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中国古代杰出的旅游家—司马迁 （5）

闲话中国古代杰出的旅游家—司马迁 （5）

 

要说司马迁首开中国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风尚，您可能会觉得有那么点儿突兀，这种说法也多少有点儿武断。您一定会举出很多比司马迁岁数大得多的老前辈，如秦始皇，苏秦，张仪，孔夫子，等等等等，他们也都是到处周游的名人，去过很多地方，怎么能轮到司马迁来开创这一传统风尚呢？

 

很多人都有可能提出这个问题。要说单纯的游山玩水，或者出于某种目的周游列国，的确有很多名人排队可以排在司马迁之前。但是，把“行万里路”作为“读万卷书”的补充，作为一种获取知识手段的文人游历风尚，则是非司马迁莫属。

 

尽人皆知的秦始皇，曾五次出巡封禅，先后到过许多地方，所到之处，刻石留念，不但记下他曾到此一游，还大张旗鼓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然而，他的这些游历活动不同中国古代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他的出巡游历实际上是帝国皇帝的政治性视察，是一种显示权威的活动；他的封禅求仙等迷信活动同汉武帝一样，与文人游历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

 

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等人，游说列国，名噪一时，行踪甚远。但是，究其动机，都是为了影响各国外交政策的活动，很难把他们归纳到文人旅游的行列。因此，他们都被后人看作是外交家，而非文人学者，他们的游历活动同中国古代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也无法同流。

 

春秋时的孔夫子，亦曾周游列国，然其目的在于出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说白了就是到各国政府去面试找工作，一个国家不行，咱再上另一个国家，路没少走，去的地方也不算少，可他无暇顾及山水名胜，也没什么游记一类的文字流传。他的游历活动应该说是一种典型的宦游，和专门为了寻求知识的文人游历多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他晚年聚徒讲学也还是在老家的事。尽管他不能算个旅游家，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名声和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无人可比的。

 

其实，中国古时候的文人早已把司马迁当成文人游历风尚的开山鼻祖了。挑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文人，看看他是怎么看待司马迁的。宋代文学家苏辙，苏老泉的儿子，苏东坡的弟弟，北宋嘉祐时和他哥哥苏东坡同登进士。这人大家都挺熟的，他就毫无疑问地把司马迁当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领军人物，并且曾经比较具体地谈过他向伟大的司马迁同志学习的深刻体会。为了使大家更好了解苏先生对司马迁的敬仰之情，我觉得有必要把他写的一段话原封不动地抄录于此：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辙生年十有九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官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从苏先生这段自述当中，我们大致可看到古代文人学士对于出门旅游，吸收山川灵气，结交贤达豪杰，增长学问见识是非常看重的。而司马迁就是他们的楷模。

 

如果说，司马迁首开文人旅游之风，那么，这一风尚在中国是历久不衰，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司马迁的影响下，历代学者，竞相出游，从而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有志学人的一个人生目标。

 

东汉时，著名经学家郑玄曾漫游“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在长达十年的游历中，没忘了跟司马迁学，那就是遍访名儒，遇上高人，虚心求教，不迷信书本，“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以至后来成了大学问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山水派的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则是一个肆意遨游于山水之间的文人。他虽然自幼好学，博览群书，文字功夫与颜延之并称江左第一，但在政治上一度颇不得志。既然官当不好，那咱就不当；于是，把心思放在游山玩水上，既没得抑郁症，还把作诗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截。要不是他纵情山水，细心观察，能写出“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这样优美的诗句吗？

 

直接受到司马迁《河渠书》启迪的北魏郦道元，仕途坎坷，常有怀才不遇之叹，精力过剩，得干点什么呀！咱学司马迁，出门旅游去。他一生翻山越岭，以溯河穷源为乐事，一路上大量搜集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厚积薄发，终于写出了记载一千多条河流，令人百读不厌的《水经注》四十卷。这部书文字隽永，所描写的山川大河绮丽多姿，读之若身临其境。它不仅是一部地理学著作，也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山水散文集，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

 

闻名中外的大和尚唐玄奘是不折不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苦行僧。他勤奋好学，十三岁出家，到二十三岁时，开始漫游。从佛教中心之一的成都泛舟而下，游历讲经，誉满吴楚荆蜀。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对于假冒伪劣的汉译佛经非常不满。为了取得真经，他于公元六二九年，出发前往天竺（印度）游学，为时十七年，行程五万里，渡沙河，越葱岭，过险谷，涉激流，游历了一百一十多个国家，最后取回真经。回到长安后，他埋头翻译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经，为丰富中国文化作了贡献，也为保存古印度佛教典籍立了大功。他还抽空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南亚中亚地区古代历史地理及考古的重要资料。中国老百姓深知玄奘去西天取经之不易，特地给他配备了警卫员和勤务兵—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并由吴承恩老先生执笔编出脍炙人口的《西游记》。

 

由于唐代社会经济又一次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旅行游历风靡一时。唐朝盛产诗人，而诗人又都比着云游四方，好像窝在家里就写不出诗来。您还甭说，凡是有名的诗人，都有远游的经历。诗圣杜甫年轻时曾“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李白更直截了当地宣称：“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年纪轻轻就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了。如果不是大自然的熏陶，很难想象他能写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这样惊天动地的诗句。正是因为大自然的神奇和酒精的威力，才使这位诗仙加酒仙浑身散发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

 

明代有个医药学家叫李时珍的，也是一位大学问家。科举时代的儒生看不起行医的郎中。当医生的父亲非要他考个功名，给咱李家争口气。可李时珍对劳什子功名就是提不起兴趣，屡考不中，遂立志学医。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终成名医。在编写《本草纲目》过程中，他“博览群书”，但有些难题仍然无法解决。就说那些药名吧，好多书本用字不同，倒把人给弄晕了。后来，他终于恍然大悟，光靠“纸上猜度”是远远不够的，“读万卷书”固然重要，“行万里路”对于编写《本草纲目》更是必不可少。于是，“拜访四方”，遍游了湖广一带的深山峡谷，足迹踏遍江西，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省，认真考察各种植物，并与之同书本相印证。他还虚心求教于各地老农，亲尝草药，这才写出那部划时代的医药巨著，从而赢得比诺贝尔医学奖还崇高的世界性声誉。

 

明代万历年间的徐霞客，更是一个痴迷于旅游的文人。他一生专事旅游，弃绝官宦，专心致志于探索大自然。早年他在游历中偏重搜奇访胜，结交奇人。随着近代科学知识传入中国，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自然科学的奇妙，于是，他就将自己的爱好锁定在地理学的研究上面。他以司马迁为榜样，自费遍游名山大川，足迹踏遍华北、华东、东南沿海和云贵高原等十七省，“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苦没少吃，罪没少受，但也看到不少好景。王安石不是说嘛，“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要想看好景，您就得舍得吃苦才行。徐霞客不但喜欢到处旅游，他还有个写日记的好习惯，所见所闻，按日记载。因此，他逝世后，季梦良才得以根据他的日记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一书。这本书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读万卷书而足不出户，可能皓首穷经，难成大器；行万里路而不读书，也会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司马迁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合起来，是他总结出的一条有效的治学经验。更由于他自己身体力行，获得巨大成功，才为后世学人竞相模仿，终成风尚。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也是一个游历颇广的人，他对司马迁佩服得五体投地。您听他是怎么说的：“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这话说得很有水平，他点出了司马迁作为首开风气的一代大师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也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咱给司马迁戴上的这一顶帽子—中国古代杰出的旅游家，是非常合适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