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追求5
朱雨心
新事物的出现，旧事物的灭亡，是有具体的原因的。改朝换代，也是有具体的原因的。然而，“进步崇拜”认为：事物是在不断地“进化”中，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美好。因此，“进步崇拜”倾向于一般地认为：新事物的出现，是因为它的进步、它的正义、它的美好；而旧事物的灭亡，是因为它的落后、它的邪恶、它的丑陋。应该说，就某一具体的新旧事物交替而言，是有可能是那样的“进化”，但是，一般而言，“进步崇拜”的教义常常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难以判断到底是“进化”还是“退化”。有许多改朝换代，是丑陋战胜美丽、邪恶战胜善良、野蛮战胜文明。要是每次改朝换代真的都是“进化”，或者多数是“进化”的话，那么，改朝换代越多，“进化”的应该越多。有那么多次的改朝换代，我们早就应该“进化”到天堂里了。可是，这些都不是事实。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每次都是空前的大破坏，对“进化”没有任何帮助，完全是个悲剧。就一般的人的愿望而言，也就追求“进化”的愿望而言，改朝换代应该是越少越好。
至于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也不是一般的规律，对于具体的改朝换代，也是不成立的。人类历史上，包括西洋人，“得天下”得的最多的，就数成吉思汗。当年的“天下”，包括今天的中国、苏联、中亚、以及东欧，无与伦比。可是，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军队，极其野蛮残忍。得什么民心了？成吉思汗“得天下”，是因为他的方法正确，而不是得了什么“民心”。这里说的“正确”，不是说那样的方法符合什么道德标准，而是说那样的方法在技术上有效。“得民心”与“得天下”，是彼此有关联但是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两件事。更准确、客观地应该说：方法正确者，得天下；方法不正确者，失天下。当然，倘若实力相差太悬殊，则连方法都不重要了，而是：实力强者，得天下；实力弱者，失天下。这才是唯物主义的表述。
这些，都是技术问题，与丑陋还是美丽、邪恶还是善良、野蛮还是文明，没有固定的因果关系。美丽、善良、文明的人，不等于自动地会有正确的具体方法。也不是有了美好的愿望，就一定会有正确的具体方法。要得到正确的具体方法，主要取决于是否能客观地认识事物，正确的分析事物，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技术措施。而这些本身也同样地取决于具体的技术措施（即，工具）和思想方法。丑陋、邪恶、野蛮的人，不等于自动地不会有正确的方法，只要能客观地认识事物，正确的分析事物，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技术措施，丑陋、邪恶、野蛮的人也照样能有正确方法。从历史的经验看，这两类人，在得到正确的方法这件事上，各有各的方便和不方便。所以，丑陋、邪恶、野蛮，战胜美丽、善良、文明的机会，大概与美丽、善良、文明，战胜丑陋、邪恶、野蛮的机会差不多。
文明人的优势，在于有丰富的知识和精密的组织管理。但是，文明人往往受到各种各样的伪道德、伪知识的困扰。伪道德和伪知识，妨碍人们正确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以及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法。而精密的组织管理则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腐败、不公，从而造成效率和士气低下。野蛮的人优势，在于较少受到各种各样的伪道德、伪知识的困扰，比较不容易造就傻瓜或伪君子，有时反而能更客观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法。野蛮的人组织管理比较简单，往往产生较少的腐败。
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并几次亡国于北方游牧民族。从任何标准看，这些都是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不但中国是这样，西洋也是这样。古罗马也是被北方游牧民族所灭亡，也同样是野蛮战胜文明。中国有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古罗马也修过类似“长城”的防御工事。农业民族，通常难以抵御游牧民族。农业民族的生活安逸，打仗是件很苦的事，没有人喜欢去打仗。而与游牧民族打仗，就算打赢了，也毫无好处，包赔不赚，越打越穷。而游牧民族正相反。游牧民族的生活，本来就和打仗差不多，打仗并不是件特别苦的事。而且，打仗还有抢劫的机会，不但不苦，反到是件美事。与农业民族打仗，打赢了，好处自然不必说，就算打输了，也还是有可能抢些东西再逃，包赚不赔，不打不富。所以，古时候，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打仗，农业民族天然地处于不利的地位，除非能象汉、唐那样，花大力气，把凶奴、突厥连根拔了，否则，打不胜打。中国人是农业民族。古罗马人也是农业民族。古罗马人那样地尚武，都尚且不敌北方野蛮游牧民族，更何况极度重文轻武的中国人呢？是野蛮战胜文明，还是文明战胜野蛮，取决于多种具体的因素，并不是“进步崇拜”认为的那样：总是文明战胜野蛮。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唯心主义的表述，实际上等同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因为任何一个“得天下”的人都能够按那样的逻辑，声称自己是因为得了民心所以才得了天下，同时把其它所有没有得天下的人和失天下的人都归咎于他们没有得民心。五四以来整整一代识字分子，因为“民主崇拜”，主观上都非常希望实现“得民心者，得天下”，以至于把这样的主观愿望当成了客观规律，并据此再做进一步的推演，结果当然是更加谬误。五四以来整整一代识字分子的追求，许多是建立在错误的认识、错误的逻辑上的。思想方法的错误，是危害性最大的错误。
当然，“得民心者，得天下”，不是五四以来那一代识字分子发明的，而基本上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孟子的调子非常的高，高的让人怀疑他的人格有问题。儒家思想经过孟子拔高后，包含了许多的伪论，其中长期以来危害最大的，就是“君轻民重”，“得民心者，得天下”之类的“民主”思想。它的危害在于它非常容易使人混淆人们的主观愿望与客观事实，妨碍人们正确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古代君主制国家，“君轻民重” 不但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无论君主还是人民，都不可能那样想，更不可能那样做，更谬误的还在于：这种思想把君与民从根本上对立起来。无视君以及政府对于民的主导作用。无视维护君以及政府的正常运作，以及改善君以及政府的运作效果，正是民的最大需要与根本利益所在。所以，“君轻民重”，是极其错误的说法。这种思想不但不符合客观事实，甚至它的主观愿望都是不可取的。这种思想，不论它的本意是什么，实际上成了伪道德，必定是愚民、愚君，或是造就小人与伪君子。
（未完待续）2006年10月28日 2013年9月29日最后一段略有增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