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那次生日聚会的第二天，张语涵跟母亲在小绍兴吃过午餐返家后，她的母亲难得语气温柔的对她说：“囡囡，你也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对你说出来。你爸他在上周被人叫去问话，人现在看守所里。可能跟他的生意有些关系。我是从来不插手他的事的，他也从不肯跟我讲。那个女人在你爸被送进去的当天就卷了所有家当跑了。我想你可能知道一些事。但你还在读书，插手这种事对你的前途很不好。你宋叔叔那个跟你同龄的女儿宋惠因为在公司管帐也被叫去问了好几次了。你爸叫人传话出来，说要你管好自己就足够了。我现在也是个嫌疑对象，不敢有任何动静的。不过，过阵子我肯定就没事了，反正呢，就是你爸倒了，你的研究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们娘俩也一样能养活自己。”
可张语涵的母亲还是考虑简单了。对于她们母女来说，生活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可张语涵父亲的几个合伙人也同样进去了。而他们的几个孩子都比张语涵还小，比如周迟，那时候正在纽约的一个私立中学读书。他们的家属找来说一下子被查措手不及，家里那点私房钱是不够孩子在美国读书的费用了。
张语涵当时并没有吭声。可她在事后找了那几个阿姨，说她也许能想想办法。张语涵的办法也不过是在上海房产市场最萎靡的冬天匆匆卖掉了她名下还没被查封的两套公寓套现160万，帮她父亲往上做工作。再加上她自己存的一些英镑美金，给四个孩子准备了一年的学费。不过，在来年的秋天，张语涵卖掉的那两套公寓价格就整整涨了一倍。
接着，张语涵从单人单间的宿舍搬到了双人间的。她还在学校图书馆做兼职，一个钟头8美金。她在其后的整整一年里没有买衣服化妆品等一切不属于生活必需品的东西。不过，她仍坚持请周迟那几个孩子吃饭，每次她都对他们说：“没事的，只是有些误会。我们都是小孩子不用管这些，安心读书就好啦。”
事情当然不像张语涵说的那么简单。那是张语涵第一次明白看守所和拘留所的不同。原来，看守所这个比拘留所好听点儿的名词意味着更沉重更艰难的处境。
事情的起因是他父亲在温州的一个合伙人发家后在当地比较横，连地方官的帐都不买。结果，在国家严打的时候，突然有人举报他偷税漏税，公安局顺藤摸瓜的把张语涵的父亲也给揪进去了。不过，张语涵当机立断卖房子的决定确实救了她老子的命。由于她们在外面迅速找到负责她父亲案子的人并即时的跟对方取得了联系。从她父亲的口供上找不出任何罪名。
只不过，就这么几句话的概括，却折腾了张语涵全家将近一年。
尤其是通过亲戚在中央那边做活动的时候。张语涵以为自己知道政治。但第一次接触中央的官员，她发现自己还是太幼稚了。在帮她母亲调公务员的时候，也不过是人求人而已。可在北京，却是狗求人。这种感觉深深的打击了她，要不是她有个堂兄，要不是她的堂兄很能干。她真的不确定，或者说，她觉得她很可能就挺不下去了。
张语涵的某根神经似乎专管调节她的情绪。当这根神经感到她的情绪下降到某个底线之后，它就自动的把张语涵的思路打断。
所以，当张语涵意识到她跟李源是新婚第一天躺在他们的喜床上，虽然他们的房子不大，虽然他们的公寓在3楼不能居高临下的看市景。但张语涵为自己拥有了一个家而且是跟李源一起这个事实而幸福着。
“我其实并不是想讲悲剧来煽情，只是觉得，该让你知道，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也会身陷困境。从那时候起，我好像对任何事都看淡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得以所处的年代为依托。有些事并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有时候甚至会有种感觉，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是不真实的，又或者那段日子是不真实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你也许是件好事，吃点苦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人如果一直顺利是无法真正成熟的。”
“也可以这么说。但我只赞成一半。你这个观点就像某种说法‘痛苦使人深沉，幸福使人浅薄’，要真是这样，我倒宁愿浅薄。我们活着是为了幸福而不是为了给自己找罪受。我不明白为什么好多人都喜欢把生活搞得那么沉重。既然会有天灾人祸，我们就该趁能开心的时候努力开心。整天有事没事吼着忆苦思甜那种，其实就是典型的‘杞人忧天’，要我说都是吃饱了撑的。现在我们全家都想开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怪，原来你爸妈也够怪。你妈整天满世界飞来飞去的，买衣服首饰还都要名牌。可偏偏在家里要人省水省电连卫生纸用多少她都管。”
“这你就土了吧。买衣服首饰我妈又不是不给钱不交税，人做东西出来就是要你买的。省水省电是为社会节约能源又造福后代。卫生纸也都是砍木头造出来的啊。我妈其实人挺好，我就没她那觉悟。下一代没淡水让他们喝海水。受不了就灭种呗，物竞天择吗，自有其他物种代替人类主宰地球，哈哈。”
张语涵后来也没跟她妈要红包的分帐。她母亲从婚礼上可能收了五十几万，扣去花费，最多赚了20几万。她那应得的10万就当以后她跟李源给家里的生活费了。不过，那几个叔叔给的钱张语涵并没有跟她母亲提，因为那笔钱她还有其他的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