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史
介绍云南文史，讲述自己的故事。
光阴似箭，上篇文章发出之后，转眼又过一月余，由于近来有些小事缠身，没时间来网上与友人交流，今天一看，“六一”已过，心想，还是弄点东西来放这里玩玩，于是把去年底写的这篇放上，这么着，就是下面这个：
艺文：鹿城兴衰的明镜
清朝末年，楚雄最后一任知府、满洲人崇谦写过一篇文章《重建云泉寺碑记》。他在文章中总结出一个道理：“郡邑盛衰，关系名胜成毁”。而就鹿城数百年来文学艺术的成毁，亦与郡邑的盛衰息息相关。反之，艺文成毁，也是鹿城盛衰的一面镜子。
就楚雄现存四部旧志所载，“艺文”占很大篇幅，在“人物志”中，三部旧志专列“文行”，用以记载本地文人中品学兼优者及其著作。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对“艺文”的高度重视，他们把“艺文”视为资政、教化的重要手段，并通过诗文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情感与才华。基于这种认识，无论履楚官员还是本地文人，无不以写诗作文为己任，倾注心血，发为华章，留下大量的诗集、文集、碑铭和散篇。
咸同兵燹，那是连续十几年的战争，鹿城三次被外军占领，三次收复，人民迁移流徙，死亡者数万，庚申屠城，致使万家烟火，立时成为灰烬，几乎所有诗文扫地荡尽，残存的，仅有四部旧志中保存的若干篇，而诗文集，后人只能见其书目而空叹。咸同兵燹对于楚雄文化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此后直到清末，重要的著作仅有鹿城人沈宗舜所纂宣统《楚雄县志述辑》。
民国期间，楚雄的文脉接近于中断，艺苑一片荒芜，寂无声响。
楚雄和平解放以后，少数文人开始创作，但由于底气不足，只能在花灯小戏上用力，而无鸿篇巨制。此后又是“反右”、“文革”等等，既整文人，又钳制文化，二十余年中，几无可读之文、可吟之诗、可看之画。
1978年，州文联成立，继而开辟第一个象样的文艺园地——《金沙江文艺》。这个园地象磁石一样立刻吸引了楚雄州的文人，并培育了一批批文学青年，数年经营，致使楚雄文运复兴，于是焉，成立各种学会，举办各种刊物，散文、诗词、小说、学术论文、绘画、摄影、雕刻、书法如雨后春笋，新老作者前行后续，诗集、文集、鸿篇巨制如春花放于原野，呈现一派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景像。
以上记述，把鹿城这块土地上数百年间的文学艺术活动情况，勾勒了一个大致的线条，下面，就鹿城古代的作品，拣几个有特点的来说。
首先介绍的两篇文章，要从思政楼说起。原来，明朝成化年三年（1467年），江西吉水人尹昭任楚雄知府，他于政事之暇，在府署内建了一座高旷敞豁的小楼，到他离任时，还没为小楼命名。成化七年冬，浙江临海人赵熙接任知府，见了前任建的小楼，就想要为之题名。然而题名在古代是一件很讲究的事，题得不好会让人见笑。赵熙是进士出身，自然是很有学问的啦，所以题得很有品位，叫“思政楼”，接着写篇《思政楼记》。该《记》以“思政”立论而展开论说，其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自然贴切，毫不牵强。结束一语：“乃若移为国为民之思于而身而家而妻子思，则岂余所知哉！”几与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臻佳境。这么一来，思政楼及其《记》就成了楚雄城的一个佳话。此后过了142年，到了清朝光绪九年，贵州贵筑人陈灿任楚雄知府，他也与赵熙有相同的遭遇。原来，他的前任知府荣思也在府署仪门左边建了座楼，同样到离任还未题名。陈灿也是进士出身，翻阅旧志，见了前面思政楼及《记》的典故，于是也把新建的小楼题名为思政楼，并且写篇《改建思政楼记》。懂行的人知道，这篇文章不好写，它必须发前人所未发，才能立脚。陈灿当然晓得这个利害，然而可能他有意要超迈前人，所以居然动笔了。写出来一看，他是在赵熙正襟危坐的思政之外，补之以“《蟋蟀》诗人之旨”，申言其楼还有“游观”、“宴乐”的功用。那意思明显是说：官员也是人，政事之外，亦必有所乐，一如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沂水之乐”——这就是《诗经·唐风·蟋蟀》的宗旨。换言之，这才是儒学的真义。
接着介绍《石三湾记》。作者吴道南，鹿城人，旧志说他：“生而灵秀，学问淹雅，口吟手披，至老不倦。家贫好义，然诺不苟。值明末清初之乱，遨游林泉。”他的文章，留下来就《石三湾记》一篇，然而这是一篇奇文。奇在什么地方？原来，吴道南生于明末，长于乱世。虽然寒窗数十载，却七次科场失意，这是科举时代文人最大的不幸，但是又难以明言。不得已，转而写《石三湾记》，表面看去只不过是辨别一个村名，实际是申其郁郁之气，而辩之之法又极妙：文章起首提出“十三湾”之名，将欲探之，而数十年不能得，这是欲擒故纵的笔法。后来终于亲临其地，于是泼墨大书石头的千姿百态，为世间罕有。这是暗示作者本人灵秀，而不为世所知。换言之，写石即写已。结末一段，表面示人以“达人知命”的心态，然而卒章见志：不能视“钟天地灵秀”之“石”默默无闻，将借一支笔，发扬光大而传诸后世。宣统《楚雄县志述辑》说：“《石三湾记》屈曲传神，论者谓之本身写照。”这是一针见血之论。下边把其中描摹石头一段文字录出，以见其文字的功力：
山行五六里，入一大谷，其石棋布星罗，应接不暇。已而翘首谷上，见有累累若若者为石甚夥。余策马陟其巅，则遍山皆石，其间有若鼓者，若钟者，若鸡之晒其翼、羊之顾其羔者，若狮、象之蹲者，若马之成群而驰逐奔踢者，若牛之俯首啮刍，而牧童操鞭策于其后者。稍平坦处，一巨石隆起若梁，空其中，可通往来，内有石桌、石礅，可坐四五人。其他千态万状，不可悉数。自右而下，约里许，由石门入谷，其峰插天，其石欲坠，且巉岩险怪，不可名状。道经山腰，石覆道上者数武⑷，其下则俨然天堑，不知其几千百尺也。越数冈峦，而其谷之石，迥与前异，其中如砥，其两隅如砌，其层级如阶，皆有理可剖，不大费雕琢而材皆可用。循级而下数十步，则石壁屹立，广可七八尺，高可三四寻，瀑布铺其上，石潭承其下，水星霏霏，斜阳射之，恍如玉屑缤纷而细珠历落。余于此时，神怡心旷，徘徊不忍去，殆不复知余身之在尘世间也。喟然曰：向疑其异，一至斯乎！古之命名，良有以也。
最后介绍一篇《淮阴侯论》。作者萨纶锡，楚雄八翰林之一，字言如。旧志说他：“禀性明哲，学问贯通，以《孝经》为律身之本。凡文词，执笔立就，诗亦清逸。中康熙甲午（康熙53年、1715年）科解元，丁未（康熙54年）成进士，选庶常，散馆授检讨。著有《燕山集》、《德庆堂稿》。”
刘邦与韩信的故事，详载于《史记》、《汉书》，二千余年来为国人所熟知。历来评论，多责备刘邦，以其为猜忌之雄、杀戮功臣之杰，这自然是千载不易之论。然而韩信的本色，也不过是个淮阴市井之徒，你看他初投项羽而背之，继投刘邦而逃之，垓下围旧主而杀之，这样的人，虽为天下名将，但因含德不厚，利欲熏心，最终死于刘邦夫妇之手。这些是通常论者所没有看出的。萨纶锡此文，既道刘邦之雄猜，又陈韩信之骄侈，二者相博，那么，韩信之死并非刘氏一面的刻薄所至，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萨纶锡这篇文章，文笔老辣，议论深新，一如苏老泉的《权书》，读其文，无不油然而有耳目一新之慨。
以上所举几篇文章，自然只是楚雄诗文之流中的一滴水，看不到百花盛开的景致，却能看到思考的深度和写作的功力，权为管中窥豹吧。
边城秀才于鹿城东山寓
中国文人中，我非常敬重蔡元培先生，如北大学子郑勇所说，蔡先生是一个在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的人；是一个当之无愧，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大写的人。 蔡元培先生对学生运动的负面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学术机构不应该过度参与政治活动，从而伤害到学术研究与独立。 蔡元培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写到：“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第一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但同时他在《学生的责任和快乐》的演讲中也提到：“我再回溯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一般学子受了这种感触，其中由自觉到觉人的很不少，至若学生去岁干预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民众，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 但是现在各位的牺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习以为常，永荒学业，那就错了。”可悲的是，自此以后各种政治运动“习以为常”，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在这般“习以为常”的政治运动中被破坏殆尽。 北大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中有一幕让我非常感慨 ——在那最艰难的时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独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语说道：“谁又理解我呢？” 是啊，谁能理解他呢？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处理不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近代康梁以降，一直是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由此牺牲了学术的独立品格。在当前中国这片已经盐碱化的土壤上，再好的树苗也很难存活。 如今这个时代的只有一种“强者文人”可以存活，“这种文人手捧《论语》，心想《厚黑学》；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霍布斯曾这样分析这些草莽们：“这样不仅是在现状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不能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自己的掌握中。”
爱默生说：“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儿挨饿、憔悴。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像爱默生这种背着十字架，在黑暗的夜晚举着火炬的文人现在现今中国几乎找不到了。 说到悲观，我确实有些悲观，但这是一种不丧失信心的悲观，我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复古的时代迟早会到来。 雅斯贝尔斯说：“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
如果我们不能决定或改变结果，我们可以努力地去完善过程， 从秀才与他的朋友们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努力。 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