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刿论战（ 2 ）
朱雨心
“肉食者鄙”的说法，不仅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它的那种对某个社会群体的藐视、侮辱的口气，也是不可取的，也不符合现在建立和谐社会的宗旨。
一个社会，总是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组成；总是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总是有富人与穷人；总是有强者与弱者。不论贫富、贵贱，人性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不同的群体中，都有好人与坏人。只有具体的好人与坏人， 而不应该说：其中某些群体是好人的群体，而另外一些群体是坏人的群体（犯罪集团除外）。和谐社会里，讨论问题，要就事论事，使用中性词语，特别要避免针对某一特定群体（只要不是犯罪集团）使用藐视、侮辱的口气；特别要避免制造“阶级仇恨”。
如果非要查考哪些群体的坏人更多些，“肉食者鄙”也仍然是不成立的。一般而言，必定是：穷人中的坏人，远远多于富人中的坏人。 那些偷盗抢劫，杀人放火的事，富人没有必要去做，通常只有穷人才会去做。富人受教育的程度，远远高于穷人。因受教育而变得更好的人，应该远远多于因受教育而变得更坏的人。所以，富人既没有必要，也更不愿意去做坏事。地主受教育的程度，远远高于贫下中农；由此推论：地主的道德，远远高于贫下中农。
所以，工人中的坏人远远多于资本家中的坏人；贫下中农中的坏人远远多于地主中的坏人。无产阶级中坏人最多，越是无产，坏人越多。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伪道德的基本特征就是：否认自然现象。否认自然现象，并不显示伪道德的追求者的道德高尚与“思想先进”，而是恰恰反映出了伪道德的追求者的内心的阴暗与愚昧。人道主义主张同情和照顾弱势族群，不是因为弱势族群有什么美德。
社会下层的人，不仅仅能力最差，道德也同样是最差的。因为两个极端的相互转化，社会上层的人的道德是其次的差；而上层的人中，道德的差异（即，道德水平的变化范围，例如：方差）最大。社会中层，最安分守己，道德最好，道德的差异也最小。
当然，这些也都是处在平衡态附近的社会的情形。远离平衡态的社会，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无法一般而论，只能具体社会，具体分析。毛泽东时代，人为地把大家都搞成了“无产阶级”。刚开始时，人们还带有原先所处的那个群体的特征，时间长了，原先的特征就消失了。等到了“改革开放”，无产阶级的特征就越来越 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坏人特别多。那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中坏人最多呀。既然全体都成了无产阶级了，那坏人当然就特别多啰。更糟糕的是刚从无产阶级爆发变富的人。本来无产阶级中的坏人，虽然数量多，但是他们没有什么资源，能量很小，很受约束、影响不大，破坏有限。而刚从无产阶级爆发变富的人中，坏人的比例是与无产阶级相同的，所以，这些富人中，坏人特别多。而且，他们有资源可以支持他们做大规模的坏事；坏起来，那是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对社会的影响特别大，对社会的破坏特别严重，远非真正无产阶级中坏人可比。
所以，必须要考察三代。如果连续三代都是富人，那么，前面讲的统计规律就能比较准确地适用了。现在的中国，只有从刚从无产阶级爆发来的半代富人、一代富人，前面讲的统计规律虽然适用，但是可信度比较低。现在的社会乱，坏人多，是必然的，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的。这就叫：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在只有争取熬过两代人。等富了三代后，他自然就会不喜欢做那些亡命之徒做的事了。类似的，等穷了三代后，他就认命了，也自然就会不喜欢做那些亡命之徒做的事了。那时，富人与穷人，都会比现在的更安分，也更快乐，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只需稍加教化，自然便是“民风淳厚，礼仪之邦”。这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不要幻想又找到了什么“先进文化”，立马就能送人进天堂；这类东西，十之八九， 是祸国殃民的。
前面所述，都是统计而言。个例事，各种各样都有。亡命之徒的事，总是会有人做的。另外，一些富人会变穷，一些穷人会变富，这是不断在发生的。穷富是个动态的划分。就个例而言，是变穷、还是变富，有许多偶然的因素，并不一定是有能力的人变富，没有能力的人就变穷。更何况，金钱不是人们的唯一的追求，也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
曹刿见了鲁庄公，“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文中的鲁庄公比曹刿诚实、可爱。鲁庄公讲的三条，都很实在，也很重要。处在鲁庄公的位置，首先想到这些，非常自然。反倒是曹刿，有矫揉造作，故弄玄虚之嫌。
鲁庄公是个封建君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个君主，贪婪、吝啬，必然败坏国家政治，败坏社会风气。“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这是君主的一种美德，同样的，会对国家政治，社会风气，产生好的影响。而这种好影响，会惠及整个国家、每个百姓，怎么能将它贬成“小惠”，说它“未偏”呢？难道非要君主亲手分果果给每个百姓，才算是恩惠“偏”了？大敌当前，鲁国 “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最重要。就算“衣食所安”，只是分给了鲁庄公的下属，或亲信。这些人能因此而与鲁庄公同心同德，是鲁庄公以及鲁国能够抵抗齐国军队的最重要的条件。鲁庄公首先想到这一条，是一点都不错的。曹刿贬低这一条的重要性，是不正确的。
以现代的人看来，打仗的胜负，与神“福”，还是“弗福”，是没什么关系。但是，在古代，祭祀，是件非常重要的事。祭祀，严肃认真，符合规格，会给人带来必胜的信念。这种信念所产生的勇气，是“一鼓作气”所能聚集的勇气的源泉。与前面讲的类似，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鲁庄公能够对神诚实，鲁庄公的臣民也就有可能忠于鲁庄公；鲁庄公倘若对神弄虚作假，鲁庄公的臣民也就有可能对鲁庄公弄虚作假。君主的诚信很重要，怎么能说是“小信”呢？一个君主的美德，是一个君主的人格的感召力的来源，与君主的政绩，一样重要。所以，文中曹刿说的，倘若是实话，那么，曹刿是无知，否则，曹刿是哗众取宠。
朱雨心 2008 年 9 月 28 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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