来说,权力就是精神鸦片。
如果柴玲真的怕死而在六四屠杀后想立刻逃命,那她要比李录更容易跑到香港。
柴玲从广场跑出来后,没有按照港支联给她安排好的路径与接头人联系,而是在全国各地查看国情。她误判六四屠杀后全国的大学生甚至全国人民都会起来闹事,哪里闹起来了,她就到哪里去当指挥。这就是她为何从南方跑到东北,然后再到南方,再到东北,反复折腾了十个月的原因。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外地学生最多的是来自东北的学生。这倒不是说十个月后她才知道全国人民并没有按照她预测的大闹起来,而是当她确定全国人民的确都不闹了后,她跟港支联的联系已经断了,需要自己探索外逃之路,便导致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才跑到海外。
(十五)方励之
为何柴玲预测“六四屠杀后全国人民会大闹起来,共产党政权很快就会垮台!”的场景没有发生?
事实上,六四屠杀后全国的学生和民众并没有被吓住,而是轰轰烈烈地起来了,甚至包括北大等北京各大学都继续在校园宣誓为死者报仇。但这把火很快就被扑灭了。这次,邓小平靠的是“软实力”。
一个是电视画面上播放摄像头录像录出的士兵被杀死的惨烈镜头,而这些士兵都是老农民的孩子,便稳住了农村娃娃军人和农民不会仇恨邓小平。不给你放解放军杀学生的镜头,这种资讯的不对称虽然人民大众不相信,但烧军车的画面总会让绝大多数人思考是不是北京有暴徒参与了暴乱。二是天安门广场的确没死多少人。广播里对木樨地等地的杀市民学生的事只字不提。外地人无法得知真相。北京人知道真相,但北京已经被野战军占领,那时又没有手机或微博,真相传播到外地就很困难。
但这也不是让全国学生突然停下来不再闹事的最重要的原因。
让全国学生们停下来不再闹事的最关键的一点是:政府与美国老布什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方励之逼到美国大使馆。
今天只谈邓小平一方的策略。
邓小平屠杀京城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如何擦屁股,让全国的大学生都停下来不再为北京死去的学生复仇。除了上面说的宣传洗脑外,最关键的一步便是把方励之逼到美国大使馆。
我没有机会跟方励之先生面谈,哪怕一次,我就可以通过问他几句话而得知真相。在此我只能估计过程应该是这样的:邓小平派下属(具体是谁不重要)要设法让方励之觉得他死到临头了,如果不跑,要么被车祸什么的杀掉,要么判刑,在监狱里给弄死。说不定可以直接用神秘电话以内线朋友的名义告诉他这些:你方励之别想坐几年牢就出来,别做在牢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梦,他们要么用车祸的方式杀死你,要么被判刑后在监狱里整死你。
当全国的大学生们得知方励之跑到了美领馆,那就等于政府说的是真的:“学生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有黑手操纵的,学生是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方励之不是黑手,政府根本就没有发布通缉令,你何必自己跑到美领馆?树正不怕影斜,没当黑手,就不怕栽赃。这道理非常浅显,妇孺皆懂。
然而,有一个人没搞懂,他就是方励之先生。
政府发布逮捕方励之的通缉令则是在方励之跑到美领馆一周后。方励之是六四发生后的第二天跑进美领馆的。
邓小平这一着棋特别高。当全国的大学生们得知方励之跑到美领馆去了,立刻停下来不闹了。相信方励之是黑手的学生不会闹了,不相信方励之是黑手的学生担心闹下去会导致政府军队进入美领馆把他们崇拜的方老师抓出来杀掉(当年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跑进苏联大使馆被张作霖下令闯馆抓出来后杀掉的)。
方励之为何误判?
作为政治家,邓小平不可能在六四后杀掉方励之,六四学生领袖们被抓到也不会被杀掉。因为邓小平最担心的是陈云李先念联手八老里的绝大多数把他的权力趁机剥夺,而邓小平想走干掉赵紫阳丢车保帅的路以保住自己的权力。邓小平六四后必然担心中共走回头路,不再搞改革开放。差点把中共搞垮的轰轰烈烈的学潮表明邓小平赵紫阳的改革开放之路行不通,如果搞计划经济,那陈云李先念才有资格领导中共,因为他俩才是毛泽东时代多年计划经济的当权者。邓小平要想继续改革开放,就不能得罪美国等发达国家。六四已经让邓小平很难擦屁股了,挽回国际形象非常困难,他不可能继续杀戮方励之等没在广场的知识分子了。最好是把他们赶到外国。即使他们不走,坐牢也不能太久,否则诺贝尔奖就给方励之了。邓小平在当权时,没让任何异议人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是佐证。
方励之误判了形势,才走了一步臭棋。
他为何误判了形势?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六四屠杀发生在北京,当时他就在北京。他以为邓小平疯了,肯定要杀掉他。另一个原因也很重要。
(待续)
后记:
柴玲到底是何时离开广场的?24年来,在广场的学生一方信誓旦旦说撤退前指挥部那里没有学生领袖,而封从德反反复复说柴玲是跟广场上的学生一起离开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封从德有篡改历史的把柄,但显然柴玲并没有跟侯德健谈论或吵闹关于学生是否该和平撤离广场。如果柴玲认为和平撤离是对的,那她就会不让侯德健当权,而是自己下令撤离,哪怕观点是侯德健提出来的,这个最后的正确的决定留给历史的美名她不会送给侯德健的。如果她认为撤离的决定是错的,她就会跟侯德健大吵。
那么,如何看待没有篡改历史记录的封从德为柴铃的辩护“柴玲与广场上的学生一起撤离的”?
润涛阎给出的判断是: 吾尔开希的确是逃离远去了,所以,他不知道广场死人没死人,后来也就没提广场血流成河。而柴玲李录二人没有放弃当权的机会,他们俩一直在广场的外围偷窥,静观其变。如果北京发生了军队内讧,出现了反叛军,很快就会得到市民的拥护而使主张杀人的一方倒戈,柴玲李录他们便可回到广场继续当总指挥副总指挥。当他们看到军队进入了广场,并没有发生军队出现反叛军事件,才离去的。而此时学生们也开始往外撤,他们也就先后脚离去了。在这点上来说,封从德说的不太离谱。 柴玲李录二人不知道军队在广场开枪是吓唬学生的,便根据枪声的大概数量而判断出死了数百人,事后才信誓旦旦地说“亲眼所见”“用人格担保”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死了数百人。倒是邓小平一方计算有误,否则派人先到广场外围去抓学生领袖,那就让柴玲李录心服口服了。政治,毕竟是高智商者才应该玩弄的东西。
希望封从德先生对润涛阎此判断给出评论,以还原历史真相。柴玲李录撤出广场但不远离,是非常符合常识与逻辑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毕竟有军队阵前倒戈的可能。十亿人24年搞不清楚到底柴玲李录何时离开广场的,封从德的辩护的确真实但有欺骗性在里边,我认为这还是骗不了明察秋毫的润涛阎的。如果我判断错了,我真诚地给他们道歉。
此预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柴玲不是一个骗子。如果她和侯德健一样一直在广场,她出来后还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那她就是一个信口开河之人,那我上面的推理就毫无意义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认为她是一个在大众之下公开撒谎之人。
阎老说“对参与了政治的人来说,权力就是精神鸦片。”在下愿意补充一句“权力就是恶魔。”鸦片让人沉迷不拔,而恶魔才会让人泯灭天良,坏事做尽。如何解决权力恶魔,解铃还需系铃人,在下有一以毒解毒之策。可惜阎老已逝,世上再无阎老大才之人可以交流。痛哉痛哉!
即兴赋得赠润涛阎一首。
空对高山流水逝,
前无知己白云闲。
绝伦精彩凭谁诉,
后世恐无润涛阎。
1. 没有人是完美的,这几个哥们姐们起码当年还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只是最后一步没迈出而已哈呵呵。
2. 现在想起来,丫的当年还是孩子哈。20几岁,远未到人生成熟时哈。不然玲也不会对着摄像机说:偶想活哈。丫完全可以编一套对丫有利的哈呵呵。
一场大戏拉开,不管初衷是什么,当各种利益集团都伸手进来,一切都会变的,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TG的宣传还是有点道理的,青年头脑发热,容易被人利用,被利用当了替死鬼都不知道。殊不知古今天下大英雄(或曰政治流氓),都是逃命要紧,精于逃命,而且善于找替死鬼的。
谭嗣同等人固然可佩,强求方坐牢未免不近情理。
广场诸人,如今升天的不多,奇怪他们现在都在忙什么?互联网这么发达,他们该有推动他们当初理念的阵地才对吧。楼主写文多少年,有铁杵磨针精神,倘若广场诸人都有这种信念,恐怕都能专著来启蒙中国了吧。历史说欧洲的启蒙运动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只可惜64只是运动,未能启蒙,或许反而从此蒙上了你的眼睛
不过 润涛阎你还勉强可以 做了点好事
我想学生们对国家的观念就是家国观念,整个国家就是个大家庭,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就是在这国家的大家庭中人人都是有份的,因此国家有了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管一管,这是一种权利。当时政府或者说老邓就是大家长,学生们就是家中的孩子,孩子们不管怎么和家长闹,总不会真把孩子往死里打,我想大家的潜意识就是这种心理。因此当发现开枪杀人的时候,可以想象人们的震惊程度。许多人不仅震惊害怕,还表现得极其愤怒和歇斯底里,我想是因为心理上强烈的感觉被欺骗和被抛弃的反应。
64后学生不再关心政治,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有社会责任感,更多关心自己的事情,考托考G,也许就是发现这个国家其实自己没份儿的反应。
3.那些说军队不应该荷枪实弹对付民众。应该像国外用橡胶子弹等非致命武器的人,建议先了解当年国内有没有这些防暴器材。没错,运动后TG有了这样的意识,所以建立了各种内控机构。有了用非致命性器材对付内部突发事件的手段。而在此以前,军队只为对付外部敌人而设,自然没有非致命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运动也给TG上了很深刻的一课。
关于为什么军队用实弹镇暴,长久以来的一种解释是以当时缺少防暴器材做辩解,但这种解释不够充分。原因如下:
1) 如果仅从防爆角度对付学生,不需用杀伤力大的子弹,更无须动用坦克,装甲车就可以了,所以这种震慑不仅仅是对付学生民众,所以邓说“军队进城不是对学生”应该是“不仅对学生”。
2) 当时大家都知道国外镇爆使用橡皮子弹,这就是开始大家都没当回事,开枪了还以为是橡皮子弹,直到见血了才傻眼。应该说邓果断把使用镇爆器材排除在外了。
3) 即使当初镇爆器材充分,京城警察不会全力执行命令(也是动用军队原因之一),民众学生也会觉得刺激,不会真害怕。
谢谢。也谢谢楼主提供了理性讨论的平台。
就这件事来说;
1.事发的动机,是什么令学生而不是工人农民各界层有表达诉求迫切需要。(提示:教育改革导致高校毕业生从那一年取消国家统一分配,而在这个政策实施后那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谁觉得不公和腐败不能容忍)。
2.如果学生领袖没有提前得到可以有出国做退路,还会不会一味要求政府作出无法立刻实现的要求而导致运动走向极端。那么,那些提供出逃条件但要求引导学生不妥协的组织算不算TG境外敌对势力还是爱国组织,他们的动机仅仅是营救学生吗。
3.那些说军队不应该荷枪实弹对付民众。应该像国外用橡胶子弹等非致命武器的人,建议先了解当年国内有没有这些防暴器材。没错,运动后TG有了这样的意识,所以建立了各种内控机构。有了用非致命性器材对付内部突发事件的手段。而在此以前,军队只为对付外部敌人而设,自然没有非致命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运动也给TG上了很深刻的一课。
4.这么多年事实证明。运动前发生的改良渐变,被运动中断了。关于这点,只要了解一下那些老一代的改革者当今的心态(例如:万先生)就可以略知一二。也导致到目前为止TG一直不在政改方面有根本的退让,但民生却肯下功夫去改善(全盘否定,要么别有用心要么长期没到国内了解)。
今天,平反的诉求毫无意义。TG知道当年的问题所在,大部分参与和了解当年的人也知道问题所在。需要的是放下包袱,从国情出发。探索一个为绝大多数国人接受的生存发展模式,则善莫大焉了。
非常同意!
年纪渐长,阅历增多后,发现我们中国人的community中对一些事情的处理往往导致矛盾激化,不欢而散,很多时候发现事情的发展与六四有着相似的轨迹。应该是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些因素驱使我们走到那样的结局,因此6。4可说是一场中国文化导演的悲剧。
我觉得中国文化缺乏妥协精神,缺乏智慧理解双赢。只相信你死我活,鱼死网破。但是,中国的事实是,谁顾全大局谁吃亏,谁妥协谁被认为是软弱。说到底,是缺乏契约精神,拿骗人不当回事。TG当然是集大成的较较者,但所谓民主斗士很多也并不明白何为民主。
最有意思的是有些被骗的傻子,在明白被骗之后,为了面子或利益,还维护骗子。
“觉得事情判断原则并非这么分明。一个政府,在宣布戒严之后,再三警告通碟下,可不可以动用武力呢?64政府最不该的是动用实弹,应该用催泪瓦斯之类的非致命武器。但是,傻学生们会退么?!”
的确,事情判断的原则并非那么分明,悲剧的产生不是由单一方所导致的。如你所说,以我当时的感受,如果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对学生民众起不到震慑作用,相反会激发更大的混乱。因为人们虽然有担心,但内心不会相信在爱国的革命运动名义下(尤其五月中媒体对学运的肯定),共产党的人民政府,人民子弟兵会真的施行在书中学到的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才会做的反革命的流血镇压。其实64后不久也思考同一问题,当时答案是换是我,也会选择镇压,镇压在当时是可预测的有效的迅速停止学潮,巩固政权和恢复社会秩序的手段,但是不是最佳手段却值得商榷。滑稽的是,那晚如果我没回家,99%会死在外面。
年纪渐长,阅历增多后,发现我们中国人的community中对一些事情的处理往往导致矛盾激化,不欢而散,很多时候发现事情的发展与六四有着相似的轨迹。应该是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些因素驱使我们走到那样的结局,因此6。4可说是一场中国文化导演的悲剧。
从64的教训看,我们应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存在冲突,对问题的处理原则是什么?
前面讲到镇压是不是处理6.4的最佳手段?流血镇压尽管有效,但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道德代价,甚至还有法制代价。今年关于64的评论不同以前,许多网友评论当时已经颁布戒严令,学生是处于违法状态,即使在美国也会如何如何。。。,却 没想到当时社会实际,当时的学生哪有现在大家在美对法制的理解深度和遵行实践,甚至当时政府对法律制定,解释和执行的不足,象文中提到的戒严令颁布实施的合法程序。中国人的文化中历来注重道德,如果邓以道德圣人的面貌出现,愿意把儿子牺牲,向学生诚恳道歉(象过去皇帝的罪己诏),肯定运动是爱国学生运动,学生们很可能会宽容甚至感激(被招安),毕竟大多数学生后来只是讨个说法,即使柴玲几个人不罢休也没用。邓赵会得到民意支持,即使陈李想逼退邓赵也很难。可惜,指望道德圣人靠不住,邓赵不会牺牲自己儿子,也不愿丧失手中的权利。学运的所谓领袖,大家也看到了。学生们争民主,自己的许多行为也走到民主的反面。因此,人终究靠不住,最终还是需要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推崇情大于法,不尊重法律,规则。因此处理问题时没有清晰的界限,遵守的准则,使问题复杂化。许多中国人认为讲规则讲法律缺少了人情味,但实在情应讲在法律,规则的底线之上。
大家从不同角度还原一个真实的89学运,不仅仅给它一个客观的评价,更多的是反省这似乎是宿命的悲剧的原因,认识我们文化中的弱点,认识人性的弱点,寻求解决之道。
在他们背后支招儿的,也不是简简单单香港支联会,比如赵紫阳的大秘就深陷其中。不难想像,其他各路实力派比如李鹏、陈吸铜等等,也都会想办法尽力引导事态按照自己的思路发展 - 不是有八卦说孔庆东教授当年就是什么人埋进去的一颗钉子么?
另外也确实有很多浑水摸鱼的社会闲杂,以截留捐款箱之类的成就为乐事。
可惜了绝大多数参与其中的少年。人生的这一课,何其沉重。
(1) 国民党时期的学生运动都是共产党在背后组织的。怎么自发的? - 1989年6月4日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事件。
(2)" 所谓自发的,就出不了校门" - 什么逻辑? "自发的"可以 出校门!
现在我怀疑你的目的。
年轻人,可以理解啦。有些是理想主义,比如去木西地的,真让人可惜。有些就是荷尔蒙烧的,看热闹去的。
但所谓学领,恐怕权力欲强私心重的占多数。王丹不是,他的话,现在看也是对的。可能他和鲍彤有接触?瞎猜的,呵。那鲍彤压错人,他要是抓住李录还有戏,不过也难讲。中国人,往往把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流氓/泼妇,当成有领导能力,哈。
王丹当时说”中国的民主需要长期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这次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反官倒和反贪污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政府在新闻控制上也有所开放。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不但会有学生流血的危险,而且会葬送这次运动的已经得到的成果。
倒没觉得老阎高看他们,他哪里觉得柴是搞民主的料了?没看到啊。老阎这几篇,是我看到的最合理的,逻辑上最严密的了。
但现在年纪渐长,觉得事情判断原则并非这么分明。一个政府,在宣布戒严之后,再三警告通碟下,可不可以动用武力呢?64政府最不该的是动用实弹,应该用催泪瓦斯之类的非致命武器。但是,傻学生们会退么?!
反过来想,如果不戒严,会怎么样呢?邓赵下台,陈云李先念全面掌权?还是国内大乱,柴玲之辈得势(她能力最多是昙花一现的人物)?!
必须面对的历史事实是,学生开始就是对着邓小平和赵紫阳去的,开始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
我觉得,以后应该鼓励年轻人远离政治。最好选举权改成30岁,哈哈。
国民党时期的学生运动都是共产党在背后组织的。怎么自发的?
所谓自发的,就出不了校门.
本人从来没有看好过这些所谓的领袖。
当时就觉得很失望。这些所谓的领袖都不上档次。起码不足以让俺佩服。
是,的确,党内的分裂导致学生们都不觉得有危险,我们都是玩玩去的,当然反官倒是都同意的。共党自己内虚过敏,才会开枪。就和会攻击人的动物大多是由于害怕一样。
每个离开了的人都不敢详实公开自己如何离开,这些人至今没有一个对那些有意让他们离开帮助过他们的人有丝毫感激之情。这批人离开后的所作所为。这那些帮助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累及的人们情何以堪。
时间已经证明一切了。无论贴金与否,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简单指责一团体是不对的,中国人文化深层的某些缺陷决定了一切会发生,反思文化,思想高度杂交,是正道!
这不是阎大忽悠的结论,是转载比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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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文字摘自草虾先生的博文(内容是否靠得住尚不清楚,只是提供了看问题的另一角度):
不过,说到底政府应付主要责任。相比较高自联,政府的许多领导人也各怀私心,最后邓动用武力,颁布戒严令,镇压民众学生,使政府服务公众的职能变成滥用公共权力。毕竟,武力镇压在当时绝不会是大多数民众所赞同的。六四悲剧,从本质上,还是独裁的文化造成的。
依官网,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是1989年5月21日成立的。
http://www.alliance.org.hk/about/intro/content_intro.html
支联会还来不及成为幕後黑手。
基本同意您的评论。 但有一点: 学运刚开始的确是自发的,目的也纯洁:反腐败,反官道。北京的老百姓也大多站在学运这一边,理解和同情! 港支联是后来介入的;再后来就是各方的人都有了:台湾,美国,。。。。,好像也有达赖喇嘛? 记不清了。
草虾先生的博文比较可信。
老阎:你还是太高看柴玲等人了。竟然相信柴玲们真的能够领导民主运动?
他们,不过是背后老大们的提线木偶。当枪使的。即使六四成功,他们很快会被抛弃。天下大乱。真正的乱世英雄们会纷纷出台,逐鹿中原。
这种没有真本事没有章法又没有远见的初生牛犊们竟然是学生领袖,真是民主运动的悲哀和不幸。失败是肯定的。
港支联等背后的大佬操纵港支联等,通过港支联等操纵所谓学生领袖,而学生领袖就鼓动和操纵几十万学生。什么东西?
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所谓的天之骄子们,明白了真相之后,不觉得是一种耻辱吗?
佩服侯德健。在那么复杂的局面中还能够保持理性和胆略,是个人物。比那些所谓的学生领袖高出几个等级。
像她这种素质低的人怎么会让人选了做领头的呢?当年的学生也真的没有什么判断力啊!
其他的那几位我都没什么直观了解。
此文对柴玲的分析独到,可信。希望以后有历史资料证实。
换马甲了?那也该换个 铁、铝、汞之类的。
“我看到有资料谈,赵派秘书接触过所谓知识届的精英,体制内外都有。”
高自恋不理戴晴那帮人的理性劝解,说到底利益不一致。刘晓波开始还理性,后来也头脑发热。
当初参加完4.27游行,就对书本上所讲的运动革命有了全新的认识。首先就是势,形势在,几个人振臂一呼,应者景从。当时的势显然是反官倒腐败,连民主都是副产物。根本不存在推翻共产党政府的势,但学生的行动却一次次选择与政府对抗。为什么会这样?一就是高自恋这些所谓学生领袖。中国的政治环境不鼓励诚实正直的人自愿参与政治活动,学生会的干部是老师挑的好学生,听话但不算坏。运动开始,学生会干部大部都躲起来了,毛遂自荐的学自联不少人都是谋权的坏蛋,王丹能被选为领袖是因为民主沙龙和北大的声望。在这样一个领导集体里一大群怀着谋权私心的人必然会驱动运动向自己利益方向而不是广大学生民众的利益方向,几个有良心有理性的人会被其他大部分的人排挤开。二是学生的思想普遍混沌。那年我刚上大学,却惊讶于所谓的大学生大多根本没思想却沉溺于80年代新一辈的优越感中。一场如此大的学生运动中所表现的是充满激情躁动,缺少沉稳理性。高自恋一次次激进的指令能得到支持,学生们也就是一次次用愚昧埋葬了智慧。
不知润涛阎写这篇文章时来没来及看万润南先生18日发表的关于方励之先生地回忆。方先生说进大使馆的原因是 共产党的牢,不好坐啊!" 我欣赏他的诚实, 可我的感觉和从前是一样的。我一直想知道那些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 除了对刽子手的痛恨外, 他们怎么看方先生和某些学生领袖。
这一点他们做的出来,毫不奇怪。所谓“钓鱼执法”由来已久,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是我们很多大陆中国人的劣根, 来自从小的教育和耳濡目染。
64中的市民烧坦克和军车等,新闻中(也或是我听说)说是退伍兵知道火要点哪,所以一烧即成。还有立交桥上烧死军人等。好像最后全都死无对证,统统归于暴徒。
yes. a good article! I'm also curious about "有关港支联为幕后黑手的那部分内容". also, at that time, HongKong people disrespect mainland people a lot!
"为了权力,她照样不怕流血"??? Really?
这篇也不例外。
但这篇有一个内容我觉得从逻辑与论证中都很单薄,不太有说服力,在表述中还有点臆测的感觉,那就是有关港支联为幕后黑手的那部分内容。
是否有更扎实和实在的内容佐证你有关港支联判断?
柴玲,我觉得你分析得很有道理,比老芦的更合理,是我看到的分析文章里最合理的一篇。她未必是,只让别人死,而自己逃命。她是把别人当炮灰,而自己待时而定。死可以,但要值得。她被权力冲浑了头,野心超过了她的能力。一心想搞大事件,让学生的鲜血照亮她的前程。木樨地的学生等于是被她忽悠去死的!她后来发表的什么宽恕邓的言论,加入基督教,嘴上大谈宽恕,行动上却起诉打压纪录片女导演,能看出来这人不善良,不反省,聪明但缺乏智慧。
李录,人很聪明,从他后来脱离民运,低调行事,我觉得他比柴有头脑,反省得深刻些?还是厌倦政治?不得而知。他如果当年在北京的大学,说不定他总指挥了,历史会更血腥,还是变温和?真不好说。
吾尔开希,印象不深。觉得他能力一般吧,是家世背景让他出来的。
王丹,我觉得他就是一关心政治的书生。当年他公开承认,64学生也有责任,我就觉得他比其他学生领袖要谦卑实在。而且他没跑,留下来坐牢,算有担当了。只是政治手段不如李柴。唉,中国的政治,往往是谁最狠最冷酷,谁就赢。
方励之先生,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书生贝,给TG吓坏了。老阎,你高看他的政治智慧了。这么说吧,李斯和韩非。要坐而论道,韩非比李强多了,而且谈的那可不是什么君子之道,而是严酷的法家。但实际应用呢,是李把韩害死了。
方先生嘴上谈民主宪政,谈得很好,但实际政治能力,眼光手段,恐怕不怎么强。
侯德健,真君子也,非常敬重他。以一己之力,避免了无辜学生的流血,这是有智慧。留在天安门广场到最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这是有担当。远离民运TG,寄情风水(?!),这算心灰意冷么?这可以算是有自知之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也只是书生。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当年邓赵怎么没想到直接接触学生领袖,左右学生呢?比如李录,要是站在赵这边?我看到有资料谈,赵派秘书接触过所谓知识届的精英,体制内外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