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杨
园中草木春无数只有黄杨厄闰年
司马迁是汉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不朽历史巨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且“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能写出这么一本书与他一生游历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我觉得，应该给他老人家再戴一顶帽子--中国古代杰出的旅行家。现在的专家学者们帽子一摞一摞地戴，给他老人家多准备一顶实在不算什么奢侈。
据司马迁自己介绍，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於沅湘”，以后又曾“西至空同，北过涿鹿，东渐於海。。。”，游踪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以博大精深的学识，融祖国山川灵秀于《史记》，以雄肆豪放的笔触，描绘了气象万千的锦绣江山和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您要认真读读《史记》，就能体会到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识。
咱先来看看司马迁的家庭出身和他生活的社会背景，这对了解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旅行家和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有所帮助。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当时的西汉王朝正处于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时期，社会经济相当繁荣。《史记。平准书》载：“汉兴六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至腐败不可食”。在这种政治经济日益巩固发展的基础上，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40年登上皇帝位。
汉武帝这人在历史上算得上是个有作为的皇帝，登基之后，一直没怎么闲着。他施展雄才，内外经营，先后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平定了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等地，凿通山道，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抗击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扩展帝国疆域。在文化领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统一。
处在这样一个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时期，司马迁算是赶上好时候了，要不然，赶上兵荒马乱的年月，家呆着都有可能祸从天降，更甭提旅游了。
司马迁小时候是个好孩子，又聪明又有抱负，家庭出身也不错。他爹司马谈做过太史令，是个有文化的高干，相当于现今历史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所长一类的官员。司马谈一直想写一部表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所有图书馆都跑遍了，资料也没收集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书缺简脱，礼坏乐崩”。
不是说经过“文景之治”到武帝时汉朝处于经济文化发展时期吗？一点儿不假。经济建设容易看到成果，有那么十年二十年休养生息，改革开放，仓廪实，老百姓不挨饿还是容易做到的。可是，文化建设需要的时间就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它需要的是长期积累。秦始皇焚书坑儒，一场文化浩劫的负面影响到汉武帝时代仍然没有消失，书都烧了，司马谈要想写本史书，没史料就如同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一样。
司马谈老先生尽管无法了却著书立说的心愿，但有了司马迁这样一个儿子还是令他万分欣慰。于是乎，像许多文革后返城的老知青一样，把自己的希望全部压在了儿子身上，期盼着有朝一日让儿子来实现自己不能完成的心愿。因此，从司马迁一懂事，就像填鸭似的往这孩子脑袋里可劲儿地灌输知识，教他识字背书。由于老父亲的言传身教，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能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籍。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是司马迁日后能够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重要因素。
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那些听话的孩子更是这样。有个史学家的父亲，从小接受的又是偏重历史学科的教育，司马迁不想成为历史学家都难。小时候吃豆浆油条长大的，一辈子对这种食物都会有特殊感情。司马迁在其父的培养教育下，发誓要子承父业，著书写史。
自从司马迁立下这一志向，就发奋苦读。读着读着，就遇到了他爹遇到的同样问题。书就那些书，再读也那么回事，需要找更多的史料，没有。怎么办？不能还像他爹一样把宝押在自己儿子身上吧？还是年轻人脑子活泛，咱不能老是闭门读书，整理残篇断简，咱得走出家门，亲自到名山大川和历史胜地去考察，去熟悉那些要写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产生的地理背景和社会环境，去访问还健在的历史人物及他们的家人，朋友和有关人员，去搜集官方书挡中不予记载的，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民间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和传说。
司马迁这个想法颇具前瞻性。这种重视民间史料和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早已成为史学界的传统，并对当今历史学家有着很大影响。唐德刚教授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搞的那个口述历史项目就是继承了这一传统。
司马迁要走出去亲访名山大川的想法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一些关系。当时西汉王朝国力上升，帝国疆域不断扩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亦明显增加。在纸张，印刷术，互联网还没发明出来投入使用之前，知识的传播手段非常落后。要想做点儿学问，获得更多的书本以外的知识，还就得出去旅行。
当时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日渐发达的交通工具也为司马迁的游历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条件。
司马迁出门旅游不是简单的游山玩水，也不像现在国内干部专拣风景名胜打着开会名义行游山玩水之实。他是实打实借着游历的机会做学问，在实地考察中检验书本上的知识正确与否，搜集历史材料著书立说。因此，他的旅游计划得到老爹司马谈的赞同和支持。就这样，他在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开始了他的全国性大游历。
这次游历他都去哪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交待：大致路线是“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困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您要是拿地图一对照，一准认为司马迁走了不少冤枉路。事实上，他的旅游路线的确曾经遭到人们的质疑。清末民初有个爱较真儿的学者叫王国维的，在其所著《太史公行年考》里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考《自序》所记，亦不尽以游之先后为次。其次，当先浮沅，湘，阙九疑，然后上会稽，探禹穴；自是北涉汶，泗，过楚及梁而归。否则，既东复西，又折而之东北，殆无是理。”看来，王国维的分析颇中肯綮。
读书不能读死书。我觉得，司马迁将其旅游路线上的地名如此排列，是因为行文的方便，大可不必拘泥。您想想啊，司马迁是自费旅游，家里也不是忒有钱，这从他后来在李陵案中获罪而不能出钱自赎便可证明。太史令的工资不是很高，也不是什么油水大的肥缺，靠自己那点积蓄出门旅游，能不好好算计吗？
再说了，司马迁年纪轻轻的，那年刚刚二十岁，决不会有老年痴呆症，在重大问题上犯糊涂。再说了，古时候人们写文章爱讲究对仗工整，合辙押韵，司马迁也不例外。反正这些地方都去过，谁知道你们这帮后人那么讲究排名啊？懂了这层道理，我们用不认真的态度对待司马迁这段话反倒是认真对待历史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司马迁在这次旅游中都光顾了哪些名胜古迹？有没有必要请旅游局搞旅游线路规划的同志们弄出一条司马迁之旅来多吸引点儿游客？咱是不是放假抽空也踏着司马迁的足迹游上一圈呢？值不值得，咱先跟着司马迁在书上走一圈就知道了。
司马迁从长安出发，第一个目标是奔着屈原的老家去的。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对汉赋的兴起和发展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司马迁对屈原那丰富的想象力，驱雷电，驾龙凤，遨游于天地之间的浪漫形象心驰神往。屈原文采绚烂的诗歌，刚直不阿的人格和怀才不遇的命运对司马迁产生过宿命般的影响，我们从《史记》的文采和他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及其晚年忍辱著史，便可看到二人之间诸多的相似性。怪不得鲁迅将《史记》评论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凭吊屈原，很早就成为司马迁的夙愿。所以，他一出门儿，就先奔楚国而来。 司马迁自长安出发向东南，出武关（今陕西省丹凤附近），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南渡汉水，取道南郡（今湖北江陵），在此处越过长江，抵达长沙北面的古罗城。在这里，司马迁瞻拜了屈原“所自沉渊”之处。
波涛汹涌的汨罗江依旧波涛汹涌，念及屈原对楚国的一腔热血和忠贞，竟为谗佞诋毁，致使“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身为屈原粉丝的司马迁不禁触景生情，“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屈原的不幸遭遇使司马迁临江怆然流涕。
辞别汨罗江，司马迁南下长沙，前往凭吊他心目中的另一位英雄—西汉政论家贾谊的遗迹。说起贾谊，所有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无不把他当成学习的好榜样。
贾谊少年得志，二十多岁就当了博士，得到汉文帝的越级提拔，没本事行吗？“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以为能，不及也”。贾谊曾向汉文帝提出许多政治建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匈奴，实行重商政策。按说，在搞改革开放的当时来说是用得着的人才。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很快和当朝权贵周勃，灌婴等人发生冲突，您说汉文帝能不站在辅佐他上台的老臣一边吗？结果，贾谊被贬谪长沙，给长沙王当家教。
刚来长沙，贾谊的心情很消沉，在渡湘水时，想起屈原，作了一首吊屈原赋，发牢骚。后来，想开了，齐生死，齐贵贱，淡然处世，得以善终。屈贾二人对待逆境的不同处理方式，使司马迁对人生又多了一层感悟。因此，他在《屈原贾生列传》里写道，以前读屈原的《离骚》等作品，感到很悲伤，到了汨罗江，还为屈原哭鼻子。后来读了贾谊的吊屈原赋，才知道屈原不投江的话，可能还有另外的活法儿。再读贾谊的《服鸟赋》，看到他“同生死，轻去就”的坦然，自己一下子也找不着北了。
人生就是这么复杂，年轻人咋能一下子看透呢。看几本书，听几个人的故事，就想悟出人生哲理这门大学问，没门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