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朴牛是我在中学时代的忘年交。说是忘年交，也就是大个四、五岁而已啦。但一个人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个大四、五岁的朋友也就算是个忘年交了。如果没有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我们绝不会从认识到熟识，再从熟识到至交。
我认识老朴牛是在我一踏进中学—上海复兴中学的那一刻起。我是在浙江杭州读的小学，小学毕业后考上了杭六中；但那时我家已经搬到了上海。于是我也就转到了上海复兴中学。因为上海与杭州的开学时间不一样，再加上我转学费了一点时间，我去学校报到时，学校已经开学了。
那是一个早秋的上午，我孤身一人，大大冽冽、楞头楞脑地走进校门。门房间的老伯伯拦住了我，我告诉他我是新生报到。老伯伯很客气地指了指老大楼的二楼，说教导处就在那里。当时正是课间，学生们三五一群地在大楼外闲谈、嘻笑、打闹。只见在学校小花园的边上，有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在交谈着。其中一位身材魁梧、体型高大、满面红光，带着一幅厚厚镜片的眼镜，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连珠炮般，一会儿上海话，一会儿普通话，口角还吐着些微白沫，十分雄辩。这一刹那，我就记住了他。但那时，我并不曾想他会是我今后的忘年交。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们学校中五（四）班的学生。因为当时我们学校是教育部指定的中学五年制的试点（在文革前的教育界号称：北有景山—北京的景山中学、南有复兴—上海的复兴中学），五年级就是最高一级，明年就要考大学了。我也才知道他的外号叫“老朴牛”，当然，我还知道了他以他那三个“一百八”而闻名于校：个子180（一米八0）；体重180（一百八十斤）；血压180（高血压）。同时，他还是我们学校手榴弹掷远的记录创造者和保持者──可以说是保持到现在吧。具体投多远，我也说不上，反正是从我们学校后操场的这一头扔到那一头。那一头有一排竹篱笆，竹篱笆的那边是过去罗瑞卿领导的公安部队驻上海三团的团部。我们学校的学生都称之为“解放军部队”。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看老朴牛扔手榴弹成了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的保留节目。每当老朴牛要扔手榴弹，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同学都奔走相告“老朴牛要扔手榴弹啦”，于是大学都聚在学校后操场的边上围观。老朴牛对这种情形也是见多不怪了，只见他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不迫地从地上拾起一颗手榴弹，大概是700克吧。后退几步，眯起他那双本来就不大的眼睛，缓缓地举起持弹的右手，向前伸起与眼同高；两眼前视，屏住气，突然猛得向前窜出几步，身子向右后下方扭腰；随后就是一个前转身，右肩带动大臂、小臂、手腕，五指松开，“蹭”的一声手榴弹送入了空中，一连串的动作干净利落。手榴弹在空中翻了个筋头，划了一条长长的弧线飞越过操场尽头的竹篱笆“扑通”一声砸在解放军大院里的地上。这时，我们低年级的围观同学们情不自禁的拍手叫好。而此时的老朴牛，则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但从他那厚厚的眼镜里看进去，有一种洋洋得意的神情。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在中南海形成，随即迅猛地向全国各地蔓延。这场政治风暴改变了许许多多人（也可以说是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的命运，从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当然也包括老朴牛他们那一届即将进入大学的学子（从我们复兴中学的历年高考入学率来看，老朴牛和他们的同学考取大学是不成问题的。那一年，我们学校还有内定的五位高中生直送国外留学哩）。五月份那个著名的“通知”发表之后，学校基本就停课了，原定的大考也取消了；大字报铺天盖地、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班级打破了、年级也打破了、学校也打破了；各级组织及机构都瘫痪了或名存实亡，保留的最好就是学校的后勤组和下属的食堂—照常上班，“民以食为天”嘛，革命闹得再凶也得吃饭呀。
学校早就不上课了，学生可以不去学校，许多人成了逍遥派，就是到学校去，也是点个卬。红卫兵分成了三大派：红总、红革会和红旗。红总是以军队干部子弟为主，有地方干部和工人子弟；红革会是以地方干部为主，有知识分子出身的；红旗势力较小，无妨大局。当时，从北京传来的谭氏血统论，使我们顺理成章地参加了红总。我们高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妈的蛋”横行在校园里。而老朴牛则不然，他也是干部出身—父亲是浙江省委还是杭州市委的宣传部长或副职；而与他同住在复旦大学的姥姥则是复旦大学的纪委书记。由于他所在的班级，由于他那惯于独立思考的头脑，他看不惯“血统论”的观点，也看不惯某些干部子弟在学校那种目中无人、趾高气扬、专横跋扈的样子，动辄就骂人、训人；动辄就双手叉腰，两眼一瞪“他妈的、我他妈的、你他妈的、他他妈的”不离口。
毛主席三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兴起了大串联的高潮，红卫兵们和不是红卫兵冒充红卫兵们爬上南来北往的火车。我哩是属于那种有心无胆的人，好不容易上了火车到了福州，被正在福州开会的老爸逮了个正着。在鼓楼附近的招待所洗了个温水澡（在火车上三天没洗脸、没刷牙），吃了一顿饭（三天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然后，第二天就被押送回沪。而老朴牛则是那种更不愿意动的人，连上海都没有出去过，也许是为了照顾他那七十高龄而又手脚不便的姥姥。
六六年夏日，一个重要的、吸人眼球的节目就是大辩论，隔三差五就有一次校级大辩论。辩论一般是傍晚时分，太阳下山了；地点是学校新、老大楼与前操场连接的空地上。“义工们”（多数是低年级的同学指挥着学校的“牛鬼蛇神”）将桌椅板凳从教室里搬出来，排成一个大圈子。最里面的一圈是坐在地上，随后是坐板凳上，再就是坐在课桌上，最后一排就站在桌子上。辩论双方出场，选一人为主持人，多数情况下是毛遂自荐。辩论的题目范围很广，记不很清楚了，反正是有关文革的，只记得围绕“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就辩过一场。辩论双方各抒已见、引经据典、说古论今。说实在，我们学校还真有一些辩论好手—老朴牛就是其中之一。他并不是那种唇枪舌剑、伶牙俐齿的人；但他总是在关键时刻，抓住对方要害，廖廖数语，不紧不慢再加上幽默的语调，或是滿堂喝采或是哄堂大笑。而此时的老朴牛则是一副木然的样子，不卑不亢。但你从他的嘴角里却可以读出 那份得意，就像他扔手榴弹后的那副样子。
他最看不惯的就是那种欺世霸道、以权压人、以势称王的人和事。文革时期大字报是人们表达心声的一种武器，不知从何时开始，实行了“戳一枪”—也就是有人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用钢笔写上自己的评语，或是赞同或是反对。因是写在字里行间，又比较小，故称“戳一枪”。有不少人在自己的大字报后，括弧“欢迎戳一枪”以示大度。那时，占据学校主导地位的我们红总却反对这种作法，别人不敢在我们的大字报上戳一枪。可我们却可以在别人的大字报上随意乱戳，许多人觉得不公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但敢怒而不敢言。而老朴牛却不然，他敢逆流而上。一次，我们总部的司令撅着屁股在对手的大字报上戳一枪，戳好后眯着眼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一回头，看见老朴牛正站在自己身后目睹了全过程，上下打量了一番，就扬长而去。这时，老朴牛立即掏出钢笔，在我们司令的戳一枪后戳了一枪，原文我忘记了，只记得最后二句是打油诗：......你戳我可以，我戳你就是“鸟”（画了一个鸟。注：这里的鸟是出自《水浒传》梁山好汉的口语）。此事在我们复兴中学一时传为佳话。
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事，使我和老朴牛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成为了一对莫逆的忘年交。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秋冬之交吧，全国各地的学生们还在大串联，学校还处于半停顿的状态。没有出去串联的同学一部分成了逍遥派，每天呆在家里或在社会游荡；而一部分同学则是积极分子，每天混在学校甚至将被子铺盖带到学校，就住在学校。我和班里几个同学占据了学校的理发室，大家索性过起了集体生活。那时业余生活十分枯燥，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戏剧，连收音机也没有。“Boy is boy。”于是我们就开始惹事生非了，我们学校理发室就在学校图书馆的隔壁。也不知是谁的主意，晚上去图书馆看书。虽然图书馆不开放了，但图书馆的管理员徐云老师却是坚持上班。徐云老师非常喜欢我，每次碰到我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嘴里“奶瓶、奶瓶”的叫个不停。第二天上午，我们借机进到图书馆去，我们几个与徐老师聊天，另一个同学趁她不注意，悄悄地打开了气窗的插销。晚上，夜深人静，我们鱼贯似地从气窗钻进了图书馆。呵，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进了无人之境了。我们用红卫兵袖标把电灯罩起来，外面没人能看见。我们把认为是好看的书一本一本地从书架上抽出：什么《三家巷》、《苦菜花》、《青春之歌》、《苦斗》、《红岩》、《欧阳海之歌》、《静静的顿河》、《契可夫短篇小说选》......什么被批判就拿什么。一天看一本、甚至一天看几本，晚上再还回去。一开始还不留痕迹，后来就不耐烦了，索性将不喜欢的书就扔在地板上，一片狼籍。终于有一天事情败露，徐云老师立即到学校保卫组报案。保卫组来了几个人调查，并拍下照片，拍照片的就是老朴牛！那时家里有照相机的人不多，他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用他家那架老式120相机，嘁哩咔嚓地拍了十几张，回家冲了几张出来。这时，我感到大事不好，小事不妙，卷起铺盖打道回府。几天后，听听没有什么风声，就到学校找到老朴牛，问他要照片。他问为什么，我说了实话。他也非常仗义地把照片给了我，并说学校保卫组根本也就没有追究这件事。我看着眼前这位胖胖的高中同学，那带着一幅厚厚眼镜眯缝着眼、总是红红的脸的他，我顿时产生了好感。打那时起，我们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我们一块去复旦大学看大字报，然后到他家—复旦九宿舍去玩、和他姥姥交谈。他的卧室有一个大的落地式书橱，占了整个卧室的一面墙，有许多许多的书。就在那个书架上，我发现了那本影响我一生至今的秦牧的散文集《艺海拾贝》。（见我的博客《艺海拾贝和作者秦牧》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702&postID=34587）。
也许有个哲学家的姥爷吧，老朴牛从来不人云亦云、不盲从。当林彪还处于顶峰时，他就对林的“顶峰”论提出了质疑。他说马克思发展了空想社会主义；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则发展了马列主义；如果有了顶峰，那么马列主义还要不要发展了？这些论调出自于一个当时只有十八岁的青年，就算不是他的首创，也是要有足够的胆量来说出。
文革中，上海有三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张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主任），每一次都是出自于复旦大学。老朴牛总是积极地传递信息、报道事件进展（因他是复旦的子弟），并对那个“孙悟空”表示敬意。
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发觉他还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真是通天文、懂地理、知古今、博中外。在学校的大操场上，他给我们讲故事：说是国外一个流浪汉，无家可归，想找一个有吃有住的地方。于是，他想到了监狱。就去偷车子、砸玻璃窗......反正干了不少坏事，结果都未得逞。最后，他决定不走捷径，用自己的双手赚钱来养活自己。就在这时，他被拘留了，送进了监狱......哇，连国外的故事都知道！
他还告诉我，炒荤菜时，待油热时，放入荤菜，立即加入1：1的酒和醋的混合液。因为，酒和醋的混合体在高温下会裂变，产生一种化合物叫做芳香酊的，使食物醇香。当时，我真佩服他，懂得那么多。直到现在，我烧菜时，只要有荤，必放一份酒一份醋。习惯那味道了，我儿子也习惯那味道......
我那时，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调皮、不时地还欺负人。我常常趁他不备，跳起来用手指去掐他脖子上那厚厚的“槽头肉”（沪语：脖子上的肉）。很好玩，软软的、胖胖的、很舒服的。一开始，他还不注意，我每每得逞。后来，他提高了警惕性，每当我贴近他时，他神经立即紧张起来，在我进攻的一刹那。他把我双手一扣，然后一个转身把我摔在地上。有时，我会从后面偷袭他，双手扣住他的脖子，并高叫着“槽头肉、槽头肉”。这时，他有点急了，迅速地把我两手锁住，一个“大背包”把我摔在地上，然后用他那一百八十斤的躯体压在我身上，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还哈我“痒西西”（沪语：挠痒），直到我求饶为止。
在我面前，他还是一位勇者、一个靠山、一个HERO。1966年的冬天，学校没有课，不少学生走上街头，结帮成伙、打架斗殴、寻衅滋事。一天晚上，时过半夜，老朴牛骑着车，我坐在后面的书包架上，从文化广场回来。骑到四川北路、溧阳路口时，一帮小痞子（小流氓）从对面一字排地走来。老朴牛按了车铃，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等到几乎与我们相撞时，一个领头模样的双手抓住了笼头。车停了下来，避免吃亏，我立即说了声“对不起”。那小子挺横的，两眼盯着老朴牛，嘴里骂骂叽叽的，指责老朴牛撞了人还不道歉。我瞥了一下老朴牛，只见他神情自若，不屑一顾地对他说“伊（指指我）勿是讲过了吗！”只见他们两人对峙了几秒钟，那小子先松了手，嘴里骂骂叽叽地带着那帮小弟兄离开了。我睁大了双眼望着他：嘿，多么高大的形象。
老朴牛喜欢争论，大事、小事—事无巨细，都要争，争得面红耳赤；也喜欢钻牛角尖，还喜欢抬杠。许多人不喜欢他，有许多不喜欢他的人还依然是他的朋友；虽然不喜欢他，有个大事小情还喜欢找他帮忙。
他是个没心没肺又没心眼的人，从不算计别人；又好为人师，乐于助人；喜欢抗上，目中无人，没有权威。你说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你说是他的缺点，也是他的优点。
六七年“一月风暴”之后，学校成立了革委会，接着就是“复课闹革命”。老朴牛他们是最高一年级，已无课可复；而我这个以前的皮大王，文革前经常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立排骨”（沪语：罚站办公室）的人，在“乱势造英雄”的大趋势下摇身一变成了班级领导小组的组长，连我们班主任都成了我的副手。当了干部的我，忙得不可开交，日理万机，自然与老朴牛接触就少了。但在学校里，还不时见见面，彼此打个招呼。
就在那年的下半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长篇报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从此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开始了，我们上海那时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继六八年征兵之后，学校开始了毕业生的分配。老朴牛他们是六六届高中，当然是首当其冲了。由于他跟他姥姥在一起，算是独生子女—硬档，被分配到出版公司下属的位于江湾五角场的印刷器材厂当了一名工人。而我则在那年的年底，穿上了军装去北方一个小岛当兵。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分别了一段时间。
几年后，我成了老兵，有了探亲的假期。那时，老朴牛被单位选中上了出版公司的“七·二一”工大（七二一是某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一篇报道“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文章后有一个批示。从此，工人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谓之“七二一”大学）。我去他们位于延安东路四川路口的教室看望过他，就在出版公司的后面小楼上。一个四面透风，用木隔板围起来的小房间，教室里大约有十好几个学生，天花板上横七竖八地挂着日光灯，形状各一的课桌上放着一块一块的制图板。黑板上却写着秀丽、工整的粉笔字“侧视图”“俯视图”以及一些我看不懂的数学公式。看得出这是虽然简陋却又正规的教学。老朴牛依然是那里的核心，大家伙都围着他在聊天，依然喜欢与人争论；依然是面红耳赤；依然是个子最高、力气最大的人。我们互相寒暄着，聊着各自的近况，还一起共进午餐—食堂里的牛肉面。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老朴牛到了而立之年，也该成家立业了。“七二一”大学毕业后，回到工厂当了技术科的副科长。我猜想搞个技术工作对他来说是游刃有余。这时有人给介绍了一个四军大的女儿与他相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就结婚了。婚礼是安排在老朴牛复旦大学九宿舍的家里，虽然那时婚宴也悄悄死灰复燃、收礼也开始抬头、女方的嫁妆从六条被面上升到八条甚至十条。但他的婚礼却不落俗套，十分简单。一帮同学再加上我这样的好友，是男方的宾客；女方是外地人，也就没有什么宾客。我们这些同学聚在他家客厅里，有从黑龙江农场回来的、也有从崇明农场来的、还有上海工矿的和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没有仪式、没有酒肉、没有洞房花烛；我们啃着西瓜、磕着瓜子、嚼着糖果、喝着香茶。我们大家谈着、笑着、闹着，直到深夜才离去。美中不足的是西瓜有点烂、瓜子有点毫、糖果有点化，这是不是预示着他的婚姻会不圆满？后来听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但一直是不合，最终还是分了手。
再以后就是很长时间的不联系了。我从部队回来以后，读书、成家、生子、出国，这一晃就是二十多年。我还一直想到他，我老娘还一直提起他，每次校庆我都去他们班找过他，可不知咋得就是没有见过他面。虽然，我们还同住在一个城市；虽然，从我住在虹口公园的家去他住在江湾的家非常方便，只要坐一部9路有轨电车就可以了；虽然，在过去看来是那样短的距离，但在此时却变得是如此的遥远。
终于在去年回国时，我从一位高年级同学那里得到了老朴牛的信息。说是在沪郊北面的一个老人院—HOW SAD，已经进了老人院？才六十刚出头呀，怎么就成老人了？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吃过早饭，坐地铁二号线从中山公园出发，到人民公园转地铁一号线终点站共富新村下来。按照地址，我也没发现什么老人院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一打听附近农村有一家！于是我沿着田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总算半个小时之后，我找到一家挺不错的老人院。可院长说，没有这个人，从来没有！于是我再走回来，到了地铁终点站，喊了一辆摩托车。那驾驶员知道我的心情，故意开得慢慢地，挨家挨户地找上去。一直开了三千多号，还是不见影子。于是，我再电问那位同学，可他不在家，我留了言后就往回走，整整化了我三个多小时。当我到人民公园准备换二号线时，同学回电了，原来我抄地址时粗心，少写了一个字，是七千多号。我再折回地铁一号线到终点站，再换上北去的郊区车到了那个地址。一看招牌，才知道不是老人院，是一个康复中心。走进传达室，值班员倒也认识老朴牛，不加思索地告诉我在六楼。我顾不得欣赏那美丽的小花园、那荷花飘香的水池以及小水池中央古色古香的小亭子，直冲大楼，在大厅里我用手指戳了三下电梯的按钮，那电梯晃晃悠悠就是不下来。我一急，转身就跑上了旁边的楼梯，“咚、咚、咚”一口气上了六楼。
当我气喘吁吁地出现在老朴牛病房时，那情形把我惊呆了，直觉得整个空气都凝固了，“那是老朴牛吗？”
“那是我中学时代莫逆的忘年交老朴牛吗？”
“那是曾在复兴中学叱咤风云、威武高大、雄辩博才、神采弈弈的老朴牛吗？”
只见我眼前的老朴牛，身穿一件蓝白相间的病服，坐在一张轮椅上，头发稀疏灰白，眼镜没了，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头向左边歪着，口水不停地从嘴角流出，淌在胸前的那半边早已湿透小手帕上。脸庞削瘦，神情木然。
见此，我泪水不由自主地刷得一下流了出来：是怜悯？是悲怆？是自责？还是激动？
我趋步向前，半蹲在他的右侧，用手拍打着他那干枯的手背上—这只手曾经将700克的手榴弹扔到学校对过解放军大院；那只手曾创造了复兴中学手榴弹掷远的纪录。我轻声地呼唤着：“老朴牛、老—朴—牛”一阵酸楚，嗓音哽咽，最后几个字是一字一顿发出的。
这时病房的护工围了过来，她们是乡下来的打工妹。她们告诉我，老朴牛的病情时好时坏。今年春节，他们班的十好几个同学联袂来探视他，那天他显得特别兴奋，凡是听懂的地方，他都会不住地点着头，嘴里还“嗯、嗯”地哼个不停
听到此，我转向老朴牛：“老朴牛，我是牛奶瓶，牛奶瓶呀”
没有反应，我一阵沮丧。
“复兴中学，四川北路底的复兴中学”
依然没有反应。
“甜爱路40号，就是学校旁边的甜爱路”
还是没有反应。老朴牛哇老朴牛，你怎么就想不起甜爱路40 号了？那是我家呀，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你去过了无数次的呀。每次去我家，请你吃饭，你总是毫不客气坐下来，连声谢谢都不用说。吃面条你可以一口气吃两碗，我家老阿婆问你还要不要，你连头也不抬地说：要。害得我家老阿婆老是在我面前抱怨你，你一来，她老人家把家里的所有面条都拿出来准备好。可现在，你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复旦大学，江湾五角场的复旦大学？”
还是没有反应，我沮丧了，近乎于绝望地沮丧了。
“姥姥！”我突然想起来了，“姥姥，你姥姥。”我盯着他，只见老朴牛眼睛微微一亮，点了点头，嘴里哼着“嗯、嗯”。他有记忆了！是呵，从小跟着她，在她身边长大、相依为命、并为其送终，走过那风风雨雨的姥姥，那种感情是何等的深、那记忆的刻痕是不会轻易抹去的。一位护工过来告诉我，他一定是记起什么来了。
“我是牛奶瓶。”我再一次地试图唤起他对我的记忆。
他微微地抬了一下头，点了一下头，嘴角里哼了哼。我一阵激动。
我把刚才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就见他头不住地点着，嘴里不住地哼着。我兴奋起来，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过去的岁月；我们共同熟识的老同学—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这近二十年的经历；改革开放的昨天、今天；上海的变化和发展；我的家人......我不管他是否听得懂甚至是否听得见，只是一个劲地讲哇讲哇，带着微笑的讲哇讲哇。尽管我知道我的笑是尴尬的，是带着泪水的笑。
“先生，”一位护工小姐打断了我的唠叨，“我能把水果放到橱子里去吗？”我才想起在地铁商场我买了几斤美国无核大葡萄、富士苹果、天津雅梨和广东柑桔，这时还放在地上哩。我请她将水果各拿几个洗了一些，削好皮切好放在盆子里，我用匙子将它们一块一块地送到老朴牛的嘴里。他机械地咀嚼着，并咽了下去。
这时，一位老太太走了过来，站在我们的轮椅边上，悄悄地对我抱怨说，这些护工不好，你拿来的这些水果，她们会分着吃掉的。“侬看，现在四点了。刚刚吃过午饭，稀饭才冷脱了，阿勿帮伊热。”说完，老太太关照我不要讲是她讲给我听的。
而护工则对我抱怨，老朴牛家人很少来。每天从早到晚，吃喝拉洒睡都要人照顾。护工人手有限，工资也不高。一顿饭要吃好长时间，热了又冷、冷了又热。他们又没有意识，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只有凭经验和猜测服侍这样的病人。而病人的家属几乎没有一个是满意的。
在医生办公室，一位年青的医生对我抱怨：这些长时间的病人的家属很少来，有时还拖欠医疗费。“我们总不能把他们赶到马路上去。”
唯一没有对我抱怨的是老朴牛，他无法抱怨、也不会抱怨。如果他会抱怨，那他就不会在这里了。
在医生办公室，我向值班医生要了他儿子的手机号码。我想打个电话给他，告诉他，他有一个爸爸在康复中心，需要他的关注。但我最终还是没有给他去电，至今也没有。我不想打扰他，他有自己的生活、家庭、工作，他也要过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生活。家里有这样一个病人，能过得上正常的生活吗？这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医院、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能解决的难题。
天色已晚，我不得不离开了。我轻轻地拍着老朴牛的手，轻轻地说：老朴牛，再见。多保重，下次回国，一定再来看你。最后一句话我是断断续续说的，我知道那时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我一步一回头，离开了老朴牛。老朴牛依然是头向左歪着，两眼无神地望着地上。
我一步一回头，离开了病房。病房里的病友与家属和我挥手告别。
我一步一回头，离开了康复中心。那里有老朴牛—我的朋友，有与老朴牛一样的病人以及希望他们康复的家属，有辛苦操劳的护工们，有治疗和维护那些病人的医护人员。我祝福他们。
我看过冯小刚导演的千禧年贺岁片《没完没了》，片尾：在机场上，韩冬（葛优饰）送走了刘小芸（吴倩莲饰），临走，刘小芸嘱咐韩冬：“为了爱你的人健康地活着！”
病房里，韩冬面对没有知觉的姐姐倾诉心声：过了年就是二十一世纪了，昨夜梦见已故的爸妈问我“咱们的家散了吗？”我说“没散，姐姐在，我也在..”，现在，身边就你一个亲人了，你得活着！你要是也走了，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了，那叫什么好日子呀？！这时，姐姐的眼角淌下一滴泪。
窗外，新年礼花放起来了，辞旧迎新的钟声敲响了，新世纪到来了！看到此，我也会悄悄地流出泪水。
（完）
后记：我是一个比较讲情义的人。有人说，这世界上有三种情：亲情、友情和爱情。老朴牛是我四十年前的朋友，我们之间是友情—朋友之情。去年中秋时节，回国见到他，竟是如此情形。我回来后，一直想写个什么来述说这友情。可是一直写不下去，一方面觉得太沉重了；二方面费时间，写闲逛南京路、什么漫记之类的闸门一打开，哗哗哗地就出来了。而写这个，每到一个情节、一个段落就会引发一段思念停下笔来。
早些天，网友跳蚤写一篇怀念她大哥的文章。很难过也很感动—为了她的情、她的亲情。于是一年之后—在今年中秋到来之际，写就了这一篇：
为了这不曾忘却的友情。
牛奶瓶
2007年9 月6 日 于美国密苏里州
“许多人不喜欢他，有许多不喜欢他的人还依然是他的朋友；虽然不喜欢他，有个大事小情还喜欢找他帮忙。。。。。”
还真的是个朴牛阿！
是很伤心的。我在家坛的一位同学也认识他。可能是中风。谢谢你的同情。又：那天你们在丑女家，我找不到她的ID.无法与你们联系，遗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