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消息终于来了。
今天在宾夕法尼亚采访两位二战老兵，一位 87 岁，一位 88 岁，都耳聪目明，应答如流，且衣冠规整，一派绅士风采。其间又到一家基督教现代建筑，参与有两千信众的礼拜祈祷。
不时想起《红轮》的字句：
一切都是为了站在上帝面前的最后一刻。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撇下他的同时代人，割舍了生死与之近九十年的俄国，走了。
够意思了。对于时代和祖国，该承受的、该记下的、该说的，他都一一谨办了。还没有一位作家，与自己所属的时空和精神世界，发生过如此紧张而充满诗意的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历了死亡、人性之恶和整个俄罗斯被魔化的虚无主义恐惧，他由此预见到俄国乃至世界在二十世纪的苦难和堕落，同时也从上帝垂降于俄国的性灵中保藏了弥赛亚救世的秘密。托尔斯泰终身追寻他的“绿枝”，要像哥伯尼和哥伦布一样，企图在沙皇、教会、贵族、宪兵、战争和一切既定秩序之外去追寻他的上帝之道，他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了自己的理想，近代俄国的不幸内化为他个人的“危机”，人的行为与上帝的目的之间，虽然还隔着一道鸿沟，但托翁以其耄耋高龄出走的犯险，证明了他是二十世纪最早一位清醒的遁世者，从而为自己漫长而不寻常的一生划上了意味深长句号。
索尔仁尼琴是陀氏和托翁的综合，正如苏联是沙俄在新时代的孽变一样，他是俄罗斯痛苦灵魂的伟大私生子，他属于只有在俄国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类，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没有他，俄国在那个时代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高加索积雪炫目的光芒。他卓越地证明了，自称负有解放人类使命的苏俄除了战争、杀戮、镇压、流放、苦役就是告密、背叛、癌症，他本人耳闻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从俄罗斯两百年特有的救赎与牺牲中、尤其从扶助苦难俄国前行不止、不绝如缕的圣徒和殉道者那里，接过荆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为一个破碎不堪的俄国作证，他要对整个俄罗斯和全世界发出声音；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应召而来的使者。他一旦发音，世界将为之震骇，因为俄国在正在展开和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正是人类命运最沉痛最阴郁的角落，因为俄国的悲剧一开始就具有启示录式的世界意义，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责任，俄罗斯全部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最终将以史诗和《圣经》的规模和气象，与帝国、暴政、奴役、不义以及一切在俄国土地上蹂躏践踏灭绝人的现象相对峙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
从人类有文学以来，没有一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产生过如此有力的影响，并由此永远拥有荆、桂两冠的殊荣。《古拉格群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罪行的编年史，也不仅仅是一块为了摧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制帝国而开凿的历史 - 道义基石；它是关于一个伟大民族臣服于梦魇和浩劫的终极审判，它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历史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纪的特殊环境里，面对俄罗斯特有的悲剧命运，一旦有人道出真相，并把一张写字桌容纳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镶为一体，只要那片既真实又虚构的“群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流放集中营和无数遗骸中脱壳而出，苏俄帝国被审判被颠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他证明了一条很简单的铁则，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神说，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义；神说，你把它们写出来，于是一切就结束，一切又重新开始了。
一部《古拉格群岛》，让欧洲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瓦解，加缪和萨特的绝交，不啻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激进主义退潮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苏共上层改革人士实施变革并最终抛弃苏共，他们的精神源头之一，便来自群岛，那里记录的，是他们父辈、祖辈以及全体俄国人民的历史，他们胜过苏联帝国全部文献和所有的谰言。即便斯大林、贝利亚一类暴君和刽子手的子女也无法绕开“群岛”而能正常地呼吸。
当斯大林主义幽灵重新在俄国上空游荡时，苏俄人民凭什么抵御那由党的领袖、元帅们、警察首领和全部国家机器推动的复辟浪潮？继十九世纪之后，经过近五十年的沉寂，苦难俄国再次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诗人、大提琴手、功勋运动员、芭蕾舞演员、剧作家，您站在最前面，自从自封为“群岛”发言人以后，您就没有从约伯天枰上退下来。尽管包括萨哈洛夫、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内的俄国灵魂人物并不赞同您那篇“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但历史证明，您比他们更深刻，更了解俄国，您在精神上为俄国作出的诊断，一次又一次被嗣后的事件所证实，您的警告是真正穿透历史的箴言：建立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的；十九世纪从西欧刮来的“黑风”——马克思主义，最终不能征服巨人般的俄国，俄国有自己一千年的东正教，它是唯一可能治疗俄罗斯苦难灵魂的精神秘方；无论如何，俄国理应历史性地回避与中国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一旦爆发，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浩劫，让中共领袖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吧，让他们去拯救人类吧；最重要的是，您以俄罗斯儿子的权利指出，在攸关俄国历史命运的时刻，无所作为是最大的犯罪。您在签下自己的名字时说，我对这封信承担所有责任。
1979 年苏联强硬势力企图以纪念老暴君 100 周年为名卷土重来的努力，被俄国良心界击退，乃是世界精神史上罕见的事例。您虽然已被驱逐，但克里姆林宫内外到处有您的身影。
自伏尔泰、雨果、佐拉被迎进先贤祠后，欧洲流亡时代宣告结束。俄国在二十世纪创下了政治流亡的世界纪录，众多显赫人物托洛斯基、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马尼诺夫、普宁、茨维塔耶娃……而您是所有苏俄流亡者中最令世界瞩目的人物。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苏联极权主义不妥协的抗议者，您在伯尔尼的空降，表明俄罗斯不屈不挠反抗专制暴政的英勇传统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同，这一传统高居于人类道德的顶峰。
二十年流亡生涯，您又创造了数个奇迹。您在美国劳联 - 产联的演讲，至今回荡在东西方天空的结合部，美国人民第一次聆听到来自“古拉格群岛”的声音，第一次从一位苏联作家那里，明白了美国自由的世界责任。
您对西方的失望和批评，无法让自由主义人士满意。但您生来不是为了让某些派别满意的。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您对美国的观察。事实上，近二十年在佛蒙特的隐居式生活，您证明自己无力、也无心进入美国这片年轻的新大陆；美国人民对自由和真理的捍卫，没有激发您对人类文明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没有激发您对这片收留并提供了自由和安宁的土地的感戴和回报；您也没有在 1989 年后，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国家命运表达过应有的关切，这都令人遗憾。如果您读到中国流亡作家郑义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一篇关于美国内战的散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您也许会重新思索东方……。
最大的奇迹，您竟然在生前回到魂牵梦绕的俄罗斯。您的回归不仅拥有雨果对巴黎的烂漫壮丽，且却别具俄国独具的悲怆风味。五百年来，俄罗斯第一次用分崩离析的大败局迎接自己最忠诚的游子，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将长久留下您的热吻。您对专制帝国坍塌后的祖国发出的声音，仍旧充满先知式的睿智：俄国一再陷入泥潭，只有从帝国的偏见和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俄国才有希望。也许还要等上几十年、一百年，俄罗斯命运的两大支柱、两大遗产、两大宿命式的负荷：大俄罗斯主义和专制主义，才能被新的民族精神所取代。
俄国在近一千年中衍化的天地境界，俄国三百年来全部雄心壮志建构的庞大国家，土崩瓦解了。历史对俄国所开的玩笑，比所有俄罗斯民歌的忧伤、安魂曲和弥撒词的哀恸还要凄凉苦涩。八十九岁的您，已无力面对、更无力影响劫后余生的俄国。俄国的演变，汇聚着太纷繁太庞杂的因缘，您唯一能做的，正如勃洛克、叶赛宁、阿赫玛托娃……，更远如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一样，只能为这片盛产天才、先知、圣徒和暴君、刽子手的土地，献上祈祷和祝福。除此之外，您发出的所有声音都似墓中回响，您已不属于这个时代，您也只能听从至高的主宰。戏演完了，台词和剧本到了落幕的那一页。您起身走了，把空间和未来留给年轻的一代，您比谁都明白，您不能代表没有降生的人们立法。您能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见证苏俄帝国，为它送终。
无论如何，这是现代人类命运最沉重的一页，您在上面签下名字，这就够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几次差点启程，前往俄国拜见您，多少请您发表对东方、对中国的高见。您在美国与刘宾雁们失之交臂，您们有六个年头生活在一片自由的土地上，拥有相似的背景、命运、话题，您们竟然连招呼都没有打过。
自您返回，又是 14 个年头过去，您仍然对中国不置一词。中国书摊上偶尔有您的消息，都是那么零碎、无谓。
如今，您终于撒手尘寰，造访永不可能。会到墓地与您对视，献上花束。
老索，再见。
2008 年 8 月 4 日 于华盛顿近郊
谢谢你的留言！你没有虚夸。读他的文字的确痛快。你和王兄联系吧，他已到美国。常来玩。
我所 读的几篇 《山河岁月》、《 苍黄不易圣贤心 》、《 沉潜磨洗六十年 》、《俄 罗斯的启示 》、《衣冠西渡》、《重 庆大轰炸 》、《 大统一 》以及《西部大 开发 》 、《 对日索赔 》都是 震撼人心 的 铿锵力作。 如《山河岁月》所叙的是 国民党 的守土抗 战，三千五百万中国人伤亡的民族大搏斗。既是对历史的釐 清，也是 对 民族精神的 颂赞。 其悲壮的文辞 实胜于郑浪平的 《 不朽的光荣 》 。我想回到 纽约时，当有机会介绍他的文章。 近期我和丽 君 曾到重庆拜 访过他 ，深愿有机会我 们能在纽约见到 王康 ”
我们中国还有比俄罗斯更漫长的路要走，我们多年没有饭吃，现在吃饱了，才会有功夫来谈谈普世价值。放你到北大荒或者青海的劳改农场去个十五二十年，人格就剩下讨得一口剩饭，还谈什么精神、文化？
不比俄罗斯，在很困难的时期，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就在夜晚到街角的地摊买欧洲传过来的关于世界文化、历史、艺术、音乐的书籍。
既无温度，又没受精鸡蛋，小鸡从何而来？内外环境都不允许。我们怎么可能有中国老索？
搜集了许多记念索尔仁尼琴的文章，唯独没有看过王康的这一篇。谢堵兄分享。
问好。
□作为中国人，作为经过毛泽东时代，对斯大林和前苏联历史有过种种记忆的中国人，对索尔仁尼琴的死，不免会有很多感慨。为什么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式的作家？为什么中国没有成就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回顾新中国文学史，那些因为写小说，写诗歌，写戏剧，写电影被打成右派、右倾分子、敌对分子的人们，少有自觉挑战毛泽东者，他们绝大多数的“反动”作品其实本质上都是颂扬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的，是要表现“第二种忠诚”的。在中国，不仅没有出现过类似《古拉格群岛》、《日瓦格医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作品，就连清末民初那样的具有批判态度的政治讽刺小说也从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后，那些受过批判的作品和作家，绝大多数是被“平反”的，他们中的不少人为得以“平反”而感恩戴德。而我们所看到的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期望也不需要他反对的制度对他的作品和本人的“平反”。这不是个人的尊严问题，是历史的信念问题。
索尔仁尼琴生于1917年，按中国的老话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理应与十月革命有着天然的情感。索尔仁尼琴不是这样。他继承了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精神。凡是对俄国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十九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最大贡献还不是批判所谓的农奴制度，而是赞同人性的解放，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热爱。托尔斯泰是集大成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座标系就是人道主义。为什么要批判极权制度，就是因为它反人性、反人道。
在中国，不要说与共和国同龄的知识分子，即使前朝的知识分子，前前朝的知识分子，甚至皇帝，都放弃了自身独立价值。在毛时代，我们看到老舍，赵树理，邓拓还有众多知识分子之死，即使死，也是要证明自己对毛泽东和党的热爱，证明他们并没有想反对这个制度。他们和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本质差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和悲剧所在。
索尔仁尼琴的觉悟，他的自觉挑战，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省的一面镜子。
□索尔仁尼琴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批判精神。他是少有的一个人：不仅敢于否定斯大林，还敢于否定列宁，否定布尔什维克，否定十月革命。他清楚地看到俄国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民主化之路被所谓十月革命打断，俄罗斯人民从此走向被奴役之路。索尔仁尼琴预感到，俄国终究要回归到十月革命前的轨道。也许在当时，他的卓识远见并不那么清晰。但是，具有这样历史感的人，且不讲二十世纪的俄国没有几个人，在世界范围也没有几个人。历史证明，索尔仁尼琴对了。苏联终究解体，在新的历史层面上，苏联重新回归到那个被中断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从叶列钦开始到普京，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大体成形。
我不禁想到，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从清末民初，中国已经开始向市民社会和民主社会过渡。宪政体系虽经曲曲折折，到抗日战争前，已经开始走向成熟。结束一党专政，在抗日战争以后，已经成为全国共识。然而，这个历史趋势，在1949年以后彻底被打断，如同中国的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被中断一样。中国不仅有一个对市场经济回归的问题，也有一个早在百年前形成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回归问题。中国经济改革以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被深藏的历史要求，几经复苏，但都没有成功。俄国走向现代社会之路被中断了八十余年，而中国势必走向宪政民主，这是历史的宿命，根本不能阻挡。
正是因为索尔仁尼琴的历史洞察力，使得他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极有耐心和毅力的人。索尔仁尼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也经历过漫长的流亡岁月。他面临着许多历史的诱惑，也有很多机会运用他的影响力。但是，他在整个海外生涯过程中，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和生活。在叶列钦请他回国之后，他依然维持这样的风格，树立了一个与名利场保持距离的楷模。我敢说，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现在的中国是少而又少。
当然，索尔仁尼琴真的幸运，他活到了九十年代，又活到了二十一世纪，看到了大大小小的古拉格在俄国的消失，他看到了俄罗斯走向复兴之路，他看到了他所坚持的精神如何成为俄罗斯的主流价值，真的为他高兴。俄罗斯因为有了索尔仁尼琴而骄傲，也让世界对他们刮目相看。
生物学有一套成熟的“基因”，以及“遗传”和“变异”的理论。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存在“基因”，“遗传”和“变异”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深受十月革命影响，今天在官方理论上还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称之为和古巴、朝鲜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但是，来自十月革命的，来自布尔什维克的遗传基因，在中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在一个社会中，常常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最显著的一点是,中国缺乏真正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科学界，中国没有萨哈洛夫；在文学界，中国没有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大师；在政治领域，中国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更没有像叶列钦那样来自共产党而结束共产主义的人物。在专制体制下，趋炎附势者有之，苟且偷生者有之；在转型期，受利益趋使放弃原则者有之，被各种势力收买专事权贵者有之。这一切就如同在中国1911年共和之前，只有纨绔的八旗子弟，而俄国的贵族子弟却敢于成为走向绞刑架、走向西伯利亚流放之路的十二月党人。
如今讲民族精神，讲爱国主义，其实，都必须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尊严和信心的基础之上。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贡献不仅仅是一种良心和良知的体现，坚持良心和良知。索尔仁尼琴代表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他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列钦在精神气质上有一脉相承之处。（zt, zhu jiaming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