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南京路上的故事太多了。过去南京路是石子路，上海人称台旮路，这一粒石子下面都埋着一个故事。现在南京路已经是水泥和柏油马路了，她的故事就越来越多了。每一寸土地下，都埋着一个、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甚至是成千上百的故事。
现在已是民族乐器一厂的门市部了。这个厂我记得是在过去上海县的莘庄，八十年代我路过那里，一片农田加上烂泥路。今年有幸再路过那里，旧貌换新颜，一幢幢平地拔起的高层住宅楼，面目全非。
对于乐器，我从小就喜欢，在孩童时代只要那个时代有的，除了钢琴，我都触摸过，民乐有二胡、板胡、京胡、杨琴、月琴、笛子、箫；西洋的有口琴（我会打很好的复音和倍司）、小提琴、小号（我吹得还滿像样子的，后来听人说，吹那玩意男人要得小肠气、大X泡— 此词不雅，故用X代替。因此，我就放弃了吹小号。）最终，我选择了笛子，又便宜，又方便。当时，我同班同学认识陆春龄老先生的徒弟，引见我拜他为师。不怕打假，我还真是陆春龄老人的徙孙哩。打那时起，我知道了笛子演奏分南北两派；笛子也有长笛、短笛和曲笛、梆笛之分。《我是一个兵》是典型的北派风格，用梆笛。而陆老先生则是南派的头牌，他的那一曲《喜报》吹遍了大江南北。据报载，有一次陆老先生去欧洲演出，吹了一曲《百鸟朝凤》（？）招来一群啼鸟环绕着演出大厅。可惜，现在民乐大不如前了。你看这个民乐店，从前是多大的气派啊，可如今只剩下这小小的一开间了。相反，我去路过金陵东路的钢琴一条街，那里的钢琴店一个挨着一个， 门面也一个大过一个。看来郞郞、YOYO确实比春龄、阿炳要为国争光呵。前几年出了个女子十二坊，在美国还红了一阵。妄自菲薄不好，妄自尊大也不好。西洋乐比民乐音域要宽广，演奏手法要复杂，演出技巧要高深，这也是事实。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曾经是民乐的爱好者，我要轻声地呼吁一下：救救中国的民乐吧，我的国人。十年前，我在儿子就读的小学向那些美国的孩子们展示了中国的笛子，并即兴吹奏了一首美国的歌《洋基嘟嘟》，孩子们惊叫到：Cool，Cool ！哈哈，我也扎了一记“台形”。（上海话，出了一下风头。）
7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人对于这个商店不会陌生，是它在中国开创了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的营业的先河。是当时，中国零售业的一面红旗和榜样。它的总店是在北京路西藏路口，现在用它的牌子在南京路也开了个分店。记得有一年回沪探亲，大约是在冬季。半夜里挑灯夜读《红楼梦》。那时，我抽烟，特别是半夜，更特别是在半夜读书。人家说：饭后一枝烟，赛过活神仙。要我说：半夜读书抽着烟，天上人间无神仙。那天晚上，烟断档了。急的我到处找烟，找不到；又找烟屁股，翻遍了所有烟灰缸，只发现了没几根，而且又太短，不够卷一根的。怎么办？怎么办？急得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对，有了！上星火。于是我披上大衣，踏上脚踏车。走四川路底，沿宝山路，过天目中路，再折向西藏中路，十五分钟到达星火日夜商店。买了一条精装大前门（带锡纸的）。那天夜晚，我真得深深地体会到：无烟的痛苦，有烟的幸福，日夜商店的重要。
星火商店的出名，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服务：热个牛奶呀；针头线脑呀；头疼脑热呀；香烟啤酒呀.......都会在那里得到满意的结果。现在上海通宵服务的多去了：酒吧、舞厅、按摩、洗浴。可人还是怀念那三十年前的星火，不知它是否还保留了那优良的革命传统？我现在在太太的监督下早已不抽烟了，但为了感谢那个冬天的夜晚，星火解除我无烟之痛苦的历史，我买了一碗“老大碗刨冰”。
原来在南京东路靠西藏路那头的恒源祥和老介福由于拆迁都移到步行街以外来了。恒源祥和老介福是我们--确切地说是我太太过去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太太在上海女人中是属于比较“佳”（上海话，就是比较能干）的，上得裁缝，下得厨房。去恒源祥，买二斤粗绒线，织一件夹花高领头；再买一斤细绒线，织一件平针背心。再去老介福买了上好的毛料，请裁缝指点一下，自裁、自剪、自缝，一条上好的毛货裤子，套在奶瓶茁壮的大腿上。为奶瓶争光添色，也使我牛奶瓶在奶瓶界风光过一阵子。不过，老介福和恒源祥搬迁到此，生意清淡不少。不知是位置原因，还是上海的“佳”女人少了，或兼而有之？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步行街的创意（现在时兴叫创意，也就是过去说的概念、点子、主意、建议之类的词），我记得是最早是在七十年代就有人提出，还见诸报端，并以东京为例。像南京路这样的商业大道，不是一日而蹴；搬迁出去，不可行；像南京路这样一个品牌街，100 多年的历史，换个地方，不可想象。要扩建也谈何容易，费用巨大，耗时长久，基建复杂。繁华而又喧闹，有世界最先进的东西，也有世界最陈旧的设施。把它建成一条步行街，看来确是一条多快好省的方案了。于是这一项系统工程开始实施。终于，1998年正式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步行街了。步行街至今已有八年的历史了，对于南京路来说，它还是重孙辈。但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民族乐器总店
图一：上海民乐总店（旧址）
现在已是民族乐器一厂的门市部了。这个厂我记得是在过去上海县的莘庄，八十年代我路过那里，一片农田加上烂泥路。今年有幸再路过那里，旧貌换新颜，一幢幢平地拔起的高层住宅楼，面目全非。
对于乐器，我从小就喜欢，在孩童时代只要那个时代有的，除了钢琴，我都触摸过，民乐有二胡、板胡、京胡、杨琴、月琴、笛子、箫；西洋的有口琴（我会打很好的复音和倍司）、小提琴、小号（我吹得还滿像样子的，后来听人说，吹那玩意男人要得小肠气、大X泡— 此词不雅，故用X代替。因此，我就放弃了吹小号。）最终，我选择了笛子，又便宜，又方便。当时，我同班同学认识陆春龄老先生的徒弟，引见我拜他为师。不怕打假，我还真是陆春龄老人的徙孙哩。打那时起，我知道了笛子演奏分南北两派；笛子也有长笛、短笛和曲笛、梆笛之分。《我是一个兵》是典型的北派风格，用梆笛。而陆老先生则是南派的头牌，他的那一曲《喜报》吹遍了大江南北。据报载，有一次陆老先生去欧洲演出，吹了一曲《百鸟朝凤》（？）招来一群啼鸟环绕着演出大厅。可惜，现在民乐大不如前了。你看这个民乐店，从前是多大的气派啊，可如今只剩下这小小的一开间了。相反，我去路过金陵东路的钢琴一条街，那里的钢琴店一个挨着一个， 门面也一个大过一个。看来郞郞、YOYO确实比春龄、阿炳要为国争光呵。前几年出了个女子十二坊，在美国还红了一阵。妄自菲薄不好，妄自尊大也不好。西洋乐比民乐音域要宽广，演奏手法要复杂，演出技巧要高深，这也是事实。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曾经是民乐的爱好者，我要轻声地呼吁一下：救救中国的民乐吧，我的国人。十年前，我在儿子就读的小学向那些美国的孩子们展示了中国的笛子，并即兴吹奏了一首美国的歌《洋基嘟嘟》，孩子们惊叫到：Cool，Cool ！哈哈，我也扎了一记“台形”。（上海话，出了一下风头。）
星火日夜商店
图二：星火日夜商店
7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人对于这个商店不会陌生，是它在中国开创了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的营业的先河。是当时，中国零售业的一面红旗和榜样。它的总店是在北京路西藏路口，现在用它的牌子在南京路也开了个分店。记得有一年回沪探亲，大约是在冬季。半夜里挑灯夜读《红楼梦》。那时，我抽烟，特别是半夜，更特别是在半夜读书。人家说：饭后一枝烟，赛过活神仙。要我说：半夜读书抽着烟，天上人间无神仙。那天晚上，烟断档了。急的我到处找烟，找不到；又找烟屁股，翻遍了所有烟灰缸，只发现了没几根，而且又太短，不够卷一根的。怎么办？怎么办？急得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对，有了！上星火。于是我披上大衣，踏上脚踏车。走四川路底，沿宝山路，过天目中路，再折向西藏中路，十五分钟到达星火日夜商店。买了一条精装大前门（带锡纸的）。那天夜晚，我真得深深地体会到：无烟的痛苦，有烟的幸福，日夜商店的重要。
星火商店的出名，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服务：热个牛奶呀；针头线脑呀；头疼脑热呀；香烟啤酒呀.......都会在那里得到满意的结果。现在上海通宵服务的多去了：酒吧、舞厅、按摩、洗浴。可人还是怀念那三十年前的星火，不知它是否还保留了那优良的革命传统？我现在在太太的监督下早已不抽烟了，但为了感谢那个冬天的夜晚，星火解除我无烟之痛苦的历史，我买了一碗“老大碗刨冰”。
图三：星火日夜商店的老大碗刨冰
恒源祥、老介福
图四: 恒源祥专卖店
图五：老介福绸布店
原来在南京东路靠西藏路那头的恒源祥和老介福由于拆迁都移到步行街以外来了。恒源祥和老介福是我们--确切地说是我太太过去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太太在上海女人中是属于比较“佳”（上海话，就是比较能干）的，上得裁缝，下得厨房。去恒源祥，买二斤粗绒线，织一件夹花高领头；再买一斤细绒线，织一件平针背心。再去老介福买了上好的毛料，请裁缝指点一下，自裁、自剪、自缝，一条上好的毛货裤子，套在奶瓶茁壮的大腿上。为奶瓶争光添色，也使我牛奶瓶在奶瓶界风光过一阵子。不过，老介福和恒源祥搬迁到此，生意清淡不少。不知是位置原因，还是上海的“佳”女人少了，或兼而有之？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步行街
步行街的创意（现在时兴叫创意，也就是过去说的概念、点子、主意、建议之类的词），我记得是最早是在七十年代就有人提出，还见诸报端，并以东京为例。像南京路这样的商业大道，不是一日而蹴；搬迁出去，不可行；像南京路这样一个品牌街，100 多年的历史，换个地方，不可想象。要扩建也谈何容易，费用巨大，耗时长久，基建复杂。繁华而又喧闹，有世界最先进的东西，也有世界最陈旧的设施。把它建成一条步行街，看来确是一条多快好省的方案了。于是这一项系统工程开始实施。终于，1998年正式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步行街了。步行街至今已有八年的历史了，对于南京路来说，它还是重孙辈。但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图六：南京路步行街河南路口
南京路步行街东边是始于河南路。河南路是众多贯穿南京路的狭窄马路之一，也是居住在上海北部的市民去南市豫园（城隍庙）的首选，乘66路一部头。现在河南路拓宽了许多，地铁二号线在这里有一个出口，是浦西的最后一站，下一站就是浦东了。许多人就在这里下站，然后向西步行购物、游玩、吃喝。上海人比以前要守规矩了，红灯时，行人整整齐齐地站在上街沿。一边各有两个交通协管员，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说到协管员，我这次碰到一个亲眼目睹的事。一次就在南京路上，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硬要闯入南京东路（步行街是禁止一切车辆进入）。一位当班的协管员理所当然地阻止了他，遂发生了争执。经路人劝阻，小伙子悻悻离去。本来事态已平，大家各干各得了。不想那小伙，气不平，回头骂了一句协管员“侬不过是讨饭吃，恨啥恨！”一句话惹怒了这位4050工程师（4050工程是上海市政府为解决40-50岁左右的下岗职工做的一件实事，故称4050工程），冲上去一把拉住小伙的书包架，抡起拳头就要砸下去。这位小伙，也自知理亏，吓得缩起脖子等着挨捧。我奶瓶一向是劝架能手，这次例外，等着瞧。那协管员铁青的脸，半晌没说一句话，但那拳头到底也没砸下去。
在上海有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协管员，他们坚守在大街小巷，特别是在交通要道。我们不去谈是否需要这些协管员，也不去议论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单就论他们无论严寒酷暑，任凭日晒雨淋，为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交通、安全、秩序而辛劳工作，功不可没。奶瓶向他们致敬了。
（未完待续）
《闲话南京路系列》>>>
... 《闲话南京路（一）》
...《闲话南京路（二）》
讲到上海过横马路，就一包气，明明是绿灯行人过马路，转弯的车一部接一部，根本过不去，最后只好硬冲，在马路当中躲来逃去，我小姑说：侬做啥？嘎紧张，象个澳赣！上海人叫阿拉“澳赣。
哎，牛奶瓶，下趟讲点啥么子，西藏路快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