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学
朱雨心
我的母校,杭州第四中学,创办于上上个世纪,百余年来,桃李满天下,一般人比较熟习的有:戴笠,郁达夫,徐志摩,金庸。各行专才,车载斗量。八十年代名嘈一时的“中年知识分子”典型蒋筑英(光学专家),竟然也是我四中校友。
一八九四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国人受到极大的震动,一时间,维新之风吹遍全国。兴学校,育人才,乃是当务之急。一八九五年,林启就任杭州知府,过了一年,于一八九七年创办了“求是书院”,即今天浙江大学的前身;又过了一年,创办了“养正书塾”,即今天杭州第四中学的前身。养正书塾于一八九九年五月正式开学,开浙江近代中等教育之先河。
杭州知府林启,字迪臣,生于一八三九年,福建侯官人,清同治甲子科举人(一八六四年),光绪丙子科进士(一八七六年),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放陕西学政;一九零零年五月二十二日,殁于杭州知府任上。林启有遗笔“为我名山留一席,看人宦海渡云帆”,死后被留葬在杭州西湖中的孤山,有林墓、林社,至今还在。
从养正书塾起,学校名称几经更改。戴笠在校时,是“杭州府中学堂”。郁达夫入学时,称“浙江官立第一中学堂”。徐志摩毕业时,则改名“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来又改为专办初中,称为“浙江省立杭州初级中学”,简称“杭初”。金庸一九三九年毕业于“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级中学”。那时是抗战时期,学校撤退到浙江西南部的丽水县碧湖镇与其它几所学校联合办学,简称“联初”(与西南“联大”的情况类同),校长由原“杭初”校长出任。一九五五年学校改称杭州第四中学,直到今天。
养正书塾的旧址,在杭州城内的大方伯(地名)圆通寺,在今天的浙江大学医学院(原浙江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附近。之后,学校三易其名,而校址未动。一九二九年,陈布雷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筹划在新址另建校舍。新校舍于一九三零年动工,至一九三五年基本建成,也就是今天杭州第四中学的校园。陈布雷专门为此写了“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舍建筑纪略”,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杭州第四中学举办百年校庆,有“陈布雷先生文碑”落成,刻的便是此纪略。
新校址位于吴山北麓。旧时,杭州城,吴山北麓是中心所在。宋朝的词人柳永曾写了一首《望海潮》,生动地描写了杭州的风光与繁华:“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相传,金主完颜亮见到这首词后,拍案称好,反复吟诵,顿生南侵之意,让人图画杭州形胜,还让画工把他自己策马雄视的像画到吴山顶上,他挥笔题诗:“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真是有气魄啊!然而,尽管南宋无能,金人还是没有能实现立马吴山第一峰的愿望。这吴山与西湖一样,都是杭州的标志。
杭州人也常常称吴山为城隍山,因为以前山顶上有座城隍庙。其实,吴山上的庙曾经非常之多,有“吴山七十二庙”之说,城隍庙不过其中之一。旧时,四乡百姓,以杭州为天堂佛地,每年开春到杭州来烧香一次,村村户户,世世代代,相沿成俗,远至苏南的苏州、无锡一带,一乡一村,善男信女,结伙成队,乘船而来,达成百上千只,河道为之堵塞。 香期 延续一个多月。杭州的繁华、热闹、和平,可想而知,难怪被当作人间天堂了。吴山还是求签、相面、 测字、算命之类的汇集之处。杭谚道“富烧香,穷算命”。旧时,吴山上到处划地设摊,漫山皆是“铁嘴”、“半仙”之类。古时候的老百姓,各取所需,自由自在,真幸福啊!
新校园的大门向南开在河坊街上。这条街现在已被修复和改造成了一条步行街,是目前最能够体现杭州历史文化风貌的街道之一,当然,基本上都是伪造的。唯一货真价实的,是从校门沿河坊街 往东约一里路, 由 清末著名 “ 红顶商人 ” 胡雪岩开办的药店 ——“ 胡庆余堂 ” 。胡庆余堂的风火墙高大结实,大概是杭州城里最高大的风火墙。以前旧城市建筑, 鳞次栉比,一旦失火,四邻遭殃。所以,有钱人家,都建有特别高的围墙防火,称为 风火墙。风火墙不但能防火,也能防盗,还能隔断噪音。深宅大院,即便地处闹市,仍然非常安静。胡庆余堂的花样很多。据说,曾有一块石头,下雨前会“出汗”,由此可知天气,非常之灵,唤作“晴雨石”,算是胡庆余堂的一宝,文革中不知了去向。
从校门沿河坊街 往西约一里路,便是西湖了。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和清波门都在那里。当年,白娘子与许仙,从断桥下船共渡西湖后,正是在清波门上的岸。以此推测,白娘子与许仙应该就是住在四中附近的地方。由柳浪闻莺往南一点的万松岭,曾经是“万松书院”所在。有一种说法:昔日梁山伯与祝英台便是在万松书院读书。由柳浪闻莺往北一点,是涌金门。涌金门是个水门。当年,水泊梁山好汉南征方腊,“浪里白条”张顺便是在这涌金门陨命。那里原有一座“金华将军庙”。《水浒传》中曾写到张顺阵亡后被敕封金华将军,涌金门金华将军庙因此也成了张顺的祀庙,香火极盛,文革后住进了几家俗人,从此再无半分仙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中往日的盛名尤存,新贵子弟慕名而来,造就了四中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文革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过程:先是“破四旧”,斗“牛鬼蛇神”,抄“黑五类”的家;然后才是斗“走资派”,抄“走资派”的家。斗完了“走资派”后,广大革命群众彼此武斗;然后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然后是解放“走资派”……。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以新贵子弟为核心。四中因为新贵子弟较多,所以四中成了杭州文革运动的急先锋,破四旧,冲锋在前,一举砸烂了与四中差不多隔湖相望的岳飞庙。此后文革期间,岳飞庙一度竟成了“四川省大邑县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到了一九七九年,才重修岳飞庙。今天人们看到的岳飞像,便是那时重塑的。
砸了岳飞庙后,红卫兵小将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灵隐寺。浙江大学位于岳飞庙与灵隐寺之间。浙大师生,闻讯大惊,跑步前往灵隐,终于赶在红卫兵小将之前,在灵隐寺各大殿四周,手挽手,组成几道人墙,双方对峙三天。那时还是文革初期,大家还不习惯武斗,只是开展“革命的大辩论”。说起来,当然是红卫兵小将有理:灵隐寺乃是“四旧”俱全,是不该破,熟该破?浙大方面,无法否认灵隐寺“四旧”俱全的事实,也无法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破四旧”的号召,剩下的回旋余地实在不多,大概只好说:灵隐寺的建筑“显示了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至于庙里的菩萨,可以留作 “反面教员”,帮助人民破除迷信,云云。这些理由还是我今天事后诸葛亮想出来的。实在难以想象,当年浙大师生如何招架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道理。不过,这种“革命的大辩论”,事先没有双方认同的规则,临场无人裁判、打分,如何能分出胜负?那种一方辩论获胜,另一方认输回家的事,永远不会发生。最后还是借中央指示平息风波,封闭灵隐寺。文革后,灵隐寺重新开放,我佛安然渡过一劫,毫发无损,光彩依旧。浙大师生,功德无量。
然而,灵隐寺重新开放后,虽然菩萨真身依旧,和尚却是死的死,散的散,弄来了些假和尚,一不念经,二不礼佛,重钱财而慢佛法。灵隐寺本来是无需门票的,游客自由出入。现在不但收了门票,而且,要价不菲,大大有违我佛普渡众生的意愿。就算现在游人太多,需要控制,也不可一概而论。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佛的道理与毛主席所说的道理非常不同。但是,佛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也是一句话:因果报应。以浙大师生护佛之功,应该免收门票,以彰显我佛因果报应的道理,劝人为善。
我四中校友,砸岳庙,闹灵隐,罪孽深重。虽然,毛主席号召“破四旧”不对,毛主席的责任自有历史评判,是无法逃脱的,但是,毕竟没有人逼你干,是你自己主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干的,岂能没有责任?毛主席还号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你怎么就没照着做呢?怎么那些造反作乱的话就那么听得进去?岂能把什么坏事都往毛主席身上一推了事?当年四中的红卫兵小将应该是十几岁,四十年后的今天应该是五十几岁,我劝我的四中校友们:趁现在人还能活动,赶紧把这笔债还了。我为四中及校友们计,这件事,若要善了,首先是要心存忏悔;形式上,最好是学祥林嫂:捐一块长条形的花岗岩大石板,刻上各当事人的名字,以及谢罪等字样,放在岳庙的大门口。只有如此,方能求得岳飞在天之灵的宽恕,重得我佛庇佑。(第一部分完,待续第二部分:朱某人在四中) 2006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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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四中毕业的,看到四中就进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