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难忘的人

难忘的岁月难忘的人
——我记忆中的楚雄林业内燃机厂子弟中学

    楚雄林业内燃机修理厂子弟中学，成立于1972年，结束于1980年。短短八年中，我在那里执教五年，亲历其中大多数事情，并与师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令人终生难忘。近年来，一些当年的学生要我写一点回忆文字，以为纪念，我亦有此打算，适逢楚雄州政协教科文卫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史料，遂打算乘此机会，将当年子弟中学的情况，就回忆所及，草就成篇，贡献于史官，以便采择。盖子弟中学，为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之一种办学方式，后虽式微，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新生事物”，其兴衰过程，自有其供后人研究，并加以借鉴的意义。
    1971年9月16日，我被楚雄内燃机修理厂招收为工人，从楚雄西舍路公社到达东瓜厂部，从此由“插队知青”摇身一变，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喜出望外。进厂后，分配为车工。三年学徒期将满，也即1974年9月，某日，厂部政治处主任某某某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到本厂子弟中学教书。还说，如果愿意，将来可以考虑送我上大学。我说，教书这一行，我愿意。盖当年处于“文革”期间，教书这一行，为人所看不起。常言：“秀才没落，下乡教学”。我慨然允应，大概出乎某某某所料，可能也出乎我所在的加工车间的领导和同事所料。于是，并不用我自己动手，厂部政治处就把我的“关系”由加工车间转到厂子弟学校，“以工代干”，当教师，仍然是工人待遇，眼下是学徒工资，每月21元，下月转正后，每月30元5角。
    楚雄内燃机修理厂，地处楚雄县东瓜乡，成立于60年代后期，为云南省林业厅直属企业，县处级，有职工近千人，负责修理滇西片林业运输汽车及林业机械。由于林业在当年为云南之重要产业，而滇西又是云南省重要林木采伐区域，楚雄、下关等地都设有汽车运输队，规模不小，所以设楚雄内燃机厂以专修此一片区的林运汽车和林业机械。在当年部门垄断的体制下，滇西林运汽车都送内燃机厂修理，所以不愁“货源”，厂子欣欣向荣，职工意气风发，且为省厅直属，故而领导架势，睥睨一方。
    内燃机厂虽然财大气粗，无奈身处“地方”，楚雄县不招收其职工子女入初中，故而只好自办子弟中学，于是，从云南省林校“下放”了一批教师到厂，带来一些图书、教俱，组建内燃机厂子弟中学。
    1974年9月，我第一次踏进此子弟中学的大门。说“大门”，其实只是表达个意思，盖此学校根本就没有围墙，自然也就没有门，四通八达，坐落于厂部西面围墙外一个土坡上。校园共有5栋土木结构的瓦平房，各在一方，共有教室六间、办公室六间。办公室前隔一片草地，有坝塘一个，湖水清澈。南面隔一片空地，约两百米处，则有教职工宿舍两排约十多间，也是平房。
    我见惯了楚雄城乡学校的简陋，所以并不以此子弟学校之简陋为怪，踏着旷野似的泥土地面，独自到校长办公室报到。已经开学数日，仅有两个班，走在校园内，一些学生在教室里就看见我了。
    校长某某某，30多岁，黑瘦而深度近视，是当年经过“劳动煅炼”的标准的小知识分子模样。支部书记某某某，40多岁，山西人，个高而体健，没读过书，却当过八路，至今屁股上还留有小日本枪弹射入的疤痕。教导主任某某某，约30岁，四川人，精瘦，川大中文系毕业，学生时代即在《成都晚报》发表散文若干，至今不乏才子韵味。还有工宣队（全称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队员某某某、某某某。这就是当年的领导班子。他们见我“自投罗网”，很是高兴，虽然并没开欢迎会，但欢迎之意，溢于言表。当天就安排我教二班的语文，并任该班班主任。
    学校建于1972年，当年招收一个班，称“七二一班”，意即1972年入学之第一班。次年招一个班，顺序为“七三二班”。学校安排我当“七三二班”的班主任，只教此一个班的语文课，每周六节，外加班会，以及劳动等。
    我虽有高中毕业证书，但只念过高一。盖1966年6月，读高一将近结束，即开始“文革”，在校闲混两年后，学校发给高中毕业证书，打发我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此时，以高一之学历，教初二之学生，学校既不问我能否胜任，而我自己也毫无畏惧。原因何在？因当年以读书为无用，教师社会地位低，学历低，工资低，再因各小学多“戴帽”，即“小学附设初中班”，以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如此一来，没有哪所学校讲究教师的学历、资历，更谈不上讲究教学水平，只要有个人在班里，哄一哄那伙孩子，也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学校怎能问我能否胜任，我又何畏惧之有。
    二班的学生，看那些个头，好几个男生跟我这二十三岁的伙子差不多，女生也多半是大姑娘了。最大的几个生于1958年，与我只差8岁，最小的也只与我相差10岁。于是，我说：“我是你们的大哥。”这句话，是我的心里话。我并不把自己视为他们的“导师”，我只不过按规定领着他们渡过他们的少年时光，从而也打发着我自己的青春。
    “大哥”这个自称，一下子把我和同学们的心拉近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学历与资历的不足，以及年龄的偏小。也就是说，你不妄自称尊，学生反而会亲近你，你若板起一副教师的面孔，学生就难免给你穿夹脚鞋。
    学生们果然与我相处得很好，无论班里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能很快“摆平”，“纪律”似乎比以前好了些（此话不通，但当年就是这样说的）。这情况自然受到校领导的重视，书记和校长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
    那年月，当教师你也得有力气。一天，几个雄壮的男生到我办公室来，要与我掰手劲。我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心思：一半是开个玩笑，闹一闹，再则也看一看你小子有何“本事”。我从农村来，虽无文化，却有力气，讲掰手劲，车间里大多数青工都是手下败将。我说：“排队排队，顺着来。”于是他们顺序而来。每来一个，我口中数：“一二三”，随即发力，学生的手随即倒下，可以说是应声而颓。全部掰完后，我问：“如何？给服？”他们都笑了，从此眼神中有了“小兄弟”的服从意味。我心里感慨：正如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安门上对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所说：“要武嘛。”这学校也“要武”，当教师当班主任也“要武”，否则，有些人你就是“摆不平”。这是哪一门子的“教育法”啊？
    在那样的年代，教书之负责与否，全凭教师自己的良心。因为即使你再如何无能，如何地把书讲错，如何地误人子弟，也没有谁来干涉，更不会因而丢了饭碗。然而我却是有良心的人。我在上了一些时间的课之后，深感自己学问不足以教人，于是从学校图书室借了许多书来读，其中读得最多的是鲁迅的杂文，以至于后来我在云南大学函授部学习时，所作有关鲁迅的论文，得到教师热烈的赞扬，并在面授开学时向全体学员朗读。此外，所读最重要的书是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那书当年买不到，图书馆里也没有。还是跟教导主任某某某借的，边读边抄，抄了一大本，脑子里也装了若干。由于读得仔细，用功比较深，所以由此打下古文功底，不但当年教书有用，而且受用终生。
    我教书一年，感觉良好。有朋友问我，是教书好还是当工人好？我说，教书好。当车工，每天车汽车排汽门，车好了，丢进盘里，只听见“哐”的一声，就结束了，那物件是死的，没有灵魂。但教书却是与年轻人相处，有说不完的话，唱不尽的歌，那是心灵的交流，非车排汽门可比。我把这教书的真实感受传达给我的朋友们，并建议他们也到子弟中学去。于是，从第二年开始，陆续地，我的朋友，同样是在内燃机厂当工的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就先后到子弟学校任教。
    我的这些朋友，和我一样，也都曾是老三届知青，且熊君与蒋君，为66级高中毕业，是真正的高中毕业生了，他们的到来，使子弟校增添了活力，标志着该子弟学校的兴旺。其后，又有几位楚雄县小学的教师，因他们的“先生”是内燃机厂的职工，也因照顾夫妻关系而调到子弟学校。她们的到来，意味着我们子弟学校，较乡村小学的条件更为优越。
    全校教职工，最多时有23人，即：
    党支部书记某某某、副书记某某某（他是后来）、校长某某某、教导主任某某某；工宣队员某某某；教师（以下略）。
    这些人原来的身份，大体可分为三类，即：一部份是省林校的教师，“科班”出身；一部份是老知青，不久前进入内燃机厂当工人，半路出家；另一部份则是“家属”，其中一些曾是小教。这些人中，省林校教师教学水平、教学能力很高，是学校教学的支柱，很受学生尊重。老知青则是学校的活力所在，除了任课，还是文体活动、劳动的主要组织者、参与者，与学生关系十分亲密。“家属”类因为是后来的，又因原是小教，现在升为中教，所以对人很随和，凡事听从安排，努力跟上学校步伐。
    学校开课，有语文、数学（包括几何）、政治、英语、物理、音乐、美术、体育，此外还有大量的建校劳动。于是分为3个教研组，每周或数周，按学校临时要求而开展一些教研活动，比如听课等等。
    从所开课程的门类来看，已然达到当年正规学校的要求。再说，几方面的课程，教授水平并不算低。比如唐某某原为林校教师，底子厚，又十分尽心，所教数学，水平较高。学生至今回忆起来，也还赞不绝口。我、某某某、某某某，当年是知青中爱读书者，也算有些文学水平，再加某某某原本文人，共同教语文，所以语文教学水平，也不会低。又某某某虽是工宣队员，却也上政治课，因他酷爱国画，所以外加美术课。以他日后国画成就推测，那美术课应当有一定水平。总而言之，该校虽为子弟中学，但因内燃机厂时为楚雄州第一流企业，雄视一方，遂因天时之利，为学校汇集了一批人才，故学校虽小而质量不低，此是实情，非日后有意胡夸。
    学生的来源，自然以内燃机厂、林运二车队为主渠道。其次，周边的友邻单位，如州卫生学校、州机床修造厂、199煤田地质队，乃至粮店等，为照顾单位之间的关系，也招收一些职工子女。这些学生，大多数的家长与我们同厂工作，原来就认识，所以我们与学生的关系，是双重的，其相处格外亲密，此亦是一个重要原因。
    该子弟学校的学生，因是工人、基层干部的子弟，在那个时代，家长处于一个相对优越而无权势的地位，因而子女养成一种开朗活泼的气质，不象通常中学里，有一大批学生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的负担，因倍受压抑而养成一种深沉复杂的心性。
    我认为这些子弟学校的学生，其心理是正常的健康的，表现了人类的本来面目。他们几乎没有因压制而产生的仇恨、报复、玩世不恭等心理。他们通身沐浴着阳光，脸上带着明朗的笑容，说是一些初开的蓓蕾，或葱郁的小乔木，是很贴切的比喻。这就是子弟学校不同于普通中学的地方。没在子弟学校教过书的人，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体会。
    学生毕业之后，一部份参加中考，进入楚雄一中，一部份则当知青，多半插队于龙河一带生产队。是继续读书还是下乡，这当中的选择，是由学生作主，学校毫不干涉。
    从该校毕业的学生，现在正在各地方各单位起重要作用，或党政领导，或国企经理，或私企老板，或法官，或医生，或司机，总是单位骨干，见了我们几个从前的“大哥”，都一往情深，口口声声“老师”，叫得我们不好意思。凭心而论，我一生教了许多学生、学员，比较起来，从总体而论，离校以后仍然亲切而难忘的，就是内燃机厂中学的学生。现在退休居家，心如闲云，但每当想起这段往事、这些学生，心中就会泛起些涟漪，觉得当年并未虚度。
    二班毕业之后，又招了五班、六班。学校又安排我当五班的班主任。此后，学校每年招两个班。学生多了，班级多了，教职工也多了，学校呈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气象。于是，学校开展建校活动。我们师生自己动手，先后兴建篮球场、足球场各一个，此外还修路、植树，不一而足。记得当年与五班学生一起修路、植树时说：“多年以后，当你们都长大、工作了，再回到学校，眼见你们自己当年植的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你们行走在树荫下，听着鸟唱，听着学生的朗朗书声，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啊。”这句话全无高明之处，但反映了当年我所常有的一种浪漫情怀，且常以此情怀引发学生的审美趣味。
    建校劳动之外，是全体师生的“拉练”。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干粮，以班为单位，从学校出发，步行到过九龙甸水库，到过紫溪山。穿山过箐，晓行夜宿，野炊、饮酒、谈笑、唱歌，江山之明丽，人物之欢跃，花之艳，树之绿……啊呀，太美啦！要知道，那是一支鲜花绿树的队伍啊，身在其中，你能不醉？
    以此，相比于现在被分数和升学压得喘不气来的中学生，那样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不也值得现代人深长思之么？
    按当时上级要求，学校也要开展一系列“大批判”，也要加强政治学习，但可能是由于某某某等领导，不欲借此以立威，以整人，所以凡所开展的运动，皆以走过场而结束。只不过每周六下午的政治学习，雷打不脱。学习内容，无非报纸，校长念得口角冒沫，听者昏昏欲睡。
    由于学校没有开展真正意义的政治运动，也由于多数教职工性情淡泊（不淡泊也就不会到学校），更由于当时的学校无利可图，所以大家相处融洽，多少有点君子之交淡若水的意味。而某某某等领导，对我等年青人也颇关心。我们有时因遇事不顺，发点牢骚，骂几句，他也不当回事，更不会用当年的惯常手段，来个“无限上纲”。这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多少英雄，就栽在凶险的领导手里，而我们得遇此领导，又逢着那样的同事，算是万幸了。
    1976年，学校“推鉴”我为“工农兵学员”，上云南师范学院政治系。但由于出身问题，厂里政治处决定让另一个小学毕业生去赴学，而置基层意见于不顾，把我上大学的希望浇灭。
    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某某某等都参加了考试，并得到初选通知书，后因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之事，又叫我们名落孙山。此后，我们认为所谓高考，不过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不耐烦参加，结果，此生竟与大学无缘。
    之后，某某某、某某某入了师院函授，我和某某某入了云大函授，算是多少尝了一下大学的味道。
我们所遇到的这些坎坷，学校领导也是爱莫能助，教职工也没有谁幸灾乐祸，这就很难得了。现在回想起来，更觉当年子弟学校的教职工，都是一些高尚的人。而由这样的一些教职工，由前面所说的那样一些健康正常的学生共同组成的学校，应该算是一所比较干净、比较高尚的学校了。
    然而好景不长。1980年，内燃机厂子弟中学走到了尽头，终于被楚雄县文教局“收编”，结束了她8年的青春历程。
    《楚雄市教育志》第五篇第四节“楚雄第四中学”，这样如实地记录了当年的收编过程：
    “楚雄四中位于东瓜镇，距鹿城西北约8公里，其前身为林业内燃机修理厂子弟中学。1980年，该子弟中学移交楚雄县文教局，合并原东瓜中学，于3月15日成立楚雄第四中学，由内燃机厂、林业运输二车队、199煤田地质队与楚雄县文教局合资兴办。移交时，校园占地面积30亩；校舍总面积1200余平方米；有初中班6个、学生240名、教职工12名；土木结构平房5幢、课桌120余套、混凝土篮球场1个、足球场1个、器材仪器图书少量，固定资产5万余元。”
    以上所记，全是事实，但为何说有教职工12人？原来，在合并前，我们子弟学校的教职工就纷纷要求回厂，不愿到未来的四中工作，只是由于学生无人教，所以一部人才暂时留下，以待正式合并时离开。而此“12人”，其实有11人是原东瓜中学的教职工，真正属于子弟中学的，只有某某某老师一人。
    合并后，原省林校的教职工因“落实政策”而回原单位（校址在昆明黄土坡）供职，另外一些则回厂组建子弟小学。（我们几个“以工代干”的老知青，已于1979年秋季回厂，恢复工人身份。）而今，一些师生已经过世，我草就此文，但愿能以此悼念他们的亡灵。
    内燃机厂子弟中学先后招收9个班，培养学生约450名。说句套话，她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楚雄教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理应载入地方志乘。但就我所知，近年楚雄州、市所纂教育志，都没有记载子弟学校，如内燃机厂、楚雄运输总站、煤田地持队等子弟学校。这是因为这些学校不属于楚雄州、县，故未能记入。如若今后编纂楚雄州教育志者，能于此类资料有所采择，则幸甚。

边城秀才二○○四年七月十四日草就于鹿城东山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