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史
介绍云南文史，讲述自己的故事。
万里关山曾飞渡
——王锡衮的壮烈生平
王锡衮，明末禄丰人，其英名不仅为家乡父老所熟知，且流传于海内读书人之中，其原因主要在于他的高风亮节。比如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大学成为西南联大，到此执教的施蜇存先生曾写下一篇文章《怀念云南大学》，其中以不小篇幅谈到王锡衮。他这样写道：
在会泽院之东，校长住宅之前，有一个小小的六角亭子，这是风节亭。我常常劝在那亭子里温读功课或晒太阳的学生抬起头来读一读那块小匾额上的文字。原来这是明末滇贤王锡衮殉节之处。王锡衮，禄丰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致仕后适逢沙定洲之乱。沙定洲把他拘禁起来，逼他草奏表，请朝廷正式任命他为云南藩镇。王锡衮不屈于威逼虐刑，在这风节亭上作诗一首，绝食而死。这可以算是云南文人之不为伪组织恶势力所移的一个典型。当此国难时期，这个凛凛有生气的亭子屹立在西南一大学府中，实在是对于青年颇有意义的事。
王锡衮因其风节之高亮而留芳后世、启迪后昆，自然是禄丰人，乃至云南人的骄傲，但更重要的是，应该把他的事迹发掘出来，整理出来，介绍给青年一代，以便于大家学习先烈，向德才兼备的境界前进。
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有关王锡衮事迹记载比较详细者，有《明史·王锡衮传》、《禄丰县志条目·王锡衮》、《楚雄州志·人物传·王锡衮》，以及《王文毅公集》。
《禄丰县志条目》为1932年禄丰县志局所编，其中王锡衮传可能是王锡衮的家谱，许多资料，为它书所无，盖因此资料来自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之中国方志丛书云南省《禄丰县志条目》， 1975年出版，所以，在此之前，许多大陆学者未能看到，直到2005年，楚雄州政协校注出版《楚雄州旧志全书》，《禄丰县志条目》才得与广大读者见面。
《王文毅公集》为王锡衮第十代后裔王武科所编，199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明史》本传、《道光云南通志稿》、《滇南碑传集》、《新纂云南通志》、《云南历代名人事略》、《滇南五名臣遗集》、《滇绎》、《滇系》、《南疆逸史》、《禄丰县志》、《小腆纪年》，以及若干文献的零星记载。该《集》看起来网罗宏富，其实各皆传抄，是以大同小异，然而就目前而言，也算是王锡衮资料最全最富者。
对于了解一个历史人物，以上资料不可谓不丰富，但由于编写体例所限，背景材料太少，遂使现代的读者，不容易看到发生在这个人物身上的许多事件的复杂性、重要性，因而对于王锡衮其人的才华、人品，难以充分认识，因此，州社科联此次指定我撰写王锡衮生平，除要求准确之外，更要求详尽，并加评论，这任务确实繁重，但我以为这样做很有意义，值得花力气，于是作了一番搜罗资料和考证的工作，并阅读有关明末历史的书籍，从明末历史的背境上来重新审视王锡衮的所作所为，于是重新发现史书所载王锡衮事迹的难能可贵，而把这些能显其难能可贵的背景写出来，就能便于青年一代认识王锡衮风节的高与亮。
为着撰写与阅读的方便，此采取以事件为节的方式，沿年代先后述评。
一、少年王锡衮
王锡衮生于禄丰县大白厂村，生年不详。
据方国瑜《云南郡县两千年》，禄丰在明代属罗次县，县属安宁州。又据康熙《罗次县志》，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罗次县改属云南府。至此，王锡衮所在地域为云南右卫，其家庭为军籍，其父王劝士，字宏举，号知我，为读书人，著作诗文，有《经书解》、《易学箕传》、《天外奇录》、《养俭手抄》问世，可以想见，这对王锡衮当有深厚影响。
王锡衮字龙藻，号昆华，又号仲山、念昔，别号素斋。
王锡衮少年时代事迹，各书所载不多。
王武科在王锡衮“童年概述”中讲到，王锡衮“随父攻读，濡染很深”。又说：“另有晚明旧臣王莱仪先生，字仲威，昆明人，曾官应州知州，学识渊博，性情耿介，因与上官不睦，归隐里中。史载，孙可望入滇后，他骂贼而死。文毅公幼时，曾在莱仪先生门下读过书。”
此外，民国《禄丰县志条目》中保存一个传说：王锡衮幼时读书于白云庵，性鲁钝，夜梦神人割心，在寺傍池内换洗。自洗后，天资聪颖异常，文思大进。
同书又载：“县属有盘龙祖师，号莲峰，能行脚立止，常居县之白云庵。”
这里所说“白云庵”，又称白云寺，在县城东十五里，其山风光秀丽，为县八景之一，称“白云夕照”，旧志描绘为：“东山有莲峰岩，晴岚拥翠，夕照迴光，常见白云封寺，晚眺宜人。”此录邑庠生吴文雯诗《白云夕照》，以见其形神：
僧闲谁似白云间，出岫无心透觉关。
斜挂松阴封叠嶂，半遮竹院隐青山。
疏星黯淡光分夜，新月朦胧色比颜。
更有莲峰高百尺，长留云路几追攀。
王锡衮幼年读书于此，由此可以推想，其佛学修为盖源于此，而其逝世后，“葬于本境莲花山”，又可推知他对此山此寺之系情。
二、参加科考与初入仕途
在科举时代，入仕之途主要指参加科举考试。王锡衮亦是按照当时的规定，从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庶吉士，最终进入仕途。
据《明史》本传载，王锡衮“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
据《禄丰县志条目》载，王为“县学生。中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科举人，天启二年壬戌科进士，初选庶常。丁父忧，陈请终制，钦赐驰驿扶榇归葬。守制在里，悯民病涉，新建飞凤桥三硿。服阙，补任检讨，寻迁编撰。”
据《州志》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中乙卯科举人。天启二年(1622年)考取壬戌科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授检讨编撰等职。”
可以看出，以上记述详略不同，而以《县志条目》所载为详细。然而为何《明史》不载其为县学生，以及进士及第的事？为何《州志》说“三年后，授检讨编撰等职”？
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科举制度有许多变化，我们今天的人，除专家之外，多半不知其详。
下面，引述钱穆先生所著《明代政治得失》中，专讲科举的若干内容，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钱先生说：
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譬如你是山东人，便向山东省政府报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东省进士。考试录取，就叫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到了明代，殆因报考的人数更多了，才分成几次考。第一是府县考，录取了叫入学，又叫县学生，俗名又叫做秀才。照理，县学生该赴县学读书，但有名无实，并无正式的县学。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这叫乡试，中试者俗称举人。各省举人再送到中央，集合会考，这叫会试。会试中试，始是进士，也叫进士及第。其实就名义论，举人就如进士，进士也就如举人，哪有这许多分别呢？明制进士及第以后，还该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一个资格老的前辈进士出身的人来教。这个人，本身就是朝廷大官，也不严格来教读。照例，要待这些进士读书满三年，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所以明代翰林是进士在中央读了几年书，经过考试，这个时候称为散馆，才成翰林的。但此种进士读书的制度，不久也有名无实了。而明代风尚，则极看重进士与翰林，非进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明以前的科举，只进士及第后，即便分发服务，依其行政成绩逐渐上升。明代则举人不便是进士，一定要进士及第，进翰林院的这批人，才能当大官。举人以下就没有做大官的份，如是则科举场中也分了流品。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举人则变成了浊流，沉淀在下面，永远不超升。鼎甲出身，也成一种流品观念了。
此外，又引《辞海》庶吉士条：
明初置，始分设于六科，练习办事。永乐以后专属翰林院。清代沿其制，翰林院设庶常馆，选新进士之优于文学书法者，入馆学习，称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亦有提前举行者）后举行考试，成绩优良者分别授以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通常称为“庶常”。
从以上所引两段文字，可知王锡衮应该是成绩优良，并且进入仕途也很顺利。
王锡衮于天启二年成进士，三年后为庶常，则为庶常之年当在天启五年（1625年）。
《县志条目》载：天启“六年丙寅（1626年），赍皇太子诏回滇。有‘周贫掩骨’、‘义助婚丧’等复命，陛升侍读。”
这条资料中，所谓“皇太子”，为误记之词。查《明史》熹宗纪、思宗纪，熹宗朱由校即位七年，死时年仅二十三岁，有三子二女，皆早夭，遂诏由其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所以，在熹宗朝，没有太子，然而《禄丰县志条目》此条内容，是根据王锡衮家谱抄录，故所记回滇，回京后升侍读之说，依然可信，而估计所谓“皇太子”，当指十三岁就被封为信王的朱由检，亦即后来的崇祯皇帝。
三、在崇祯朝前期的官职与政绩
王锡衮在崇祯朝前期的官职与政绩，《明史》本传无载，而《禄丰县志条目》所载较详，故本节据《条目》顺序述评。
《县志条目》载：“崇祯四年（1631年），同考会试，取卞应聘等，俱名士。”
所谓“同考会试”，指在会试中，协同主考﹑总裁阅卷。卞应聘于崇祯七年前任广东新会知县，其它事迹无考。
《县志条目》又载：“及晋南少司成，博极群书，手不释卷。著有《经书解义》及《溪适草》等诗集。”
“司成”为教导世子即贵族子弟之官，正职为大司成，以少司成副之，为国子监属官。南少司成则在南京。所著《溪适草》，其中“溪适”一语，出于《庄子·逍遥游》，曰：
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溪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闲，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溪适也？”此小大之辩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
“溪”即“奚”，古汉语疑问词，“溪适”即到哪里去。王锡衮以“溪适”为自己诗集之名，含自谦之义，同时告戒自己，不能满足于“智效一乡、行比一官”，而应该有所作为。
《县志条目》又载：“七年甲戌（1634年），以洗马掌司经局，随晋左右宫谕，公卿会推，枚卜一次。”
司经局为詹事府所属机构，掌太子宫中图书。洗马为司经局官员，通常为翰官迁转之阶。
“宫谕”一职，未能查其详，仅知若干朝代皆设此职，其职事是在宫中随时谏谕，约四品。
所谓“公卿会推，枚卜一次”，此事说来话长。
先看何谓“枚卜”。
古代以占卜法选官，因泛指选用官员为“枚卜”。《书·大禹谟》：“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孔传：“枚谓历卜之而从其吉。”明代特指选大臣为大学士，入内阁办事为“枚卜”。
那么，为何明代选大学士，要用枚卜之法呢？
我们知道，宰相制度由来以久，而太祖朱元璋因宰相胡维庸造反，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要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再立宰相。不设宰相，六部九卿互不相属，而由皇帝一人总其成，真正实现了皇帝专制。但皇帝一人办不了那么多事，只好由秘书代劳，而秘书处，就是内阁。进入内阁者称大学士，通常六七人，多则十来人。大学士虽然权重，但只是五品官，而六部尚书却是二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内阁学士中还有经筵讲官。而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以六部尚书和曾任经筵讲官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
明代阁臣初为皇帝直接任命，谓之特简。朱由检继位以后，采用古代的枚卜之法来选任大学士，其过程是先由公卿推举十人，然后贮名金瓯，焚香肃拜，抽签任用。
由前面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王锡衮官品不很高，却也得到公卿会推，进而入于枚卜之列。王锡衮虽未能进入内阁，但因得到公卿会推，说明其德才为众卿所重。
为什么《县志条目》说“枚卜一次”，那是因为王锡衮还有第二次被枚卜。虽然此次枚卜不见于《崇祯实录》，但由“一次”、“二次”的记载看，推断这个记载还是比较可靠的。
接下来，《县志条目》又载：“丙子七月，奉命典试南都，录张旷等，号称得人。”
“丙子”即崇祯九年（1636年）。王锡衮奉命到南京主持乡试，取录者中有张旷其人，号称得人。而张旷其人，未能查到。
《县志条目》又载：“十年丁丑四月，钦差册封桂王中子为永兴王，随拜南大司成，公卿会推，枚卜二次。”
桂王朱由榔，是明神宗的孙子、明思宗（崇祯帝）的堂弟，初封永明王。崇祯十七年（1644年）思宗自尽以后，唐王朱聿键建立南明政权，国号隆武，诏永明王袭封桂王。由这个记载可以看出，王锡衮与朱由榔之间亦颇有交道。随即，王锡衮升任大司成，并再次获得公卿会推，但仍因运气不佳，未能入阁。
《县志条目》接上记载：“乃同大司马范景文纠参阁部杨嗣昌，一时权要，俱为敛迹。”
范景文，《明史》有传，此摘其有关部分如下：
范景文，字梦章，吴桥人。登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东昌推官。以名节自励，苞苴无敢及其门。天启五年二月，起文选郎中，魏忠贤暨魏广微中外用事，景文同乡，不一诣其门，亦不附东林，孤立行意而已。尝言：“天地人才，当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当为朝廷守之。天下万世是非公论，当与天下万世共之。”时以为名言。
（崇祯）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几，就拜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一年冬，京师戒严，遣兵入卫。杨嗣昌夺情辅政，廷臣力争多被谪，景文倡同列合词论救。帝不悦，诘首谋，则自引罪，且以众论佥同为言。帝益怒，削籍为民。
再摘《明史·杨嗣昌传》有关文字如下：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改除杭州府教授。迁南京国子监博士，累进户部郎中。（崇祯）七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时中原饥，群盗蜂起，嗣昌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帝异其才。嗣昌通籍后，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辨。帝与语，大信爱之……帝益以为能。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嗣昌乃议大举平贼。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征讨。
（崇祯十一年）六月，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嗣昌既以夺情入政府，又夺情起陈新甲总督，于是楷、兰友及少詹事黄道周抗疏诋斥，修撰刘同升、编修越士春继之。帝怒，并镌三级，留翰林。刑部主事张若麒上疏丑诋道周，遂镌道周六级，并同升、士春皆谪外。已而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书范景文等言之，亦获谴。嗣昌自是益不理于人口。
从以记载可以看出,范景文是个清官、中正之士，而杨嗣昌则是个能臣。崇祯十一年，范景文仍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
夺情即夺情起复之省称, 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中国自汉代以来，“以孝治天下”，故朝廷规定官员一旦承重祖父母、亲父母的丧事，“自闻丧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意思是必须请假二十七个月，回籍守丧，事後再重返官场。但是为了因应各种局势，“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礼制，如《周书·王谦传》：“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乃授谦柱国大将军。以情礼未终，固辞不拜，高祖手诏夺情，袭爵庸公。”唐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夺情起复制度，但在唐玄宗後夺情已较少见。
明朝曾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明英宗正统七年下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十二年又下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因为夺情，被满朝官员参劾，引起很大风波，杨嗣昌此次夺情，亦受到众官参劾，这对众官来说，是维护先朝的规定，属正常现象，而崇祯帝却将这些参劾的大臣一一治罪，有的降级，有的调到地方任职，尚书范景文见此情景，倡导同僚“合词论救”，竟被削籍为民，而《县志条目》说王锡衮“乃同大司马范景文纠参阁部杨嗣昌”，与史不合，而且未记载皇帝处分弹劾官员的情况，所以不熟悉此段史实的读者，见“一时权要，俱为敛迹”之句，可能以为这次参劾杨嗣昌大获成功，那就正好与史实相反了。
杨嗣昌为崇祯朝抗清名将，初期战功卓著，后期败绩不少，其原因，主要是明朝积弊太深，不能自新，次要的是杨嗣昌也有性格上的弱点，比如《明史》本传说：“嗣昌虽有才，然好自用，躬亲簿书，过于繁碎。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坐失机会。”而少詹事黄周道参劾杨嗣昌，其辞尤为尖锐而载在《明史·黄道周传》，其谓：
天下无无父之子，亦无不臣之子。卫开方不省其亲，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丧继母，宋世共指为人枭。今遂有不持两服，坐司马堂如杨嗣昌者。宣大督臣卢象升以父殡在途，搥心饮血，请就近推补，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则闻丧者可不去；闻丧者可不去，则为子者可不父，为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连苞引蘖，种其不祥以秽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张网溢地之谈，款市乐天之说，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与之表里。陛下孝治天下，缙绅家庭小小勃谿，犹以法治之，而冒丧斁伦，独谓无禁，臣窃以为不可也。
杨嗣昌虽有能，但群臣以无德责之，而崇祯帝也颇知其情，所以《明史》本传中说：“初，帝以嗣昌才而用之，非廷臣意，知其必有言，言者辄斥。”所以，王锡衮此次参与范景文“合词论救”，必不能成功，但王锡衮似乎终未获罪。
《县志条目》载：“（崇祯）十二年己卯，升詹事府正詹。”
詹事一职，始设于秦汉，专掌皇后、太子家事。其后时废时置。明代置詹事府，设詹事、少詹事各一名。詹事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春坊及司经局等，实际是仅备翰林官的升迁，并无实职。
《明史》本传中说王锡衮“崇祯中，累官少詹事。”而与《条目》中此条互参，可见王锡衮曾任少詹事，而后升任詹事。
《县志条目》又载：“（崇祯）十三年庚辰，迁少宗保，掌翰林院事，教习馆员，纂修《玉牒》、《实录》，总裁经筵日讲，每以勤圣学、戒逸豫、亲仁贤、远邪侫为劝。著有《晋呈御览讲章》，上嘉纳焉。”
“少宗保”一职，查无出处，据《明史》本传载，王锡衮于崇祯“十三年擢礼部右侍郎”，则推测“少宗保”为礼部右侍郎之古称。
经筵是为皇帝研读经史而举行的御前讲席。宋代制度：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单日举行经筵，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名曰春讲、秋讲。明、清两代基本沿用其制。举行经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一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统治经验教训。
以上所记述者，基本是来自《禄丰县志条目》，而不为《明史》本传所载，故合为一节以述，从中可以看出，王锡衮于天启末、崇祯初进入仕途，因为是翰林出身，在明王朝属于上流，参与朝政，有其施展才能、表现品德的舞台，而他确然表现不俗。然而以上所记事迹，比起《明史》本传所载，毕竟影响不大，这可能就是《明史》略而不记的原因。然而《条目》中还记有一事，虽然《明史》中无载，但却意义较大，故单独作为一节，述评如下。
四、劾奏张天师入太庙
《县志条目》载：崇祯“十四年辛巳八月，怀宗（按：即怀宗端皇帝，通常所谓崇祯帝。）释奠先师，有真人府天师自请随驾，幸学公劾奏立止，天师竞不得入庙。疏传天下，佥服为不朽正论。”
同一事，《楚雄州志·王锡衮传》这样说：
当时，有龙虎山真人张应京在京师倡言邪说，疏请随驾入圣庙观礼，王等劾奏驳回，使之未能入庙。接着，张应京又上疏加天地水三官为大帝，并谕国人一体尊奉。王锡衮又疏谏“三官号不经。”批驳了邪说。
查《崇祯实录》，有关张应京的记载，有如下三条：
崇祯十二年“十二月乙未，萧县山鸣。是年，两京、河南、山东、山西旱饥，遂命正一大教真人张应京禳旱。”
崇祯十四年“七月丁亥，召赐正一嗣教大真人张应京于会极门。时北京甚疫，死亡昼夜相继，阖城惊悼，故有是召。”
崇祯十四年“八月辛酉，上幸太平学，以重修告成也。真人张应京请扈从临雍，先期，司礼太监王德化奉命率群臣习仪于太学。”
从上引三条资料看，崇祯皇帝对于张应京的法术，大体是信而不疑的。
此外，从道教史中，我们还知道张应京字翊宸，娶明益藩郡主朱氏为妻。张应京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袭爵为第五十二代天师，于崇祯十三年庚辰（1604年）入觐。且崇祯帝曾晋封正一道一世祖张道陵为“六合无穷高明大帝”。
这些资料，都说明龙虎山正一道张天师一派与明统治者关系之密切。
此下，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三官”。
据中国道教史可知，“三官”是道教中出现较早的神名之一。张陵在早期道教中，说他们是“不信一切神鬼，只是临奉“老君、三师”。与此同时，他们还信仰三官之神。《后汉书 ·刘焉传》注引《典略》说，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字，说服之意，作书三通，其一上之天，置山下；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三官手书”这就是三官的来源。后来 “三官”又叫“三元”，《魏书·释老志》说：“道有三元九府，天地水三官。三元者，正月十五日为上元，即水官检勾；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地官检勾。十月十五日为下元，水官检勾。一切众生，皆是天地水三官所统摄”。三官是早期道教中有职有权的三位天神，但六朝以后，就不时兴了。明代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上书皇帝，请求更换三官封号。他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同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三官经》（全称为《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灭追生保命妙经》）。于是三官之神的名称又活跃于道教之中，很多地方出现了“三官庙”，道教丛林中也多修建“三官殿”。
从前面几条资料中可以看出，因王锡衮之谏，致使张应京未能入太庙，充分表明其与正一道势不两立的态度，并且“疏传天下，佥服为不朽正论”，王锡衮此次是成功了。然而王锡衮此次成功，果然是因为他批驳的是“邪说”，还是另有原因？
在《崇祯实录》中有这么一条记载：崇祯十五年“甲申，吏部左侍郎王锡衮谏上事佛，言甚婉切，上纳之，加服俸一级。”
把这条资料与上面的资料对照，可以清楚看出王锡衮的宗教倾向是反道尊佛。
此外，王锡衮的尊佛，还可从其所著《青莲山主创寺禅师羲印之墓志》看出端倪。该《墓志》载于《禄丰县志条目》，多处不通，为抄写有误，但仍能看出，该墓志约作于天启六年（1626年）仲秋。而据《县志条目》载：天启“六年丙寅，赍皇太子诏回滇。有‘周贫掩骨’、‘义助婚丧’等复命。”据此，推测王锡衮回乡期间，为羲印禅师作此墓志。
羲印其人，通常学者未能知其详，仅知其与唐泰（担当）齐名，是明代万历间滇南名僧，然而王锡衮此墓志，羲印主要事迹已然清楚，所以这个墓志是云南佛教史中一件珍贵的资料。
在墓志中，王锡衮对羲印推崇备至，其中说“志上人也，是最亲切”，可见王锡衮早年的佛学态度。
此外，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三引王锡衮自述从道盛觉浪问道因缘：“亲不知亲之去处，我不知我之始终，此真亘古今所共之生死大疑情也，安得不疑！”于是有“问道”之举。
道盛（1592—1659年），号觉浪，别号杖人，福建浦城人，俗姓张。十九岁出家，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到江西为无明慧经庆寿，受具足戒，后来拜元镜为师。从万历四十七年起，在江南各地弘传禅学，先后达四十年，声名远播。道盛的嗣法弟子有二十七人，得戒剃度弟子不可胜数。王锡衮向觉浪道盛问道，最充分地表明他的佛学倾向。
当然，从王锡衮劾奏张应京入太庙一事看，说明王锡衮是在维护儒学的尊严，而从王锡衮一生的行事看，则他是一位正统的儒学之士。而儒学之士学佛甚至尊佛，这亦是中国古代社会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也不必因此而把王锡衮的学术倾向定格于佛学，一如不必把万历时代的李贽的学术思想定格于佛学一样。
五、请罢东厂
《明史》本传载：
“明年（崇祯十四年）秋，尚书林欲楫出视孝陵，锡衮以左侍郎掌部事。”
“帝禁内臣干预外政，敕礼官稽先朝典制以闻。锡衮等备列诸监局职掌，而不及东厂。提督内臣王德化言：‘东厂之设，始永乐十八年，《国朝典汇》可据。礼官覆议不及，请解臣职，停厂不设。’锡衮等言：‘《典汇》虽载此条，但系下文笺注。臣等以正史无文，故不敢妄引。’帝不听。锡衮复抗疏，请罢厂，亦不允。”
礼部始设于北周，隋唐为六部之一，历代相沿。长官为礼部尚书。考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用；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及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明朝礼部设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
王锡衮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以左侍郎掌部事”期间，疏请皇帝罢东厂，此为一重要事件。
厂卫制度，是明代政治的重要特点之一。
锦衣卫成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原为内廷御林军，皇帝的卫队。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以皇帝亲信心腹担任，下领十七个所和南北镇抚司。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宦官提督但任。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立西缉事厂（简称西厂），由大宦官汪直提督厂事，其权势超过东厂。
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设立大内行厂（即内厂），由其亲自统领，比东厂、西厂尤为酷烈。
三厂是掌握在宦官手中的特务机构，弹压百官，打击异己，实行恐怖统治，使得宦官集团的专权达到顶点，难以遏制。
查《崇祯实录》，崇祯十二年，“以司礼太監王德化提督東廠”。
崇祯十四年，皇帝朱由检要效法洪武帝“禁内臣干预朝政”的做法，叫礼部为他查找典章制度。于是，以左侍朗掌礼部事的王锡衮把各监局的职掌全部找出来，独无东厂。这意思就是说，东厂之设，原无根据。于是，提督东厂的太监王德化说，东厂始设于永乐十八年，有《国朝典汇》可据。既然礼部认为典章中没有东厂，那么我可以不干东厂提督的差事，东厂也可以撤消。
《国朝典汇》是明代万历间徐学聚编纂的一部本朝典制类史书。分类编载自明太祖开国至隆庆间二百余年朝廷内外典章史实，其中自然记载着设立东厂的事。王德化提出这部书，就是一个无可否认的根据。但是王锡衮却说，在《国朝典汇》中，东厂之设，不是正文，只不过是正文之后的笺注，所以，由于无正式记载，臣等不敢妄加引用。
这些话，当然是对着皇帝说的，无论是王德化，还是王锡衮，都把那话说得圆融委婉，而骨子里却很硬朗，都在极力坚持自己的意见。然而皇帝最终没有采纳王锡衮的意见，于是王锡衮又“抗疏”，明确提出罢黜东厂，皇帝还是不答应。
大概因为这是一件未成之事，所以《崇祯实录》里未记载。
虽然《崇祯实录》未载此事，但《明史》本传的记载，却让后人看到一个铮铮铁骨的王锡衮；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崇祯帝虽然一心想挽救大明江山，想成为一个中兴之主，但大明江山到他手上，毕竟已是百孔千疮，无药可救了。而生于如此时代的王锡衮，虽有一腔热血，而且老成练达，也终无济于事。
六、为民请命
《明史》本传载：“二月，帝再耕耤田。锡衮因言频岁旱蝗，三饷叠派，请量除加征，严核蠹饷，俾农夫乐生。”
何谓“耤田”？
这是一个享祀先农之礼，在春天举行，其意义是“教民耕作”。
耤田祀先农是古礼之孑遗，本有重农劝耕的良好意愿，但历代帝王的亲耕耤田，表现与宣传个人的意味太重，难怪就连有的皇帝自己也说，耤田是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晋书·礼志》）。
据《崇祯实录》记载，崇祯帝在位期间，有两次耤田，一次在崇祯七年，一次在十五年。所以，《明史》本传中所记这次耤田，应该就是十五年这次。
崇祯耤田，自然也是为着“教民耕作”，而王锡衮“因言”，也就是乘机进言。而其所言“频岁旱蝗，三饷叠派，请量除加征，严核蠹饷，俾农夫乐生”，有必要加以说明。
据《崇祯实录》，共载“旱蝗”两次。一次在崇祯十一年七月，“京师、山东、河南大旱蝗”，并在明年四月“免高淳去年旱蝗田租”
一次在崇祯十三年，“是年，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湖州太守陆自岩以浙西灾特疏请量折，不许。既而上以礼科给事中沈胤培奏，特许麦折十之三。自岩竟尽杀之，不以闻，浙西大扰。”
这就是王锡衮所谓“频岁旱蝗”。
何谓“三饷加派”？
“三饷加派”是明朝末年的赋税制度，是为了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在正常的税赋之外增加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合称“三饷”。
“辽饷”始征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加派“辽饷”，亩加银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前后三加，即每亩加征银九厘，每年“辽饷”银五百二十万两。崇祯三年（1630年），又强征“辽饷”，亩加征银三厘。
崇祯十年（1637年），明廷为镇压农民起义，开征“剿饷”，每年加派银三百三十余万两。
崇祯十二年（1639年），根据杨嗣昌的提议，明廷又加征“练饷”，名义是训练边兵，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实际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每年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其中田赋每亩加一分，约占总数一半以上。
“辽饷”、“剿饷”、“练饷”三项征银高达二千万两，超过正赋数倍，致使民穷财尽，官员贪腐，直接导致民农起义风起云涌。
据史料记载，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占领北京以后，曾从宫中搜出白银七千万两，珍宝无算；而另一说法，是李自成部下刘宗敏拘押北京已降的外官、内官，强行拷问，要求“捐银”，捐者得放，不捐者拷打，遂得白银七千万两。两种说法孰是孰非，这里不加考究，但这七千万两白银不是来自宫中，就是来自官宦之家。而王锡衮久在京城，身居高位，对宫中或官宦之藏，不能不有所知，而又眼见崇祯帝耤田，正是“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故而奏言：“请量除加征，严核蠹饷，俾农夫乐生”，言虽简，而直陈要害，其中实包含对皇帝此举的讥讽，于是表现出王锡衮之机智，更表现其忧国忧民之心。然而崇祯帝大约并未采纳王锡衮的意见，于是《明史》本传从略。
七、请召逐臣
《明史》本传载：“又以时方急才，请召还故侍郎陈子壮、顾锡畴，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黄道周永戍。”
以上陈子壮、顾锡畴、倪元璐、文安之、黄道周五人，《明史》皆有传，顺序摘引如下：
陈子壮，字秋涛，广东南海人。中万历己未进士一甲第三人，授编修。天启间，忤魏忠贤，与父同削籍归里。崇祯初，起用，历官宫坊，为思宗皇帝所简知，擢礼部侍郎，将倚相之。崇祯八年，诏以祖训，凡郡王子孙以降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以名闻，考验，奏授京外职官。子壮抗疏言：“宗室改授，适开侥幸之门，隳藩规，溷铨政，而以不习艰苦之贵介，出傅姆之手，登之吏民之上，徒为民苦。”疏奏，上震怒。体仁复乘间深中之，逮下狱，欲以祖训离间亲亲条抵之极刑。刑部议上：“祖训与律例，皆祖宗垂法，虽可并行不悖，但祖训在开国之初，以治乱国用重典之法齐一天下；律例则斟酌得中，为世守之成宪。故列圣以来，皆以律例议刑，而不敢亵用祖训。子壮罪，如律当戍。”复上。体仁犹严驳从重，部执益坚，乃得减死论戍。寻体仁死，上怒渐释，子壮乃以赦归里。
在《崇祯实录》里，累有陈子壮的记载，诚如上引所言，其为“思宗皇帝所简知”，“将相倚之”，但因早先与内阁大学士温体仁不和，累为温体仁所害，险遭极刑，直到温体仁死后，才获赦归里。其后，南明政权拜为文渊阁大学士，子壮率舟师抗清，战死。永历三年，赠太子太保，谥文忠。
顾锡畴，字九畴，昆山人。年十三，以诸生试南京，魏国公以女女之。第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天启四年，魏忠贤势大炽，锡畴偕给事中董承业典试福建，程策大有讥刺。忠贤党遂指为东林，两人并降调。已，更削籍。
崇祯初，召复故官。历迁国子祭酒。省亲归，乞在籍终养。母服除，起少詹事，进詹事，拜礼部左侍郎，署部事。帝尝召对，问理财用人。锡畴退，列陈用人五失，曰铨叙无法，文网太峻，议论太多，资格太拘，鼓舞未至。请先令用人之地一清其源。“精心鉴别，随才器使，一善也。赦小过而不终废弃，二善也。省议论而专责成，三善也。拔异才而不拘常格，四善也。急奖励而宽督责，五善也。”末极陈耗财之弊，仍归本于用人。帝善其奏。
杨嗣昌疏请抚流寇，有“乐天者保天下”及“善战服上刑”语。锡畴抗言此诸侯交邻事，称引不伦，与嗣昌大忤。嗣昌秉政，诸词臣多攻之，嗣昌颇疑锡畴。会驸马都尉王昺有罪，锡畴拟轻典，嗣昌构之，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荐，召还。御史曹溶、给事中黄云师复言其不当用。帝不听，起为南京礼部左侍郎。
顾锡畴起先讥刺魏忠贤，后来参劾杨嗣昌“称引不类”，为杨嗣昌觏陷，削籍为民，直到崇祯十五年，因王锡衮等推荐，才重返朝廷。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启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册封德府，移疾归。还朝，出典江西乡试。暨复命，则庄烈帝践阼，魏忠贤已伏诛矣。杨维垣者，逆奄遗孽也，至是上疏并诋东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祯元年正月上疏曰（略）。时柄国者悉忠贤遗党，疏入，以论奏不当责之。于是维垣复疏驳元璐。元璐再疏曰（略）。疏入，柄国者以互相诋訾两解之。当是时，元凶虽殛，其徒党犹盛，无敢颂言东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登进矣。
元璐寻进侍讲。其年四月，请毁《三朝要典》，言：“……由此而观，……《要典》者，魏氏之私书。”帝命礼部会词臣详议。议上，遂焚其板。
元璐历迁南京司业、右中允。四年，进右谕德，充日讲官，进右庶子。上制实八策：曰间插部，曰缮京邑，曰优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饷，曰储边才，曰奠辇毂，曰严教育。又上制虚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议，曰宣义问，曰一条教，曰虑久远，曰昭激劝，曰励名节，曰假体貌。其端政本，悉规切温体仁；其伸公议，则诋张捷荐吕纯如谋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疏辨，帝俱不问。八年，迁国子祭酒。
元璐雅负时望，位渐通显。帝意向之，深为体仁所忌……遂落职闲住。
十五年九月，诏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
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专直日讲。逾月，李自成陷京师，元璐整衣冠拜阙，大书几上曰：“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赠少保，吏部尚书，谥文正。本朝赐谥文正。
倪元璐最有名的是此处略去的两篇上疏，其一是为东林党人辩护，其二是请崇祯帝销毁《三朝要典》。这两件事，都是崇祯朝初期的大政。
在崇祯帝的哥哥当皇帝时，宦官魏忠贤用事，迫害东林党人，权倾天下。崇祯即位后，所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诛除魏党，然而魏忠贤虽死，其余党尚存，并且在朝廷有很大势力，其代表就是杨维垣，他上疏抵毁东林党人，目的在于保护魏党遗孽。倪元璐不属东林党人，但有见于此，遂上疏参劾杨维垣，为东林辩护，致使“清议渐明，善类亦稍登进”。
《三朝要典》是魏忠贤得势时所编，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的示谕奏疏档册，加案语而成，旨在奉承魏忠贤，颠倒是非，诬陷东林党人。因为此书是熹宗认可的，所以崇祯帝要在熹宗尸骨未寒之际就销毁它，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因为崇祯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代“中兴之主”，再加上词臣如倪元璐之流的极力上疏，终于焚版。
文安之，夷陵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除南京司业。崇祯中，就迁祭酒，为薛国观所构，削藉归。久之，言官交荐，未及召而京师陷。
文安之的事迹多在南明，任永明王的“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诸处军务，赐剑，便宜从事。”
黄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未几，内艰归。崇祯二年起故官，进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钱龙锡，降调，龙锡得减死。五年正月方候补，遘疾求去。濒行，上疏曰（略）。帝不怿……斥为民。九年用荐召，复故官。十一年六月，廷推阁臣。道周已充日讲官，迁少詹事，得与名。帝不用，用杨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陈新甲，一劾辽抚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谓（见前面引文）……因自乞罢免，帝优旨慰之。
是时，帝忧兵事，谓可属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经，失帝意，及奏对，又不逊。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惮其名高，未敢决。会刘同升、赵士春亦劾嗣昌，将予重谴，而部拟道周谴顾轻。嗣昌惧道周轻，则论己者将无已时也，亟购人劾道周者。有刑部主事张若麒谋改兵部，遂阿嗣昌意上疏曰（略）。帝即传谕廷臣，毋为道周劫持相朋党，凡数百言。贬道周六秩，为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
十五年八月……传旨复故官。既还，帝召见道周，道周见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复得见陛下，臣故有犬马之疾。”请假，许之。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杨嗣昌利用刑部主事张若麒谋取兵部职位的企图，诱使其上疏攻击黄道周，遂至道周被贬官六级，外调为按察司照磨，可见杨嗣昌人品不正，故为众直臣侧目。
在南明一朝，黄道周“陈进取九策，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其后，抗清战败被俘，“被执至江宁，幽别室中，囚服著书。”被清朝斩于北京。
《明史》本传说：“道周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铜山在孤岛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学者称为石斋先生。精天文历数皇极诸书，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玑》及《太函经》，学者穷年不能通其说，而道周用以推验治乱。”
以上引文，虽然并不是王锡衮的事迹，但《明史》通过记载他请皇帝或召逐臣，或免永戌，一方面体现王锡衮为朝廷分忧，再方面通过这些人的言行、遭遇，用以间接体现王锡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风范。所谓同声相应、人以群分，看王锡衮所称引的人，就可以看出王锡衮是什么样的人。
八、广求贤才
《明史》本传载：“给事中沈胤培请增天下解额，锡衮因言南畿、浙江人文更盛，宜倍增。”
查《崇祯实录》，此事发生在崇祯十五年，曰：“六月庚子，礼科都给事中沈胤培请广科额；上命省直各加解额有差。”
所谓“解”，即解发、发解或解送之意。科举中的解额是朝廷分配给各发解单位的举子指标，属选荐人才的范畴，此指乡试的名额。据有关记载，明代乡试的解额，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额数，洪熙元年（1425）始有定额，其后渐增。隆庆、万历、天启、崇祯间，南北直隶增至一百三十名，他省无出百名者。
郭培贵《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 》说：
（明代）取士地域的广泛性空前增强，并得到制度的切实保证。主要表现为宣德后实行各省直乡试按定额录取和会试分南、北、中卷按比例录取制度；而无论确定各省直解额，还是划分南、北、中各卷的录取比例，都始终贯彻了在主要依据各地科举实力的前提下，对边远落后地区给予充分照顾的原则。如陕西、云南、四川、广西四省的解额，与内地省份特别是与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差距，要远远小于二者在科举实力上的差距。而按南、北、中卷地区录取比例分別爲55%、35%和10%的规定，可知北卷、中卷地区比洪武、永乐间的实际录取比例都提高了近一倍的幅度；南卷地区的录取比例，则下降了二十一个百分点。所选庶吉士也是广泛来源于全国各个省、直。这既保证了各地区享有政治资源的相对平衡，又优化了官员队伍和统治集团成员的地域组合，不仅有利于实现各地人才素质特点的互补，而且对巩固统一、增强全国尤其是边远地区对朝廷的凝聚力和促进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锡衮提出南京、浙江人文更盛，宜倍增解额，自然是为着朝廷更多地选拔人才，但他的意见却违背了上面所说的原则，打破了平衡，为皇帝所不取，故《崇祯实录》记载：“上命省直各加解额有差”。
《明史》本传载王锡衮“又言举人不第，有三十年不谒选者，宜定制。数科不售，即令服官。从之。”
乡试之后，考中者为举人，举人就可参加会试。会试于乡试次年在京师举行，由礼部主持。中式者为贡士，其第一名通称会元。永乐四年（1406）起，会试有副榜。正统后，中副榜者不参加廷试。举人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但是这个制度，到了天启、崇祯朝，却未能执行，所以王锡衮说，举人参加会试而未中式者，有的人三十年不得任官职，这实在是浪费人材，所以提请朝廷对此作出制度。
王锡衮又提出，举人多次参加会试而未中式者，应该让他们出任官职。
王锡衮这两个提议，被皇帝采纳了。
正如前引钱穆《明代政治得失》中所说，在明代，举人是“浊流”，仅能做小官，而且永远没有做大官的希望。这样说来，王锡衮这两个提议，旨在充实地方政府的人才，自然是一个极好的建议。
九、第三次枚卜遗名
《禄丰县志条目》载：
（崇祯）十六年癸未，大冢宰李日暄、部院科道等衙门三次会推，枚卜第一，因权奸树党植私，从而中阻，敕命复推再推，竟尔遗名，朝野失望。幸帝聪明睿智，烛奸如神，面谕公曰：“尔王锡衮，万里孤踪，独无党援。特命尔吏部左侍郎，清理铨政。任用务须得仁人，有奸宄，许尔不时密奏。”秩满，加正二品服，奉赐三代诰命，荫一子入监读书，诰封通议大夫。
以上记载，年代有误，应为崇祯十五年，但内容与《明史·李日宣传》所载大体相同。此摘《明史·李日宣传》有关内容如下：
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御史。五年七月，逆党倪文焕劾邦华、日宣为东林邪党，遂削籍。
崇祯三年，起故官，巡按河南。十三年九月，擢吏部尚书。
十五年五月，会推阁臣，日宣等以蒋德璟、黄景昉、姜曰广、王锡衮、倪元璐、杨汝成、杨观光、李绍贤、郑三俊、刘宗周、吴甡、惠世扬、王道直名上。帝令再推数人，而副都御史房可壮、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张三谟与焉。大僚不获推者，为流言入内，且创二十四气之说，帝深惑之。……狱上，日宣、正宸、煊戍边，玫、可壮、三谟削籍。久之，赦还，卒。
查《崇祯实录》，所记简略，情节有差，而沿起、结果大致相同。
从《明史·李日宣传》和《崇祯实录》的记载看，王锡衮此次枚卜，因“大僚不获推者”阻挠，崇祯帝被“深惑”，终于没有进入内阁，但李日宣等数人因而得罪下狱，王锡衮却没有受到连累，此亦大幸。
《明史》未载王锡衮此次未受连累的原因，却因《县志条目》而得说明，即崇祯帝对其所言“万里孤踪，独无党援”，并因此而升任吏部左侍郎，掌理铨选之政，并得“不时密奏”，又加正二品秩，又赐三代诰命，又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又诰封通议大夫。
此外，《明史》本传记载：
（林）欲楫还朝，锡衮调吏部。尚书李日宣下狱，遂掌部事。
由此可知，此次枚卜，王锡衮虽遗名，但却因李日宣下狱，锡衮却得主事吏部。
接着此事，《县志条目》有一记载：
时有阁臣李建泰奉命督师，帝亲饯行于正阳门外，密询建泰曰：“廷臣之中，俦可任为心膂？”建泰曰：“廷臣有如王锡衮者，向同臣典试南畿，习知为人忠纯谨饬，识力过人，惟是臣足当重任。”帝深然之。
同一件事，《楚雄州志·王锡衮传》这样说：
一次阁臣李建泰奉命出师，崇祯为之饯行，密问朝中谁可当大事，李密奏说：“王锡衮可当重任。”
这个记载，自然是从李建泰口中道出王锡衮的为人，这是史家常用的笔法，而所说王锡衮的性格，也确然不差。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以李建泰其人之口来称扬王锡衮，却使知道李建泰其人底细的读者哑然失笑，何者？因为李建泰入了《明史》的“逆臣传”。
据《崇祯实录》记载，李建泰早在崇祯二年即与徐光启训练军队，因其为山西富户，崇祯要用其钱募兵，以抗李自成农民军，故于崇祯十六年十一月，以吏部右侍郎李建泰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
《崇祯实录》载崇祯十七年正月、二月事如下：
上忧寇，临朝而叹。大学士李建泰进曰：“臣晋人也，颇知寇中事。臣愿募饷百万治兵剿寇，毋使东渡。”又曰：“进士石嶐愿单骑走陕北，连甘肃、宁夏之兵，外结羗部，召募忠勇，劝输义饷，剿寇立功。否则内守西河，扼吭延安。”上悦曰：“卿若行，朕当仿古推毂。”上欲用石嶐，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
乙卯，命驸马都尉万炜告太庙，行遣将礼，勑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李建泰曰：“咨尔建泰，代朕亲征，以尚方剑从事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上临轩，授尚方剑，幸正阳门楼宴饯之，命文武大臣侍坐，乐作，上手赐卮酒曰：”朕亲行“。建泰顿首起谢，不觉泪下。酒罢即趋行，上目送之，亦泣下。
据此记载，推测李建泰推荐王锡衮当在此次，而据《明史》本传，王锡衮已于崇祯十六年即因母丧回籍，其时不在京，更不在送行之列。
李建泰出京后，到了保定，就投降了农民军，其后又降清，任弘文院大学士，主修《明史》。由于拉关节受贿，免官。家居时，大同姜环叛清，李建泰据太平县响应，最终被清军擒杀灭族。
就在李建泰离京后一个月，即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帝自缢。
十、最后的风节
《明史》本传载：
唐王立，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永明王立，申前命。皆不至。
土酋沙定洲作乱，执至会城，诡草锡衮疏上永明王，言定洲忠勇，请代黔国公镇云南。疏既行，以稿示之。锡衮大恨，诉上帝祈死。居数日，竟卒。
这个记载很准确，但太简练，而《禄丰县志条目》所载较详，其文如下：
时流寇蹂躏中原，诏晋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兵部右侍郎，总督云贵川湖广五省军务，号诏土司恢剿流寇。公趋召至滇会城，著《风节亭恭纪》。适遇土酋沙定洲叛乱，镇臣木氏惧公诛讨，阴谋害之，密令叛党张国用、杜其非等，于丁亥四月十九日黎明时夺入门，抢入贡院。公神色不变，正襟危坐，叱众贼曰：“尔等叛逆，欲杀吾耶？吾本朝廷大臣，誓不与贼俱生。”遂遇害于至公堂上，大骂不绝而死。
关于沙定洲叛乱始末，各书所述详略不一，此摘引顾诚《南明史》有关记述如下：
云南在明代处于世袭勋臣和地方流官的双重管辖之下，两者既互相配合，又常出现纠葛。1644—1645年，中华大地风云陡变，特别是张献忠部入川建立大西政权以后，黔国公沐天波同巡抚吴兆元、巡按吴文瀛会商征调汉族和土司军队，以防止大西军入滇，并准备接受南明朝廷的调遣。1645年九月，武定土司吾必奎趁机发动叛乱，声言：“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
叛军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全滇震动。沐天波等人急忙下令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宁州土司禄永命、景东土司刁勋等部，于九月间一举击败叛军，吾必奎及其党羽都被活捉。
沙定洲原是王弄土司沙源的儿子，阿迷州土司普名声死后，其妻万氏改嫁定洲，两土司合而为一，势力大增，以临安府生员汤嘉宾（万氏的妹夫）为谋主，暗中筹划利用沐府同云南巡抚和三司官之间的矛盾、各土司的向背不一，发动一场夺取云南权力的政变。于是，沙定洲夫妇统率的土司军在吾必奎叛乱已经平息后，仍滞留于省会昆明。沐天波因定洲之父沙源一贯表现忠贞，不疑有他，在黔国公府内多次设宴招待。沐府二百多年积累的财富使定洲垂涎欲滴，昆明守备力量单薄、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摩擦，更使他感到有可乘之机。1645年十二月初一日，沙定洲部署已定，以告辞为名，亲自率领士卒攻入黔国公府，同时分派部众占领省城各门。由于变生意外，沐天波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在几名心腹卫士保护下带着官印、世袭铁券等物逃往西宁，途中由龙在田、禄永命保护来到楚雄，这里有金沧兵备道杨畏知镇守，才暂时安顿下来。沐天波的母亲陈氏和妻子焦氏未能随行，仓卒中逃入尼庵自尽。
沙定洲占领昆明以后，自称“总府”，“总府”是明黔国公世爵的一般称呼，这表明他已经企图取代沐天波的地位。其妻万氏称主母。“并舆出入，遍谒缙绅。滇中豪右投为谋划者甚众”。沙定洲派兵追拿沐天波，在楚雄被杨畏知集结的军队击败。他在西进失利之后，发兵收取云南各地，在不长时间里除了杨畏知、沐天波控制下的楚雄以西地区外，都归附了沙氏。沙定洲轻而易举地攫得了沐府累世蓄积的财富。“沐氏世镇云南，府藏盈积。佛顶石、青箭头、丹砂、落红、琥珀、马蹄、赤金皆装以箧，箧皆百斤，藏以高板，板库五十箧，共二百五十余库，他珍宝不可胜计。定洲运入本峒，累月不绝”。沙定洲虽然发了一大笔横财，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取代黔国公世镇云南的合法地位才是他的主要目的。因此，沙定洲在策略上尽量争取明朝廷任命的云南官员和在籍的汉族官绅，他不仅下令凡是愿意接受自己指挥的各府县汉族流官一律留任，而且胁迫或伪造云南巡抚吴兆元、在籍大学士禄丰人王锡衮给隆武朝廷上疏，说：“天波反，定洲讨平之，宜以代镇云南。”王锡衮在崇祯年间官至吏部左侍郎，隆武时晋升为东阁大学士礼、兵二部尚书督师云贵湖川广五省军务，他由故乡禄丰来到省会昆明时，适逢沙定洲之变，遭到软禁。这年十二月初十日王锡衮写的《风节亭恭纪》一文对沙定洲叛乱和云南局势作了以下的揭露：
适今新皇（指隆武帝）龙飞海甸，辟网旁招，畀臣以号召恢剿等事。曾不逾日，再晋阁衔，且于滇在事诸臣敕中谆谆及衮。凛兹大义，胡敢茍安。勉强应命，实欲以报新皇者报我烈皇帝。遭逅多艰，为贼臣（指沙定洲）伙计困厄会城，进退维谷，日与诸魔鬼作邻。甚至煌煌颛敕为中贵臣万里恭捧而来者，亦抗阻不容出接。悖逆如此，是尚知有朝廷也哉！封疆重吏（指云南巡抚吴兆元等）不惟不能匡正，而反摇尾听之。滇事真不可言矣。臣衮血性具存，义愤常结，惟有捐躯如赴，俟时而行。即闺中诸弱息者流亦饶有须眉气，如腊月四日之事（十二月初一日沙定洲叛乱，初四日王锡衮的妻妾被迫自尽）大概可想见，臣复何言。惟是前此中间如委曲出疏皆一般宵小播弄成篇，属草改窜推敲，虽字句无所不用其极。更有一篇没天日的文字，不识构者是何肺肠，以抚军恐被人识破而止，犬豕不食其余，是岂臣衮所忍见。有主使者，有佐助者，其中可历而指也。近又迫挟出咨参杨道（指杨畏知）矣，青天白日之下，魑魅公行；眼见新皇属望盛心，万不能副。恭读御制旨云：“朕有堂堂不怕死之身。”有是君定有是臣，臣愿身任之，以对扬我烈皇帝。
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宁，道路僻远，在福建的隆武朝廷对云南发生的事变弄不清楚，仅仅凭借吴兆元等人署名铃印的奏疏和某些传闻，就发出了“扫除沐天波”的谕旨。《思文大纪》一书在隆武二年（1646）四月内记：“云南巡抚吴兆元疏辞敕书印剑。上谕其加意料理，曰：卿久抚戡滇疆，弘宣猷绩，正资善后，毋贻朕南顾忧。扫除沐天波，业有成命。不准辞。务令南人不反，以成一统丰功，朕复另有酬叙。”从这条材料用了“业有成命”一语来分析，说明在四月以前另有一件失载的相关谕旨。吴兆元的辞职表明他也不愿意同沙定洲合作；隆武帝不准他辞职意味着朝廷对云南局势不放心，责成巡抚加强控制。瞿共美的记载进一步说明隆武朝廷对云南的局势若明若暗，大有鞭长莫及之虞：“云南抚、按及沐天泽交章称黔国公沐天波造反，有土司沙定洲出奇兵扑灭之。……遂诏天泽袭封。”后来又从另一途径得到报告，是沙定洲叛变，突然攻入黔国公府，“天波仅以身免，母、妻及天泽俱被劫，胁令具疏”。“然地远莫能得要领，朝廷置而不问”。
沙定洲叛乱之后，吴兆元和巡按罗国?以及三司官已经没有实权。沙定洲则正在逐步巩固自己的地位，致力于扫灭继续在楚雄以西抗拒的杨畏知和沐天波征集的其它土司势力了。如果他的图谋得逞，势必成为割据自雄的云南王，暂时利用的汉族官绅将被逐步排挤掉，云南同中央朝廷的离心倾向将越来越明显。1647年大西军的入滇，粉碎了沙定洲的美梦。
据此可知，沙定洲叛乱一事，其真情在当年并不清楚，而王锡衮曾一度被南明政权误以为支持沙定洲之乱，后因其《风节亭恭纪》为南明所知，才得以昭雪。
王锡衮昭雪的具体过程，各书无载，而《县志条目》说得很明白，是由王锡衮的养子向南明政权“陈情”，而冤情即白之后，王锡衮得到南明政权的高度评价：
后子咨翼陈情，礼部具题：“奉旨：辅臣王锡衮，一代纯儒，千秋劲气，奉先朝之敕命，矢志勤王，及创极之敦趋，身先询国，精诚未泯，节烈宜褒。着察照五典从优。”议覆该部知道。礼部覆本：“复奉旨：辅臣王锡衮，趋身遇害，身死纲常，予祭九坛，加祭二坛，还与他谥，其赠荫察照五典从优。覆议，礼部覆本，谥文毅公。
本文之末，再提及王锡衮死难的时间。
《明史》本传载：“土酋沙定洲作乱，执至会城，诡草锡衮疏上永明王，言定洲忠勇，请代黔国公镇云南。疏既行，以稿示之。锡衮大恨，诉上帝祈死。居数日，竟卒。”
吴伟业《鹿樵纪闻》载：
天波既遁，范氏又教定洲劫巡抚吴兆元，使其题言“天波反，定洲讨平之，宜以代镇云南。”兆元不可，则拘而夺其印。又诡草禄丰在籍尚书王锡衮上永明王书；执锡衮至，以稿示之，锡衮大恨，诉上帝祈死，越数日竟卒。定洲于是遂行府事，发兵攻楚雄，天波再走永昌。
《楚雄州志》说：
次年，孙可望、李定国入滇。沙定洲战败，将归老巢，欲挟持王锡衮同行。王锡衮不从，于永历元年(1647年)四月十九日遇害于贡院至公堂。
以上三个记载，以《州志》更为明晰。
十一、诗文概述
现今所存王锡衮诗文，基本收集于《王文毅公集》，共文十二篇、诗九首。其文分类如下：
碑记：《题撰汪藏海碑文》、《段公节公祠堂碑》、《大慈寺碑文》、《启明桥碑记》、《重修腾越武侯祠碑记》、《题宝弘寺碑记》、《金山寺新建玉皇三清二殿碑记》。
序：《穀贻汇序》、《灵谷语录序》。
书信：《与友人书》。
纪：《风节亭恭纪》。
行述：《知我府君行述》
从上可见，以碑记为多。其原因大可知为勒碑之文，易于保存，而它书则已佚失或不易搜求。
需要略加指出的是，这些碑文，间有抄写之误，而又未加校雠，因而往往有意义不明者，其中《题撰汪藏海碑文》，在《禄丰县志条目》中为《青莲山主创寺禅师羲印之墓志》。据王武科自注，《题撰汪藏海碑文》“录自一九二五年禄丰劝学所上报云南省地方志资料，手抄本。”而《青莲山主创寺禅师羲印之墓志》来自1932年禄丰县志局呈《云南通志》资料，即《禄丰县志条目》，为阳仰修抄本。两者题目不同，所呈年代有差，文字略有出入，有条件的读者，可以比照而读。
从内容说，这些文章是研究王锡衮思想、情操、才华，以及家世最直接最准确的资料。
《知我府君行述》作于北京承恩寺，备述其家世渊源；着重记述其父王士劝一生行事，文行具备；略记其母，并知王锡衮为长子；又记锡衮育有二女。此文内容，常为当代小说、散文写手所采取，发于地方刊物，故读者多知之，此不备述。
《穀贻汇序》即为《穀贻汇》一书所作之序。“穀”，古指童子。《庄子•骈拇》：“臧与穀，二人相与牧羊。”则《穀贻汇》者，儿童启蒙读物汇编之类也，为姚安文人陶珽。王锡衮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以（礼部）左侍郎掌部事”，而礼部的管理职能中之一项即管理全国教育，然而王锡衮早在崇祯七年就写成此文，可见他对教育，尤其对基础教育，早就重视。这篇文章还证明《穀贻汇》为姚安文人陶珽所作，这对于当代姚安研究陶珽的学者，也算是一个新发现的资料。王锡衮对《穀贻汇》备加赞扬，他说：“笃近举远，挈领分条，而后乃奉性命还之诸人，奉法守还之一人，奉浑沌还之生人者之人，则无如此《汇》明备。”认为它直追朱熹《小学》，并明白表述了他的“小学”教育观点：“小学”要在淳风俗而培人才。文中又极称陶氏之不争空名，则立德立功立言之旨见矣。
《题撰汪藏海碑文》、《大慈寺碑文》、《题宝弘寺碑记》，以及《灵谷语录序》，其内容皆佛家言，所反映王锡衮的佛教思想，已在前文述及，然而王锡衮学佛的目的，在《灵谷语录序》中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说：“不孝于衰经中，方悲慕罔极，忽忆古德云：‘大事未明，如丧考妣’，转觉痛切。亲不知亲之去处，我不知我之始终，此真亘古今所共之生死大疑情也。安得不疑，又恶容自已。”这里所谓“大事”、“生死大疑情”，用时兴的话，大概可以说成思考生命的意义，并以此为首要问题。王锡衮是从佛学中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一如他在此文中所言：“始知大事未明，不可不见明眼人也。”这个明眼人，就是文中所极力推崇的通浪大师。
《风节亭恭纪》作于二年十二月十日，当为王锡衮最后的文章，前文已经引用，而要提醒读者的是，王武科所编《王文毅公集》中，《风节亭恭纪》一篇文字，与上述引用者差别甚大，不仅篇幅小得多，而且字句也多有出入，此提醒读者注意。此文对于王锡衮的历史有重要意义，上文已经说过，此不赘述。
王锡衮诗八首，其中《风节亭遗诗三首》比较有价值，内容基本上是倾吐他“满腔热血报君亲”的豪情壮志。
《憎彻肃禅师》是王锡衮诗作中最有情趣的一首，道是：
烟蛮最深处，野鸟啼空山。
日落蝉声急，松高鹤梦间。
渔舟花里去，僧屐雨中还。
客去禅逾寂，焚香夜闭关。
从现存诗文看，王锡衮确为一位老成持重的儒臣，所重者君亲，所思者性命，所持者节操，而就王锡衮的一生看，在此三者之余，还有：所思虑者军国，所系念者民瘼，所痛恨者小人，所交往者清流。
边城秀才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于鹿城东山寓
我在山里生活，所以比较安静，可以写这样枯燥的文章。而在美国，居然有不嫌枯燥的人，这也让人很欣慰。
可惜现在好像不大推崇这些了。其实这才应该事大力弘扬的。
一个人追求什么，基本上20岁前就定型了。现在有很多事，是很耽误人的，甚至有可能耽误一代人的。
刚从边城回来，发现边城多出耿介之士，王锡衮算是很典型的一个，边城秀才也算一个，当然还有边城秀才的秀才朋友们，也在此列。 王锡衮是进士，属“清流”，秀才和他的朋友们是带着泥土香的“浊流”，然在我眼里，这“清流”与“浊流”乃同曲同工。 边城的秀才们极其干净、实诚、本色，他们身上有着一种大都市文人身上所没有的原生态、童真般的快乐，和他们在一起，你会觉得自己的心灵也被纯化了，你会感受到一种简单而丰富，朴实而多彩的快乐。 所以，我真得好喜欢他们！
不由想起“二心法”：净心与染心。 此二种心法，自然本来俱有；然“净心恒乐善因，染体常思恶业。”惭愧的是这许多年里常处于“染体常思恶业”的环境里，几乎忘了如何“净心”。 有幸两次赴“烟蛮最深处，野鸟啼空山”的边城，得到多次“净心”的机会，受益匪浅。 我想，唯有“更有莲峰高百尺，长留云路几追攀”精神的“净心”之人，才能甘于寂寞、不求报酬地写下这几万字干净而有内涵的文章。 为此，借文学城提供的这块宝地，向我的边城秀才朋友们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还是要谢谢你长期关注我的文字。
读出了此儒臣心中的禅意。
建议秀才分多次发这样的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