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个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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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应对民族国家内战争的艺术
《武力的运用：现代世界的战争艺术》（Utility of Force: The Art of War in the Modern World）鲁珀特·史密斯（Rupert Smith）著，埃伦雷恩出版社（Allen Lane）2005年出版，精装本448页。
200多年前，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在他的祖国普鲁士与拿破仑统治的法国的战争中失败被俘（1806年普法耶拿会战），但他却因此段经历，开始思考拿破仑的作战方式和作战特点，并最终写下了《战争论》一书。这部影响了世界战争史的名著深刻地把握了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所带给战争的革命意义，指出了在拿破仑之后，战争－－可以说至今仍然没有改变－－的一些特点，包括：在民族国家的作用下，战争被高度地组织化起来，而受到狂热民族主义的激励，军队、国家和国民“三位一体”作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间战争；同时，战争开始变为民族国家政治的工具，“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等等。
而现在，部分也是出于受战事失利之影响，英国退役军官鲁珀特·史密斯将军写出了《武力的运用：现代世界的战争艺术》一书，试图剖析我们时代的战争的新特点。他认为，东西方冷战是最后一场克劳塞维茨意义上的国家间战争，自此之后，民族国家之间战争（war between peoples）的主流地位开始逐渐被民族国家内的战争（war amongst people）所取代；这是我们时代战争的最大特点，也是最根本的特点。受这一特点的影响，适用于以往战争的许多原则都将在不同程度上不再适用，要打赢新时代的战争，就需要掌握新的作战原则。
鲁珀特·史密斯将军的经历或许可以为他的这一判断增加说服力：他是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英国第一装甲师（First British Armored Division）的指挥官；其后曾任驻波黑联合国保护部队（UNPROFOR，1992-1995年）最高指挥官。也正是在他的任期内，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发生了波黑塞尔维亚军队对穆斯林的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超过7,000名穆斯林在联合国保护部队的眼皮底下被杀害；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爆发后，他又成为北约部队的高级指挥官。
其中，尤其是在波黑的失败，对鲁珀特·史密斯而言实在是个巨大的挫折。但将这一悲剧纯粹归咎于他是极其不公平的。要知道鲁珀特·史密斯是最早对联合国命令提出质疑的人，后来也正是他，毅然为北约部队空中打击塞族军队开了绿灯。真正要追究起来，造成这一悲剧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联合国本身的制度缺陷（可参见2006年第31期《华盛顿观察》周刊所载笔者关于《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的介绍），以及当时的国际社会对新的民族国家内战争的认识严重不足。正是出于这些因素，安理会才会对鲁珀特·史密斯那兵力严重不足的联合国保护部队发出“（危险）预告却不许付诸行动”（to threaten with no intention to act）和“假装调派部队”（to deploy forces with no intention to employ their force）这样奇怪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的联合国保护部队，即使事先得知塞族军队行动的情报，恐怕也难以制止大屠杀的发生。
正是凭借着他本人的这些亲身作战经历，以及对新近发生的一系列其它战争和冲突－－比如伊拉克战争和以黎冲突－－的考察，鲁珀特·史密斯将军才得出我们时代的战争将主要是民族国家内战争，而不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间战争的结论。
鲁珀特·史密斯在其著作里对传统的民族国家间战争与当前的民族国家内战争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比较：民族国家间战争由国家组织发动，而民族国家内战争则由非国家的组织挑起，这种组织大可以象基地组织那样遍布全球，小可以和伊拉克的那些小武装派别一样，只存在于某一个地方；民族国家间战争主要依靠军事手段，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或摧毁敌人的作战能力为目标，而民族国家内战争则更主要地依赖于国家的重建，以夺取人心为根本目标；为达到作战目的，民族国家间战争需要动员一切力量，征召最大数量的作战部队，策划各种各样的宣传作品以激发其国民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而民族国家内战争更需要的是对秩序的维持，对经济的发展，以保证居民的安全和繁荣；以及民族国家间战争可以持续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总有结束的时候，而民族国家内战争则可能永远也没有一个结束的期限，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见，这种民族国家内战争虽然在规模和杀伤力等方面远远比不上传统的民族国家间战争，但其危险性和艰巨性却丝毫不逊于后者。不过对于这种危险异常的非传统战争，鲁珀特·史密斯将军认为，外部力量也并不是不可以介入，只是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意志，否则只会取得象他的联合国保护部队在波黑那样的悲惨结局。
更重要的一点是，鲁珀特·史密斯将军指出，外部力量要介入就必须首先认识到，在这种新的战争形势下，适用于传统战争的那些作战原则已经不再适用，战争的目标也开始由消灭敌人变成夺取人心，一场战争的胜负关键不再是击毙了多少人这样的硬性成果，而是是否成功制造了能让对手垮台的失败氛围。因此，在新的战争形势下，对舆论的影响和控制就达到了空前重要的地步。
以伊拉克内战的情况为例，反叛和恐怖组织不顾一切地发动各种各样包括针对伊拉克平民的袭击，以求达到制造恐怖的效果，从而让民众以及世界舆论对驻伊美军及其支持的政府失去信心，最终达到让美军黯然撤离的目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军和伊拉克政府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就需要把“战争”的目标由消灭对手变为维护社会安定，竭尽所能地让民众知道他们是能够带给其安全感的，他们是好的、有希望的一方，而反叛和恐怖组织是坏的、没有希望的一方。
可以说，现代战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鲁珀特·史密斯甚至提出，传统意义上那种以军队和武器在战场上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将不复存在！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很顺利地解释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何以“开始时如此轻松，结束却遥遥无期”的根源所在：这场战争一开始属于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因此强大的美军毫不费力地取得了胜利，但在大规模战争结束之后，战事开始转变成为鲁珀特·史密斯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却依然依靠传统的战争手段去战斗，试图依靠装甲部队去阻止种族屠杀，试图以空中打击的手段去实现社区重建，如此一来，那样陷入困局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哪怕其用的武器再先进也没有用。
在鲁珀特·史密斯将军看来，美军要想扭转伊拉克战局，就必须改变包括作战目标、作战手段、作战策略乃至军事思想在内的整体的战争方式；更重要的是，新时代的战争将以民族国家内战争为主，这一示范范性的变革决定了传统的战争原则不再适用，美军要想继续维持其“世界警察”的地位，需要探索和掌握新的战争艺术。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9期，3/1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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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年前，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在他的祖国普鲁士与拿破仑统治的法国的战争中失败被俘（1806年普法耶拿会战），但他却因此段经历，开始思考拿破仑的作战方式和作战特点，并最终写下了《战争论》一书。这部影响了世界战争史的名著深刻地把握了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所带给战争的革命意义，指出了在拿破仑之后，战争－－可以说至今仍然没有改变－－的一些特点，包括：在民族国家的作用下，战争被高度地组织化起来，而受到狂热民族主义的激励，军队、国家和国民“三位一体”作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间战争；同时，战争开始变为民族国家政治的工具，“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等等。
而现在，部分也是出于受战事失利之影响，英国退役军官鲁珀特·史密斯将军写出了《武力的运用：现代世界的战争艺术》一书，试图剖析我们时代的战争的新特点。他认为，东西方冷战是最后一场克劳塞维茨意义上的国家间战争，自此之后，民族国家之间战争（war between peoples）的主流地位开始逐渐被民族国家内的战争（war amongst people）所取代；这是我们时代战争的最大特点，也是最根本的特点。受这一特点的影响，适用于以往战争的许多原则都将在不同程度上不再适用，要打赢新时代的战争，就需要掌握新的作战原则。
鲁珀特·史密斯将军的经历或许可以为他的这一判断增加说服力：他是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英国第一装甲师（First British Armored Division）的指挥官；其后曾任驻波黑联合国保护部队（UNPROFOR，1992-1995年）最高指挥官。也正是在他的任期内，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发生了波黑塞尔维亚军队对穆斯林的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超过7,000名穆斯林在联合国保护部队的眼皮底下被杀害；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爆发后，他又成为北约部队的高级指挥官。
其中，尤其是在波黑的失败，对鲁珀特·史密斯而言实在是个巨大的挫折。但将这一悲剧纯粹归咎于他是极其不公平的。要知道鲁珀特·史密斯是最早对联合国命令提出质疑的人，后来也正是他，毅然为北约部队空中打击塞族军队开了绿灯。真正要追究起来，造成这一悲剧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联合国本身的制度缺陷（可参见2006年第31期《华盛顿观察》周刊所载笔者关于《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的介绍），以及当时的国际社会对新的民族国家内战争的认识严重不足。正是出于这些因素，安理会才会对鲁珀特·史密斯那兵力严重不足的联合国保护部队发出“（危险）预告却不许付诸行动”（to threaten with no intention to act）和“假装调派部队”（to deploy forces with no intention to employ their force）这样奇怪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的联合国保护部队，即使事先得知塞族军队行动的情报，恐怕也难以制止大屠杀的发生。
正是凭借着他本人的这些亲身作战经历，以及对新近发生的一系列其它战争和冲突－－比如伊拉克战争和以黎冲突－－的考察，鲁珀特·史密斯将军才得出我们时代的战争将主要是民族国家内战争，而不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间战争的结论。
鲁珀特·史密斯在其著作里对传统的民族国家间战争与当前的民族国家内战争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比较：民族国家间战争由国家组织发动，而民族国家内战争则由非国家的组织挑起，这种组织大可以象基地组织那样遍布全球，小可以和伊拉克的那些小武装派别一样，只存在于某一个地方；民族国家间战争主要依靠军事手段，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或摧毁敌人的作战能力为目标，而民族国家内战争则更主要地依赖于国家的重建，以夺取人心为根本目标；为达到作战目的，民族国家间战争需要动员一切力量，征召最大数量的作战部队，策划各种各样的宣传作品以激发其国民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而民族国家内战争更需要的是对秩序的维持，对经济的发展，以保证居民的安全和繁荣；以及民族国家间战争可以持续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总有结束的时候，而民族国家内战争则可能永远也没有一个结束的期限，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见，这种民族国家内战争虽然在规模和杀伤力等方面远远比不上传统的民族国家间战争，但其危险性和艰巨性却丝毫不逊于后者。不过对于这种危险异常的非传统战争，鲁珀特·史密斯将军认为，外部力量也并不是不可以介入，只是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意志，否则只会取得象他的联合国保护部队在波黑那样的悲惨结局。
更重要的一点是，鲁珀特·史密斯将军指出，外部力量要介入就必须首先认识到，在这种新的战争形势下，适用于传统战争的那些作战原则已经不再适用，战争的目标也开始由消灭敌人变成夺取人心，一场战争的胜负关键不再是击毙了多少人这样的硬性成果，而是是否成功制造了能让对手垮台的失败氛围。因此，在新的战争形势下，对舆论的影响和控制就达到了空前重要的地步。
以伊拉克内战的情况为例，反叛和恐怖组织不顾一切地发动各种各样包括针对伊拉克平民的袭击，以求达到制造恐怖的效果，从而让民众以及世界舆论对驻伊美军及其支持的政府失去信心，最终达到让美军黯然撤离的目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军和伊拉克政府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就需要把“战争”的目标由消灭对手变为维护社会安定，竭尽所能地让民众知道他们是能够带给其安全感的，他们是好的、有希望的一方，而反叛和恐怖组织是坏的、没有希望的一方。
可以说，现代战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鲁珀特·史密斯甚至提出，传统意义上那种以军队和武器在战场上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将不复存在！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很顺利地解释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何以“开始时如此轻松，结束却遥遥无期”的根源所在：这场战争一开始属于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因此强大的美军毫不费力地取得了胜利，但在大规模战争结束之后，战事开始转变成为鲁珀特·史密斯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却依然依靠传统的战争手段去战斗，试图依靠装甲部队去阻止种族屠杀，试图以空中打击的手段去实现社区重建，如此一来，那样陷入困局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哪怕其用的武器再先进也没有用。
在鲁珀特·史密斯将军看来，美军要想扭转伊拉克战局，就必须改变包括作战目标、作战手段、作战策略乃至军事思想在内的整体的战争方式；更重要的是，新时代的战争将以民族国家内战争为主，这一示范范性的变革决定了传统的战争原则不再适用，美军要想继续维持其“世界警察”的地位，需要探索和掌握新的战争艺术。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9期，3/1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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