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封建之美 2
朱雨心
其实，“羊吃人”的事并不稀奇。改革开放后，大批工人下岗，与“羊吃人”非常类似。本来，工人附属于各个“单位”，既没有随意找工作的自由，也不用担心会失去工作。工人的几乎一切，都由这个“单位”掌管。这一个个“单位”，就象是一个个小小的“封国”，里面的工人就是这个“封国”的臣民。工人与“单位”的关系，就相当于封建臣民与封建君主的关系，彼此有密切的人身依附关系。工人无论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也必须，找“单位”解决。工人在“单位”工作是“作贡献”，有点类似封建臣民为封建君主服役。在这样的制度下，虽然人不自由，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也坏不到哪里去，至少象马洪亮唱的那样：“生老病死有依靠”呀。
当然，这里只是从工人与“单位”的关系上讲，有封建色彩。但是，这里的“单位”，实际上是政府的政治、经济、宗教三合一的派出机构，并没有政治、经济上的自主权，与封建社会的封国完全不同。
后来，“改革开放”了，不需要工人再“作贡献”了。“单位”既放弃了管制工人的权利，也不再背负照管工人的义务。以前具有封建色彩的“单位”，变成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公司了。资本主义色彩的公司，当然是“利”字当头。公司必须按其经营的需要，来雇佣工人，用得着工人时才雇工人；用不着工人时，不但不雇工人，还要把多余的工人解雇。失去工作的工人怎么生活呢？那得靠工人自谋出路，不关公司的事。这是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与资本家黑心还是红心，没有关系。公司首先要能营利，否则，公司就要倒闭，工人还是照样没有生计。原来的“单位”那一套，若是很好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搞什么“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搞什么“改革开放”。正是因为原来的那一套糟糕到了搞不下去的地步了，才会有“改革开放”。可想而知，原来的许多“单位”根本就不能营利，改成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公司后，必然是：要么倒闭，要么裁去冗员。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工人没了生计。不光中国是这样，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苏联“改革开放”后，连人均寿命都大大地降低了，平均每人少活五年。 几百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这个事件就叫“改革开放吃人”。
乡村农民的情况与城市工人的情况不同。在共产党搞“社会主义”之前两千年，大多数农民是自给自足的自耕小农，本是“小资产阶级”。富农、上中农的自给自足的程度最高。套用共产党的理论来推导：富农是稍微“剥削”一点（别人）的小资产阶级；上中农应该是基本上既不“剥削”，又不被“剥削”的小资产阶级。就算是“贫下中农”（即，贫农和下中农），也是小资产阶级，只不过资产更少，生活更苦罢了。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农民，自己都没有了土地了，所以，不再是小资产阶级了，而成了“无产者”了。农民耕种的是“国家”的土地。乡村农民与“集体”（生产队或公社）有人身依附关系，但是，这个人身依附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都很有限。这个“集体”，除了组织集体劳动，集体分配收入外，并不负担管理农民“生老病死”的义务。这些都要靠农民自己。农民基本上是自生自灭，自谋生计，但是，却没有自谋生计的自主权。乡村农民在迁徙自由方面，其实比城市市民要宽松些。跨地区的婚嫁，无论是女人出嫁，或是男人入赘，即便是跨省，都没有户口上的障碍。而城市市民基本上只能是市内通婚了，否则，就有户口上的障碍。所以，比较而言，改革开放前，乡村农民比城市工人更自由，乡村中的封建色彩不浓，最多只能算是“半封建”。
改革开放，对于城市工人，充其量是利弊掺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而对于乡村农民却是有明显的好处。因为农民又有了“资产”和自谋生计的自主权。城市工人当然也有了自谋生计的自主权，但是，工人，原来是“无产者”，改革开放后还是“无产者”，每个月都要量入为出，仿佛《杜鹃山》中田大江说的那样：“一天不干，全家人饥饿难挨”，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那自谋生计的自主权没有多少用处。农民，本来是“小资产阶级”，改革开放前成了“无产者”，改革开放后，土地又分回来了，虽然不是真正的拥有土地，但是有了自主使用权了，差不多又变成了“小资产阶级”了。农民住的房子是自己的，没有房租的负担，吃的是自己种的，也不是非要花钱的，维持生活不难。改革开放前，农民的后顾之忧远甚于城市工人，因为“生老病死”无依靠。而改革开放后，乡村农民有了“资产”和自谋生计的自主权后，回旋余地大增，而后顾之忧却相对大减。所以，改革开放，乡村农民是原始推动力，而城市工人却不是。乡村农民在改革开放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城市工人在改革开放中失去的不只是锁链，还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特权，失去了尊严。
“羊吃人”，吃的是农民，把封建君主的附庸农民吃成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工人，同时，被附庸的封建君主则吃成了资本主义的自由资本家。“改革开放吃人”，吃的只是城市工人，并没有吃乡村农民，把原来有封建色彩的各“单位”的附庸工人，吃成了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自由工人。英国的“羊吃人”，吃了三百多年，吃出了永不落日的大英帝国。现代社会的节奏快，估计“改革开放吃人”，吃五、六十年应该就差不多了，最后吃出什么结果，取决于具体的吃法，现在尚未可知也。
资本主义的自由工人，名义上可以自由地寻找雇主，自由地工作或不工作，其实，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主动权不在工人手中。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自由资本家可以自由地雇工人，或自由地解雇工人。工人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套用鲁讯先生的话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做不稳奴才的时代”，而工人常常成了“欲做奴才而不得”的人。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促使政府强化统治。另一方面，人民本来是由许多封建君主分散统治的，现在，这些权利从各封建君主手中释放出来后，都被集中了起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集权程度空前提高。各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的过程，无一不是中央政府集权的过程。在欧洲，由普鲁士（一个日尔曼封建君主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日尔曼各封建君主国，建立起了中央政府后，才有了德国。日本的明治维新，各封建君主 “版籍奉还”，向日皇上交领地、臣民，废藩置县，也是一个向中央政府集中权利的过程。当然，这些后起的国家，权利向中央政府集中原因，多少是因为“尊王攘夷”的政治动机，未必在于内部资本主义经济的驱使。然而，德、日迅速崛起，表明中央集权比封建分权，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退一步讲，至少表明中央集权并不一定妨碍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中国自秦以后，一直沿用郡县制，早就是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资本主义国家了。近代的中国，并无封建可废。近代中国面临的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的问题。把近代中国面临的困难，归咎于什么“两千年封建社会”，这是胡说八道。其实，要怪，也只能怪两千年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非常不同的德国，迅速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而文化背景与中国非常相同的日本，也迅速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比较近代中国与英、德、日的差异，其共同之处恰恰在于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英、德、日在转型前，均是封建社会。由此推测，倘若，真是“两千年封建社会”，世界的历史当然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中国即使不能象英国那样，碰巧在恰当的时间首先玩起了什么“吃人”的花样，但是，至少也可能经历德国或日本那样的过程，迅速崛起。这“两千年封建社会”，只怕是求之不得呢，有什么可厌恶的？朱雨心 2007 年 4 月 22 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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