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久远的记忆是一次鲜明的痛，故乡的一个乡间卫生院（事后才知道），一个眼熟又不面熟和蔼的小老头，手里提着匕首般的小刀。父亲在一旁不断安慰：只是剪头发，一下下就好了，只是安慰里明显带着不安，再小的人也能觉得其中有诈。然后就是一个毫无防备、突如其来、锥脑刺骨的巨痛，想逞英雄念头都来不及有，我就大嚎大啼。有了这次痛垫底，后来的皮肉之苦，都只能成为心理感受上的苦，想要觉得痛，似乎很难。
又是在乡间，我跨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小张叔叔骑着车，不远的前面，爸爸也骑着车，好像是载着哥哥。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脚搅进了车轮里。只记得父亲惊惶的脸和小张叔叔更加惊惶的脸，痛不痛、哭没哭都不在记忆中。右脚外侧从前至后一道明显的疤，让我记住小时有过这样一次磨难。怎么没伤着左脚呢？不然也有资格当主人公，拍部经典大片，名子就叫《我的左脚》。
这回到了城里，我也进了小学，那时上小学都要学书法，描红练大字。墙上、树身上、电线杆上的标语、大字报也都在强调练大字确实是潮流的必然、时代的需要。练大字除了要有笔墨纸砚，学校还要求学生自备一只洗笔用的瓶子。每天我们上学，除了书本文具外，手里还通常会捧着一个空的玻璃罐。一天放学路上，奔跑中我摔了一跤，手里的瓶子碎了，碎片分别在腮帮和下巴划了两道口子。一路滴着血走回家，家长急忙领着上卫生所，卫生所的阿姨们围成圈看外科室的伯伯给我清创，“哎哟，口子这么大，像个小嘴巴。”然后又到了工人医院给伤口缝针。临走医生说：“记好了，三天后来拆线。”过了第三天，爸爸要带我去拆线，妈妈说：“我看伤口肉还嫩，等长老了再去。”又过了一天，我们去拆线，拆线的医生埋怨道：“叫你们昨天来拆线，怎么今天才来，小傢伙脸上要留疤了。”
如今再瞧，脸上的两块伤疤大小相宜、位置周正，给我长相平平的脸增添了一点彪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