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生物学角度看人的攻击性

从社会生物学角度看人的攻击性
纵观人类历史，从古老的狩猎部落到现代化工业国家，几乎各种形态的社会都或经历、或参与、或协助、甚或发动过各种不同名义的战争。
战争，便是我们人类─ 这个动物界自以为是的最高统治者的灵长目动物的最有组织的攻击形式。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人类是否天生具有攻击性呢？

攻击性的来源

当代西方社会生物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威尔逊（Ｅｄｗａｒｄ Ｏ．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２９─）在他极具影响的著作《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注一）中，将人的攻击性连同利他主义、性和宗教信仰的先天倾向归结为人的四大天性。威尔逊认为人的攻击性既不是人体内驱力寻求释放的结果（如Ｆｒｅｕｄ学派认为的那样），也不是死亡本能所致的变态行为（如Ｆｒｏｍｍ学派的主张）。在威尔逊看来，人类的攻击性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方面攻击是有先天性的；但另一方面，极端的攻击行为，如战争行为，犯罪攻击行为的确为后天学习所得。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先天因素使我们人类容易产生非理性的敌意。如果对此采取危险的放任态度，这种非理性的敌对情绪会自行发展，最终失去控制，转向异化和诉诸暴力。
据威尔逊的观点，与其它动物的攻击行为不同的是，人类特有的攻击性反应表现在其“攻击性不象液体持续向容器壁施加压力，也不象倒入空杯的一组活性配料。而是更象一剂已经混合的化学物质，只要加入催化剂，加热搅拌，便会发生转化”。尽管威尔逊认为人的攻击性是天生的，但他同时强调这并非意味着人类有任何普遍的攻击本能，因为攻击性行为是随着人类的整体进化而得以进化的，尤如其他非人类社会动物（如，渡鸟，狼等...），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严格的禁忌控制了这些动物的攻击行为，以防止它们伤害或杀死同种族的分子。在能够杀死和自己同样大小的生物的社会动物里，这些禁忌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高度分化的。人类的行为模式结构似乎是地球上最复杂的体系之一。这些行为模式部份是先天随进化而遗留下来的，部份是学来的，然后，形成人类的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人类的行为被同样随自然进化形成的禁忌─人类的道德规范牢牢地束缚，就象生理过程被物理因素控制的情形一样。而人类最伟大和最宝贵的自由是存在于他内心的道德规范。如哲学家康德所说：“有两件事充满我心，它们历久恒新且不断地增加其威力：一是我头上的星星，一是我自身的道德规范。”

人类的社团
著名的奥地利动物学家、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Ｋｏｎｒａｄ Ｌｏｒｅｎｚ（１９０３─）（注二），也认为人类的好战行为有其先天性的基础。他这样写道“假若一个没有偏见的观察者从另一行星观看今天的人类，一方面，在人类手中有其智能的产物─原子弹；另一方面，人类心中又有老祖先遗留下来的攻击冲动”，那么这个观察家可以对人类的前途作什么样的预言呢？结论是“这个种族不会长寿”。倘若从人类本身的角度来体察这个世界，也许我们几乎不能相信攻击性其实是我们互不相容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病态产物。而事实就是这样的。
Ｋｏｎｒａｄ Ｌｏｒｅｎｚ在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攻击与人性》一书中曾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学习容忍其它文化， 完全去除自己文化与国家的傲慢。因为别人也和我们一样忠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文化也有权力得到相同的尊敬，也必须被认为是神圣的。若没有这种认知上的容忍，一个人很容易在他邻居的神中见到魔鬼的化身，假如社会规范和习俗没有发展它的特殊的自主生命和能力，或假如它们本身没有提升到成为神圣的目的，那么就没有值得信赖的沟通，没有信仰，也没有法律。”
同类文化社团
上面一段讲述的是异种文化社团的部份情形，那么同类文化社团为其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又应如何呢？就人类而言，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友情，是代表最受人珍惜的价值中的一种。倘若不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将使我们觉得残忍和不寒而栗。以社会生物学的观点，任何以人类的爱和友谊结合在一起的团体，其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三种作用机制：
第一，抑制群体内的攻击性，通过礼仪、行为规范、法律等在群体间产生约束力；
　 第二，使个体团结起来，从沟通到攻击性的控制，再到结合力的形成； 第三，作为团体发挥作用，以独立自主的存在方式，与其类似的结合团体抗衡并存。
上面三个小节仅是本文作者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与本文读者分享关于人的攻击性的部份知识。
最后，本文作者想说几句重要的不是题外的题外话。
人类在自然发展史上似乎总是傲视其它动物，因为我们有人类特有的智慧，因为我们有人类特有的文明社会。可是，在二十世纪末高度技术文明的今天，当犹太人正在建立二战犹太人受迫害史的信息网络资料库，以告诫全世界牢记血泪史；当我们华人还抚摸着当年八国联军，日本侵略者烧杀奸掠华人同胞的痛创要讨还血债和公理时，在我们华人共同的祖先故土的近邻印度尼西亚，却发生了，且仍在发生惨绝人寰的对华人妇孺老少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种族迫害，其野蛮和惨无人道的程度难以用任何文字形容。这是一个种族团体对另一个种族团体的极其残忍的攻击和迫害，这一天理难容的事件使整个人类文明史被再次到退至最可怖、最黑暗的一段。这是令人万分悲愤的人类悲剧，对于全世界的称为人的人类！尤其是全球的华人同胞！又尤其是全体在故土之外谋生存求发展的海外华人！
一个人的幸运也许不能带来整个民族的兴亡和幸运，但是一个民族的不幸与灾难，尤其是民族团体尊严的不幸，终将会影响到这个民族团体的每一个成员，以及他的後代！
有人说：“中国人是健忘的”，你健忘吗？
有人说：“中国人是麻木的”，你麻木吗？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著。其原因并非是与人类理性的自负无关！
不知华人的血泪史何时能结束？
如果这种类似的事发生在北美、欧洲，发生在你周围，你的家庭，你该怎么办？别说这不可能！
至于更多的感叹，已超出本文的议题，故就此打住。
为受难的印尼华人妇幼挂上我们的黄丝带。
注一：《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获１９７６年“普利策”大奖。
注二：Ｋｏｎｒａｄ Ｌｏｒｅｎｚ，１９５３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