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知青小说：麦瓜的幸福生涯

麦瓜的幸福生涯

^   麦瓜作为人的姓名，听来不雅，但其来历却有趣。

    麦瓜的爹麦占祥，只为穷，三十岁还没娶妻。那时我祖父在鹿城有声望，常周济穷人，街坊邻里有不大不小的事，常找他帮忙。麦占祥一天找到我祖父，说南瓜庵几亩山地，让他去种，请祖父向县长说个情。祖父经他恳求，答应向县长说说看。结果，没过几天，他告诉麦占祥说，县长答应了，要他负责南瓜庵的维修、卫生、安全以及必要的香火；庵外几亩山地，由他耕种，三年内免收租粮，要他到县府画个花押就行了。

    南瓜庵在西城外七八里，三面环山，一水中流，小庵坐落其中，尤如坐一把交椅。庵中原有一老尼，也不知多大年纪，年年满山种些南瓜，作为主食。那瓜色如纯金，香甜异常，远近闻名。老尼死后，小庵一时无主，几年间，屋宇破败，漫草荒烟，满山南瓜自生自灭，香客全无。

    麦占祥是外地人，流落鹿城，只有一瞎眼老母，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靠打工糊口，自从得了这个便宜，带老娘进庵居住，不免辛勤耕耘，再加那三年风调雨顺，果然金瓜满山，收获不少，娶了孙家河边一农女为妻。半年之后，云南和平解放，紧接着就“土改”，麦占祥一家三口分到房屋，成了鹿城的新主人，而就在此时，小麦瓜呱呱坠地。

    麦占祥的故事，鹿城无人不晓，所以爱打趣的街坊给麦占祥的儿子送了“麦瓜”的雅号，而麦占祥也觉名符其实，就麦瓜麦瓜地叫开了。麦瓜初上小学，报名时，一个外地来的女教师听了他姓名就好笑，建议改一改。麦占祥摇头不答应，说：“你老师不知根底，这名字里头有文章呢。”

    麦瓜家和我家是邻居。我比麦瓜长半岁，属虎，他属兔。我们一起渡过童年，又一起上小学、中学，象弟兄一样，没分开过。

     麦瓜贪玩好动，不爱读书，学习成绩在班上从来居“下游”，师生们都有些“侧目”，只有我不嫌弃他，不仅常帮他完成作业，还常在教师同学前为他开脱，他自然感激，与我十分亲近。他爹那时已经当了街长，俨然是街道的权势人物，也常当着我母亲的面说，要麦瓜跟我学，同时也要我继续“拉他一把”。

    那年考高中，麦瓜事前跟我说，让我把试卷给他看。我说，考试怎能作弊？他说：“没办法，要不然我一定考不取。你一定要拉我一把。”我说，如果我们坐一条板凳，那也可以冒险试试，但谁知我们能不能坐一排？他说：“会，我们会坐一条板凳。”那神态十分自信。我说，莫非你到老师那里搞鬼？他瞪大眼睛，大惑不解的模样，倒使我吃了一惊。

    说来也怪，准考证号码，我俩正好相连，进了考埸，还真坐一条凳。

    那个时代，学生憨厚朴实，很少作弊，监考老师也不紧盯。我做得快，每作完一页，就放在桌子中间，用手肘压住角，让他抄，居然连过几埸，没被发现。最后考语文，我说，作文你不能抄，不然被发现。他只好点头。结果，他语文不及格。秋季放榜，我们一起录进高中，仍分在一个班。随后他爹知道其中原因，特地给我家送来一个大南瓜表示感谢。那时刚挨过“三年困难时期”，米珠薪桂，一个南瓜，确然是最奢侈的馈赠了。

    一天，我问他，你老实说，中考前是不是到老师那里搞过手脚？他仍然瞪大眼睛。看他茫茫然的神情，我只好问，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喉咙里咕噜半天，终于说：“我也觉得怪，反正是有种，有种，有种预感。”他咧嘴笑笑，凑近我，神秘地说：“说来你也不会相信，我这个人，从小遇到困难，想不出办法，睡一觉，梦中就会出来个办法。上次不是么，梦中好象有人指点，叫我和你坐一座，把你的试卷抄一抄。醒来想想，没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向你说，结果，还真过了关。”我说，吹牛！他急了，乱挥手，说：“你不信，我也没办法，反正是这么回事。”我还想追问，但欲言又止，只胡乱点点头。他舒口气，笑了，大眼睛里露出一点狡黠。

    “文革”之风刮进校园，只得停课“闹革命”。先是斗领导、老师，后斗工作组。这当中还有学生之间互斗。

    学生的斗争，其纲领是那副名噪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有人用大红字写在大批判专栏上，老远远就赫然耀目。据说对联来自北京，原来横批是“基本如此”，但到我校则改为“全部如此”，让人看了，甚觉“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于是班上就有几个积极份子去派出所查户口册。回来当众宣布，我是工商业主出身，麦瓜是贫民出身，等等，全班每个同学都有了明确的“阶级出身”。

    我班首埸批判我走“白专道路”。我那时心性高，不服气，一人在埸中演诸葛亮“舌战群儒”。然而同学们不像东吴的文武有涵养，我才辩了几句，大伙就举臂如林、口号震天，有两个甚至跳上埸来，揎拳挥袖，大有将我“打翻在地”之势。当此“存亡危急之秋”，一个声音炸雷般响起：“把他带下去！”刹时，声浪退潮，会埸寂静如死。原来，这是代表小组长麦瓜的声音，是全班最有权势的声音，没人敢和这声音争辩。结果，我幸免那次近在眉睫的武斗。

    几天后，麦瓜当选校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从我班宿舍搬到原校长小院。一天，我正在教室写“态度检查”，一个当了校文革一般领导的年青老师找到我，说麦副组长叫我到他办公室。我到他办公室，才一进门，他就严肃地叫别人出去，然后对着我笑说：“班上莫在了，来当我秘书。”我一时懵懂，不知其然，半晌才说，我是“黑七类”，不行。他说：“行不行，我说了算。老实告诉你，这个代表小组成员，虽然都是‘红五类’，但是红不透根。我已搞清楚了，他们的三亲六戚，不是右派就是有海外关系。只有我是这个……嗯！”他翘起大拇指，点点头，颇有家长气派。然而我说死不干。最后，他表示，不当秘书可以，但要我常为他写讲稿，随叫随到。我同意。

    此后，我在班上的日子清静了，甚至不交“检查”，也无人追问。

    秋末冬初，寒风乍起，白露为霜。身着自制草绿军装、胳膊上戴着耀眼的红卫兵袖套的麦瓜等一行八人，在全校师生歌潮乐浪的欢送中，乘车赴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去了。

    接下来是“大串联”。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

    接下来是“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和麦瓜又走在一起了。我们到哀牢山区一个叫做大地岭岗的生产队落户。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居然有三个初中的女生执意要和我们结成一户。我坚决不要，麦瓜却在犹豫。他把我叫到一旁，问其原因。我说：孔子曾说：“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麦瓜问，什么意思？我说，男女一户，朝夕相处不易，最好让她们在我们近旁的小队落户，既可避免琐事纠缠，有事又好照应，再说，男女之间，远则思慕，近则怨烦，思慕则更觉其美，怨烦则更觉其丑……我说了一大通。麦瓜笑说：“噫，你对男女关系，有一大套理论，深奥得很呢。就听你的。”于是，经麦瓜苦苦劝说，泪痕满面的三个女生只得在我们近旁一个村落了户。一年半载之后，全公社几乎全部男女生一户的，都各因其故而先后分家，搞得很不痛快。对此，麦瓜似有感慨，对我说：“你有远见。看来你读书还真有用。”我不无自豪地说，当然有用，书籍是人类文明的阶梯。又讲了一大通读书的好处，最后说，你若愿意，我可以教你读一些。他点头，我就给他一本《幼学故事琼林》，当晚在火塘边给他讲了其中几段。

    生产队小队长是彝族，只三十六七岁，却有三个女儿，老大已满十六。插队才四个月，队长就看好麦瓜。一天收工回来，队长亲自上门把我俩请到他家吃饭。两碗泛满荞壳的白酒汁下肚，火塘的光在队长汗湿的脸面跳跃，他把烟锅含起又拿开，拿开又含起，挤出句话：“知识青年同志嘛，我们这山人最喜爱啦，真真是喜爱……唉，唉，不知道你们看得上这山不？”说完，圆眼睛亮亮地看了麦瓜一眼，又神秘地看看火塘边纳鞋底的女人和同样在纳鞋底的大女儿，随即嘘口气，静待回答。

    我知道这是针对麦瓜的提问，就不作声，看他如何应付。

    麦瓜一眨眼，点根纸烟吸着，用山里人的腔调风趣地说：“队长，你可能也听说了，我们知青里传着一句诗，说这里是‘山美水美人更美 ’。你说，我咋不喜欢你们这山呢？”

    队长眼睛一闪亮，火塘边也同时投来四道惊喜的目光。

    队长轻松起来，有声有色地细说，他的三个女儿，老大阿秀最能干，多少小伙子来提亲，他都没同意，他要让阿秀招一个最好的姑爷在家。“我看了多少，”他说：“看来看去，最好的人就是你麦同志啦！”他挥一下烟锅，断然说：“不知你看得上看不上？反正我一家是看上你啦！阿秀嘛，也实实在在看上你啦。我们山里人直道，我看你麦同志也是个直人，你就回答我一个字：行，还是不行！”

    队长斩钉截铁，叫人顿觉棘手，似乎不回答就要大难临头。我觉得有责任帮麦瓜解脱，就说，队长你听着，这婚姻从古至今，是人生一件大事，马虎不得，应该让麦瓜仔细考虑，再说，他还得征求父母的意见。然而队长并不理会，固执地说：“你莫插嘴，我听麦同志一句话，干么不干？”我觉得，这简直是逼婚，就用眼睛示意麦瓜离开。然而麦瓜假装不知，仍然稳稳坐在木墩上喝白酒汁，一口一口地，好象在品尝其中的滋味。

    苫片房中，一时寂如空谷，只听到干柴燃烧的噼啪声。

    突然间，听到铜镯的叮咚，紧接着传来阿秀清澈如泉的一声：“阿爹，再倒酒啊。”阿秀妈如梦初醒，立即过来给我三人各斟满碗，静退到火塘边坐下。

    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也觉得啊秀的娇声充满一种奇妙力量，叫人心动神移，而阿秀妈的动作，那种似乎男尊女卑的习俗，又让人体会作男人的荣耀。

    屋外刮了一阵风，惊得鸡咯咯叫、狗汪汪咬。过一会，平静下来，却听麦瓜笑笑，说：“队长你听好，这门亲事我答应。不过你记住，我是一无所有。你是贫（平）农，我是‘凹农’呢。你倒是不要反悔！”

    麦瓜虽然看似说笑，但那内容却严肃。我心一沉，脑子轰隆一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紧接着听队长说：“一言为定！反悔不得好死！啊秀，听清了么？！”这时阿秀已起身，擦过麦瓜身旁，轻灵出门去，在身后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明月高挂，村寨沉睡。从队长家回来，才点上灯，我就说，为何如此草率，竟一口答应。麦瓜打个饱嗝，反问：“难道不答应？”我说，这种地方，一穷二白，结婚就是“扎根一辈子”，前途不堪设想。尽管阿秀算得一山美人，但毕竟村姑一个，没文化，生活方式与城里人大相径庭，以后难以长久相处。他反而笑笑，说：“不必考虑太多，到哪山唱哪山歌嘛。”看他居然说得出些道理，我也来了精神，尽我所学，涛涛不绝地讲了一通。麦瓜说：“老实告诉你，昨夜，我梦见娶了阿秀，这是神的旨意。”他打开板窗，让月光倾进屋来，然后吹灭煤油灯，小屋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麦瓜在黑暗中眼睛闪亮，那声调和神态多少有点象巫师，说：“你听书上的，我听神的。”接着讲大串联时他的故事：

    他在天安门前结识了个青海来的红卫兵，藏人，名叫甘巴，两人一起到了西宁、拉萨等处“串联”，三个多月，看了许多寺庙。有天，他俩在青海塔尔寺遇到一个钝桑巴，是甘巴的舅父。钝桑巴是寺中专门为众生占卜、诵经的僧人。交谈中，甘巴要他舅父为麦瓜看相。钝桑巴看一眼麦瓜就说，你这施主与佛有缘，将来必成正果。麦瓜问什么叫“正果”？钝桑巴解释一通，麦瓜听不懂，但知道是大有好处的意思。他又问有何根据？回答说他有慧根。他又问什么是“慧根”？钝桑巴笑说，你这样提问就表明你有慧根。再问，钝桑巴就闭目合十，不再开腔。

    “我小时就总有一种感觉，”麦瓜说：“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指引我，这力量在心的深处，平时不露面，遇有大事，它头天就托梦。就如那次中考，还有几次，我只不过没跟你讲。所以我逢山过山，遇水搭桥。我爱说‘到哪山唱哪山歌’，这听起来像老农民的话，其实是我信奉的最高指示，灵验得很！你我从小长大，难道你对我这点神力毫无察觉？”

    我说，你又吹牛。他说：“信不信由你。”就睡了。

    麦瓜所讲在塔尔寺的事，我大体上相信，因为我们到大地岭岗之后，甘巴还与麦瓜保持通信。甘巴的来信，我每封都看过，而麦瓜在写回信时，常要问我些字、词。然而麦瓜所讲，使我那一夜展转反侧，不能成寐。我开始觉得，我无法理解麦瓜。

    麦瓜当队长女婿的事，山风般吹遍礼舍江峡谷，于是就有知青纷至沓来，熟与不熟的、男的女的，都要来看稀奇。稍后，大队长、大队书记也来过，表示“欢迎”。再后来，公社革委李主任也跋山涉水，亲临我大地岭岗视察，他宣布：“这件事表现了麦瓜同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坚定决心”，并号召全体知青象麦瓜学习。

    虽说麦瓜应承了婚约，但没结婚。因为阿秀十六岁，麦瓜十八岁，差法定年龄两岁。也就是说，如果中途没有变故，他们两年以后才能正式结为夫妻，而目前，只具有“政治意义”。

    然而在那个时代，政治意义就是最大的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具有最大价值。不是么，讲小处，阿秀给麦瓜洗衣缝被，连我的也带上。评工分，最高一档：十二分。讲大处，不久后，麦瓜当了小队副队长，我也当了会计。其余好处，不必一一细说。总之，比起别的知青户来，我们大地岭岗从此斩露头角，大有风骚独领之势！

    队长依然是队长，但一来不识字，二来没出过远门，“理论”和“经验”有限，再因麦瓜是他的“姑爷”，所以小队的“政权”多半落在我俩知青手头。又因麦瓜已然成为农民的“自家人”，全队人也就放心地接受我们的“领导”。虽然处于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岁月，但劳动生活中，感觉人物亲切，山水有意，日子过得别有一番情趣。时有空闲，我还效仿文人，手执唐诗一卷，到村外一株华盖般的青松下，坐在草坪上，极目江山，冼涤俗虑，颇觉悠然。

    麦瓜勤快，无论家里还是小队的活，他都一样卖力干，成天挥汗如雨，两脚生风。我也卖力，常翻书本，多动脑筋。我把城里带来那些果树栽培啊、化肥施用啊、牲畜养殖啊各种书常翻，用其中知识，带领农民因地制宜搞些小改小革，加上风调雨顺，居然颇见成效，粮食和副业都有所增产，小队积累和社员分配有所增加，农民喜欢，大队表扬。公社问我们有何经验，我们说，主要是政治学习抓得紧，因而颇受青睐。

    时光如流，第二年春节一过，公社传达县革委“通知”：麦瓜为“学毛著积极分子”，将参加全省知青演讲团，赴省内各知青片巡回演讲，即日赴公社，次日赴县，不得有误。

    为此，招开队委会，麦瓜安排各项工作。会刚开完，得知村上一个五保户、六十一岁的老大妈死了。她没有后人，无人为她洗尸换衣。社员呢，人人怕鬼，谁也不敢去。队委会五人，你看我，我看你，咋办？麦瓜望望大家，说：“看来只有我老麦不怕鬼，烧水！”

    我帮着他为五保户收拾完毕，已然星宿满天，只得燃起火把，由我和年青的作业组长送他下山到公社革委驻地。

    穿梁过箐，相继点完十多个火把，一行三人来到黑水河。这河为礼舍江支流，河面不宽，落差却极大，由若干瀑布与冲击而成的石潭连缀而成。羊肠小道通处，一座上有遮雨亭的小桥凌空飞河而过，平日来往，站在上面一看，两岸峡壁，幽森可怖，一派黑水，震天动地，不时传来虎啸猿啼，偶尔有猴子滚石，行人多半不敢久留。

    我们转过山石，火光照向桥面，猛然见遮雨亭下一个白点晃动，我立即叫拿火枪。作业组长忙将火把递给我，随即从肩上卸枪在手，作好准备。再往前走，白点凝然不动，不知是人是鬼，似乎正在眺望河面。我们正在狐疑，说时迟，那时快，麦瓜已飞奔前去，一刹时，早到遮雨亭下，抱住那白东西。还未等我们走近，只听“哇……”一声大哭，吓得作业组长丢枪就逃，我的心也七上八下。却听黑暗中，传来麦瓜和那人说话。我近前一看，原来是个姑娘。

    她也是知青，插队在黑水河近旁的一个村，我们原是认得的。听她说，因有干部逼婚，她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只好来寻短见。河水咆哮，夜气逼人，火把摇曳，她边说边哭，好不凄惨。我们要送她回村，她死活不去，说如果送回去，还不如现在就死了的好。搞得我们束手无策。后来麦瓜说：“实在不敢回去，就转到我们小队算了。”姑娘听了，才转悲为喜。我本不想要，但此情此景，令人悲愤，也就不再多说。此后，我们那里就多了个女的。

    麦瓜去巡回演讲，一去就是三个月，我在队上，孤寂无聊，颇觉地久天长。

    新来的女知青名叫周兰，初一的，年不满十七，虽说是“兰”，但已被多次采摘。来到大地岭岗，整日心神不定。每晚独自弹个秦琴，音位不准，时唱时泣，出工少，家务也不麻利，让人既同情又嫌怨。

    然而麦瓜为五保户洗尸和救周兰两事，早已不胫而走，风传全公社，知青们又掀起第二个赴大地岭岗的风潮，公社革委又表扬宣传麦瓜的事迹，搞得他人不在此，而却有口皆碑，真真成个活雷锋了。

    麦瓜终于回来了，但不是回大地岭岗，而是在公社当了革委副主任，分管知青等工作。

    几天之后，麦瓜回小队“探亲”。我首先问他，阿秀还要不要？他睁大眼，问：“什么意思？”我说没别的意思，只是说，当官了，还看不看得上一个村姑？他说：“唉，真是说些什么话，阿秀就是我老婆，没错！”转而又说：“我不要，难道送你？”我说，好嘛，送我嘛。他仔细看我一眼，略带诡秘地笑说：“噫，想不到你老几有进步了嘛，敢说大话啦。不过嘛，你不是常说‘君子不夺人所好’么？嗯？”说完，俩人大笑。那晚，他在阿秀家过夜。

    次日，阿秀略红着脸，来叫我和小周到她家吃晚饭。席间，麦瓜把演讲的情况向我们简单讲了几句。据他说，这次到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方，几乎走遍云南各地，凡知青较为集中的地方，都留下演讲团的音容和足迹。

    麦瓜不善言词，他何以作好演讲？我问，你如何讲？效果如何？他说，原先想叫我给他写个讲演稿，可那天来不及，就算了。硬着头皮讲了几次，后来才知道，谁都不想听那一套。他挥挥手说：“不过是搞个形式，落个白吃白喝白玩白耍！”

    三个月间我常为他担心，想不到他如此轻松就过了关。麦瓜真是“万事如意”啊。我感叹。

    接下来，他宣布：半年后和阿秀结婚，日子由队长选定。队长听了，多少感觉意外。不知是火烟刺眼，还是辣子吃多了，他热泪盈眶，掐着手指算时辰。阿秀呢，抿着嘴笑，酒窝越发深了。我猜想，大概昨夜已经谈妥。阿秀妈捧些炒黄的南瓜子塞给周兰和我，嘻嘻笑说，到时候你们要来作客。队长一擦眼，说：“要遍到处请些知识青年同志，闹热他一大埸。”

    麦瓜原副队长一职，由我兼任，这样一来，我其实是大地岭岗的“一把手”。我每天上午干活，下午做账，晚上给社员开会。虽说是开会，其实只不过把我想看的报纸念几段，再由队长东拉西扯讲一阵，而社员们呢，不过男男女女闹一通，闹到大家想睡觉时，就散会。上面检查政治学习，我们还时常受表扬。

    于忙里偷闲之间，我把古今中外，凡当时找得到的书，读了不少，以至于我的书本知识远远超出于一般知青，而在文史方面，自认为已臻于大专水平了。

    麦瓜走后，大地岭岗就清寂下来，偶尔一两个好读书的知青，来与我“坐而论道”，虽然议论风发，而且“时有隹句”，但事后总有竹篮打水之感。没奈何，我只好去找麦瓜聊天解闷。

    他住公社大院，花草树木，瓦面楼房，原是地主的居所，在这山区，颇称豪华。     夜来，我与他促膝谈心。

    我说，我俩相比，我是读书千卷，好学深思，而你则见了书就打瞌睡，说得难听点是不学无术，为何在生活中你却能处处优先，占尽风流？你得说个道理给我开开茅塞。

    麦瓜听了，并不生气。他说：“你说得对，你读书，我不读书，但是你不晓得，我心中有神，你书中无神。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我就是有点精神。我从小就有精神，而你只有书，没有精神。你还记得，读书那时，你比我行，我得靠你。后来怎么样？不兴读书了，我就像困龙出海，一帆风顺，今后也还会这样。”

    我说，什么有神无神，你这些话，我越听越不明白。他说，不明白就算了，大概你没有慧根，我也无法。最后他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原来的反过来－－你靠我。说真的，你跟我没错，我无往不利，你信不信？你不信，反正我信！”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似乎被他檄了械。

    腊月初五，麦瓜如期结婚。公社大小领导、几乎全体知青、本队以及外队农民，熙来攘往，闹了三天三夜。婚后不久，由李主任出面把阿秀招收到供销社当营业员，与麦瓜同住去了。

    大约阿秀走后，队长也感寂寞，一天开完队委会议，他叫我到他家。两碗荞白酒之后，我问，阿秀走了，想不想？队长说，自家女儿，从小没离过家，这次走了，当然想。不过他认为，阿秀以后还会走得更远。我有点好笑，就问为什么。他一本正经地说：“阿秀能跟麦同志，是有福份。麦同志是个大福大命的人。”我表面好笑，心里暗暗寻思，一时想不出恰当的话，就问麦瓜的福有多大。队长眯起眼，过了好一阵，神密地说：“打个比方，我的福有芝麻大，你的福有豌豆大，麦同志的呢，就是他名字说的了，有老麦瓜那样大啊。”说完咧嘴笑起来，又追问：“信不信？”

    我自觉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不信队长所说。然而对于麦瓜，我也确实有些猜不透，他总是左右逢源，不仅比我，就是比所有知青，自“文革”以来，他都时时居于上风。我于是问队长，你说麦瓜与我相比，是他行还是我行？队长眯起眼，把我仔细看看，缓缓说，听得出来，读书说话，你比麦瓜强多了；做活计，力气也差不多。我又问，为什么你选他作女婿，而不选我呢？他笑了，说：“要是选你，你就不会答应。”我问何以见得？他说：“我也说不清，总之是，麦瓜这个人，人一见就放心，觉得亲近，你就不是这样。”我连忙问我是哪样？他故意含糊其辞，老半天说不出个道道。我知道这是农民的机智，也就不再追问。

    那天夜里，我失眠了。熄了灯，推窗遥望，夜色朦胧，群山如睡，不时见林区拉木材的汽车灯光，如夜空流星，一划而过，大江峡谷，传来深沉的呜咽，它难道在叹息？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我想起一千多年前一位贤哲的话。队长是我的一面镜子，他凭直觉鉴人。然而他的鉴别正确吗？他毕竟是个农民，一个文盲啊。难道是麦瓜他“改造”得更“彻底”，更接近工农？亦或如古人所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找不到答案。

    周兰在首次招工时，因麦瓜提出给予她照顾，已经到县里一个小化肥厂当了工人。而我呢，依然干农活、算账、读书。兴之所致，也写几首古体诗，或学着毛主席的词，按部寻声，填几首西江月、蝶恋花一类。然而那词却远不象老人家的恢宏雄壮，而是打不起精神，半生不熟地夹带些李商隐、陶渊明的味道。

    日子虽然勉强可过，但毕竟插队三年，整日镰刀背箩、牛矢马粪，全无一点现代生活气息，想到“譬如朝露”一类的诗句，不免黯然神伤。

    有时几个知青相聚，面对高山云海，谈起未来，一个个“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我填的几阙词，其中有句云：“哀牢横向天，烟波无边，花摇影乱石泉咽……欲渡千山济云海，出离恨天。”“哀牢为笔天为纸，写不尽书生心绪。”一时惹得大家“牛饮”起来，烂醉之后，有几个竟然“泪飞顿作倾盆雨”。

    终于等到大规模招工了。消息传来，我飞赶山下。公社革委驻地知青云集，招工的昂首阔步，如入无人之境，使人良多感概。麦瓜屋里，挤满知青，见我到来，纷纷让座，由此更感到麦瓜此时的份量。

    夜阑人静，麦瓜问我有何打算。我说，当然是当工人，越快越好。他说：“我给你想好了，先不忙走，还在小队当你的副队长，这是个基础。大家走后，只剩你一个，你就金贵了。那时我提个建议，松松地就能调你到公社来工作。”我急了，说，麦瓜，别开玩笑，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一失足成千古恨，错过不得。他淡然一笑，说：“你读了这么多书，难道当个工人了事？”我说，工人是“领导阶级”，当工人自然是这个时代的最隹选择。他不听则已，一听大笑起来，说：“啊哈！我说你白读书了，你读了死书。我问你，你那些本本上，哪个读书人的目标是当个工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哎呀，真不知你读书读个什么名堂。”他的话，令我瞠目结舌，胸中原有千言万语，此时却找不到半句恰当的回话。“你就跟着我行了。”他见我默不吱声，又说：“让他们先走，随后你到公社来，先当我的秘书，以后我再给你想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嘛，也不算曲折，如何？”

    又是当秘书！我一听就光火，起身要走。他拦住我，按我在座位上，又说：“我知道你觉得委曲，不光彩，那不要紧。就先来当会计，下步想法干个副主任。实话告诉你，我在这里时间不会太长，不久就要提升，你信不信？”我心里一动，嘴上仍然不答应。他说：“你实在不愿留下，我也不勉强。只是你我弟兄之间，我不能见你站在悬岩上，不拉你一把。”这一来，我反倒无话可讲，躺在椅子里，木呆呆看那些小青虫扑蜡烛的光。

    知青走后不久，我被调到公社当会计，同时兼广播站站长。虽说是站长，其实只是个衔，实际工作是广播员。会计到确实是个实权角色，这我在小队就深有体会，何况这是公社。当了国家干部，住公家瓦房，领薪吃饭，手中大小有些权力，不说农民，就是大队干部见了，也蛮客气，言谈举止，颇觉份量，比之于插队时代，确有从河谷到高山之感，于是我暂时潜下心来工作。

    不出麦瓜所料，半年之后，他升官了，调到另一个山区公社当革委主任。麦瓜问我，跟不跟他同去？我说，过段时间再说吧。他说，也好。后来才发觉，那是我一个大失误。

    麦瓜走后不久，我感觉许多方面都起了变化。人们见我，远不如从前亲热，工作上也不时被人挑些毛病。最要命的是，我的“阶级烙印”好象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在主任那里说，让一个那样出身的人担任会计、广播站长的要职，怕不合适。话传到我耳里，让人心惊肉跳，忿恨交加，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暗自强忍。

    勉强混了一年，我给麦瓜打电话，表示要调到他那里去工作。他回答“无问题”。于是我向主任要求调动，他让我写书面申请。递去之后，如石沉大海，一月两月，以至半年无消息。有天当面问主任，他笑说：“你在这里很好嘛，我征求过几个委员的意见，大家认为这里需要你，不想让你走。从另一方面说，你也要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嘛，知识份子与工农相结合，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是一辈子的事呢。当然，我也需要改造，我们大家都需要改造嘛，对不对？”

    别看主任文化低，说点话软硬兼施，搞得我无言以对。如此一来，我才进一步感到，麦瓜多有能耐，他居然把这些阶级斗争的干将一个个搞得亲如手足，为其所用，其处人处事，堪称练达，非我所能望其项背，而从前，他其实是我一把红伞呢。

    我又打电话给麦瓜，这回是求援了。一个陌生口音回答，麦主任已于前几天调县革委当副主任去了。我又惊又喜，接着给县革委打电话。回答：“正在开会！”一下子就挂断电话。我拿着只有嗡嗡声的听筒，觉得我和麦瓜之间真是远隔万水千山。

    终于有天给他电话联系上了，我把这里的遭遇讲得并不如真实情况那样坏，但最终请他帮助调回鹿城。他说，他原先就想过，让我到城里一所中学教书。又补充：“教书是你最合适的职业。”教书非我所愿，但此时已无讲条件的资本，所以并不与他争论，而是一口答应。

    半月之后，李主任到我广播室，态度谦和，非往日可比。他说，组织上要调你到城里教书，我们虽然十分不舍，但只能服从组织安排。明天就办手续吧。我问，是不是麦瓜打来电话？他说，是组织部门作的安排。

    离开公社那天，正是秋分天气，天高云淡，山色如黛。抬眼望，大地岭岗尤如绿色屏风上的一个灰色印章。仔细看，我们原先住的苫片小屋，隐约可见。我长舒一口气，脱口而出：“别了，我的哀－－牢！”

    公社革委大门外，全体干部来送行。李主任指指一个马驮上的竹篮，笑说，里面有只麂子，是我现时打来的，挺新鲜，只稍微撒了点盐，烦你到城后立即给麦副主任送去。然后想想，补充说：“你留一只腿。我们在一埸，也算作个纪念。”

    一匹马一个农民送我出山。由公社到木材转运站一天路程中，重览沿途风光，但觉山水含辉，草林深情，回想六年前初入山时所作“书生赤脚随马蹄”的诗句，令人一路感慨万千。

    我到县一中教语文，第一年教初中，一年以后安排我教高中。我对校长说，教高中可是要大学毕业的。他说，是啊，我考虑下步送你去云南师范学院深造，你现在安心工作吧。我感到一切又顺利起来。

    我是麦瓜家的常客。他那些同僚不在时，我们也谈谈心。经过这几年的波折，我跟他说话，不再像从前一样开口《诗经》，闭口《楚辞》，而是多了一些实事。他有次说，你是教书先生，不必讲实事太多，还是像你从前所说“谈天雕龙”，本色些。我当即脸面充血，说不出话来。我首次感到麦瓜对我的些许厌倦。

    我们不时喝酒，已经调到县商业局的阿秀忙着做菜，间或带着孩子在一旁说笑，屋里充满快活的气氛，仿佛回到当年的大地岭岗。

    有次到麦瓜家，他告诉我，他将要上大学去，北京大学哲学系，是县革委保送的。我十分诧意。我原以为，麦瓜一心当官，无心向学，可现在竟要读书了，且是哲学系！我摸不着头脑，说，你莫不是跟我开玩笑？他也笑了，说，是真的，过两天就启程。我说，如你平时所说，读书无用，为何改变了看法？他说：“你这人看问题总是不透。报纸上也明白说，工农兵上大学，是去占领上层领域这块阵地，这就是说，它和已往的读书，意义大不一样，方法当然不同。我这次去，是负有占领的使命的。”我半开玩笑说，你又做梦啦？他说，可能是吧。然后严肃地说：“大串联给我一个启发：中国天地宽广，有志者就该朝着北京去，那里是核心，要向里面钻。”我一阵骇然，又听他继续说：“鹿城水浅池小，养不得大鱼。我这次一走，多半不会回来。你也要争取进大学，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回学校路上，我想，麦瓜是个神物，无论你用什么理论，也吃他不准；他走得快，你无论怎样追，也总赶不上他。

    麦瓜走后，我照他说的办，把上大学作为努力方向，埋头工作，创造条件。第二年，果然学校推荐我上云南师范学院。填政审表那夜，我难以下笔，抽了许多烟，“家庭出身”一栏仍是空白。照实填，则批准无望；谎填吧，不但不能瞒天过海，还定然惹来大祸，谁有那虎胆？那一夜，我真是对发明“队级烙印”一语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天才，他把一个倒霉的烙印搞到你身上，你就是得了麻疯病，死不得，活不得，人不敢挨近，然后耗尽你的一生，让你白活一世。我忽然羡慕起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了。

    不出所料，推荐材料及政审表上交文教局就泥牛入海。九月，别的被推荐者欣然入学，而我则无人问津。从校长到全体教职工，大家见我，好象啥事也没发生一样。我呢，也只好装作没有这台事，而对这种教育制度，实在已经绝望。

    文革结束，我终于考取云大函授部。几个同班的老知青，踏上“致公堂”的台阶，互以“范进”相称，称毕大笑。又经三年苦读，总算捞个大专文凭，有了“名份”，而其时，已然年满三十二岁。

    麦瓜呢，据说毕业后先是留校当哪一级的书记，后来又外省啊、京城啊，调来调去，总之是每调一回升一回，到近年，已赫然为博士，任某司副司长。《中国教育报》上有次登他的照片，我认出来，当然是比先前老了些，胖了些，此外无甚变化，只是已改了名，叫“育英”了。 

    暑假期间，读书之余，颇觉无聊。一日，天朗气清，我带着孩子到城外游玩，不觉间走到南瓜庵。抬眼看去，小小殿宇，焕然一新；窄窄溪流上，已筑水泥拱桥一座；三面山坡，碧叶如荷，金瓜映日，闪闪发光，比起别的寺庙，确然自成景观。进庵一看，绿树浓荫，香烟缭绕，一个年青尼姑正给一窝香客抽签，竹筒摇得刮刮直响。又见一个中年尼姑走出大殿，转到偏殿敬香。恍眼间，觉得那尼姑眼熟，我就迳朝偏殿踱去。

    偏殿里没塑像，许多黄色垂幔之下，供桌上放三个金边细瓷盘，每盘盛金色南瓜一枚；盘间红烛高烧，通明透亮；铜香炉里，香火辣旺。烛光辉煌之中，耸然矗立一个牌位，高约一米，阔约一尺，周边雕缕绵绵瓜瓞，座下稳沉端庄，中间直书数个金粉篆字，道是：“幸福大士麦瓜长生禄位”。

    我一时心里好笑，就问尼姑这位“麦瓜大士”有何来历。却不料仔细一看，那尼姑竟是周兰。我这才吃惊起来，忙说，啊呀，是你呀！怎么到这里来啦？她也认出是我，颊间一阵泛红，急忙寒喧。镇定之后，她告诉说，因病，已于去年退休，单身无聊，就到这里来。我又问日子如何，她笑笑，说，早晚敬香，种瓜养花，今生已经休矣。言语间，多少有些悲凉。我心里叹息，又指指牌位，问：是谁？她说，还能是谁，当然是你那老朋友啦，你竟然不知？！我又问，谁给他立的？周兰说：“不要说我，就是先来的尼姑也不清楚。”想想又反问道：“你以为是谁立的呢？”我摇摇头，这回轮到我茫茫然了。

    回家后，我把周兰提出的问题反复思索，“是谁立的呢？”至今也没答案。虽然无答案，但我承认，那牌位立得有道理，麦瓜堪称“幸福大士”。看起来我与麦瓜是久违了，但谁知道，在这边陲小城的深夜，还有我遥祝他“福寿双全”。

1989·8·31·于鹿城东山