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1)
美国生涯之老板篇5-为老板增光
在CDC福特科宁分部，我的新老板是世界著名虫媒病毒学专家，一生著作无数的查理博士。有机会师从于他，对任何人都是极好的学习机会。可惜，那段期间，他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负责合作和培训工作，满世界的跑，忙得很，难得有时间安于研究所工作。每次见面，他总是笑容满面地闲聊世界，大话棒球，我明白他是借此放松精神，舒缓压力，也理解他作为业余裁判，对棒球有着无限热爱。我也顺着他的爱好聊，彼此乐也融融，颇为开心，似乎私交不错。可查理从不多谈我的个人业务，也无让我独自开题的意思，如此多次，令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日子悠悠而过，我逐渐明白：查理对我虽无恶意，却是对我冷处理。原因是他和古伯一样，都是同一类老子天下第一的人，互不服气，而在竞争部主任职位时，无形地结了梁子，即使古伯受聘上岗后聘了查理为副手，也没能化解恩怨，所以即使我和他毫无纠葛，可他心里已把我划为古伯圈内的人。照我私下理解：冷藏你，让你无所作为悠着活。面对这种处境，我虽冷静，一不向古伯投诉，二不和他理论。只要有事做，什么事都干，而且只求工作，不讲功利。可是自己没有课题，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心里难免不平衡。有时，看着这个个子矮矮，一脸聪明，却夹着狡点，一嘴幽默，又混着不羁，两条腿摆在办公桌上，显出随意，也带着藐视的大专家，虽是有气，却是无奈：算你白痴，当你无知，不和你计较。
面对查理的冷藏，我在无奈中寻找出路：你不让我干，总不能拦着我跟别人干吧？乘着查理在国外工作的间隙，我主动找到另一中国人-朱清梅博士：要求到分子生物室学着干。即使我没有分子生物学的底子，但凭着执着的认真，埋头苦干，我很快就学会了分子生物学的基本技术，并全付心身开始了分子生物课题。查理回来后发现我已跑到分子生物室，就找古伯投诉：“梅偷走了我聪明能干的助手，我不能沉默！”呵呵，这回他当我是宝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梅不愿强力相争，折中了，一半一半使用，可这已经埋下了我转移的伏笔。
一个月后，机会来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从尼日利亚采集了一批血清样本，据临床和流行病学分析，极可能是病毒性出血热，但苦于缺乏血清学和病毒学实验结果，不能作出结论。最要命的是，采集到的样本到达CDC后，在实验室几经辗转，已近乎耗尽，仍未有结果，WHO几次催报，CDC焦急万分，古伯无奈中想到了我，十万火急的把我叫到办公室：尽你所能，争取短期内查出病原体，这是你展示能力的最好机会！古伯特别叮嘱：“血清样本不能排除有艾滋病毒，要格外小心！” 我如同军人接受任务一样，没有丝毫畏缩。我明白这是挑战，也是机会。
在古伯陪同下,我从零下80度的冰箱里取出样本一看，心里凉了一截：除少数样本瓶还有微量血清外，大多数都近干枯。我和古伯都明白，这些样本不可能直接做血清学或病毒学检测。唯一的办法就是试用显微接种技术，通过蚊媒，盲传数代，让病毒在蚊体发育，然后再做检测。这将意味我必须放弃其他，全职攻坚。古伯决定让我脱离查理实验室，全付心身完成该项实验。
接下来的日子，我再次投入密室，开展单身独战的攻坚：孵育蚊子，稀释血清，接种样本，蚊体分离，研磨再接种，血清学，病毒学，PCR检测。。。三个月，不停顿的连续奋斗，我再获上帝青睐：成功地从样本里分离到多株黄热病毒，而且血清学，PCR检测都支持同一结果。当我拿着实验数据向古伯报告这一结果时，老板乐不可禁，马上请查理博士前来一起审阅结果。查理细细查阅所有结果后，也笑容满面地向我祝贺：“祝贺你的成功！你是出色的中国科学家！”听到这样的评价，我虽然开心，却异常冷静，由衷地说：“幸运而已。”的确，如非幸运地碰着虫媒病毒，那三个月苦干就只是白干而已。我可以坦白地说：科学的成功，常常是一种幸运的碰彩。只是， CDC的科学家为什么不重点考虑非洲的常见传染病-黄热病？难道都考虑伊波拉？我不得其解，也不作多问。
那天中午，古伯请我吃午饭，在餐馆，他私下告诉我，如果这次不能检出病毒，CDC不能向WHO报告结果，将会“LOSE FACE”（丢脸）。类似这种情况，要是你不是外国来访者，而是正式雇员，将可获通报嘉奖。但是，无论如何，你为CDC，也为我增了光，争了脸，所以，在年末将考虑给你加薪。听了最后一句，我如同喝了蜜。于我，还有什么比加薪更实际呢？
原来我们是同行.
搞科研有时候被动于"运气".
而且对于"加薪",你我的反应也同出一辙.
请往下写好哈～
喜欢读你写得《美国生涯》系列篇，一段段经历，就组成了丰富的人生。
问候风中秋叶，感恩节快乐，
Have a nice evening,
Rebecca
谢谢林妹妹来访！我实际上算不上成功，在美国就是混口饭吃而已。而能混口饭已经是幸运。上帝保佑！
以我20年美国生涯所见，美国人的个人争斗，一点不比中国人差。这大概是人性的真正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