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史
介绍云南文史，讲述自己的故事。
高量成的历史文化意义
高量成作为云南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自明代以来史不绝书，举凡云南地方志、云南各种野史，以及近年在英特网上流传的文字，可谓目不胜收，然而宋代的正史并未记载高量成其人其事，而地方志的记载又不完整，野史的记载又极零散，英特网上的文字又多半是传抄，并且肤浅，所以，时至今日，我们对高量成的认识，可以说还很不全面，很不深入。
高量成的一生，绝大部分时光是在楚雄渡过，而且高氏家族的后裔，在高量成之后的楚雄历史上，也时有影响，其族人聚居之地，称“上半城”，所以，作为一个楚雄人，我从少年时代起，就不时听说过高量成其人其事，青年以后，到楚雄紫溪山目睹过高量成留下的摩崖《护法明公德运碑赞》。出于对家乡历史的深情，出于对高量成其人的景仰，我在几年前曾翻阅大量能够到手的资料，对高量成的家世、生命历程，乃至其所处的历史和人文环境，作过相对细致的考查、分析与思索，写出中篇历史小说《德运碑传奇》，算是我对高量成其人其事，尤其是对其品德的一个认识和评价。此次楚雄州社科联组织撰写《滇中文化论·人物篇》，指定我撰写高量成，于是我得到一个直接评价高量成其人历史文化意义的机会，可以把我在小说里寄寓的思想明白地表达出来，给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深入研究、讨论高量成的文本，从而使高量成的历史文化意义更为明朗，而有利于我们今日对家乡的文化建设。
全文分八个部分，先后为：家世渊源、家庭情况及其基本履历、取得相位的原因、让位、在相位期间的武功、文治、佛事活动及其它、总评。大体以高量成的人生经历为顺序，述其行事，评其意义。
一、高量成的家世渊源
高量成的家世渊源，这个问题在云南通志和大理、楚雄地方志里，记载比较清楚，也比较简洁，此为许多了解云南史的人所熟知，而野史记载比较繁丰，其中所包含的文化义蕴也更多，所以，我把方志和野史里的内容对照、综合起来，加以叙述如下：
高量成的曾祖父高升泰（泰亦为太），一度成为大理国的“皇帝”，但高氏的发迹却要追溯到高升泰的父亲高智升。
高智升的发迹满含传奇色彩：
高升泰的父亲高智升，生于点苍山麓茫涌甸，家贫，身高九尺，力能扳倒斗牛，臂力为国中第一。幼年时即拜无为寺莲座长老为师，精枪法，善骑射，智慧超群。有家传铁鞭，为陨铁打造，重百斤，智升每天鸡鸣而舞之。后传升泰，世称高家鞭。智升武艺超群，遂为大理国骠信（国王）段思廉御前随军。
一日，段思廉游猎于凤凰坡，突然旋风起，括得扬尘漫天，座骑迷眼，受惊失蹄，段思廉滚鞍落马，眼看要坠入悬崖，智升箭步上前接住，免了段思廉一场灾祸。又扶段思廉上鞍，牵马而行。从此，高智升受段思廉信爱，赐两宫女服侍高智升，智升纳以为妻室，生子高升泰。
保安六年（宋仁宗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段思廉命高智升伐叛臣杨允贤，克之，遂以白崖、和甸赐智升为领地。保安八年，又拔擢高智升为统兵。
高升泰自幼习文练武，十四岁时，已是文彩惊人，所赋诗词称国中第一。与诸清平官、布燮⑴答辩于五华楼，言辞滔滔，众官无不叹服。校场演武，诸般兵器，无不精熟，骠信赐升泰为清平官，并赐高智升为鄯阐（昆明）侯，主管柘东，高升泰佐之。升泰往来于滇池、洱海，职统九爽⑵。
段廉义广安四年（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杨义贞弑段廉义而自立，称皇帝。篡位凡四月，岳侯高智升命升泰率滇东兵马诛之，改立段廉义之子段寿辉。段寿辉以靖难之功，加封高智升为太保，封德侯；封高升泰为鄯阐侯，代智升为相国。
段寿辉在位两年之中，地震，雪山崩，昼晦，多异事。寿辉恐惧，禅位于段思廉之孙段正明，自己出家为僧。
段正明好佛，埋怨国事累人，不善治国。大臣怨其不务朝政，而心向高升泰。段正明多次让位于升泰，认为只有升泰才能振民兴国。升泰不得已而登王位，改国号为太兴国，那一方面是仿蒙氏太和兴盛之意，另方面也因“太”与“泰”同音，以为吉祥；年号天佑。
天佑三年（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一天傍晚，升泰膳后头晕，次日清早不能起床，目斜口吃，四肢瘫痪，逐召诸臣、子孙于寝宫，立诏：“吾之立君为国，皆正明皇帝强我为之。原因段氏之弱、群臣之意。吾突遭风癖，知天命在即。吾死，子孙只许佐国，而不得立君，国归段氏，慎勿背我。”又对长子泰明说：“要永远当段氏的良臣，还位段正淳，不要违背我的意愿。”病七日而殁，以国礼葬之，谥“富有圣德表正皇帝”。
为什么高升泰还位段氏，专一要立段正淳为骠信呢？
原来，段正淳与高升泰二人，在年轻时就相处很好。升泰有个妹子叫升洁，自幼跟从本慧国师学习，精奇门，是国中有名的才女。经升泰撮合，嫁给段正淳为妻。所以他们是郎舅关系。此外，段正淳其人，性情纯和，办事慎重。升泰当骠信以后，拜正淳为布燮，凡事都随顺着升泰。由于这些原因，升泰还位段氏，也指名要段正淳继位。
段正淳因圣德皇帝遗诏而得立，改国号为“后大理”，封升泰长子泰明为相国公，又封土威楚五百里，子孙世袭清平官。
以上富于传奇色彩的记述，来自于明代李浩所著《三迆随笔》。该书记载人物事件的真实性，据我所知没有受到读者的疑问，而就以上所引有关高升泰得位而又主动让位一事，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实属罕见，而如果了解云南大理国浓厚的佛教文化，了解段氏与高氏历代通婚的情况后，我认为这个记述是真实的、可信的。
太兴国王高升泰生三子：长子泰明，次子泰运，三子泰慧。升泰临终前，把帝位还给段正淳，段正淳拜泰明为相国。泰明有四子：长子明顺，次子明量，三子明清，四子明性。
泰明卒，本应由其长子明顺袭相位，但其时明顺年幼，于是由泰明之弟泰运继相位。泰运卒，又把相位还给了明顺。
高明顺是明量的大哥，也就是量成的伯父。明顺卒，顺贞袭相位。顺贞是明顺长子，也就是量成的亲堂兄，于1141年（绍兴十一年、广运十三年）由高量成接任相位。
附：世系表
二、高量成的家庭情况及其基本履历
前面说过，高量成的父亲高明量是量成祖父高泰明的仲子，因为泰明任相国，封地在威楚，所以高明量得世袭后理国清平官及威楚府演习之职，封政国公。
清平官是南诏、大理国特有的一种官名，是骠信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通常有六人，包括坦绰（太子）、布燮（相国）等。这从形式上看，与后来清朝的军机大臣有些相似，但实际上，在后理国，相国手操大权，清平官不过是相国的秘书而已。高明量袭清平官之职，只不过在名份上成为王公，并不参与政事。
后理国的政区，除首府羊苴咩外，设立八府、四郡、四镇，各有境界，而各部、赕、甸等，则分别隶属于府、郡、镇。府又有大、中、下、小四等，大府主将称演习，副职称演览。高明量任威楚府演习，自然是一个实职。
然而高明量英年早逝，死亡的原因，史志未记载。于是，高量成在其后的《德运碑赞》中追述自己的身世：“幼孤，久失庭训。”
从各种史志的记载来看，高明量没有显著的功绩，并且只育有一子，即量成，这大概与他早逝有关。
高量成的生年，由于史志均无记载，所以只能根据某些记载加以推算。《德运碑赞》中有句：“弱冠岁余，天地合德，日月同明”，
量成任相国九年后，让位于其侄高贞寿，其为段正兴永贞三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
据
及至其致仕八年之后，即段正兴大宝十年、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作《德运碑赞》。我们虽然不能确定量成的卒年，但由此可以肯定他不能逝世于1158年以前，换言之，量成至少活了39岁。
关于量成妻与子的记载，就我所见比较详细者为袁嘉谷《滇绎·卷三·高氏》，其曰：
“量成娶于王女，名成宗，生子佚其名，英姿卓茂，气韵清远，慨然有安世之心，年二十，辞父兄出家，知其志不可夺，不得已壮而许之，修元上菩提证入法界，号渊公，年四十六，端坐而逝，帝命礼号塔曰‘实际’，谥顿觉禅师。孙高明生、侄高善祐，虽妙年而义诱其衷，谓开国以来一人而已，可以将示来者。故俾公弟高观音政俭校，措意如公弟，扶危抚弱，防巢之义深者，因申奏上闻，琢石立碑，命楚州赵佑撰记，名曰《渊公塔铭》。渊公有弟，战败于[左目右牢]娄之役。”
袁嘉谷这段记载，他自称来自于《渊公塔铭》，然而我所见的《皎渊碑》中却是这样记载：
“公讳通月，号智玄，谥曰顿觉，而皎渊其字也。”“为让国公高泰明曾孙，相国高明量嫡孙，平国公高量成之子，母即昭庆公主也。”“公于南诏(大理国)天开十年甲戌，即宋宁宗嘉定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大空相三昧入涅，共坐四十有六夏，三十有七腊，利生六十有六年。帝命建塔于水目山，题之曰‘实际’，翰林学士
把这两方面的记载综合起来，可以看出：
高量成之妻，为国王段氏的女儿，名成宗，称昭庆公主。（或称“宝庆公主”，未知孰是，然音相近也。）
“辞父兄出家”、“渊公有弟”则皎渊有兄有弟，换言之，高量成至少有子三人。
然而以上所述明显存有一个疑问：所谓“王女”，王指谁？是段正严，还是段正严之子段正兴？
就我查到的唯一资料，是台湾清华大学
这个说法，不知出处，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寻找答案。
前面曾说过，高升泰有个妹子叫高升洁，嫁给段正淳为妻。到段正淳当了骠信，高升洁就成了王后，所以按照辈份，高量成当称继任的骠信段正严为表姑老爹。换言之，段正严为高量成的祖父辈，段正兴则为量成的父辈，于是段正兴的女儿昭庆公主就与量成平辈。
再说，所谓利贞皇帝，即段正兴之子段智兴，于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继位，改元利贞。皎渊称之为“皇叔”，于辈份相符。
居于以上两个理由，可以认为，高量成之妻确为段正兴之女。
三、高量成取得相位的原因
由前面的叙述可知，自高升泰逝世，还位段氏以后，先后任相国的是高泰明、高泰运、高明顺、高顺贞。高顺贞有一子贞寿（《高氏族谱》作贞受），按常理应由其子高贞寿继承相位，但却由高量成继承了相位，其中原因，史志无载，因而引起当代学者各种猜测。在各种猜测当中，有一种说法是“争夺”，比如《楚雄市志·附录·护法明公德运碑赞》的一条注释中说：“21岁的高量成夺取了堂兄弟高顺贞的相位”云云，然而笔者却不赞同这种说法，理由如下：
《三迤随笔·高氏争官》这样记载：
“内史载：高智升救主有功而重用，自此高氏飞黄腾达，至升泰佐国，段氏让位。升泰风疾，遗言还位众臣之前，后大理国段正淳
这段记载明确说明，在段智兴为骠信以前，高氏族内并没有相位之争；相位之争，起自于段智兴一代。
与这段记载相对照的，是《滇云历年传》所记：
“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高观音隆立，夺寿昌位与侄贞明。十一月，阿机起兵，同正明入国，夺贞明位还寿昌。贞明奔鹤庆。”
“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高妙音自白崖破河尾关入国，夺寿昌位。”
《滇云历年传》记载淳熙年间高氏争相的事件之前，再无争相位之事的记载。由此看，说高氏争官初起于段智兴一代，是可信的。而段智兴即骠信位于1172年，即宋孝宗乾道八年，离高量成即相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相距三十余载。
为什么高氏争夺相位起自于段智兴朝呢？这是因为高智升后代嫡庶力量的消长。今人郭开云、蒋国治在《高氏族谱·高氏源流》一文中所说颇为具体：
“上述高氏内讧，史籍多有记载。考高智升二子升泰居大理，升祥居鄯阐，有东西之分。升泰之孙分封西部（原注：今滇西地区），升祥子孙分封东部（原注：今滇东地区），而泰明因升泰长子得为相国。泰明卒，传其弟泰运，泰运又让位于泰明之长子明顺，明顺传子顺贞。其后从弟量成之相国。惟量成又让位于顺贞之长子贞受，贞受又传子受昌，则高氏以嫡系传，各守名份，可相安也。然升祥之子高观音明（原注：即祥明）段氏赐白崖地，故祥明子孙世守鄯阐，又分白崖，以观音为号，其势渐长，久而凯觎相国，因庶支未得立，乃拥立贞受和贞明而逐受昌。逾城派为泰明之裔，则拥护受昌。《野史》所谓高阿机者或即逾城光之兄，既扶受昌位，既辅政，而逾城继袭姚府演习。不二年，观音派复入首府，自任相国，逾城派兵败，不服，整军经武，高阿育乃夺相国位，传至大理国亡时。”
再看《南诏野史》，其中说：段正严时己亥（方国瑜按：“己亥当是己巳之误。”）“群臣以高升泰侄（方国瑜按：曾孙）高量成有德，请立为相国，”号中国公。
由以上引文，可以清楚看出，高量成之为相国，不是争夺而得，而是高氏权臣的荐拔，公开的理由是量成“有德”。
从常识来看，高量成父亲早亡，他为相时年仅二十出头，既无父兄扶持，又无文治武功，他凭什么力量去与相国争夺，并能取得相位呢？
我认为，比较可能的情况是相国高顺贞有重病或死亡，而他的儿子贞寿又年幼，不能继位治国，所以按泰明传相位于弟泰运的先例，群臣选顺贞的堂弟量成出任相国。另方面，量成没有父亲，年纪尚轻，群臣易于控制；又是太子的女婿，段氏亦乐于接受。更重要的大概是量成品行端正，即所谓“有德”，可以寄以大任。集诸多方面的条件，高量成被举荐为高氏权臣在后大理国掌权的代理人。
四、高量成让位
高量成出任相国九年之后，让位于其侄高贞寿。这在各种野史和志乘里，所载都是简单明瞭，毫无异词。
为什么让位于高贞寿？因为贞寿是前相国顺贞的儿子，这被古人称为“还位”。
那么，量成还位是出于自愿还是无奈？
《楚雄彝族自治州志·人物·高量成》中这样说：“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六月，三十七部叛，高量成领兵征讨，平定回朝时，其侄高贞寿已据相位，高量成宽宏大度，不与之争，乃让位于侄，还居威楚紫溪山。”
这个记述，不知出自何书。
《万历云南通志》卷十楚雄府名宦条，其中说量成“罢相”。这个说法，与其它史志所说“致仕”、“退隐”似乎有所区别而接近于《州志》的说法，但由于没有资料，我们仍然不敢附合《州志》。
这样一来，《州志》的说法就有了疑问，并且难以解决。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找答案。
凡读过《三迆随笔》的人都知道，该书的作者李浩是沐英的义弟，于洪武十五年“平定”大理后，把平章府石库中的历代藏书、文牒、历代资料运往下关。其后，李浩把这些书籍、资料，用千字文分类编号，并写出其读这些书的心得，集为《三迆随笔》。毫无疑问，李浩是明代以来直接掌握南诏、大理书籍、资料最完备的第一人，所以《三迆随笔》也就自然成为研究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的极重要资料。此外，这本书又经历种种磨难，于2001年12月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所以，许多老一辈的滇史专家都未能寓目，因而在他们的论著中，若干问题因资料不足而悬疑未决。一如以上所说高量成是否被迫让位这样的问题，方
然而我们有幸读到《三迆随笔》，并读到其中一篇专门记述高氏争权的文章，亦即前面提到的《高氏争官》一文。
我认为，如果一如《州志》所说，高贞寿在高量成率军出征，并已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在京城大理自居相位，那么，这种争权的行为就是后理国高氏争夺相位的首例，而作为首例，李浩就必然会将其记入《高氏争官》一文中，这是任何一个合格的编史修志者的常识，李浩绝对不可能缺乏这种常识。
再按当时的情况思考，高量成带兵在外，且是得胜之兵，即便高贞寿敢于冒险夺位，骠信以及群臣就都敢支持他？骠信和群臣又有什么不可与高量成共处一朝的深仇？同样，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只能回到我们所能见到的史志中，接受“让位”这种说法，换言之，高量成是主动还位给贞寿。
高量成为什么能主动还位给高贞寿呢？这个问题与大理国的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也与高量成的品行有关。
从大理国的历史文化看，这首先是佛教文化。
关于大理国盛行佛教的记载，相信凡读过大理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本不必详述，但为了清楚大理国崇佛的制度，以及崇佛的程度，所以还要引用《三迆随笔》中一篇文章，叫做《大理国崇佛》，全文如下：
内史载：大理段氏本蒙氏武将，思平母与龙交而得。母祟佛，思平灭杨氏建大理国，大兴佛教。盖思平原为杨氏追杀，避于古寺观音大士法身后，杨氏遍寻不得，而感大土慈航普渡，救思平于危难。思平发愿，若得大位，必以全国供养三宝，遍建伽蓝，以佛为国教。思平立国曰大理,称文武皇帝。修崇圣三塔，建大石庵、华严寺、弘法寺、紫竹苑、法相寺、莲花庵、荡山寺八大伽蓝。并谕：“除三十七部，臣民皆信佛，户户供养观音。初一、十五，君臣万民素食，诸邑甸皆建小寺，烧香拜佛，国不朝政，户户净水香烟。诸寺大比丘，率众绕佛毕，法师坐禅床讲经。巳时众始归。除放牧者，臣民皆不劳作。”此制沿至后大理，皆如是。大理自文经皇帝出家始，思英、素隆、素贞、思廉、寿辉、正明、正淳、正严(和誉)、正兴(易长)、智祥，段氏传国二十二代，而十帝王为僧。大理国制：“国王出家，诸朝官愿者可随帝出家。”无为寺、崇圣寺皆为国寺，国中传武、读书之地。皇族清平官、九爽、军将、节度等，子孙可自幼皈依，读书习文至长，录用于国。两寺住持可参国事，可择
以上记载，不但出自李浩所见资料，而且历元朝而入明初，累经战火之后，李浩所见的云南，依然是“古寺之多而可冠天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理国就是一个佛国，研究大理国的一切问题，不能离开他们所信奉的佛教。
上面提到大理国几代骠信出家的事，为了更加清楚，此将高量成让相位以前骠信出家的年代标明如下：
秉义皇帝段素隆，于段素廉明启十三年（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即位，在位四年后禅位段素真而为僧。
圣德皇帝段素真，于段素隆明通四年（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即位，在位十五年后禅位为僧，立孙段素兴为皇帝。
段思廉于段素兴天明元年（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被众官推为骠信，在位三十一年后禅位为僧，其子廉义继位。
上明帝段寿辉，于段连义广安四年（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即位，在位仅一年，禅位为僧。
段正明，于段寿辉上明元年（宋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继位，在位十三年，众官推高升泰为帝，段正明弃位为僧，段氏统治中断。
高升泰死，还位段氏，段正淳于天授元年（宋哲宗绍三年、公元1096年）继高升泰为帝，在位十三年，避位为僧。
而且就在高量成任相国期间，骠信段正严在他继段正淳之位三十九年之际，也因天灾人祸而遵循先辈之路，于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避位，传位于太子段正兴。
以上段氏七帝避位为僧，前后不过一百余年，可以说是接踵而去，这对年纪大的官员和百姓而言，应该还历历在目，而高量成本人也目睹了段正严禅位的来龙去脉，决不会无动于衷。
高量成生长于大理佛国这样一个环境，身为贵族，应该深受影响，而据《德运碑赞》所说，量成“明明心地，了了性源”，是一位深受佛教熏陶的人。这种人，决不会把官位看得如同生命一样重要，相反的是他可能视官位如草芥，随时可以弃之。再说，量成耳之所闻、目之所睹，尽皆骠信禅位、曾祖高升泰把皇位还于段氏之类的权力交接史，其心灵怎能不受触动。
更有甚者,最切近的一个先例是：相国高泰明卒，因其长子明顺年幼，遂传位于其弟泰运，当明顺成人之后，泰运又让位于明顺。高量成在高顺贞有子的情况下继承了他的相位，按照先辈的风范，他还位于顺贞之子贞寿，也是合乎情理之举。
居于以上理由，可以确信，量成于任职九年之际，让位于其侄贞寿，是顺应着大理国的文化传统，顺应着先辈的思想轨迹而采取的自觉行动。
《滇云历年传》载：“政和十八年（公元1148年）六月，高量成讨三十七部叛夷，平之。以侄寿贞（按：当为贞寿之误）为中国布燮，自号中国公，退居楚雄。”
此条，虽然所记年代有误（经方国瑜等专家考证的正确年代为绍兴二十年（1150年）六月），但平叛与让位两事系于六月，可知量成是在平叛取得胜利之后让位。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量成所选择的让位时机，表明这很可能是深得“功成弗居”之道的选择，是自觉的主动的行为。
五、高量成在相位期间的武功
从前面所述可知，高量成于1141年（绍兴十一年、广运十三年）接任相位，于1150年（宋绍兴二十年）让位，据相位九年。在此期间，其重要政绩就是平定三十七部“叛夷”。
何谓“三十七部”？
要弄清三十七部为何义，则要远溯到爨人，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只能简述其概。
据
到了唐代，洱海周边六诏崛起，经唐玄宗扶持，南诏统一六诏，从此，南诏与爨氏相抗。南诏与爨氏几次争战后，南诏势力向东扩展，形式上已经统一了南中，但爨氏势力仍存在于云南东部，分散于若干边远地区。爨区的政治区域，在公元十世纪初年以后，称之为“部”，所谓“部”者，《景泰云南图经志》卷二陆凉州部封山说：“夷语以县为部”。
大理国期间，大理与爨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不时发生战争。到了大理国第五代骠信段素顺于顺德三年（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大理与东方原各爨部“会盟”，即达成协议，并立碑垂文。碑文称此次会盟为“呫血之盟”。盟誓的地点在石城（沾溢），这是东方原各爨部势力的核心地带。碑文中，首次以“三十七部”这样的称谓代替原爨部，并说，段氏政权与三十七部“与约盟誓，务存久长，上对众圣之鉴知，下揆一德而呫血。”大理统治者与三十七部会盟，颁赐职赏，受大理统治，每一部有固定区域，有土长世袭。
这就是三十七部一语的来源。
三十七部名称，及今地见下表：
大理三十七部地名表
府 名 (郡、镇) | 部 名 | 元代郡县 | 今 地 |
威楚府 四部 | 罗婺部 华竹部 武定县 碌券部 | 武定路 和曲州 罗次县 禄劝州 | 武定、禄劝 武定县南 禄丰碧城 禄劝县 |
石城郡 十二部 | 磨弥部 普摩部 纳姤部 罗雄部 夜苴部 落蒙部 落温部 师宗部 弥勒部 仁德部 沙摩部 子矢部 | 曲靖路 越 州 马龙州 罗雄州 亦佐县 路南州邑市县 路南州邑市县 师宗州 弥勒州 仁德府 归厚县 普安路 | 曲靖、沾益等 曲靖越州 马龙县 罗平县 富源彝佐 路南县（今改为石林县） 路南县（今改为石林县） 师宗县 弥勒县 寻甸县 寻甸县西 贵州普安、盘县 |
河阳郡 五部 | 罗伽部 强宗部 步雄部 嶍峨部 宁 部 | 澄江路 阳宗县 江川县 嶍峨县 宁 州 | 澄江县 江川阳宗 江川县 峨山县 华宁县 |
秀山郡 五部 | 阿僰部 休腊部 落恐部 思陀部 溪处部 | 临安路 河西县 落恐万户 溪处部 | 建水、石屏、蒙自 通海河西 红河县落恐 红河县 红河县溪处 |
最宁镇 七部 | 阿宁部 维摩部 纳楼部 褒古部 王弄部 教合部 矣尼迦部 | 阿宁万户 维摩州 纳楼千户 舍资县 | 开远县 邱北县 金平县 屏边县 河口县 文山县 马关县 |
东川郡 六部 | 闷畔部 乌蒙部 乌撒部 茫布部 易娘部 易溪部 | 东川路 乌蒙路 乌撒路 茫布路 益良州 | 东川市 昭通 贵州威宁 镇雄县 彝良县 威信县北 |
善阐府 三部 | 嵩盟部 阳城堡部 伽宗部 | 嵩明州 晋宁州 呈贡县 | 嵩明县 晋宁县 呈贡县 |
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有四十二部，原因是各部在大理国三百余年中，有兴、废、分、合，未必固定为三十七部，只是习贯以三十七部总称原爨地。总之，通过此表，我们不难看出三十七部在云南东部所占地域之宽广，物产之丰富，由此可知大理国与三十七部的战争，决非平息小乱可比，它实际上是大理国政权最棘手，也最危险的一个问题。
据史籍，自从段素顺顺德三年（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石城会盟之后，三十七部在较长时期没有叛乱。直到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三十七部叛，高相国泰明讨平之，使四子高明清居鄯阐镇守。”（《南诏野史·段正严传》）
《滇云历年传》记载：“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二月，大理彗星出。慕宁、远、以、空、破、马地方诸夷叛，发兵征之，大败。三十七部夷叛，攻平国公于鄯阐。高明清力战却之。”
从这个记述顺序来看，应该是先有慕宁、远、以、空、破、马地方的民族叛乱，大理国发兵平叛，大败，之后，更引起三十七部广大地区的民族叛乱，进攻鄯阐（今昆明），平国公高明清力战，阻止了叛军的进攻，但叛乱并未彻底平息。
前面引文中，“使四子高明清居鄯阐镇守”，其中“四子”有误。据《高氏族谱》，高明清其实是高泰明第三子，为仲子高明量之弟，四子高明信之兄。由此也知道，高明清为高量成叔父。
就在战事刚过，骠信段正严避位为僧，传位于太子段正兴。
第二年，也即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滇云历年传》记载：“腾、永叛，高明清讨平之。”
“腾”即腾冲府，“永”即永昌府。后大理国的腾冲府，辖地为今之腾冲、龙陵；永昌府辖区为今之保山地区和临沧地区。从地域范围看，这次叛乱的规模应该不算太小，却为高明清所讨平。
接着，《滇云历年传》记载：同年六月，“高量成讨三十七部叛夷，平之。”
有关此次战争更详细的记载，诸志乘皆无，仅能从《德运碑赞》见其概：“四夷八蛮，叛逆中国，途路如蝟毛，百姓离散。天不早命公，斯民坠矣。公于时领义兵，率乡勇，扫除烽燧，开拓乾坤，安州府于乱离之后，收遗民于虎口之残，四海清肃，路不拾遗。”
上述文字，诸家所注甚详，这里仅将大理国兵制情况简略介绍。
后理国沿续南诏兵制，平时人人皆耕，战时人人皆兵。也就是户口与编制相配合，每户有丁壮，称为乡兵，平时备有战马、武器，根据村落远近，分为东、西、南、北四军，每军有不同颜色的旗幡，用以区别。每军置一将，有的管千人，有的管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名军将统一管理。平时如果有盗贼出入，要由这些乡兵来抓捕，如果有了征发，则由官府下文书，乡兵自带战马、武器和口粮，数日之间就可以集合起来。由于采用这种军制，所以南诏、大理，无论官民，对战斗，甚至战争，都十分熟悉。
军制如此，故而碑文说：“领义兵，率乡勇”。
上述引文，列于《碑赞》全文之首，表明碑文的作者与所赞者高量成皆以此为最具价值之事，而引以为荣。其中“天不早命公，斯民坠矣”一句，对于此次平叛意义的赞扬，已然无以复加。
碑文又说，经过此次平叛，大理国内，呈现“四海清肃，路不拾遗”的局面。事实果然如此？
查《滇云历年传》，自此次平叛之后，下一次平定三十七部的战争发生于公元1212年，即宋宁宗嘉定五年、段智祥天开八年，距此六十余载。由此看，所谓“四海清肃”，虽不免溢美，却也接近事实。
于是，回头读“扫除烽燧，开拓乾坤”两句，可以推知，此次战争，高量成已把若干强硬的“夷”部打垮，从而使大理统治的区域深入于更多的“夷”部，这对于大理国的统治集团而言，无疑是一个较为彻底的胜利。
对此次胜利，在形式上的褒奖，就是高量成获得骠信段正兴颁赐的封号。什么封号？由于诸书无明确记载，而唯一可证的《德运碑赞》摩岩石刻中，“帝敕号曰”以下剥蚀三字，因而今人众说纷纭。姚安由云龙确信为“中国公”，而方国瑜推测为“明国公”，而我倾向方国瑜的推测。无论是中国公，还是明国公，总之是由骠信代表整个大理国统治集团，对高量成此次平叛的功绩作崇高褒奖。
六、高量成的文治
这里所说高量成的文治，包括他在相位期间，以及退位以后的政绩。
高量成在相位期间的文治，最重要的是他继续推行臣属宋朝的政策。然而这个政策的来龙去脉，需要费辞交待如下：
北宋建立之初，统治者鉴于“唐亡于南诏”的教训，有“宋挥玉斧”的典故。乾德三年（965年)，平定后蜀不久，王全斌“欲乘势取云南”，以地图进献，太祖赵匡胤“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划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绍兴六年 (1136年),翰林学士朱震说：“按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
绍兴二十六年 (1156 年),高宗对辅臣说：“蛮夷桀黠,从古而然。唐以前屡被侵扰，入川属，自太祖兵威抚定，以大渡河为界,由是不敢猖獗。”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大理国主段正淳遣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
段正淳死，子段正严立，谋求归宋。广州观察使黄璘得报，转奏朝廷,称：“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徽宗诏黄璘置局宾州，“凡有奏请,皆俟进止”。于是，政和六年 (1116)，段正严“遣进奉使天驷彦贲李紫、副使坦绰李伯祥等使宋，随携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外携乐人一队。宋徽宗诏黄璘与广东转运副使徐惕相偕入京。其所经行，令监司一人主之。”《宋史·徽宗本记》所载“是岁……高丽、占城、大食、真腊、大理、夏国入贡”,即指此事。次年二月，李紫琮等赴宋都汴京，宋朝廷尤礼有加,其所献乐人深得徽宗喜爱。宋朝廷册封大理国主段正严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为示郑重，宋遣儒臣钟震、黄渐为册封使，前往大理册封,同时颁赐宋行日历一册。而颁赐历法，是宋对其确立宗主国地位的象征。政和八年，宋朝科举会试，词科题目为《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表》。至此，大理臣属于宋这一事实，为天下读书人所共知。
段正严一朝，大理与宋的关系达到有宋一代最高水平，而在大理国“位在段氏，权在高门”的情况下，为相九年的高量成，其文治之功，也就不言自明了。
高量成退相位后，因其仍然处理军国大事，又以威楚府演习的身分治理威楚，所以仍然有政绩可述。
高量成退相位后所处理的军国大事，唯见于《德运碑赞》，其曰：“四夷八蛮，累会于此；八方群牧，□□于此。虽夷狄之深仇，部曲之死恨，到此喜归方寸，恶竟冰释，袖刃怀刀，一时捐弃，甘辞艳语，以发喜戏。古人有云：‘人杰地灵’。八纮四海，闻命于此，可谓大矣。”
文中所谓“累会于此”的“此”，据前文知为楚雄紫溪山，盖高量成退休居处。
高量成退休以后仍然如此公开地、频繁地处理军国大事，并卓有成效，于是近年的楚雄学者把他比喻为陶宏景，称为“山中宰相”。这个比喻相当生动、准确地说明高量成的才能与威望，以及他对自己国家的负责态度。
高量成曾获得骠信颁予的“护法公”称号，这不仅从《护法明公德运碑赞》的标题看出，也有祥云《皎渊碑》的文字映证：“相国公泰明之曾孙，政国公明量之孙，护法公量成之子也。”
对此，方国瑜认为：“护法公为致仕以后所封。”
我以为，一个“护”字，似乎很能反映高量成退而不休的实情。再者，如前所说，量成在任相国之初即封中国公，在取得平叛胜利之后封明国公，在退休后封护法公，所以，德运碑的标题中，合二者为一，称“护法明公”。
假如事实真如
关于高量成治理威楚所取得的成就，
“尤当说者，高氏世守此地，建立政权，反作用于社会基础，有巨大作用……威楚地为爨之西境，居民些莫徒（原注：撒马都）。唐贞观年设览州，南诏为览赕，置曲驿。大理前期设石枽郡，大理后其设威楚府，元时为威楚路。六百余年中，发展过程，设府为关键时期。当设治时，有一定社会基础，既设府治后之设施，推动社会基础，加速发展，碑文所说，改变落后状况，进入文明之域，即所谓之‘德运’，对此地区有巨大影响。”
又说：“《元史·地理志》威楚路曰：‘为杂蛮耕牧之地，唐时蒙舍诏阁罗凤于本境立郡县，诸爨尽附，及高升泰执大理国柄，封其侄子明量于威楚筑城，号德江城。’又镇南、南安、广通、定远诸州县，亦谓隶高氏，即设置统治政权，作为一个政区，加速发展，奠定元时设治之基础，仍命高氏为土官，至明代改为楚雄府，又设设楚雄卫，社会基础更大变化，逐渐裁革土职，而设流官统治也。”
以上为高量成两方面的文治状况，是以事实说话，而《德运碑赞》则从政治思想与学术方面加以总结和提升，也很值得一读。其曰：
“□□□□□周道，不行商道。商以誓为实，周以会为实。公累与诸蛮会，不曾誓，故行周道。非独行周道，代亦周氏□□□□□放□□□□关门不闭。《传》曰：‘进贤受上赏，敝贤受诛戮’。齐有仲父，郑有子产，竹帛称之为民之父母，孔子□诚之为□进贤也。公性贤良而有德，泽及八纮，宗族同一心，四海为一家。《诗》曰：‘济济有众’，此之谓也……公以礼义为衣服，以忠信为甲胄，以智勇为心肝。远之来者，割地而封之，不归化者，兴兵而讨之，自是天下大化。”
以上这些文字，凡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它具有浓厚的儒家政治与伦理色彩，这是《德运碑》的作者以儒学之眼，审视高量成修齐治平的功力，及其所达到的境界，而得出的断语。这些断语对于我们今天认识高量成其人，认识他取的成绩，都是不可或缺的提示。
七、高量成的佛事活动及其它
在前面的引文中，我们看到了大理国浓厚的佛教氛围，那就是，除三十七部外，上自骠信，下至庶民，终生沉浸于佛教的生活方式，践行着佛教的信条。以至于我们不能不把大理国视为佛国，而看到它与与中原文化的区别。
高量成终其一生，生长于这样的文化环境，其所陶染的文化，自然主要就是佛学。于是，在给自己一生的思想和事业作记载的《德运碑赞》中，践行佛学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德运碑赞》中，紧接着上引儒学思想以后，大段记述高量成的佛学修为和佛事活动：
“公明明心地，了了性源。兴修白马，喜建伽蓝，众山蓝若，无不周备。所谓溉其根而□其实，种其福而积其基……明月侍座，清风扫门。喜听法鼓明心，不闻尘嚣聒耳……”
在以上引文中，特别提醒《德运碑》的读者，“众山蓝若，无不周备”一句中，“众山”并不专指紫溪山，而是指威楚，乃至于威楚之外大理国之内的其它山。因为在碑文中，这句话远在记述高量成开辟紫溪山事迹之前。
高量成开辟紫溪山，《德运碑》用了不少笔墨来记述：
“公爵地威楚府牟州石桒弄，地处威楚府西隅，去府五十里，地名薇溪。山林茂盛，是贼巢穴，采樵刈草，皆为贼所掳。公归隐，创居处，建宫室，贼散去不知几千里也。泉甘而山茂，公之居处。仲尼有云：‘仁智者也’。”
接下来的大段文字，就是前面所引“四夷八蛮，累会于此……八纮四海，闻命于此，可谓大矣。”
于是，我们知道，退休以后的高量成，是在紫溪山累会诸侯，以及三十七部首领，而使他们的“深仇”、“死恨”得以冰释的法宝，就是佛学。这是一个开示的过程，是在亲近自然，以及佛教的环境里，以其“明明心地，了了性源”的佛学修为，对人心灵的净化过程，而不必是筹谋和伎俩。
此外，以紫溪山为佛教场所，高量成有开辟之功。继其后，明、清期间，全山先后建有寺庙百余座，遂成为滇中佛教名山,于是，僧尼培植山茶花，广植奇木，历任楚雄官员，乃至外地官员、名僧名流，以及书生浏览紫溪山而填词赋诗，累累不绝，为楚雄的文化增色不少。改革开放以来,州市政府加大对紫溪山的建设,遂于1993年获省级风景名胜区的称号。
关于高量成的佛事活动，还要提到的一点，是他重修大理崇圣寺主塔的塔刹，同时增建南北两座小塔。（姜怀英、邱宣充《大理三塔史话》）
高量成的其它重要活动，有资料可查的，是在大理三月街马市上设竟马擂。
资料来自《三迆随笔》，其中有篇《段正兴辟马市》，全文如下：
《段氏传灯录》载：正康皇帝体弱，诸夷多变，难以治理而禅位正兴。正兴幼善武，喜击技。立位与高量成亲率兵平诸叛，有飞骑军之称。至此，国渐昌盛。段氏国强，诸夷朝贺。于三月，立市叶榆城西点苍神祠，以易骡马。到时商贾云集，诸蛮四夷皆至。大理自与宋通，皆遣使入叶榆购置骡马、象牙。诸军亦派吏入使大理，亲购军马数以千计。按期，大理高国公量成父子亲临叶榆，设竞马擂。选十骏，为主奖国中有功十军将。馀良马，以高价贷宋购马官。每三年，正兴遣使入宋朝贺，必购数良马。后因宋守关良拒段氏使臣入境，高氏急奏正兴。至此，段氏不再朝贡，但不拒宋使入境购马。马市万商云集，多为湖、广、川商贩，以丝绸、书纸、笔、砚、胭脂、花粉、人参诸饰品，以物易南中骡马、象牙、犀角、鹿茸、山货、药材、刀剑，马市长达二十馀日。按时，西域诸邦、吐蕃古宗，皆入叶榆以物换物。入夜，五华楼前踏歌宴舞，户户张灯结彩，域邦幻戏。王室后妃出游闹市，观诸技于五华楼，赏诸伎人，年年如是。马政之兴，自此段氏与宋不再隔绝。
对以上所引，需要略作说明。马匹在农耕时代，是极为重要的生产工具，于战争不可或缺。而宋朝在与金兵长期战争中，所耗战马太多，以至国中所产马匹供不应求，而南中向产良马，西部有越赕驹，东部有滇池驹。宋朝为向大理国购马，在边境专辟马市，南边和东边各一个。南渡以后，在战马供应方面，更依赖后理国。然而由于需要量太大，原来的两个边境马市不能满足宋朝的需求，段正兴为了进一步与宋交好，也为了增加财源，就在京城羊苴咩（今大理）开辟一个马市，每年三月开市，这就是沿续至今的大理三月街的来历。而高量成在马市设竟马檑，也即赛马檑台，可以激励生产和训练良马，于大理和宋朝都有好处。所以，在今天看来，三月街马市好象只不过是一个带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商品交易市场，而在当年，却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意义。
八、对高量成的总评：一个“德”字了之
《元史·地理志·威楚路》曰：“高明量筑外城，号德江城。”
杨慎《南诏野史》曰：“高量成退老楚雄城，人化其德，名德江城。”
万历《云南通志》卷三《楚雄府古迹》曰：“德江城在府西北二里。”
类似的文字，楚雄府志、县志所载甚多。虽然所载甚多，但后人弄不清一些问题：德江城是高明量时所号，亦或高量成时所号？是城因江得名，亦或江作江名，城自城名？
经长期思索，仍然不得其解。然而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问题，则可以豁然开朗，请看：
从上文可知，高量成的曾祖父高升泰死，谥“圣德皇帝”，高明量在楚雄筑外城，称“德江城”，“群臣以高量成有德，请立为相国，”“高量成退老楚雄城，人化其德，名德江城。”又高量成在紫溪山所刻摩岩称“德运碑”。
此外，大理国开国骠信段思平的第一个年号叫“文德”。第三代骠信段思聪第一个年号叫“明德”，第二个年号叫“广德”。段思廉有年号叫“正德”、“保德”。段正兴有年号叫“建德”。段智兴有年号叫“盛德”。
这一连串的“德”，难道是巧合？绝不是，而是一脉相承的境界追求。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立德，有所谓“太上立德”之说，广为中国人所知晓。可以看出，大理国的若
通观高量成的一生，是一个追求“德”的过程。
虽然“幼失庭训”，但却“自幼有大器”。何谓大器？就是目标高远，胸怀宽广。这个高远目标，到青年时代，就具体为“思欲立大功，定寰宇”。二十余岁，以“有德”而被群臣推举为相国。在相位九年，武功卓著，安邦定国，诚非虚言。让位于侄，尤为不易，其高风亮节，虽千载而下，亦为仰止。退休之后，开辟紫溪山，兴白马，建浮图，会“蛮夷”，释仇恨，文治尤洽。山中宰相，乐山乐水。居庙堂则怀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江山有待，花鸟无私。夕阳在山而刻崖立碑，自述生平，以“德运”二字为盖棺之论，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注释：
⑴布燮：南诏、大理国的相国。
⑵清平官之下设九爽：幕、琮、慈、罚、劝、厥、万、引、禾，相当于唐朝的三省六部。设督爽总领九爽。又设乞托主马政、录托主牛政、巨托主仓禀，由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领。这些都是朝廷命官。九爽之职，时有增减。
边城秀才
退休之人，象样的事做不成，做点家乡事，既可慰已心，也可与乡人共乐。
在下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通常的人，就是中国的学人，也不愿花许多时间了解云南历史，这是自古而然的。只因金庸在云南生活过，了解云南，所以把云南的历史搬演进小说，结果取得意外的效果。
云南这地方确有独特之处，其中如本文所说佛国就是一个方面。要深刻了解世居云南本地的人，没有点佛学修养是不行的。为什么李贽到云南姚安任知府三年，到处讲学，常在佛寺里处理公务，到鸡足山写佛学文章，并且最终下决心辞官，都与云南各地浓厚的佛学纷围有关。
感谢秀才兄为我们介绍了这段云南历史，让我们多少了解到一些南昭的文化与宗教，同时也让我感悟到边城秀才们“真性主行，真心应缘”自然而然的人文态度原来与“明明心地，了了性源”的楚雄祖先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